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难忘的日子
百万农奴得解放的变革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
阴法唐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胜利40周年。我在参加了西藏的解放事业后，又有幸参加了西藏的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既目睹了腐朽没落的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中有些是非人的生活），又观察到百万农奴在平叛、改革中对反动农奴主阶级斗争的壮丽诗篇。
一
中国大陆各地区相继解放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人民从此有了解放的希望。西藏的解放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的开始。如同全国一样，西藏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但因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攫取了许多特权，而且挑拨离间，分裂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包括上层统治阶级在内的西藏人民都深受其害，西藏的主要矛盾那时还是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一切对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反对分裂主义，就成为那时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
过去，在西藏这个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里，占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阶级，即政府（指原西藏各级地方政府）、寺庙、贵族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包括耕地、牧场等）、森林、山川和大部分牲畜及全部农奴（包括种领主份地为其支差缴租、缴税的差巴和没种份地的堆穷及朗生等）。农奴除部分有少量牲畜、农具外，不仅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连人身也无自由，更无人权可言，有的则是出不完的差，缴不完的租和税，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农奴主对家奴掌有生死婚嫁大权，可以买卖、赠送、转让或交换，可以滥施酷刑，抽筋、断肢、挖眼、刖脚、割舌、削腿肉、戳手，直至处死。这种反动、黑暗、残酷、野蛮的落后制度，摧残着农奴的身心，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进行社会改革，所以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中肯定了西藏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革。但又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方法解决之”。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头五年，进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忠实地恪守协议。那时主要是集中力量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通常所说的群众工作也不搞，只搞筑路、建桥、修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放农贷、搞救灾和社会救济等上层同意、人民拥护的影响群众工作。1956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指示从1957年起6年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后改不改还要看情况。并曾提出，西藏可以搞和平改革。中央虽如此宽大，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得寸进尺，他们不是要推迟改革，也不是要和平改革，而是根本不要改革，并死心塌地地依靠和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叛乱，搞分裂，闹独立。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仍然克制，向他们提要求，发警告，等待他们回头。直至他们于1959年3月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全面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达赖逃亡，叛乱武装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央才不得不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平息叛乱。就在中央命令解放军平息叛乱的同时，提出了进行民主改革。在指示中指出：“为了发动西藏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平息叛乱的斗争，并且保证平息叛乱后，不再死灰复燃，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
从1959年3月至1961年短短的3年中，西藏在平息了叛乱的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全区的民主改革，惩治了叛乱分子，废除了乌拉差役（实际是农奴缴劳役租或无偿地为领主劳动），解放了朗生（奴隶），免除了旧债，改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为劳动人民所有制。百万农奴（包括奴隶，下同）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争取到做人的权利。全区的交通运输、财经贸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也都有所开展。
事实证明，西藏的民主改革，虽然由于上层反动集团阻挠推迟了时间，但在“边平叛边改革”中，又来势猛，发展快，搞得好。
二
正确的方针政策是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保证。中央在提出“边平边改”的时候，就提出“叛乱地区先改，未叛的地区暂缓改”的方针，既肯定改革，又有区别。对未叛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按当时的物价，把耕地、骡马、牛羊、房屋、农具等一一折合成银元，分期付款，按时兑现。到1961年8月底，全区已给2085户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办清了赎买手续，发了赎买凭证，支付了1960年的赎买金。扎什伦布寺得赎买金支付券569万元，当年得到45万多元。有些领主得的赎买金足够几十年的开支。凡是发现执行赎买政策不认真的，西藏工委都及时作了纠正。这个政策是个创举，它的贯彻执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
在划阶级时只划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两大阶级，而且就低不就高。农奴主是占有大量土地、牲畜和农奴，掌握封建特权，不劳动，依靠剥削压榨农奴为生的“三大领主”。这些人占农村人口的2％。农奴主代理人是代表农奴主直接统治和剥削农奴，不劳动、剥削量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50％以上者。这些人占农村总人口不到3％。另外95％的人都划为农奴阶级，不再划富农，把既受农奴主剥削又剥削他人，两者相抵，纯剥削收入不超过其家庭全年总收入的25％至50％的划为富裕农奴。划阶级后，党在农村民主改革时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彻底消灭农奴制度，消灭农奴主阶级。”这一阶级路线，把苦大仇深又坚定的75％的贫苦农奴和奴隶作为依靠力量，把20％的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作为巩固的团结对象，把未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以下简称代理人）也作为团结对象，打击面就很小了。加上对叛乱的也给以生活出路，既宽大，敌友我又分明，对民主改革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和由上而下与上层爱国人士协商相结合是西藏民主改革运动的又一大特点。群众是运动的主体，他们能否积极参加运动，是西藏民主改革成败的关键。西藏在民主改革中，地方工作人员和解放军组成的工作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十分注意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每到农村或牧区一个点，就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诉苦、算账等，物色培养积极分子，适时地由群众选出农民协会，领导群众进行改革。西藏上层爱国人士有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历史，在和平解放西藏、支援解放军进藏，执行、维护协议，巩固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平叛中又比较积极，所以在民主改革时，仍诚恳地和他们合作，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和西藏工委对改革政策和改革中的重要问题，包括对上层人士的政策，都和上层爱国人士协商。协商一致后，再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讨论通过，公布实施。
三
西藏在出现民主改革的形势以后，步子仍是很稳的。鉴于一些准备工作要做，有的农区又已面临春耕，有的牧区也面临转移草场。西藏工委决定先在农区实行“谁种谁收”、牧区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的政策。农奴耕种叛乱农奴主及代理人的土地，谁耕种当年收获归谁所有；牧区放牧叛乱农奴主和牧主的牲畜，也当年收获归放牧者所有。这虽是不涉及土地牲畜所有权的临时措施，但却调动了这些农奴的积极性，农区不误农时地适时下种，牧区牲畜也得到保护。这个政策的贯彻执行可说是西藏民主改革的一个前奏。然后在此基础上和改革准备基本搞好后，又分为两步。以农业区为例，第一步，发动群众开展“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第二步，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
随着平叛的胜利，农奴被禁锢的感情，在“三反双减”的诉苦斗争大会上爆发出来。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在乃东县凯松奚卡（叛首索康的庄园）举行的诉苦斗争大会上，一位蓬头垢面13岁的小姑娘白马玉珍哭诉说：她父亲是个穷差巴，出差病死在外边，妈妈背着她支差种地。一次妈妈割草时，和狗腿子平措占堆吵了架，这恶霸就把她妈妈打得死去活来，妈妈流着鲜血爬回家，第二天就死了，临产的孩子也死在肚子里。小姑娘正为她父母三口人的死哭诉着，她的外婆接过去，瞪直了眼睛，流着泪水，张开两手，呼天喊地地说：“我请共产党、人民政府、各位乡亲们替我们做主……我的两个外孙女，可怜的孩子，没有妈妈了，她们的妈妈被野兽吃掉了！这些野兽就是索康，就是勾结叛匪的奚堆和他们狗腿子平措占堆……”她泣不成声地说到这里，全场男女老幼都哭起来了。“打倒万恶的奴隶制度！”“消灭剥削压迫！”的悲愤呼声响遍会场。诉苦会后，废除了乌拉差役和人身依附关系。农奴不再无代价地支差，奴隶也得到了安家解放。后又实行“二八”减租和免除旧债，新债减息，农奴身上的锁链砸掉了，他们获得了新生。
土地是西藏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牧业都一样，有了土地就有了发展的基础。“三反双减”运动后，打掉了反动农奴主的威风，封建农奴制度开始解体，农奴的部分愿望得到满足。但他们把土地看成保命的根子，感到没有土地还是不能彻底翻身，迫切要求得到土地。西藏工委根据群众要求和中央指示，适时地把民主改革引向第二步，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这是民主改革最深刻最关键的一步，农奴有了土地就有了用武之地，就可以在生产上大显身手。所以农奴特别关心。
土地等生产资料，本来就是农奴创造，被农奴主占有的，只有再从他们那里收回。根据区别对待的原则，将叛乱农奴主及代理人的土地、房屋、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没收过来，对未叛农奴主及代理人的生产资料赎买过来，然后进行合理的分配。分配对象主要是贫苦农奴和奴隶，适当照顾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对农奴主及代理人（包括叛乱分子家属和叛乱分子投降来归的），也分给他们与农奴一样的一份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总之都给以出路。对于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原耕土地原则上不动，只对富裕农奴原耕土地超过当地人均耕地一倍以上时，经充分协商同意后，才将多余耕地抽出分配。对于自愿还俗的僧尼，同劳动人民一样参加分配。
这些工作基本完成后，许多地方把颁发土地证和庆祝胜利结合起来，举行了热烈隆重的群众大会。当熊熊的烈火烧掉地契、债约，翻身农奴围着火堆集体高歌跳起欢乐的舞蹈时，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随后，有的跑到自己分到的地里，抓起泥土闻了又闻，并像过节撒糌粑一样把土撒向天空，高喊“翻身了，翻身了！”有的人高兴地在分得的土地上打滚。有的牵着自己的耕牛、奶牛，唱跳着，在自己的地里转来转去。有的竟不怕潮湿，不顾凹凸不平，晚上坦然地睡到新分的地里。许多农奴高兴地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有的还唱：“太阳出来了，青草长苗了，我们新生了！”
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敌对势力却一味地攻击，为了骇人听闻，竟诬蔑共产党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等。当时，我正在西藏江孜地区工作，一直任地委书记（当时叫中共江孜分工委书记），那个地方那时只对一个害死积极分子的农奴主代理人依法判处死刑。1988年夏秋之交，我又到西藏两个地区搞调研，也没发现敌对势力说的那样严重。至于因不了解党的改革政策或畏罪自杀的也是极少的。只有站在农奴主阶级和分裂主义及国内外反动派的立场上，才会做出不实的判断和任意的胡说。（图片）
图为翻身农奴喜分牲畜时的情景。照片选自《西藏自治区画集》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峥嵘岁月
理想·勤奋·认真
——怀念沈鸿兄长
吴晋
我与沈鸿是近亲。他比我年长20多岁，我敬他如兄如父，他待我如师如友。他生前，我们常有接触，他的人品、学问令我敬佩不已。如今，他虽已远去，追思他生前的行迹，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却愈形清晰：他的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他的炽热的爱国情怀，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真诚、执着，他的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的清廉自律——这一切都是我所永不能忘怀的；他因此而被誉为当代共产党人的楷模，应该是当之无愧。
生于乱世砺志报国
沈鸿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旧上海那个乌烟瘴气的十里洋场度过的，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刻苦自学，奋发图强。正当他个人奋斗事业有成的时候，日寇步步进逼，国破家亡的大祸临头。在这种形势下，受风起云涌的爱国思潮和进步思潮的启迪和推动，沈鸿毅然毁家纾难，带着他办工厂的十部工作母机和几名学徒，克服重重困难，投奔八路军、共产党，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
在延安，他把自己的知识、技能全部投入到抗战急需的军火生产，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毛主席曾给予当时还是党外人士的他以“无限忠诚”的最高褒奖，在边区传为佳话。
全国解放后，他参加了新中国工业化、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奠基和开拓工作的全过程，殚精竭力，甘冒风险，勇挑重担。他精心组织领导的几大工程，如制造万吨水压机、九套大设备，建造火车轮箍厂，主编大部头工具书《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等，如同一座座丰碑，流传永远。
在日常生活中，他的爱国情怀也处处可见：
例如，他家70年代初用的电视就是一家不起眼的彩电制造厂——石家庄电视机厂制造的“环球”牌9英寸电视机，一用就是14年，直到实在无法再修才送还厂家供研究用，接着又买了该厂一台14英寸的。尽管早在买那台老电视机的时候，市面上已有了价更廉、物更美的日本电视机，但他“贵也要买中国货”。其他如冰箱、洗衣机、相机、胶卷也莫不如此。他这样做绝不是出于简单、狭隘的抵制、反对“外国货”的心理，而是反映出他时时、事事考虑振兴民族工业、振兴中华这样一个大目标。因此，他固然十分重视重工业，也一贯关心轻工业，常说，“轻工业不轻，小商品不小”。他在使用家居用品时之所以偏爱国产商品就是为了在使用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争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和支持我国轻工业的发展。
他也并不盲目反对“洋货”；相反，他对设计新颖、制造精巧的外国产品，如一代又一代的“傻瓜”相机往往爱不释手——但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研究、借鉴，因此，往往使用一段时期后即送有关厂家参考。
他平时谆谆告诫子侄：“遇事必先从国家利益考虑”；他最喜爱背诵的诗句之一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他的一生实践了这一信条。
好学不倦自学成才
沈鸿的勤奋好学是我在同他的40多年的交往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可以说，我从未见他偷过闲，如果一年中难得的一两次郊游不计在内的话。每次去他家，如果没有客人，他总是躲在他的书房兼手工作坊里读书报文件或者敲敲打打——不是给亲友修理眼镜框架、手表、相机，就是拾掇自己家里的抽水马桶、高压锅。他的经验之谈是：“能者多劳，劳者多能。”
他学徒期满开始拿工资后的第一笔大额开支就是用于买《辞海》，工余之暇埋头学习，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神志尚清时仍然孜孜不倦。他好读书，但从来不是书斋式、学究式地读，而是十分强调结合实践学习，有着明确的学以致用的目的。在上海办锁厂、从事修理汽车业务时是如此；到延安后投身军火工业、解放后制造万吨水压机、九套大设备、火车轮箍时是如此；在离开工业部门到人大常委会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及其后参加三峡工程论证会顾问工作时仍然如此。他在担任人大常委工作时已年逾古稀，但是他毫不畏难地立即投入了他过去从未涉猎过的法学领域，除了悉心研究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之外，还四处收集外国的法典和法律资料，并亲自动手摘抄资料、编制图表、目录。而他参与三峡工程论证的顾问工作时，更是80多岁高龄，但是，他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年龄和健康情况，又是一头扎了下去，不断请教有关专家学者，研读水利、水文、航运等方面的资料，如《中国水利历史、现状、展望》及《美国内河航道及船闸建设》等，并且亲自动手利用废旧泡沫塑料制作船闸模型。读书——实践——再读书——再实践；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学以致用——这是他事业有成的一大秘诀。
淡泊名利清廉自律
沈鸿是一位朴实无华的技术专家和务实进取的事业家，做了几十年的官却毫无官气，这是同他接触过的人所公认的。
全国解放后，有少数人居功自傲，在级别待遇问题上伸手，沈鸿却反其道而行之。1957年，中央决定他出任电机部副部长，他却深感“为难”，由我大姐吴平出面给邓颖超大姐写信，恳请周总理收回成命。“文革”结束后，成立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有意让他出任第一副主任一职，他又向陈云、薄一波等老领导恳辞。他是较早的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同时成立工程院，机械部推他兼任工程院院士，他以年老为由谢绝。
对人对己，他看重真才实学，鄙视浮华虚荣。由于他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人物之一，而且业绩卓著，加上廉洁自律名声远播，各种媒体纷纷要求采访他的事迹。对此，他总是十分勉强，甚至可以说是诚惶诚恐，在接受采访时总要反复强调：不要拔高、夸大，不要说过头话。
陈云同志对沈鸿比较了解，也比较器重，曾书一条幅相赠，上面只有六个大字：“理想、勤奋、认真”。综观沈鸿的一生，他是无愧于这一赠言的。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峥嵘岁月
值得继承与发扬的实干精神
——在杜重远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王生洪
杜重远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英勇的民主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江泽民总书记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正确地走向未来。杜重远和无数革命先烈所走过的道路、所开创的业绩，就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今天和明天继续前进的基石。
杜重远先生一生经历曲折，在许多方面卓有见识和建树。我主要就杜重远先生在办实业、办杂志、办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谈一些个人的体会。
创办实业抵抗外国侵略
杜重远先生是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积极的实践者。他白手起家，历经艰辛，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提出了妄图灭亡中国的21条。年方18岁的杜重远毅然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报国的志向鞭策杜重远发奋读书。1918年杜先生东渡日本。1923年，杜先生学成回国，当时摆在他面前还有一条为官之路，但他决心“用我所学以贡献于祖国”，“创办实业，抵抗外国的侵略”，坚定地踏上了艰苦的创业之路。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杜先生的创业之路布满荆棘，举步维艰。鉴于我国是一个瓷器国（英文瓷器是china），而当时由于工业落后，以致我国这一几千年相传的“国产”在世界市场上一落千丈。到日本后，杜先生前往东京工业专科学校专攻陶瓷业。回国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杜先生亲自募股集资，为此耗尽心血，遍尝艰辛。由于资本募集一时不敷所需，他决定“从小做起”。砖瓦厂由小到大，3年后建成了德国式哈夫曼大轮窑，年产砖瓦8000万件，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利权20万元以上。在经营砖瓦厂的同时，杜先生为办瓷业积极准备，调查原料，购置机器，建筑厂房，物色培训工人，无一不是亲历亲为。1929年肇新窑业公司成功地产出了第一批机制瓷器，其产品质量不断上升，能与日本工厂的产品及各种舶来品“较一个高低”，且产量日增，终取日货以代之，每年为国家所挽回的利权在1000万元以上。
创办《新生》为求民族生存
《新生》杂志创办于1934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步步进逼，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却在此时加紧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新生》从创刊到被迫停刊，历时仅一年零四个月。作为一本刊物它的有形的生命并不长，但它的影响与生命力却十分久远。
《新生》以唤醒民众抗日救亡为己任，将广大的民众，尤其是贫苦的中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读者对象。在《新生》发刊词中，杜先生写道：“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众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唤醒民众的勇气和决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对“未来中国新生的生力军”青年一代的关心和引导。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杜先生和《新生》对于彷徨的青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伸出热情的双手给予他们人生的扶携。《新生》曾连续刊载杜先生撰写的进言青年的文章，文中杜先生分析国难的原因，指出“在政治方面由于封建残余的存在，在经济方面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因此我们这个国难远在千百年来的顽固积习，近在几十年来外受帝国主义的摧残压迫，内遭军阀官僚的横征暴敛”。谆谆告诫青年，“在这帝国主义发狂，军阀官僚横行的时代”没有青年个人的出路，“惟有认识病源，看清目标，结队成群，共同前进，才是唯一的出路”。号召青年“放下消极的愤慨，负起积极的责任，努力！努力！”
当时由邹韬奋同志主办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为了保持这块抗日宣传的阵地，杜重远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利用其实业家和社会知名人士的身份，创办了《新生》周刊。从韬奋同志手中接过火炬，“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这无疑是一种英雄壮举。新生的《新生》，没有因为《生活》的前车之鉴，产生有丝毫的退缩，相反以更加充实的内容、更加犀利的笔锋，揭露日寇的暴行，抨击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这方面，尤以杜重远先生亲笔撰写的“老实话”专栏文章为代表。在《新生》遭到查禁后，杜重远先生将文字上的斗争转为法庭上的斗争，大义凛然，英勇不屈，谱写了《新生》战斗的强音。
创办教育培养有志青年
作为一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杜重远先生早就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始终关注教育，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1934年，杜先生就提出：“中国此后能否和日本拼命，就在能否将这大于日本九倍的中国大众训练组织起来，走在一条路上。”1938年，杜重远先生毅然舍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婉拒了国际友人的盛情相邀，奔赴艰苦落后的新疆，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新措施。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杜先生为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欢欣鼓舞，他的教育思想也产生了飞跃，提出了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深刻命题。在新疆学院，杜先生将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首位，致力于培养热爱祖国，有民族感情和责任感的抗日干部和建设人才。
他深感中国旧教育脱离生活、脱离实际，“不适国情，不切实用”，主张：“第一，置教育于生活之中，生活就是教育，教育也就是生活，免得读书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毛病；第二，训练学生极端的耐苦，然后可当大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思。”他要求新疆学院教师和学生面向实际、面向生活、学用结合。坚持“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在学校里营造了良好的教学氛围。杜重远先生本人在从事繁忙的学院管理工作的同时，亲自给学生讲授政治，讲授文学。他深厚的知识功底和精深的文学修养，使他的授课备受学生欢迎。在杜先生的主持下，新疆学院成为培养抗战干部的基地，锻炼人才的熔炉。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杜重远先生一生上下求索，矢志不渝，贡献了他的全部才智和力量。“言炳丹青，德配天地，功昭日月，行作楷模”，这是吴玉章同志对革命烈士的高度评价。我认为杜重远先生无愧于这样的评价，杜重远先生的爱国理想、实干精神和科学态度值得后人永远学习和继承。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委统战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