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台湾当局必须悬崖勒马
本报评论员
李登辉终于撕掉伪装，铤而走险，公然抛出所谓的“两国论”，说什么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此论一出，立即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严厉谴责和愤怒声讨，指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民族感情的严重挑衅，李登辉已经在分裂祖国的危险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岛内有识之士应当对海峡局势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和我们一道，坚决制止李登辉等极少数分裂势力的冒险行为。
人们注意到，每当两岸关系趋向缓和、有所发展的时候，李登辉总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捣乱，惟恐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在国际上，他不遗余力地推行“金钱外交”，企图挤进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伺机收买一些小国与其“建交”，甚至还用巨额金钱作诱饵，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搅混水；在岛内，迫不及待地采取所谓“修宪”、“废省”等动作，企图从根本上摆脱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并煞费苦心地提出“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人”等说法，其核心仍是企图割裂与祖国大陆的关系。最近，他又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了肢解中国的“七块论”……凡此种种，李登辉仍不甘心，似乎还不能明白地表达他阴暗内心的真正意图，而他在台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李登辉这次赤膊上阵，终于说出了他憋在心底很久、想说而没能说的话。这是他死心塌地妄图分裂祖国的野心的彻底暴露；是他错误判断形势，以2100万台湾人民安全与福祉作赌注，拉国际反华势力作垫背的一次政治冒险；更是他不自量力企图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为敌的丑恶表演。
中国一定要统一，中国一定能够统一。这是中华儿女百多年来浴血捐躯、前仆后继的奋斗目标和神圣的历史使命，凝聚着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在祖国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来就是坚定不移的，没有丝毫动摇。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挑衅，都是不可能得逞，注定要失败的。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这个基础遭到否定或破坏，那么两岸关系的发展将无从谈起，海协与台湾海基会的接触、商谈、对话将没了基础，两岸的交流、交往也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李登辉“两国论”的本质是企图将台湾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中分裂出去，是彻底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如果这种图谋得逞，两岸关系就会恶化，台湾海峡就难有宁日，中国和平统一进程最终将会被破坏。
我们深切了解并充分尊重台湾同胞“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愿望。要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一切可能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分裂言行。李登辉的“两国论”已经严重危害了台湾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利益。如果李登辉继续在“两国论”的危险道路上走下去，台湾同胞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他们是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两岸同胞应当为全民族利益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我们也警告台湾当局，悬崖勒马才是唯一出路。
第1版(要闻)
专栏：
浙江经济正看好
本报记者袁亚平
最近，朱镕基总理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柴松岳的工作汇报后，满意地笑了。他说，浙江改革开放以来走了一条很有特色的道路。国有企业比重不太大，但控制力比较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经济保持了繁荣。在当前面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浙江的情况是好的。浙江的经验值得总结。
浙江的经济总量如今居全国第四位。
去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980亿元，增长10．1％；外贸出口108．7亿美元，增长7．7％；财政收入401．8亿元，增长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83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815元。
今年以来，浙江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企业效益下滑、外贸出口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浙江风景独好：今年1至5月，国有和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15．2％，实现利税增长29．8％，财政收入增长26．1％；外贸出口增长11．5％，从出口市场结构看，对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出口增长较快，分别增长21．7％、36．8％、11．8％和35．6％。
首要原因：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人多地少。1978年前，浙江经济始终徘徊在全国中游。
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相对较小，可开拓的经济空间较大。全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逐步调整了所有制的结构，促进了公有制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
这几年，浙江各地在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提高乡镇集体经济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目前，浙江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商投资和其他经济类型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1．5％、40．3％、42．5％和5．7％。
在能源、交通、通讯和重要原材料等工业领域，浙江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控制力得到了提高。大企业集团和“小型巨人”企业等优势企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了增强，机械、电子、化工、医药四大主导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现在，全省私营工业企业总户数已超过10万家，1998年上缴工商税收65．7亿元。有资料表明，在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中，浙江占了112家，总量居全国第一。短短20年间，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个体私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省人均GDP增长速度最快的20个县市中，有2／3以上的县市个体私营工业产值比重超过50％。
主要特色：商品交易市场的兴起和扩展
“看市场，到浙江。”在浙江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崛起4619个商品交易市场，成为亮丽的经济景象和具有代表性的当地建筑标志。
各类商品市场以商带工，以工促商，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资源不足与本省商品市场空间狭小的难题。以全国性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以区域性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以遍布城乡的集贸市场为基础，多层次、多元化的商品交易市场网络已经形成。浙江因此被誉为“市场大省”。
马克思说过，从产品到商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浙江兴建的众多市场，实现了这一成功的跳跃。
在去年各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浙江各类商品交易市场成交仍然比较活跃，成交额高达3209亿元，比上年增长14．7％。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去年成交额分别达196．8亿元和180．2亿元，已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第二位。
今年一季度，全省商品交易市场运行与全省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成交额达98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88％。特别是一批龙头市场，销售势头趋强。绍兴中国轻纺城新品云集，一季度成交轻纺面料3．3亿米、成交额31．4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32．3％和8．3％。
市场汇集的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把浙江的各种经济要素激活了，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释放。
“兴一个市场，活一方经济。”市场的兴起，带动了一批产业尤其是县域特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绍兴的纺织面料、义乌的日用小商品、宁波的服装、海宁的皮衣、乐清的低压电器、永康的小五金等，闻名国内外。目前，全省各地以某类产品为纽带、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超过300个，其中10亿元以上的超过100个。
依靠市场信号自主决策，依靠市场机制自我调节，浙江有效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建立了分工协作体系，形成了区域特色经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选择市场就是选择了市场取向的改革。
重要因素：几百万经营者的流动和不断组合
人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
在浙江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的进程中，浙江人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商品意识强，创业精神足，肯吃苦，敢冒险，能竞争，善经营。
打铁匠出身、后来搞农机修配的鲁冠球，摸准市场上汽车万向节紧缺，便筹措资金4000元办起了万向节厂，至今发展成为总资产超过50亿元的万向集团。
35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20岁那年和友人以5万元起家，现在集团总资产已达7亿元，产值达20亿元，是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最大的产销企业之一。
如今，浙江有一支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他们勤劳智慧，勇于开拓，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和市场观念。
80年代中期，温州市率先向全国输出市场和经商人才，到“三北”地区安营扎寨。台州、义乌、湖州和绍兴等地的个体经商人员也随潮而动。在“三北”地区的各类专业市场中，浙江人占总经销人数的半数以上，有的市场一开始就是由浙江人办起来的。据浙江省统计局统计，去年浙江农村外出劳动力达268万人。
最出名的是温州人。现在有160多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10多万人在我国的港澳台地区，30多万人在国外，大部分从事营销活动，开辟温州城、温州街，创办大型市场、商场。祖国大陆县以上建制的地方几乎都有温州人在做生意，到处可以听到温州话。
在浙江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的进程中，浙江人一次又一次完成了“三级跳”：跳出土地，经商办企业；跳出家门，跳出国门，抢占国际市场！
在巴西兴建的“中华商城”是我国在海外开办的第一个商品市场。以温州为主的50家优秀企业，把浙江的名优产品推入国际经济循环体中。
义乌在南非建立“中华门”商业中心。台州路桥在阿联酋开设“中国商品城”。南联盟的战火刚停，硝烟未散，浙江个体户已运进大批集装箱，参与重建……
目睹这些，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既喜悦，又清醒。他说：“要继续保持我省经济在全国前列的位次，成为经济强省，必须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实现经济增长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的转变。”
第1版(要闻)
专栏：
掌握政策团结大多数
——三论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
本报评论员
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斗争正在全国普遍展开，绝大部分“法轮功”练习者受到教育和震动，看清了“法轮功”组织的政治本质和严重危害，纷纷同“法轮功”组织脱离关系，划清界限，形势发展很好。为了将这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积极健康地继续向前推进，必须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坚定地团结大多数，教育大多数，解脱大多数。
严格掌握政策界限，严格依法行事，是我们夺取这场斗争胜利的行动准则和重要保证。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必须严格掌握政策界限，严格依法行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遵循，各级党组织有所遵循，广大人民群众有所遵循，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有所遵循，才能更好地贯彻中央精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掌握政策界限，严格依法行事，就是区别不同情况，区分和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有利于集中力量解决问题，消除隐患，维护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对于人的处理，必须依照法律和党纪、政纪进行，整个工作都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高举法治的旗帜，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严格按法律程序处置违法活动，在这方面切不可有任何疏忽。一定要运用好党的政策和法律武器，密切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地解决矛盾和问题。要坚定地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把一般“法轮功”练习者同参与“法轮功”的组织、宣传活动的骨干区别开来；把一般骨干同极少数有政治意图、存心作乱的幕后人物、策划者、组织者区别开来；把在“法轮功”问题上犯有错误，但有明显悔过表现的同执迷不悟、拒不改正的区别开来；把中央作出决定之前犯错误同决定下达之后继续犯错误的区别开来，该解脱的解脱，该处理的处理，应该打击的坚决予以打击。
对于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把握，但是，帮助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真正从思想上转变，则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进行诚恳耐心、深入细致、入情入理的教育引导工作，帮助他们进一步认清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政治本质和严重危害；帮助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坚持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帮助他们从李洪志编造的荒诞世界中走出来，关心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立足教育，立足转化，这是一个共同提高的工作，这是对于我们的领导水平和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严峻考验，党的各级组织一定要重视这场斗争，组织和领导好这场斗争，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正确处理和妥善解决“法轮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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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洪志原单位同事说：
“太知根知底了，没人信他”
本报记者李安达
在长春市粮油食品供应总公司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过去和李洪志一起在这个公司保卫科工作的一些老同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了李洪志的过去。
谈话从李洪志的工作表现开始。原公司保卫科科长阎国武说：“这个人在我们单位工作很一般。有一次要他到稍远的远达粮库去检查安全工作，副科长都派不动他。我对他说‘你要不去那就我去吧！’他没办法才去。”原保卫科干部王德春告诉记者：“他工作表现很一般，没什么抱负。有一次他岳父找我，要我帮助李洪志解决组织问题。我直率地说，组织帮助是应该的，但主要靠自己努力进步。”
谈起李洪志练“法轮功”的情况，大家发言更热烈了。阎国武说：“我们对他太了解了。他就是初中文化，平常在科里连个材料都写不好，还能写什么书，我始终不信。他停薪留职后，有一次从泰国探亲回来，拿了一本薄薄的书给我，说是什么‘法轮功’的。我看都没看，随手扔到办公桌上。”原公司团委书记台景峰说：“我们团委办公室和保卫科紧挨着。有一次他来了，说他能发功治病，有几个同志开玩笑叫他看病，结果一个也没看好。有个患鼻炎的同志当场就取笑了他几句，两人还闹得有些不愉快。”原保卫科干部孙福斌说：“我跟他共事多年，只见过他演节目吹吹小号，写个材料也不像样，也没见他谈过科学知识。后来说他创造什么‘法轮功’，还写书，我们压根儿就不信。”现任公司保卫科长梁树文说：“1983年3月我转业到地方后，就跟李洪志共事，直到他离开保卫科，根本就不知道他会什么功。”
公司总经理齐魁范对记者说：“我们机关过去120多人，现在精简到36人，没一个练‘法轮功’的，平时都没有议论过。因为我们对李洪志太知根知底了，没人信他。”
第1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收缴“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155万件
7月28日下午，北京、天津、江苏、吉林、湖北等省市纷纷销毁“法轮功”类书刊、音像制品，开始了全国第一次集中销毁“法轮功”宣传品、出版物的统一行动。据悉，全国至今已收缴“法轮功”类出版物155万件。广东、山东、河北、上海、辽宁、四川、陕西等省市将于29日举行大规模销毁活动。图为工作人员在北京某造纸厂将“法轮功”类图书投入化浆池。新华社记者李俊东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还其本来面目
——见证人评说李洪志
本报记者张玉来
李洪志在其杜撰的自传中，称自己“1972年由道号真道子的师父传授大道。1974年后又由佛家师父传授修炼大法直至出山”。1972年至1974年可谓李洪志修炼成熟和鼎盛的时期。记者近日采访了李洪志这段历史时期的权威见证人——李洪志在吉林省森林警察支队文艺宣传队的两名战友，听他们是如何评说李洪志的。
年届五旬，现在吉林省外办外事服务中心供职的高晓虎说，他是1971年进入宣传队的，比李洪志早一年，至1978年宣传队解散，在6年时间里，与李洪志同在宣传队的乐器班。当时一个班十几个文艺兵同桌就餐，同室排练，同睡一张通铺，一道演出。可说朝夕相处，相知甚深。
“李洪志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这是高晓虎对李洪志的总体印象。他说，当时是军事化管理，排练、演出十分紧张，不可能有时间去练什么功。更没有人发现李洪志有什么功法。
吉林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俊鹏，曾任森警支队宣传队副队长。他说，李洪志当时是吹小号的，水平一般。他除了吹小号，可说身无它技。当时宣传队提倡一专多能，很多队员都有二三种专长。比如，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当时也在宣传队，他除了担任独唱外，还能报幕、跳舞；高晓虎的专长是拉小提琴，笛子吹得也不错；而李洪志天分、才智平平，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当时每年每人都要写个小结，李洪志写得极一般，字也写得不怎么样。后来听说他写了多少本书，当年的战友都觉得好笑，都说：“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俊鹏和高晓虎都说当年李洪志性格孤僻，不太合群，很少与人交心，想不起来他和谁是要好的朋友。分手后，他基本上不与当年的战友来往。
“记得是在1993年，我和当年女演员班的王庆华与李洪志偶然见过一面。”高晓虎回忆说，见面后，李洪志说他会气功，王庆华说正好腰疼，要他给治一治。李洪志便装神弄鬼地发起了功，又在王庆华后腰拍了几下，说：“好了，肯定没事了！”我偷偷问王庆华：“怎么样？”王庆华苦笑一下：“没什么感觉。”从那以后，我见到迷信或者练“法轮功”的人都直率相告：“你们可千万别听他瞎掰！”
谈及为什么当年宣传队的战友没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刘俊鹏颇有感触地说：“凡离李洪志近，对他比较了解、熟悉的人，没有一个练‘法轮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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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李洪志接生的潘玉芳指证：
李洪志编瞎话改生日
据新华社长春七月二十八日电（记者徐家军）四十七年前曾亲手为李洪志接生的潘玉芳老人向记者指证，李洪志出生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而不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居住在吉林省公主岭市、现年八十岁高龄的潘玉芳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流畅，对往事记忆犹新。这几天，老人从电视中了解到，李洪志把自己的生日改到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她对此颇为气愤。她说：“小来子（李洪志小名）不是要真、善、忍吗？怎么为了编瞎话把自己的生日都改了呢？”
五十年代初，潘玉芳老人曾与李洪志的母亲同在吉林省怀德县公主岭镇（现公主岭市）一家名为“寿山医院”的私人诊所做助产士，并同住一个宿舍。
据老人回忆，李洪志的父亲李丹、母亲卢淑珍相识于一九五一年春季，于一九五一年秋天结婚。一九五二年夏天，是年三十三岁的潘玉芳被请至住在公主岭镇河北三道街的李丹、卢淑珍夫妇家中，为卢淑珍接生。卢淑珍分娩时难产，疼得难以忍受，潘玉芳不得已为其注射催产素。当婴儿生下来时，已经全身发紫。这个婴儿便是李洪志。
潘玉芳老人说，李洪志不允许练功的人看病吃药，这纯粹是害人。李洪志出生时，他的母亲难产，如果不是注射了催产素，恐怕母子俩都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