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展示新时期文坛风貌
马相武
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坛风云变幻，现象纷呈，让今天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不禁产生出“文本浓缩”和“文献留存”的愿望。我们已经读到了有关新时期文艺发展历程的辞典体、语录体、论文集式、专著式（如思潮演变、社团流派分类组合）、年鉴体、编年体等多种形式体裁的具有史料性和工具性的图书，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的、由杨志今和刘新风主编的《新时期文坛风云录》则采用了一种易于产生阅读兴奋的新的编撰体例。这种编撰体例或写作方式更多来自从读者接受立场出发的文化观念，大大加强了史料和内容的纪实性、亲历性、可读性和原现象性。编者将二十年的文艺史返还或提取成为诸多重要现象，如历次“青春诗会”、胡风丁玲平反、“文化热”与寻根文学、第五代电影、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美术、流行音乐、陕军东征、小剧场戏剧、武侠小说热、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等。编写者通过重大现象的还原，来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有助于推动文艺更新更高的发展。在带有导读和总论性质的前言中，编者划分了近二十年文艺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概述了历史观迷失在文艺中的主要表现，也提出了编写本书的一些基本考虑，如特约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亲自撰写一部分篇章，由于是根据回忆或笔记整理而来的首次发表，以其历史细节和第一手性质，成为弥可珍贵的史料。此外，近二百幅图片与文字映衬配合，图文相辅，互为补充。最后所设置的具有参考检索功能的附录，也为一般读者和研究者、使用者提供了便利，尤其可以帮助人们具体地、全面地了解二十年的文艺成就。图片和附录，是当前重视读者阅读权益的出版者、著作者特别注重的方面，而本书编者更充分地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兴趣和切实的需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者在力求提取重大现象，加大历史概括力度，增强史料性、可读性的同时，努力做到“较为全面地揭示出中国文坛二十年来发展的全貌”。为此，编者在编撰过程中，力图涉及文艺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服饰、文艺理论和有关艺术文化，同时，注意历史演进的时间顺序，如新时期文学的先后几次浪潮。因而显示出内容丰富而不杂乱随意，亲近读者而又系统合理的特色。作为文艺研究者，编写者将新时期文艺看成一种历史现象，对有关事件现象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性的材料，以对事件本身加以说明，它包括对事件的相关因素如时间、参与和权威等状态的认定，现象与历史事实的关系如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辨析等；同时，也注重对于文艺发展中的作家艺术家及领导人等相关人物的叙述和研究，并兼顾到对所发掘出的历史事实进行阐释，人物活动的成果如文艺作品文本也被看作文艺主体内心思想、文化构成和审美情趣的反映。再有，编写者重视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以及民族集体心理在特定时代、时期上的综合作用力，并兼顾到了对于引发历史事件的“心理学规律”的认识和呈示。因此，风云变幻和纷繁零乱的二十年文艺历史，仍然由于具有某种连续性和内在统一性而值得人们去记忆、去回味并由此获得一种由外向里的描述和研究。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尊重文艺规律加强引导管理
云德
尊重文艺规律，加强引导管理，是文艺领域反复提及而又难以把握的问题。工作中，往往碰到这样两种倾向：一是只强调文艺规律而不喜欢讲引导和管理，在一些同志那里，引导和管理自然地等同于长官意志、横加干涉，使管理者如履薄冰、举步维艰；二是只强调管理而忽视文艺的客观规律，表现为工作方式的简单化和创作过程中的行政命令，极易挫伤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损害着文艺事业的发展进步。正确处理好尊重文艺规律与加强引导和管理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不可重复的创造性活动，是一种最独特的充分表现创作者个性的精神劳动。文艺作品作为作家艺术家对于社会生活能动的反映和创造，它的虚拟性、典型化的过程，就是艺术家最大限度发挥主体创造性的过程。这一过程最鲜明地体现着艺术家们的主观体验和主体意识，其最佳的劳动成果只有在艺术家心态放松、最富激情的状态下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因而，尊重文艺规律，最大限度地为艺术家创造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是繁荣文艺创作的内在要求。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曾明确指出：要“充分尊重文艺规律，充分尊重文艺家的劳动，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是我们党认真总结文艺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认真贯彻这一重要原则，就能更好地发挥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聪明才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
所谓文艺规律，通俗地说来，就是文艺的创作主体和客体、文艺创作过程的各环节和文艺作品构成各部分之间存在的内在的本质联系。比如像文艺受生活制约、艺术表现生活的主动性、艺术的思想倾向性和历史传承性等一般规律，又比如像艺术的审美特征、艺术创作的情感性和形象性、艺术作品的虚拟性和典型化，以及艺术的思维方式、结构方式和分类方式、艺术创作的语言媒介和叙事方法等内在规律，都是我们应该认真恪守的最基本的艺术准则，无论是艺术的管理者还是创作者都应毫无例外地遵循。
就文艺的领导和管理部门而言，尊重文艺规律，尊重文艺家的创造性劳动，就是要求严格按照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基本规律来管理文艺，必须绝对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性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对于作家艺术家，我们要在政治上多关心，工作上多支持，生活上多帮助，对他们合乎规律的艺术创造活动要给予更多的理解、信任和爱护。要积极创造条件，让作家艺术家从各种有碍于艺术创作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从各种有碍于艺术发展的社会羁绊中解脱出来，给他们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思维空间，给他们以最充分最自由的提炼生活素材、确定作品主题、结构艺术框架、选择表现方式等方面的权力，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施展艺术才华提供更为广阔的艺术舞台。
尊重文艺规律，倡导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必要的引导和管理。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文化素养和生活追求有着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而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任务，肩负着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神圣使命，没有必要的引导和管理，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下获得长足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要发挥文艺的积极作用，要完成文艺的根本任务，途径无非是两个，一是增强文艺工作者的自律意识，二是加强对文艺工作的引导和管理。
增强自律意识，要求作家艺术家富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时刻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举止都不愧于“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在充分发挥主体创造精神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小我与大我、个人权益与国家利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同志语）。
所谓引导和管理，是对文艺工作的一种他律行为，是通过法律、政策、经济、行政和舆论等手段给文艺生产以必要的规范和约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惯例。但现在文艺界似乎有一种很强的逆反心理，一讲引导和管理就会被人指责为“左”，不懂艺术规律。如果人们惊悸于“文化革命”的专制行为，尚可理解，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否定管理，欲置文艺工作于涣散无序的状态，那就十分错误了。试想，如果我们的文艺创作一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散布对党和国家的不满情绪，充斥着各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不和谐声音，势必干扰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阻碍社会发展进步。如果我们的文化市场堆砌着各种搜奇猎异、胡编乱造的低劣出版物，泛滥着色情和暴力，充满了低级趣味，势必会瓦解人们的意志，腐蚀人们的灵魂，影响青少年们的身心健康，人民群众则无法安居乐业。必要的引导和管理目的，就是扶正祛邪、激浊扬清。提倡有益的、允许无害的、抵制低俗的、取缔反动的，确保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
正确的引导和管理是科学，既不是用主观随意性代替客观规律，更不是随心所欲的行政命令。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行，吹吹拍拍、哥们义气不行，见风使舵、软弱无力同样不行。引导和管理是一项思想性、政策性、学术性很强的工作，管理者不仅需要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需要广阔的学识、宽阔的眼界和坦荡的襟怀，而且还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能力。
通常所讲的引导和管理，总体上是一种宏观的管理。一是文艺的大政方针的管理。引导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社会现实生活，不断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水平，树立正确的创作思想，保证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二是文艺事业发展的管理。提出和制定文艺事业的发展规划，确定文艺事业的投资、文艺设施的建设以及加强文艺市场和对外文化交流管理的趋向和规模。三是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建立若干具体的法规制度、工作原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在鼓励和支持不同流派、不同方法的艺术探索和创新，鼓励和支持不同风格、不同学术观点竞赛和论争的同时，对那些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和立场，对损害国家安定、危及国家安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东西，依照法律予以处理。四是采取切实措施，发挥文艺评论和评奖的导向作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通过评论和评奖在文艺界作出适度的引导和示范。
当然，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文艺的主管部门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重点作品的创作和一些重大文艺思潮、文艺现象的评价问题，这是极其正常的。文艺的主管部门根据社会需求和文艺创作队伍的实际情况，对一些需要调动集体智慧的综合性文艺项目（如影视、戏剧和大型的音乐、舞蹈等）中的重点作品，组织专题攻关，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有限的创作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有人抓住这些“集体项目”中的一些不成功的作品，把其中“为了观念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缺失，完全归咎于领导部门，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组织重点创作，从来都不是为作家艺术家规定具体的创作题材、主题和情节，也不代替评论家去评判某些创作现象的是非曲直，从来都反对“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工作过程中的简单化和急于求成应当给予批评，但将“集体项目”武断地一笔抹煞，对于促进文艺管理更加符合艺术规律同样是毫无裨益的。
与此相关，文艺领导人员作为从事文艺事业管理的一些特殊读者和观众，他们对艺术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甚至是深刻而又独到的见解，这是自然的。我们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也希望领导同志发表意见和看法。意见一致时，问题比较好办，意见相左时，处理起来比较复杂。我想总体上还是要尊重专家意见。在政治思想方面，领导同志是专家，他们这方面的意见须认真对待，虚心接受；在艺术问题上，文艺工作者是专家，对艺术问题领导同志要发扬民主，与艺术家平等交换意见。因为艺术蕴藏十分丰富，须深入分析，反复思索，才能把握真谛，有些问题有时甚至需要长时间的历史检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复杂的艺术问题不能用个人的好恶标准去判断，不宜简单地套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办法轻易为艺术下结论，这不利于解决复杂的艺术问题———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即使领导者的意见完全正确，也要耐心引导，循循善诱，允许文艺家有一个思考和认识的过程。领导人的正确意见只有被创作者心悦诚服地接受，才能变成促进艺术进步的自觉行动。仅就艺术而言，任何正确的思想都需要创作者通过艺术的媒介生动形象地传递出来才能具有鲜活的力量，否则，它只能是一些抽象的意念和教条。
尊重文艺规律与加强引导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有机地统一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之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家艺术家享有高度的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总要遵循共同的法律、道德和伦理规范。离开了这些共同的社会准则，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下去。社会生活如此，艺术创作也同样如此。正像列宁所说：“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自由的文学”，“不是贪欲也不是野心”，“它将不是服务于饱食终日的贵妇人，不是服务于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而是服务于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引导和管理就是促进“自由的文学”“服务于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的基本保证。要抑制“贪欲”和“野心”，引导和管理是一种必要的制约，但引导和管理绝不限于约束。在普遍的情况下，引导和管理不仅不是去限制创作，而是尽心竭力地为自由的创作创造条件。领导部门满腔热情地为文艺界的一切成功和进步而欢呼，真心诚意地对艺术创作中一切有益的探索和创新给予切实支持，严肃认真地对那些不良创作倾向给予批评和帮助，扎扎实实地为文艺家办好事办实事、解决他们在创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在这里，引导和管理与其说是制约，不如说是服务。
在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共同的旗帜下，文艺家和管理者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主管部门的同志之间建立起深厚友谊，成为共同切磋艺术，坦诚相见，推心置腹的朋友，根除一切隔阂，消融一切误会，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同担负起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永远把尊重文艺规律作为引导和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努力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努力把科学的思想观念和鲜活的时代精神转化为艺术的思维和创作的激情，调动创作者和管理者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引导和管理真正成为推动文艺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深入生活”的当代蕴含
吴甸起
近年来，许多人士感叹小说乃至整个文学作品“轰动效应”的丧失。有的认为这是文化传媒特别是影视渠道的广阔拓展而使小说等丧失了竞争优势；有的认为是读者群审美欣赏兴趣发生了转移，雅文化遭到了俗文化的冲击；还有的说是发展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追逐物质享受的欲求和躁动，社会失去了对于小说等的热切关注力，如此等等。这些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小说等丧失“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最本质、最根本原因是小说家——不是几人、十几个人，而是相当一些人——对于时代的疏离，对于生活的疏离，对于当代社会新人的疏离。
我们知道，作家反映社会生活有自己特定范围和方面，即文学界常说的要“写自己熟悉的”。但一个作家，首先是接触社会生活，然后才能熟悉社会生活，才能提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还要看到，社会生活是一个历史变迁和时代演进的辩证发展过程，作家对特定社会生活的具体感受和艺术反映也是一个逐步加深和辩证发展过程。要做到对社会生活的纵深观照和全景式描绘，决不是在短期内靠走马看花或下马看花的生活体验方式所能实现的。作家真正的、深刻的、丰厚的艺术认识与艺术表现，是以长期生活积累为基础的。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就是鼓励和倡导有条件的作家要扎根于人民之中，积极建立自己的创作生活基地。建立创作生活基地，也就是选择相关的社会生活与自然地域，在那里生活得时间更长些，对社会生活体验得更深些，甚至以彼地彼域作为自己的第一或第二家乡而相伴终生，做到既是生活的实际参与者，又是生活的艺术表现者。建立创作生活基地，是实现作家“深入生活——深化创作”一体化的有效途径，是作家深入生活、建设生活、表现生活的高级形式。不少作家都在倡导建立“乡土文学”。怎样才能建立“乡土文学”？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建立“乡土”基地，即生活基地，只有有了长期身在其中的生活基地，有了生活和创作的“故乡”，有了乡思、乡知、乡情、乡识，才能与那里的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相濡以沫，喜忧通心，连成一体，才能写出“我心中有故乡人，故乡人心中有我”的“乡土文学”。
社会生活是纷纭复杂、五光十色的。有主流，也有支流；有整体，也有局部；有本质，也有现象；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作家如何确立自己的取舍和选择视角呢？恩格斯关于典型的理论启示我们，作家创作必须遵循生活规律和社会规律，不能局限于自己熟悉的狭小的生活领域，而要从生活的总体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趋势上，把握自己所写的故事和人物，这样才能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才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规律。但是，近年来许多人不提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论断了，有的人认为它过时了，甚至认为它束缚作家的创作主体精神，妨碍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而重提或新提诸如“到处有生活”论、“写真实”论，等等，并且将这些主张引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加以片面发展和绝对化，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果作家以“到处有生活”为依据，对创作题材不作任何选择、提炼、筛选、优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是什么就写什么，写丑恶，写污秽，写怪异，写黑暗，没有美，没有亮色，没有希望，这样的文学人民还需要吗？固然，文学不能回避现实矛盾，但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写光明，只写黑暗，而且是客观主义地去写黑暗，自然主义地去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这样写，人们从中非但得不到生活的信心和精神的力量，还会受到腐朽颓废思想的侵蚀。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应不应该写光明，能不能写黑暗，而是用什么观点去写，能否遵照生活发展全貌和生活发展辩证法去写。马克思十分强调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强调社会生活发展辩证法的力量和作家遵循社会生活发展辩证法的功效。
果戈理在谈到史诗性作品时说：“主人公永远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和许多的人物、事件和现象发生联系和接触，必须能够环绕他描绘他的整个时代。”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广大群众渴望听到自己身边的时代回声，渴望读到那些关于同时代人真实感人的故事，渴望得到健康的、审美的享受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这就要求作家们要努力从生活中捕捉美的事物和闪光的思想，发现、提炼现实中先进人物的品质情愫，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新人形象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王火和他的《霹雳三年》
何启治
今天稍有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46年6月到1949年6月，是血火交炽、惊天动地的三年，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走向大溃退的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在历史的阵痛中即将诞生的三年。王火的长篇小说新著《霹雳三年》，写的就是这三年间在祖国大地上发生的、我们不该遗忘的历史故事。
小说由夏强和雷丹这一对既是恋人又是记者的主角来串连故事，以那三年的上海和南京为人物活动的主要舞台，用浓墨重彩十分真实地描绘了那一场举世震惊的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于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代大背景下，国民党统治下的“首都”和大都会所发生的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伪国大贿选丑剧、地下共产党人的英勇奋斗、爱国民主人士和热血青年的奋起抗争……五十年前纷繁复杂、火热沸腾的社会生活情景，便生动真切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小说还以大跳跃的笔触，描述了几十年后夏强陪伴他的哥哥夏国作故地重游的经历，从而给读者以更加浓重的沧桑变幻的感觉。在这些历史的叙述中，多有作者直面人生的凝重的思考，乃至他与生者和死者的对话。忧患意识，沧桑感慨，荡气回肠，感人至深。而小说对这几年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十分逼真的回眸和披露，又使作品平添了相当珍贵的文献价值。
艺术作品的个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是王火小说一贯的艺术追求。如同王火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战争和人》长卷一样，《霹雳三年》这部长篇小说确实有作者的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也有众多他所熟悉的人物的影子，甚至他用真名写到的如胡适、李宗仁等人，他都亲见过，或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王火在《霹雳三年》中所致力追求的依然是使自己拥有的生活小说化。只是在这部用记者的笔法写记者生活的小说中，作者有意让它的节奏快一些，纪实色彩浓一些，以求和读者拉近一点距离。然而这一来又似乎难免减弱了小说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再加上也许是小说的主人公太接近生活的原型，作者在描绘塑造小说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时反而不能淋漓尽致、挥洒自如，以致一些次要人物如“花生米”裘珍珠、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白南史、国民党元老雷香山等倒显得更加鲜活灵动一些。这不能不说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不足之处。
然而毕竟瑕不掩瑜。《霹雳三年》无疑是一面清晰可鉴的历史明镜，是可以让我们从中把握历史的教训，并由此反思现实而获取教益的优秀作品。
以史为鉴，可以明是非，辨美丑，知兴废，尔后方可选择正确的道路，创造中华民族美好的今天和更辉煌的未来。
一代作家自有一代作家的责任和贡献。王火已是眼有残疾的七十五岁的老人。《霹雳三年》是他晚年付出了许多艰辛的精心之作，也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此作当然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五十周年的献礼书之一。作为编者，我对挚友王火自是满怀祝贺和感激之情。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走进艺术的生命之门
张永清魏少林
当前，实现我国文艺美学面向现代化的转型已得到了普遍关注。但是，如今最重要的是做一些切实具体的理论建构工作，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刘建军、段建军的《文艺美学》（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一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写作问世的。它对于重建我国文艺美学这一时代课题，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文艺美学》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理论根基，有选择地吸纳中外美学思想来审视、探究艺术活动的方方面面。《文艺美学》一书正是从中西美学的丰富思想中吸取营养，从生命视角切入将中西文艺美学打通，以此来建构新的文艺美学。作者在论述艺术的唤情作用时，将克莱夫·贝尔的主张与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序》和李渔的《闲情偶寄·曲话》中的见解一同拿来印证；在阐述审美态度问题时，将西方的审美距离说与中国的古代文艺的虚静说联系在一起，指出两者所共有的本质；在论述喜剧精神时，将柏格森《笑》中的思想与先秦诸子的思想放在一起，指出两者的异同等等，都显示出了作者力图整合中西美学的努力。《文艺美学》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人学主题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就非常强调生命与艺术的关系，他所提出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以及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命题，就是他这一思想的最有力的确证。《文艺美学》一书所提出的文艺创造是对现实规律的发现，“发现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现实，使其尽快朝有利于人生的方面发展”的主张；文艺活动是人类众多社会劳动之一，也是人类众多存在方式之一，文艺创造和文艺接受活动是人的对象化存在的主张，就体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自觉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立场，从根本上避免了本书所提出的生命论文艺美学陷入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同时，从人的生命角度立题，又克服了我国以往的美学理论过分强调审美活动的理性、社会性和物质性，忽视审美活动的感性、非功利性、个体性和精神性的缺陷，是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文艺美学》一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理论思辨，作者将抽象的理论融入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力求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作者认为，文艺创造是“作家艺术家为了满足人们爱美追求美的需要而发现美，并通过艺术实践使其破天荒第一次降临人间的活动”。文艺创造活动既是对真实和美的发现，又是对人的审美视野与心灵结构的拓展。在审美需要一节，作者认为人的审美需要是对形式的需要，艺术作品作为人的生命情感形式，它的有机统一性、变化多样性和韵律节奏性，符合人之本性规律，蕴涵着人类对自由创造的渴求。因而，审美需求作为对艺术形式的需求，是自由创造的需求。这样的见解，就不像以往那样，仅仅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审美需求，而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从人的生命生成与艺术的关系上来理解审美需求，从而将人的审美需求与人的其他需求区分开来，道明了审美需求的本质。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杨晦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大举行
日前，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教育家、五四运动老战士杨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暨杨晦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杨晦先生一八九九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后参与组织文学社团沉钟社，撰有专著《文艺与社会》（一九四九）一书。在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长期关注创作方法等问题，晚年致力于中国文艺思想史的开创性研究。就杨晦先生上述方面建树，与会者联系当代文论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展开了热烈讨论。（杨文）
●张平作品研讨会暨《十面埋伏》首发式举行
张平作品研讨会暨他的长篇新著《十面埋伏》首发式日前在古城太原举行。迄今为止，张平已发表各类体裁文艺作品四百多万字，其中长篇七部，主要作品有《祭妻》、《姐姐》、《抉择》等。与会代表在回顾张平创作经历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他坚持走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并高度评价了他的新著《十面埋伏》，开拓了反腐败政治题材小说领域，敢于将视角聚焦于司法系统。作品以悬念破题，讲述古城监狱侦查员从一服刑犯身上发现重大犯罪嫌疑，继而牵扯出一起涉及狱内狱外社会各阶层的大案，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辟长）
●《太平天国》研讨会在京召开
张笑天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太平天国》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共分三卷。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太平天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情景最为壮烈、教训最为深刻惨痛的农民战争的描写，在大历史的纲目上建立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创造了丰厚的意蕴。（文一）
●《李才旺画作理趣》面世
由画家、美术评论家吴国亭教授所著《李才旺画作理趣》一书，近日由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绘画之余，作者潜心美术理论研究，著述有《中国写意花鸟画技法》、《当代写意花鸟画佳作赏析》等。《李才旺画作理趣》即是作者的又一力作。该书收入著名书画家李才旺国画精品三十四幅，从画技、画论、画理、画趣等方面，逐幅加以解析和阐释，具有较高的教学参考价值和工具书之功能。（覃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