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说不尽的中国情怀
——从一张赈灾支票写起
马为民
这个题目萦绕于脑海间日久，时浮时沉，即使在动笔之际，能否写出这位年初谢世的法国友人的中国情怀，内心还是不大踏实。
话得从一张赈灾支票说起。去年8月27日下午，动身去我驻法使馆参加赈灾晚会之前，收到家住南方的朋友安德烈·梅兹热尔寄来的一张200法郎的支票。他在附信中写到：“正像每当中国发生灾情时一样，我们又在等待赈灾账号，而这次没有等到……那我们就把这张数额微不足道的支票寄给你们，烦请转交有关方面。”在赈灾晚会上，这份捐款赢得了极其热烈的掌声。
端详着那张支票，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梅兹热尔先生患严重心脏病，多年没有工作；老伴残疾，靠轮椅活动；女儿身体不好，经济上还离不开他……它包含的情意重千金。从信中的言词推断，他向中国寄送赈灾捐款，这显然不是第一次。
圣诞节前夕，梅兹热尔又打来电话，约我和妻子去他家过圣诞节。我们心里有些不安，因为圣诞节在西方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他应声说到：“我们是把你们当作家庭成员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动身出发的那天清晨，突然接到他女儿的电话，说她父亲心脏病发作，已入院抢救。他的妻子安内特随后几次来电话告知他的病情变化。一个多月后，他在医院告别了人间。失去这样一位关心中国的好朋友，我们十分难过，在唁电中表达了哀悼之情。
我是15年前通过同行小钱在梅兹热尔先生的家中结识他的。据小钱说，他80年代初在南锡读书期间，梅兹热尔一天驾车到他就读的学校，要求接一个中国学生去他家度周末。他对校方说，只要是中国学生，接谁都行。从此，小钱逢节假日常去他家。我们相识之后，不时通信通话或见面晤谈。5年前，我路经巴黎仅停留三四天，他得知后拖着带病的身体，从好几百公里之外乘火车专程赶来看我，令我深为感动。渐渐地，我们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
梅兹热尔早年在公共部门工作，后独自经营企业。患病之后，他虽不再工作，但有积蓄，经济状况一直不错。他幽默地称自己是“愉快的失业者”。他订阅着几份报刊，借以了解世界大事，《国际信使报》周刊就是他的主要阅读物之一，上面有关中国的文章，他是每篇必读。见面时，他总要询问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和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谈到中国，他常常会讲出些非常具体的想法。有一次，他认真地分析过中国应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他举例说，仿古细木家具这些年在西方很走俏，而中国劳动力丰富，能工巧匠多，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可见，他头脑中经常琢磨中国的事。在他的感染下，我个人的某些急躁心情常常会自行消释。小钱还对我说过，梅兹热尔曾认真地请他帮忙物色一个需要资助的中国家庭，他愿意定期向它汇款。不过，对于他内心世界的这番中国情怀，我到很晚才有了进一步的领悟。
3年前，我到他家小住，我们谈到过人生的意义。从言谈中听得出，他对资本的力量抱抵制态度，对交易市场的投机行为更加反感，他向往的是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他坦诚地告诉我，他信仰过共产主义，多次去过前苏联，遗憾的是，所见所闻叫他一次比一次失望。他正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期盼中国能够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显然，他多年来就是以这样的思想境界，抱着一种说不尽的中国情怀关注着中国。我推想，他因心脏病发作而陷入昏迷，恰恰是在我要动身去见他之时，所以在弥留之际，他脑际间大概还闪现过“中国”这两个字。
在我认识的法国朋友中，抱有相似的中国情怀的自然不止梅兹热尔先生一人。就说南锡地区法中友协的“三支柱”吧。德尼兹和丈夫让—皮埃尔·杜布瓦从十九二十岁的大姑娘小伙子起，就致力于法中友好，德尼兹26年来一直担任协会主席，如今两人都已是实实在在的中年人。让—保尔·梅兹先生读高中时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而今已满头白发，年初已提前退休。他们为什么这样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对中国友好呢？他们的回答是：中国历来是个迷人的国家，他们尤其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他们孜孜不息推动对中国友好的努力足以构成一篇新的文章。
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各地，以善意的目光从远方注视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大有人在。念及此，我常常这样想，应当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以不辜负像梅兹热尔先生这样的外国友人的期望；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成功地进行这场伟大的变革，使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安居乐业，使中国的社会不断进步，正是我们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海天之恋
南太平洋新卡里多尼亚岛上新落成的文化中心，是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伦佐·皮阿诺的杰作。那用不锈钢与木材编织的土著篷屋梦境，是他以现代技术对南太平洋小岛上美拉尼西亚文化的纪念和诠释，被称为是一个“回归传统的神话”。皮阿诺说：“建筑真正意义的广泛性应通过寻根、通过感激历史恩泽、尊重地方文化而获得。”他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日本关西国际机场和瑞士巴塞尔比耶勒博物馆的设计中。1998年6月，他成为建筑艺术领域中的诺贝尔奖——普里茨凯奖设立20年时的第二十位获得者。（图片由《世界建筑》杂志提供）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纪放谈
活着，并且要记住
丁刚
在阿姆斯特丹那密如蛛网的运河旁，数不清有多少这样的小楼，可唯独这座小楼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地冻天寒，为了那个微笑的女孩，人们从全世界走到这里——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安妮·弗朗克，那个不到16岁就被纳粹夺去了生命的孩子，以一本厚厚的日记告诉世人：活着，并且永远要记住。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笔者曾三次走进这座小楼。听展览馆的服务人员介绍，来这里参观的人数逐年增加，去年已达到了80多万，平均每天2300多人。每当我随着人流，穿过那个曾被书架遮掩住的墙洞，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梯，攀上被安妮称作“密室”的小楼时，心中就会浮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那场夺去了千万人生命的战争才刚刚结束，600多万犹太人惨遭屠杀的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其实，又何止是在“安妮之家”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算起来二战结束已经50多年了，可翻开今天欧洲的报纸杂志，打开电视机，进入因特网，与那场大屠杀有关的新闻依然时常可见。在法国，极右翼人物勒庞被欧洲议会取消了议员的豁免权，他因为散布大屠杀不过是个枝节问题的谬论而将受到德国法庭的追究；在英国，警方不久前挖出了一位曾在二战时协助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嫌疑犯；在德国，议会决定在新首都柏林市中心为大屠杀中遇难的犹太人修建一座纪念碑；在荷兰，舆论要求政府清查几年前非法出售的犹太人遗留的珠宝首饰；在梵蒂冈，教廷正式向犹太人道歉，承认在二战时对受迫害的犹太人没有提供保护是错误的；而在整个欧洲，要求银行和保险公司给予受害犹太人赔偿的新闻始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许多人把今天欧洲人对这段历史的铭记归结为犹太人的不懈努力。但除此之外，欧洲人的反思精神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欧洲文化的特性看，注重反思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战后，在历史、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各个领域里都出现了一股反思的浪潮。“奥斯威辛”不只表示那个设在波兰的建有毒气室的集中营，而早已成为一个专有的学术名词，它象征着人类对历史苦难的重新认识。有位学者说得好，时代变化的脚步越是加快，人们就越是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因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重蹈覆辙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将会更加深重。
在战后欧洲人的反思中，德国人的反思也许更珍贵。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是干了错事、坏事而有勇气照镜子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反思。曾在德国和日本工作过的荷兰作家布鲁马讲述过这样一件事，1991年夏的一天，他在柏林街头看到一则心理学讲座的通知，主题与对大屠杀的反思有关。他原以为这样的讲座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听众，但没有想到，整个大厅竟座无虚席，且大多是年轻人。布鲁马颇为感慨地说，在东京是绝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场面的。德国人认为，对历史的反思是在寻回失落了的德国民族精神。而有位日本学者竟对一个德国专家说，德国人要是总为自己过去的罪行而内疚，就会因此而失去德国人民族精神的特征。
布鲁马的话使笔者记起了去年《荷兰人》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针对有些人说大屠杀早已是过时的老调不值得重弹，用了这样一个词：Horrified（极其可怕）。那意思是说，忘记过去简直太可怕了。文章谈到，这50多年来，人们歌颂了许多英雄，但却不应忘记那丑恶的一面。在二战中，有人保护了安妮一家，但最终还是有人向纳粹出卖了他们（在荷兰朋友的帮助下，安妮一家和朋友共8人在“密室”中躲藏了两年，后不知被谁报告给了纳粹。8人全被送进了集中营，只有安妮的父亲一人生还）。保护他们的人如今是尽人皆知的英雄，但出卖他们的人呢？真实的也许是丑恶的，但那却是真实的，是你永远也抛不开的。这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他不能认识到过去所做的一切是对还是错，他或者他们就永远也长不大。
在走出“安妮之家”之时，笔者拿到了一本小册子——《告诉你们的孩子》。这本讲述纳粹大屠杀的小册子在全欧以10多种语言出版，已经发行了80多万册。翻开封面，只见首页上印着这样一段话：“大屠杀是欧洲历史和现代世界的黑洞。我们至少应该明白，大屠杀之所以会发生，正因为那些像你我一样的人类的一员做出了这样惨无人道的选择。”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把孩子推上第一线
卫杨
留澳8年，朝思暮想终于盼来了与儿子的团聚。儿子和姥姥同来，说是姥姥不来他也不来，等姥姥回国时他也一块儿回去。我问儿子：你知道我是你妈吗？儿子答：姥姥说你是我就相信。
来了3天，儿子说：你这儿早上没什么吃的。在姥姥家每天早上有糖糕、粽子、油条、糍粑、包子还有豆腐脑。看着儿子那三尺裤腰的小肥肚和双层下巴，我忍俊不禁说：你将就点吧，喝点牛奶吃个水果营养够了不行吗？儿子说行。从此我不往家里买任何甜食，中午也让他自带一份三明治加一个水果一盒果汁，跟其他澳洲学生一样。
儿子第一年进了英语强化训练中心。老师告诉我，这孩子一连几天老往厕所跑，呆在里面不出来。我想孩子是听不懂老师的话心里害怕才这样的。于是就在家里尽量跟他讲英文，让他尽快适应新环境。一天儿子放学回来眼泪汪汪的，说是在学校挨了一个大孩子的打。那个孩子英文比他好，对老师说是儿子先打了他。老师就把儿子批评了一顿。我觉得孩子刚来不会英文，遇到这样的事有理讲不出，才委屈成这样。于是给老师打了个电话。老师很讲公平，第二天向儿子道歉并批评了那个孩子。
半年过去了，姥姥要回国时我征求儿子的意见是否留下。孩子想了想说，我留这儿跟妈妈上学。后来等送姥姥上了飞机，回来看他对着姥姥的床直掉眼泪，我就悄悄地问他为什么不选择跟姥姥回去读书。儿子说他愿意留下是因为这儿的小学不考试。
姥姥走后我一个劲儿地鼓励孩子独立。儿子插班上了五年级。我给他选了个学校，他骑车上学时下坡15分钟路，回来20分钟。我尽量不用汽车接送。学校虽说不考试，学生想拿好成绩也并不容易。第一次他拿回英文作业的篇子不知怎么做。我一看也傻了，题目是蚂蚁的语言交流。这可不像写作文“我最敬爱的人”或“记一件难忘的小事”。我问，要想知道蚂蚁是怎么样进行语言交流的，那该怎么办？儿子说：我去看蚂蚁。我说，光看蚂蚁还不够，得找点有关蚂蚁生活的资料，家里没有，上哪儿找呢？儿子说：我明天去学校图书馆，不行再去其他图书馆。这样，儿子为了一篇作文观察了好几天蚂蚁，跑了好几个图书馆，借了有关蚂蚁生活习性的科学书籍、图片和录像带，最后还查了美国和英国不同版本的大百科全书，终于写出了这篇文章。看着他的文章有观察、有说明、言之成理、论之有据并用彩笔配着插图，我从心里高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曾是家里横、出去胆小，并对考试那么惧怕的儿子开始变了，变得愿意主动地找信息、查资料自己解决遇到的问题。六年级期终儿子的英文成绩第一次得了A，我看到他的成绩单高兴地一把抱起儿子亲了又亲。
此后，家里信箱里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广告都归他管。他看完了告诉我是什么事。像给姥姥订机票、或一起出去旅游等，也总是儿子先打电话查询价钱、时间、地点等，然后分析比较讲出应该怎么办。一次我们在东京转机，一时找不着合适的旅馆，又不知哪家银行下午4点以后还兑换日元。我就让儿子陪姥姥，我先去换钱。等我回来时，儿子扬扬手里的报纸，说是在路边广告筐里拿的，那上边一则英文广告介绍的一家旅馆价格合适。如果我们乘出租车去，旅馆付我们的TAXI费。姥姥看看我笑了。
儿子喜欢计算机到了入迷的程度，见了计算机店就不肯走。因为老去，一家计算机店的老板就认识了我们，同意我每星期六去上课时把孩子放在计算机店两小时。儿子比我上课还积极，星期六早上老早起来穿整齐了催我走。后来我问这老板，孩子在他那儿是否太麻烦，老板说一点也不，孩子挺懂事的，经常帮点小忙，像接个电话、给技术员递件工具或帮顾客上机找个资料什么的，闲了就玩计算机，这儿什么高级计算机都有，他又爱学，就让他每星期六在这呆一天吧。后来我不去上课了，他就自己坐公共汽车去，要转三次车，风雨无阻；老板替他买午饭。一天儿子想买计算机，说要自己装。我觉着钱数太大，对他的技术也心里没底，就说你先学着，不妨先做个预算，需要什么样的零件、在什么地方买、大约多少钱，先交给我看看。
我还是先买了个成品计算机。他经常关起门来摆弄计算机几个小时不出来。我有时偷眼瞧瞧，见他是在试计算机的各种功能。一次我推门进去他竟把计算机大卸八块，零件放了一地。他看看我说，妈妈你出去吧，我会把它装好的。我不放心，过一会儿又去看看，他已经装好了，居然装回与原样一点也不差。他的零钱也多用于买有关计算机的杂志，一有空就看。一年以后我们家计算机更新换代，我照他的预算给了1500元钱。他一个兜里放了500元拉上拉链，自己去计算机集市讲价钱。那天他买回零部件后，不到一小时就装好并调试完毕。我一试，果然好用，比原先买的强多了。这年他才13岁。
后来我回大学读学位，要用计算机写学术论文，查资料要用到因特网，经常就因操作或功能不熟卡了壳。一次儿子帮我解决了计算机难题后打趣地说道：“妈妈你常讲，现在是信息时代要我自己去搜集信息资料，自己想办法分析解决问题，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看着儿子因锻炼而收紧的腰身和已露挺拔的个儿，觉着儿子真是长大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走近贝都因
朱梦魁
面积6．1万平方公里的西奈半岛是埃及领土的亚洲部分。
60年代，地广人稀的西奈仅有13万多居民。如今，随着西奈的开发和进步，特别是石油和旅游两业的迅速发展，西奈约50多万人口的主体都集中在环绕半岛大部分的沿海地区。然而，祖居在西奈内地的贝都因人是西奈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据埃及史书记载，西奈有人居住的历史可上溯5000多年，即公元前3000年以前。及至伊斯兰开拓时期，有75个阿拉伯部落从阿拉伯半岛的沙特阿拉伯等地出发，经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陆续来到西奈半岛，并与当地的埃及人融合通婚，繁衍生息，形成今天为数约四五万人的西奈内地的贝都因社会。
当你置身在贝都因人中间，就仿佛从现代走进了历史。在南西奈省努维巴山区公路旁的山脚下，有几处属于图拉宾部落的贝都因帐篷营地。记者的车刚停下来，就被一群讨要食物的贝都因孩子围得透不过气来。但贝都因社会的成年男女就显得保守得多，他们习惯远离现代社会，甚至不愿踏上沥青公路，安于自然俭朴的生活，对命运毫无苛求，随遇而安。贝都因人居无定所，他们往往在岁末和年初的雨季去寻找耕地种植庄稼，直到来年八九月间收获粮食和椰枣。收获之后再行迁徙，去寻找新的水源或牧场。为了加速西奈贝都因人与现代社会的融合进程，埃及政府对西奈的贝都因居民分外照顾，国家对这些常年流动的人口不征税，并投资开发水源，建立村落、学校和医院等设施，鼓励他们定居。尽管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埃及政府对贝都因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允许常年在某一处耕种的贝都因人世代承袭土地的耕种和收获权利，政府不征土地税等。由于埃及政府的优待和贝都因部落之间的睦邻契约，西奈百十来个大小贝都因部落长期相安无事。
西奈贝都因人在远行前要备好骆驼、食物、水和咖啡，选中一地后便动手搭盖帐篷，同时把骆驼的前脚系上绊绳，任其游荡觅食，但又走不远，方便寻找。由贝都因妇女编织的帐篷都朝东而建，以志对麦加圣地的崇敬和永远铭记自己的根来自东方。帐篷靠9根柱子支撑，中间三根，前后各三根；里面分供男人和女人活动的两部分，女眷不能与男人同桌吃饭。除了烙饼的铁锅和烧茶煮咖啡的铜壶之外，他们用的家什多是木制的。贝都因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沿袭着祖辈留传下来的简单而缺少变化的生活习俗。清早，正值青年或少年的孩子们赶牲口出去放牧。在西奈地区，贝都因人主要饲养羊、驼、马、牛。妇女留在家里做饭，男人们在闲暇之际常聚在一起喝咖啡，谈见闻，或商量部族里的大事。除了种植和放牧之外，贝都因人也从事捕猎。西奈地区的捕猎对象有羚羊、兔子、狐狸以及鹌鹑等鸟类。但即使他们住在海边，也很少有人知道如何捕鱼。
贝都因人的婚姻简单而奇特。一个青年若是看中了本部族或外部族的姑娘，便直接向她的父亲或监护人表白，但长辈必须征求姑娘的意见。本部族的求婚者一般要向女方家送1驼至5驼骆驼，作为聘礼；要娶其他部族的姑娘，求婚者须送5驼至25驼骆驼作为聘礼。双方家长同意之后便择日办喜事。新郎家先要搭建一个临时帐篷作为新房，并宰羊款待男女宾客。按照贝都因社会的习俗，新娘要在新婚的3日内“逃离”，新郎也随之而去。小两口要在远离部族居住地的野外渡过7天或是1个来月。其间，新郎家有人给他俩送吃的，等到回归部族时，新婚夫妇便有了新家，那是亲戚们为他俩新搭建的帐篷。除了婚礼的喜庆之外，贝都因人也在宰牲节或是迎客礼宾、生子喜庆之际举行赛马活动，以志欢乐庆贺。贝都因人酷爱良马，说纯种的阿拉伯马的祖先是在他们手上培育的。另一传说则有神话色彩，说当年有一龙马从红海跃出，产下神驹，以后便繁衍成享誉世界的阿拉伯纯种马。
近些年来，由于西奈旅游业的发展和西奈与外界接触的频繁，贝都因人的习俗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贝都因部落开始在靠近公路的地方定居下来，以便利同外界的联系和交往。与此同时，贝都因妇女的编织物和其他手工艺品在西奈的许多旅游景点商店里都有出售，也有的贝都因人商贩直接在旅游点摆摊卖东西。当记者在图拉宾部族采访时，一个有见识的老者叫艾哈迈德，主动向记者介绍情况。在道别之际，他想把卖西奈奇石和玉石赚来的意大利里拉和记者换成埃镑。部族里还有一个叫杰玛尔的贝都因年轻“秀才”，能讲英文，常为外国游客导游，赚点零钱。记者从艾哈迈德和杰玛尔的身上，从贝都因人渐渐接受的新观念中，已经体味到贝都因的传统习俗与现代商品社会相互融合、映衬的必然趋势。（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花道艺术的友好使者
小泽红子
安晓远
盛夏六月，日本花道草月流派著名讲师小泽红子女士第七次来华访问，在日本大使官邸为上百名中外来宾举行了一场意趣高雅的插花艺术表演。
据有关史书记载，日本插花（又称花道）始于十五世纪，是日本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日史学界专家经过多年考证，日本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上层建筑主要起源于中国，插花艺术当然也不例外。较多的观点认为，插花起源于佛教的供花，是在我国唐代最盛时期的太宗贞观年间（公元六世纪初）至玄宗天宝年间（公元七世纪中叶），与中国的佛教、音乐、服饰、烹饪、围棋等文化艺术先后传入日本的。
传说释迦牟尼当年就是手持莲花向后人传授佛教真谛的，可见佛教与花卉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十分密切了。
十五世纪初由立花名家创立的池坊花道是日本当今插花界最古老的流派，所以池坊又是花道的代名词。日本战后建立的池坊学园，采用新的方法教育培养花道人才，同时开展对花道艺术理论和技巧的研究，每年可以培养出包括世界各国女性在内的一万多名花道艺术人才，并使插花艺术吸收各国风情习俗，令其不断充实升华、发扬光大。
小泽红子女士所属的草月流派花道，是由使河原苍风（一九○○年）创立的新流派，是仅次于池坊流的、有影响的日本最大花道流派之一。
草月流派批判改革了形式固定化的传统流派，提出可以自由地使用花道器皿、自由处理花卉素材的新理论，将东西方的艺术观点和现代生活节奏自然地融合于插花艺术之中，以表现宇宙中“天、地、人”之间的自然与和谐。
小泽女士从四岁开始学习插花，二战时期东京遭空袭时曾被埋在废墟下压断了几根肋骨。尽管生活的道路坎坷曲折，但小泽女士热爱插花、热爱生活的痴心不变。她说，每天与鲜花和绿叶相伴，是她青春常在的秘密，现已年近七旬的小泽红子女士，看上去只像五十多岁。小泽家在东京板桥区居住，担任着草月流插花师范会理事和东京两所大学讲师的职务，每天清晨从家中乘地铁去东京家政大学和女子短期大学讲学。日本许多著名大企业还定期聘请小泽女士为公司女职员传授插花技艺，提高艺术修养。
近十年来，小泽女士已七次访问中国，她一直致力向中国人民介绍传播插花，特别是她能根据中国的国情与特色，大量采用中国花卉和器皿，在插花作品中吸收融入中国传统的艺术精萃，让她的插花作品充满新的创意，令人感受到一种朴实自然亲切的美，即使对插花艺术并不了解的外行人，也会被她的表演和作品所感动。
鉴于小泽女士杰出的插花艺术造诣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中国农业大学特别聘请她为客座教授。小泽女士真情地说：“如果生命和青春能像鲜花和绿木一样常在，我希望每年都有机会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