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1949-1999共和国之庆征文
有形有序的华彩
阮振铭
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创造着一切，规范着一切。但若想占市场之先机，就要有正确的观念和足够的勇气，要有严密的规章和切实的措施。市场的竞争和拼杀，最终是质量的较量。——题记
规范建筑市场，杜绝“豆腐渣”工程，确保工程建设质量，越来越成为国人关心的话题。在长春，人们正是以一种严格审督的目光注视着1993年才成立的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暨招投标管理处的日常工作的。值得欣慰的是，这个被市场经济催生、在市场经济的风雨中壮大的工程交易中心已经以它出色的实绩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因此，一提起它，长春业内人士可谓无人不晓。不过，我依然笃信眼见为实的至理。那一天，我随一位资深的记者踏进了它的门槛。随着对该中心及其掌门人石铁钢处长之观察和揣摩的不断深入，随着对各类业主和施工者的征询和探访的渐次展开，我终于解读了它的成功的秘密……
在使命与世俗的交汇点上
1996年，春日。招投标管理处市场检查科科长车向东骑着摩托一大早便在市内巡视。他不敢有丝毫马虎，因为他知道，建设工程市场在从无形无序走向有形有序的过程中，须经很多很多规范性的说理乃至强制。果不其然，行至某高等专科学校的后院，那里的土建施工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一打听，这家的工程项目从未经过公开的法定的招投标程序，显然是业主和施工者私自发包与承包的。车向东立即组织全科人员马不停蹄地对施工单位进行了资质审查和多方了解，然后，他找到业主有理有据地报出结论：该施工单位不宜担当此项工程任务，按照国家业已出台的建设工程法规，理应劝其退出施工现场，重新以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择更好的施工单位来承担这项建设工程。
可是，第二天，原施工单位的业务员、项目经理及大小头目，便接连不断地来到招投标管理处的市场检查科，软磨硬泡地轮番“轰炸”科员和科长，千方百计企求通融。车向东等笑对来者，耐心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明依照建设法规办事的不可动摇性。又一日，石铁钢处长正在忙着处理公务，突然，大摇大摆地走进一位不速之客。
“哟，老政委，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
“铁钢啊，自你转业后，我一直忙着部队的事，同在一个市，也没空来看你。现在退休了，不忙了，出来走动走动，怎么，不欢迎？”
“老政委，您说到哪儿去了！我石铁钢二十年军旅生活，多亏部队的培养。不过，您无事不会出来闲溜达吧？”
“我还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是为高等专科学校那个工程来的，施工单位的头头也是咱部队转业的，只是你不认识罢了。他们也不易，上百号人要吃饭，没活干怎么行。你能不能让他们过了这一关，下不为例！”
“老政委啊，大道理您比我懂，只是建设工程这行当往往人命关天，不能不按法规办。您可以打听打听，我这里是接收转业干部的先进单位，但我不能为人情工程开绿灯，这一点，不也是您多年教导我这样做的吗？！”
老政委拂袖而去，但石铁钢及其招投标管理处仍坚持原议。他们深信，在长春市的建设工程市场急需由无形无序走向有形有序的过程中，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照建设法规，以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招投标程式进行合理有序的竞争，并以此来培植合理有序的经济环境，唯如此，才能取得真正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果，原施工单位终于退出施工现场，不再参与此项投标，其所做的基础工程由中标单位与业主审核后按质论价付其报酬。
在理性与良知的天平上
1996年7月26日，对长春市招投标管理处全体员工来说，堪称盛大节日，一座三千余平方米的、被业内人士誉为“硬件不软，软件过硬”的现代化的长春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大楼竣工了。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自招投标管理处正式挂牌那天起，全体员工便敬业至上、工作第一，用自己的良心和良知感召与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业主和施工者，使其建设资金和施工行为在公开招投标法规程序中既有利于双方更有利于社会。同时，他们从自己收取的一点点管理费中，省吃俭用，积少成多，才有了一点家底。
本来，对于一个为政府的良好公众形象争得过荣誉的职能部门，政府原应拨出资金投到这个项目上来的。然而，我们的政府有那么多急需花钱的地方，哪里能顾得上他们？而他们又不愿坐失良机，于是，他们倾其全部家当，不足部分靠贷款，买下了这座大楼的框架，自行设计，公开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仅用一百天的时间，便分割与装饰成这个隶属长春市人民所有的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好气派的交易大厅、功能完善的信息大厅和舒适得体的谈判厅。电子大屏幕不时地发布各项信息，五十台微机组成的区域性网络，使用着自行开发的招投标软件。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长春市的建设工程市场那个无形无序、因袭历史惰性的时期的结束，一个依照国际惯例的有形有序并融会中外现代文明的发展阶段的到来。正因如此，该中心在1996年便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建设市场综合治理的三种有效管理模式之一。
从这一刻起，长春市的工程建设市场便有了更现代化的管理。比如，吉林大学南校建设工程，先综合楼，继之图书馆，再是外语系教学楼，总共七万四千平方米，投入资金一亿二千万元，没有一项不是经由该中心依法严格招投标的。管理处的同志们与吉林大学校方紧密配合，为了防止“豆腐渣”工程的出现，自发布信息之日起即明示非建筑一级企业以上资质请不要来投标。即使如此，也有十余家单位报名参加。于是，管理处又与校方共同制定打分制，合理地公开地进行资格入围考核，从书面资质审查、工程项目与土地现场勘测，直至项目经理水准面试等，然后综合业主评定、招投标管理处及有关专家的打分结果，决定五家入围投标。所有投标、揭标、标底审定、专家评议，均在科学、公正的现代化手段监督下进行，其结果业主满意、放心，而质量好、声誉高的施工单位也有了用武之地，全部工程优质率达到百分之百。
当我们跟随吉林大学基建处一位女处长，在那座综合楼内外徜徉、观瞻时，那质朴隽秀扑面而来，那不凡气度着实可圈可点。既令你远观其大势，又可欣赏其精细。至于说图书馆那圆形的顶楼以及外语教学楼开放式的大厅，更显典雅、端庄、华美、绚丽，让人骤增与突发诚挚美好的憧憬，也许是女处长被我们的情绪所感染，她不无激动地说——
“是公开公正的有形市场，保证了招投标工作的顺利进行。好处实在多。我们是教育工程，既要好也要合理地省。仅以综合楼为例，按照常规标底二千万元投入却又明码实价地节省了百分之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能有力地抵制条子工程、人情工程，防止和杜绝建设工程上的钱权交易和腐败现象的滋生，有良心和良知的业主何乐而不为呢？”
在历史与未来的对话里
当然，也时常有不少的例外。
1997年，吉林省一个重要单位有一个建设工程项目。单位主要领导对此都很关注，具体办事的官员们便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虽则同意公开招投标来选定施工者，但进行的地点却非在他们机关所在地不可。管理处的同志们纷纷登门拜访，说明各负其责的利害关系，可是，这位官员却不听，并扔出一句让人难于下咽的话来：“我这里是副省级单位，我们所进行的招投标工作说什么也不能在你们那个处级单位进行。”
石铁钢处长得知后，一个电话送到那位官员的耳中：“你们是立法机构，自然懂得法律的重要。我们虽然是个小小的处级单位，却是法律赋予我们行使招投标的权力。如果在长春市建设工程交易市场实行招投标程序有辱于你们的地位和尊严，我们宁可自己掏腰包铺上一条红地毯，一直从你们那里把您请到交易中心来。”
结果，理所当然地是执法的“下级”，说服了定法的“上级”。
这是一个过去了的故事，但其中所显示的是非曲直，却不能不让我想了很久很久。也许是我们对于金钱与资本的潜质估计不足，也许是我们曾经将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让其难见天日，抑或是天真烂漫的乌托邦思想使我们对其一概小视，良莠不分，弄得物极必反，国穷民也穷，而一旦金钱与资本派上用场，某些人对于它们的渴求和依赖便演绎出了一个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不过，现实每天也都在向人们敲响警钟：人们啊，切切牢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至理！
1999年春节大年三十夜，是合家欢聚的时刻，但不知为什么年夜饭刚刚吃过，石铁钢便往办公室赶。他有一种预感，此刻大家若不聚一聚，终究算不得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对未来一年的开启。当他开车接近中心大楼时，便一眼望到六层的大厅正灯火辉煌。他知道，那是员工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他为他的员工们竟这样恋着这个大家而欣慰。一进大厅，他便发表了自己的新年贺词：“我给大家拜年了。过去的一年，除了工作上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更让我感到喜庆的是，全处又有两人通过自学考试将中专学历升为大专，六人将大专学历升为本科，还有两人在读研究生。如此算来，全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百分之九十二的员工已获大专以上学历，值得庆贺。当然，不能满足，明年此时，要更上一层楼哟！”
石铁钢的话引得大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是的，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人群，是最能积极自觉地推进开标定标过程中的民主化进程的。在有形有序地建设工程市场建立之前，即使实行了公开的招投标制，也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实施优胜劣汰。那时，社会的公共制约力尚小，而拥有资金和政府管理职能的个人与单位则有实际上的更大的取舍权。只有当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程序形成之后，由于参与的范围更广，透明度更大，社会的公共制约力便会大大加强。为此，自1996年夏天起，长春市招投标管理处便主动决定，原来由业主和管理处两者制定与审定标底评分标准改为由业主和管理处共同推荐并由社会信誉良好的专家来制定与审定；而自1998年春天起，又改为人才提库的方式。何谓人才提库？就是依靠微机的软件管理，将社会信誉良好的专家多人作多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以代码编号。而每项工程的制定与审定标底评分标准的权威组合，都是在揭标的前一刻按代码号从人才库中提取的。这样，就没有任何时间与空间让业主可以和施工者同定标、评标与审标的实权人物事先通融，这就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程序上避免不正当现象的发生。这当然是顺乎天意——即客观发展规律之需要、合乎民情——即人心向背之需要的一种仁智之举。唯有这样仁智之举越来越多，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当此建设工程以史无前例的数目和规模在神州大地上展开之时，多年被建设部评为标兵的长春市招投标管理处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石铁钢则尤为瞩目。我多么企盼榜样的力量真正是无穷的。多么希望所有的建设者都能以自己的品格和行为证明，人，在法制的引导下，同时依靠道德的力量，是可以也应当把自己塑造成大写的人的。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泉州状元街上的风
孙绍振
两年前，我在福州环境艺术学会的年会上说过：城市建设发展得如此之快，高楼大厦栉比鳞次，看惯了玻璃立面上的天光云影，以至于，一到台北，居然有一种很旧的感觉。这自然很令人兴奋、鼓舞。但是，细思一番，也不免有所忧虑。许多城市的大楼的风格，趋近于雷同，从深圳到上海从福州到广州，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好像同样一张图纸从深圳一直照抄到哈尔滨。不要说与欧洲各城的建筑相比，就是和美国那些假古董建筑相比，也显得缺乏民族和地方风格。我还说过，德国的民居是花园文化，美国的民居是草坪文化，香港的建筑是海洋文化，我们福州的建筑的性格是什么呢？至今仍然处在自发幼稚的模仿阶段，福建建筑学界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两年以后，我到泉州，两次造访泉州的东街、尤其是状元街，我看到了闽南建筑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感到真正的鼓舞。这才是福建建筑学界的光荣。
难怪街上立着一块“八闽第一街”的石碑。
泉州自然也有福州、厦门一样的玻璃立面的钢筋大厦，但是泉州人不满足于与其他城市雷同的东西，他们像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一样，发挥了红砖文化的优长。但是，又在闽南民居的红砖的基础上，把花岗岩作为边缘的装饰：显示了闽南红砖文化的神采。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车子开进泉州东街的时候，我并没有思想准备。突然那扑面排闼而来的闽南传统民居和现代科技水乳交融的神采，好像一阵精神的巨风给我的视觉以冲击。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外乡人，突然涌起了在闽南度过十多年生涯，熟悉闽南民居、民俗的自豪。
泉州人真是好样的。好就好在在全国的建筑都陷于模仿，失去了建筑话语的自由的时候，泉州人创造了奇迹，找到了自己的独特的充满了传统自豪感的建筑语言。光用乡土的自信和自豪感来解释是不够的。厦门人的乡土自豪和自信并不亚于泉州人，但是他们的高楼大厦似乎并没有从强势的西方建筑权力话语中解放出来。在建筑文化的自信心和创造勇气方面，他们似乎应该向泉州人学习。光看东街，我还有些的担心，也许趣味更高雅的人士可能有时代色彩不足之感。一到状元街，这样担心就一扫而空了。到了这里，不但传统的感觉更加深厚了，而且现代精神更为强烈了。
每一家，与其说是商店，倒不如说是一座文化浮雕，那参差的飞檐，每一家都不甘愿有所雷同，那红色的廊柱，那古色古香的窗饰，好像把泉州往昔的繁荣浓缩在你面前。虽然商业性那么强烈，但是，陈列书画、瓷器莫不古色古香，充满了文化气息。尤其是那把整个街道划分为三个段落的牌坊：那牌坊上的风化了圣旨的匾额，真切地显示出岁月的沧桑。而那粗拙的石檐，繁复的间架结构，不啻高耸的立面，令人回忆起那东岳山下几十座永远消失了的牌坊：旌表状元及第的，颂扬贞节烈女的，每一座牌坊都是泉州的精神化石，睿智和保守在那文雅的对联上交织着，悲剧和喜剧在匾额上交响着，成为今天泉州乡土文化的不朽的注解。只有能听懂这无声的交响的人，才能理解现代泉州人的性格，才能感到在碑坊上面看到自然沧桑感和文化沧桑感的交织，看到现代文明先锋和历史传统的对比，而且在那中段露天的广场的茶座上，感到现代人所特有的对于室外无方向的、自由的、即兴的风的偏爱。
当我在那榕树下露天的白色圈椅上坐下的时候，扑上我面颊的风，也许来自海上丝绸之路，也许来自布满鲜花的巴黎，或者来自到处是露天咖啡座的汉堡。
除了默默聆听这无声的音乐之外，我无心做任何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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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庄”里春秋
刘章
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村”是山东周村，中国最大的“庄”是我们石家庄。我家从燕山深处的一个名叫上庄的小庄迁入石家庄，有感于这个庄之大，变化之迅速，曾经写过一首歌词《歌唱天下第一庄》，先在市报上发表，后来有人谱曲在《新地》月刊刊出。1987年，在迎接它解放四十周年的日子，我又写了题名《天下第一庄》的散文，在省报发表，在省台播出。
说来也不怪，在中国，至今还有人不知石家庄是已经有一百多万人口的河北省省会，听说中央电视台播报石家庄天气预报时，有人说：“怎么连有些市都不报，偏报个庄呢？”的确，石家庄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它还很年轻。一百多年前，它还是个小庄，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二百户人家，六百多口人。光绪年间，京汉、正太铁路通车，建成小站，到1928年，将它与一个叫休门的村合并，建立石门市，面积不过十五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十万，1947年解放才更名石家庄市。
我第一次踏上石家庄是1973年到省出版局改稿和帮忙，那时它已经是拥有七八十万人口的省城了，是中国的纺织城之一，铁路、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当时它还未摆脱土气，我常在北马路的林荫下散步，见街上跑着大轿车、小轿车、马车、人力车，还有骆驼队。进城的农民车上拉着棉秸，在马路边树林里支锅做饭……
石家庄的迅速变化是1979年以后。原来石家庄没有高层建筑，第一个高层建筑是八十年代初建的燕春饭店，只有七层，便很显眼，人们很新鲜，很兴奋，家喻户晓。以后，十几层、二十几层的建筑不知不觉多起来，真有点雨后春笋的势头，大伙儿也不觉得新鲜了。老屋不断被拆掉，新楼不断耸立，马路不断被拓宽，只有人们走到老地方感到陌生时，才惊叹它的变化。
有一天几个老哥们闲谈，有人说：“石家庄的地图又该印新的了，有的新街道、新的建筑在地图上面没有。”我随声附和：“是该出新版了。”一次，我去省文联开会，骑车横过和平西路，因路面加宽，一时竟找不到去路，我停车寻找旧物，见对面省文化厅大牌子还在，只是临街小花园不见了，便感到面目皆非了。像这样因改建扩建拆迁，竟多次在熟悉的街道迷路！于是我想，印新版地图总有个操作过程，不能天天印，而城市的建设却天天在进行，即使天天赶印新地图，又怎能追上生活的脚步呢？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我问了许多人，石家庄有多少立交桥？有多少百米高楼？都摇头，经多方打听，立交桥已有三十多座，最高的建筑一百二十米，近年又建了飞机场。如今天下第一庄，虽没有“三秋桂子”，却有几处“十里荷花”，若说它：“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是不算为过的。
祖国在何处？祖国在我们心中，我们在祖国怀里，我们时时能感到她心的搏动，看得见她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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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难忘谷露
王宗仁
汽车驶出藏北重镇那曲西行，像离弦的箭簇向拉萨射去。两个小时后，风挡玻璃上猛不丁地冒出一片房舍以及屋顶的各色经幡。谷露到了！
谷露是藏北一个乡，但它绝对没有人们在内地看到的乡镇那种应有的热闹和繁华。说萧条也许有点过分，但是说它简陋肯定是恰当的。公路就是它的街道，路两侧有几个院落和袒露在荒原上的数间泥坯砖瓦结构、高低交错、形状各异的房屋，它们分别是养路道班、牧民小学、饭店、汽车修理所、加油站等。乡政府不在这里，据说设在公路南侧进山还有十多里路的藏村里。对于在漫长而索然无味的西藏地面上跑车的司机和游人来说，最伤脑筋的事情之一是汽车在前无村后无店的莽原上抛锚，人员吃住和修车都无着落，你就是急白了头发也没辙。现在出现了谷露这样一个新村，当然是人们的幸事了。
对我特别有诱惑力的是街中心那个只要进去两三个人就会占满其空间的小小书店。它给满身征尘的旅人带来的犹如雪山朝阳一样的新鲜和力量，是那些大城市里琳琅满目的图书城都难以攀比的。当我从那个比我还矮一头、用毛条木板钉成的简易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最后一次天葬》时，惊喜的心情难以言表。这是在西藏军营里当了十多年兵的一位青年军官创作的反映西藏人文风情的散文集，我多次托人索取和邮购，都未如愿，没想到在偏僻的谷露看到了它。要知道一本西藏作者写的关于西藏的书，对一个把心牵在西藏的人是多么重要呀！经营书店的藏族姑娘显然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很诚恳地说：“你喜欢它就借给你看几天吧，等你从拉萨返回时再还我。”我不解地问：“借？我为什么不能买下它？”姑娘说：“你还不了解我们的家规，这里的书只借不卖，这样，一本书就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接着她告诉我，这个“百家书店”的书全是进出西藏的陌路人捐的，它是专门为过往旅客设立的家。
这时，姑娘那美丽的眼睛突然一亮，冲着我惊呼一声：“我见过你！”我虽然有些吃惊，并不十分意外。我在青藏公路上跑过上百次了，别人认识我，我不认识人家这种事是常有的。所以，我很平静地问她：“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她拉开抽屉，拿出一本书递到我面前，我一看这是八十年代初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昆仑山的爱情》，翻开扉页，上面赫然印着我的头像。它是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印数很少，我手头就只剩下几本，像珍惜出土文物一样保存着。今天在藏北意外地看到它，有一种重逢久别亲人般的亲切感。此刻，我又一次用目光扫了一遍书架上的书，发现有不少反映西藏生活的作品集是在内地根本看不到的，还有一本刘克的小说集《央金》，“文革”前出版的。我问姑娘：“我那本小册子你是怎么得到的？”她告诉我，去年一位老军人从日喀则转业回内地，他便捐出了这本书。他说，这书写的是我们青藏高原官兵的故事，它伴随了我好多年，现在把它留在西藏让更多的人读到它吧！
一瞬间，我对这个只能称作藏村的谷露的认识升华了。它虽然偏僻、封闭，在地图上难以找到，但是，有这些爱书如命的年轻人用知识充实它，它必然会越来越变得丰厚、亮丽！望着眼前这位聪慧而热情的藏族姑娘，我不由得想起四十年前发生在这儿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五九年初，平息西藏叛乱前夕，我和助手昝义成运载着一车战备物资去边防的路上，被突然降落的暴风雪围困在荒野上整整三天三夜。我们完全靠啃冰雪、吃地鼠充饥。当战友把我俩救出来时，我已经奄奄一息，我恍如隔世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战友们回答：“谷露……”
藏族姑娘领着一伙孩子送我们登车赶路。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了她是“帐篷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个“路边书店”就是她和孩子们为路人办的义务借书站。一下子，我觉得自己有了创作的灵感和满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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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岳麓山的怀念
乔延凤
这是岳麓山上一处寂静的山林。
时间既已午后，只有清风吹来山间的鸟鸣，阳光照耀着眼前的墓园，显得和平而安宁。这里长眠着一位将军，他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显赫。墓园朴实而肃穆，与这位军人的身份十分相符。水泥建造的墓茔前，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利剑一样的墓碑，上面写着：蔡松坡之墓。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十六岁就由家乡来到长沙，入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900年，十八岁的蔡锷即参加自立军起义，兵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回国，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辛亥革命后，他任云南都督。这位青年军人最令人景仰的，是1915年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袁世凯就是在全国讨伐声中死去的。不久，蔡锷因病赴日本就医，不治而逝。死时才三十四岁。他的墓碑设计为一柄直刺云天的利剑，同他的名字一样，颇有英武之气。我想，这应是陵墓设计者的精心构思。
蔡锷去世后第二年即归葬岳麓山，距今已八十二年了。墓的颜色已老旧，而坚固依然。我绕着墓园默默走了一圈，算是对这位将军的哀悼。墓园周围的山崖上，有几丛野蔷薇正默默开放，散发出一阵阵清香。当我重新回到墓碑正面的时候，才留意到墓台上摆放着一只风吹雨淋已枯败的花圈。花圈不大，却很精致，缎带上还有两行依稀可辨的字，写着某某乡村学校全体师生敬献。我能想象到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专程来到这里扫墓的情景。
蔡锷的名字是响亮的。他的英雄事迹几乎人人皆知。有志不在年高。他三十四岁短暂的一生，永远为人们所怀念。这使我们想到人生和生命的真谛。其实，在人类发展史的长河中，在自然史的长河中，进而在天体演化史中，一个人纵使长寿百年，也是极短的一瞬。唯一能获得永恒的，是他（她）在人民事业中的建树。今天不是有许多人在谈论生活质量么？望着蔡锷墓前高耸入云的墓碑，或许你能真正领悟到些什么。
我对蔡锷将军除景仰外，知道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多。和许多人一样，倒是在电影《知音》中，知道一些他和小凤仙的传闻。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评论今天的一些电影电视，恕我不恭，恐怕靠敷衍情爱来卖座的不少，至于厚重而严肃的历史，他们能想到多少？仅就蔡锷将军而言，我相信他的真正知音，还是热爱他的人民。每年清明节，为他扫墓、敬献花圈、含着热泪一遍遍念着他名字的，正是这些学校的孩子，四方前来凭吊的淳朴的人民。
当山风吹来的时候，静静伫立在蔡锷将军墓前，你便会听见一首无言的生命赞歌，和大自然合为一体，持久而激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