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远行记
更有险境在源头
——“行走黄河”日记之六
本报记者李泓冰吴焰
6月9日、10日西宁—湟源—玛多
一进湟源，我们就开始兴奋，这就是极富诱惑力的青藏高原。
随后就望见了青碧无边的青海湖。它被群山环抱着，与天际相衔。昨夜刚刚下过雨，乌云直压湖面，使得这个一向以纯净著称的中国的最大咸水湖，也蒙上一层抑郁色彩。
近年来，与内地许多湖泊一样，青海湖也在经历湖面萎缩、水质咸化、鱼类及鸟类消减等灾难。湖边有新垦出的大片土地，而在几年前，这里曾是湖底。还有环护着它的广袤草原，也在逐渐走向荒漠化。我们所看到的草场，多半是绿中泛黄，缺乏生机，更有大片草场深受鼠害，已经“坟丘”累累，成为新的不毛之地。
这就是黄河的源头地区？我们忧心忡忡。在昨天的采访中，青海省林业局局长王谦那副“重任在肩”又“不堪重负”的愁容，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青海的“重负”究竟有多重？——水土流失面积逾5亿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6％，其中黄河流域为1．1亿亩，是整个黄河流域的50％；草场退化严重，近10年的退化面积比上一个10年增加1倍多，黄河河源的玛多县，4077个湖泊中，已有近千个干涸，其余湖泊水位下降了2—3米……
黄河告急，源头告急，青海也在告急。去年长江大水之后，青海发布《关于停止天然林采伐的通告》，这使得森工企业、国有林场原木采伐销售收入和木材加工收入每年减少2500万元左右，育林基金每年减少近900万元，林业建设费每年减少38万元。这对每年财政缺口都在十几个亿的青海省来说，不是个小数字。如何维持林场与林业工人的生计？青海处在茫然之中。与此同时，对治沙治鼠、水土保持的投入也极其可怜：1992年以来，国家与地方财政投入治沙的资金累计4081万元，摊入每亩沙化面积平均不到两角钱……
“保护江河源头义不容辞。但必须有相当大的付出。”青海是个穷省，如果不允许它继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还要把保护江河源头的重任全压在它的肩头，它确实力不从心。那么，为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造福的源头治理工作，有没有可能得到源源不绝的生态补偿基金呢？相对富裕的黄河下游，是否也能为黄河源头的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呢？
三菱越野车飞奔300多公里，我们终于抵达黄河源头第一镇——玛多县城所在地黄河沿。
黄河源头，自古以来就有过多种说法。直到70年代末，经过认真的实地考察，才有了比较一致的结论：黄河正源在流进扎陵湖、鄂陵湖的卡日曲。但是，黄河源头实际上多是汊流、散乱流，经过一大片名叫星宿海的沼泽地，很难说哪一条是主河道，就这么散散漫漫地汇入扎陵湖，再流入它的姐妹湖鄂陵湖。
就是这一大片沼泽地把我们害惨了。汽车磕磕绊绊折腾半天，终于把我们带到了措哇尕什则山上的黄河源头牛头碑了，那碑呈硕大的牛头状，上有胡耀邦和十世班禅分别用汉、藏文手书的“黄河源头”4个大字。
然而源头怎么没有水？我们策划的放漂流瓶之类的仪式根本无法举行。当地人说：这几年黄河源头一直断流，今年还断流8公里呢——这真是一个让我们极其惊讶的消息。（全文完）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爱厂敬业育人增效
——浑江发电厂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张玉来
近日，到吉林省浑江发电厂参观的人们都在探寻一个奥秘：这家建厂仅26年，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厂，何以在1998年经济效益居东北电网同类机组领先水平？又何以在今年4月20日创下安全生产2031天的纪录，居全国同类机组第二位？这些探寻者得出的结论是共同的：爱厂敬业精神是浑江发电厂发展的动力之源。的确，在这个曾荣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的电厂采访，能听到许多感人至深的育人增效故事。
1985年，浑江发电厂针对部分职工存在的“改革就是多拿钱”、“理想是空的，先进是傻的，只有钱才是真的”等错误认识，深入开展了以“爱电厂、做主人，电厂光荣我光荣，我为电厂争光荣”为主题的爱厂敬业思想教育，使职工主人翁意识大为增强，工厂面貌焕然一新。
从此，工厂十五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对职工进行教育，一年一个新主题，常抓不懈，常抓常新，使爱厂敬业教育成为这家工厂每个职工的必修课和终身课。
1995年7月一天凌晨，白山市突降历史罕见特大暴雨。5时左右，500多名电厂职工不约而同地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工厂。浑身湿透的职工们，以自己的自觉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职工与工厂命运休戚与共。1998年20万千瓦6号机组大检查，原定50天的工期，硬是被职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提前了5天。因为每个职工都懂得，提前一天就可多发电480万千瓦时。浑江发电厂职工还转战南北，无偿帮助兄弟电厂抢修，走到哪里便把爱厂敬业精神带到哪里，以出色的工作质量和速度赢得一片赞扬声。
浑江发电厂开展爱厂敬业教育还与着力提高职工的文化科技素质紧密相结合。
在发电分场，记者问一位正在忙碌的青年工人是什么工种？小伙子回答说：“我是全能值班员。”听了他的解释，记者才弄明白这个分场的值班员原本分为锅炉、汽机、电气三个专业，值班员按专业有专门分工，各司其责。如今全能值班员将三个专业值班员的工作集于一身，一个人完成了三个人的工作量。分场党支部书记邸树成告诉记者，全能值班员都是选拔各专业的技术尖子，经过15个月的严格培训，考试合格后才上岗的。原来20万千瓦机组按定员标准共需14名值班员，全能值班员上岗后已减至8名。1996年工厂机组容量45万千瓦，当时分场是371人，如今发电厂机组容量增至65万千瓦，人员反而减少了9人。
伴随全能值班员的出现，工厂还涌现出一批一专多能的技术尖子和一批掌握一手绝活的高徒。工厂每年开展一次技术大比武、选拔百名岗位排头兵活动，使1700多名一线工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比学赶帮，争做岗位排头兵的热潮。目前，已有924人获得中专以上文凭，其中获大专以上文凭的600余人，现仍有300多人参加电大、函授学习。
工厂党委书记李景喜颇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减员增效与育人增效是相辅相成的，而后者较之前者产生的作用和效益更巨大、更持久。因为它为企业造就了一支爱厂如家、技艺高超、能打硬仗、无往不胜的职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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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两件小事看出行
周自牧
盛夏去北戴河采访，在北京站乘火车，送站车不能靠近火车站入口，只得冒着37摄氏度的高温，背着旅行包，步行穿过站前广场进站。归来时，带的资料更多，送站的车可以停在北戴河火车站门口，还算轻松。火车一到北京，就惨了，背着背包，从站台走出站门，已经很累，站门口无车，又冒着38摄氏度的高温，穿过站前广场，再穿过马路，叫出租车，司机不理睬，只好继续步行到其他街口，才坐上车。这时，汗水已经湿透衣衫。如果带的行李更多呢？
重修站前广场，为什么不考虑在站前加一个地下汽车通道，让旅客一出站口，就能坐上汽车呢？每天，每月，每年，有多少旅客带着行李出入北京站，他们累不累呢？
恰好最近又去首都机场乘飞机，帮人带了几捆书。一进机场就查票，送行者不得入内。行李、书籍都得旅客背着，去找托运服务台。如果带的行李更多呢？
扩建首都机场，为什么不考虑学习外地模式？比如在咸阳机场，送行的人可以帮着把行李拿到托运台，先凭票托运行李，然后再送旅客去进行安检。首都机场是大型机场，每天，每月，每年，不知有多少旅客从这里离京，他们行李再多，都得一个人去托运，累不累呢？
以记者的观察，出入北京站、离开首都机场的旅客，都觉得累，喊叫不如其他城市方便。但大家又都觉得这是首都，凡事不可能都从小百姓的方便来要求，还是体谅、服从为好。
我以为不尽然。就车站、机场以及绝大多数服务设施来说，群众的方便、安全是要尽量满足的。作为首都，不仅不能落后于其他城市，而且应该做得更漂亮，成为表率。更何况像站前有车、方便托运这些事，对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现代化的车站、机场来说，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从技术上、资金上要做到并不难，关键是要想得到，当回事。每天千千万万的旅客如能少受点累，这比让他们背着大包小包只看到一张笑脸实在得多了。
文明服务，不是看标语听口号，要看实效。最近，北京通过整治污染、交通、违章建筑，争取天蓝、地绿、水净、路通，做了大量工作，收到实效，就受到绝大多数市民的拥护。我提两件小事，是想使首都各行各业的服务设施更加完善，这才能不辜负群众的热爱，给全国、全世界来京的旅客留下更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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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老区不富心不安
中共山东省临沂市委书记乔延春
乔延春，1948年生，大学学历。历任山东费县县委副书记、临沂地委副书记、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现任临沂市委书记。
沂蒙老区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让老区人民尽快过上富裕生活，一直是临沂市各级领导的中心工作。
1995年底，沂蒙老区在全国18个连片扶贫开发地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但仍有小部分地处偏远的山区、库区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为此，我们在各市县建立了扶贫基金，用于包扶贫困村。在向贫困宣战的进程中，我们始终把加强贫困村党支部建设作为关键措施来抓，在全市农村基层班子中排出1050个后进支部，建档立卡，每年从市县抽调2000多名机关干部到这些村包点帮扶，群众不脱贫，工作组不撤。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又抽调1．6万名干部，开展以整顿后进村班子，推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加强基层干部思想作风建设，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帮扶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1998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60亿元，比1995年增长48％；农民人均纯收入2182元，增长37％。
经过几年努力，临沂市的扶贫取得了一定成绩，逐步转入巩固、发展新阶段，我们层层建立了责任制，确保所有的贫困村3到5年内脱贫。今年，我们将投入1100万元，对100个贫困村进行扶贫开发，投入400万元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并将搬迁24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村庄。
扶贫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立足长远，稳中求进。对我本人而言，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让老区人民远离贫困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个愿望一日不实现，我就不会感到心安，我就不会放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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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示范基地富百姓
中共湖北枣阳市委书记刘善桥
刘善桥，1957年生，大学文化程度，历任湖北随州市副市长，中共宜城市委副书记、市长，1996年8月任中共枣阳市委书记，1998年5月兼任中共襄樊市委副书记。
初到枣阳担任市委书记时，望着一片片起伏的丘陵，我的心无法平静。我知道，地处山区的农民渴望走上致富之路。
我们首先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几位在山区工作了十几年的乡干部告诉我，枣阳山区气候独特，适合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山民们告诉我，过去市委、市政府也曾多次号召他们种植经济作物，但由于农产品进入市场十分困难，他们不愿冒风险去尝试。经过大量的调查，我们市委一班人形成共识：要切实实施富民工程，就要创办一批示范基地，带动一方群众。我们选准有市场前景的种植养殖项目，要求党员干部创办示范基地。很快，全市乡镇干部办起示范基地300多个，595个村支部书记办起示范基地638个。为了办好示范基地，坚定农民走产业化道路的信心，枣阳市委以党员干部为骨干，成立科技攻关小组和市场营销小组1310个，去年引进新技术620多项，开发新产品582项，使示范基地的产品成为市场的畅销货。
创办示范基地成功后，我们要求这些基地组织全市20万农户，形成农户＋基地＋公司的产业化链条，带领农户共同走进市场。罗岗镇创办辣椒基地8000多亩，带动全镇75％的农户种辣椒，年产值达1200多万元，农民人均年增收100多元。如今，丘陵成片的枣阳市，十大农村产业基地和440个龙头企业已经网罗了全市590多个行政村，成为农民致富的基地，促进了全市经济快速发展，199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155．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700多元，全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升到全省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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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哉，三河
李宝中余继军
漫步在三河市区的每条街道，都令你心旷神怡。茵茵绿草，簇簇花朵，浓浓树影，掩映着平坦整洁的街道。
三河是由北京向东进入河北的第一站，是河北的对外“窗口”，因此三河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搞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今年，他们从街面的清扫到道路两旁的绿化，从违章建筑的拆除到个体商业摊点的摆放，从住宅小区的美化到卫生死角的清理，全面打响了环境整治的战役。
市政府与市直11个部门签订了城市综合治理责任状，使各部门切实把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形成级级有目标、人人有任务、处处抓落实的工作态势。同时，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先后6次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市区环境，征求意见，并设立举报电话和意见箱，调动市民关心城市环境、参与综合治理的积极性。对一些难点、焦点问题由新闻媒体予以曝光，促使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尽快改正。此外，他们还成立了一支30人的城市监察大队，进行经常性检查和规范化管理，对违规现象坚决处罚，有效地防止了整治后的反弹现象。
三河市的环境美化立足高标准。他们投资350万元对迎宾路两侧人行道进行改造，将水泥方砖换成彩砖，将水泥路沿石换成了花岗岩路沿石，规划建成了标准公益广告一条街。在城市绿化中，他们从北京园林局请来专家对各个街道和场所进行分别设计，做到花、草、树品种、造型各不相同，市区仅园林小景就达60余处。在京东第一集，占地面积达1．4万平方米的两个绿地广场正在施工。园林局的同志介绍说，两个广场造型各不同，东广场以音乐喷泉、舞池为中心，建成开朗通透的绿地广场；西广场以雕塑、植物造型为主，建成立体绿地广场。目前，三河市区的森林覆盖率已达33％，人均拥有绿地面积6．31平方米。城市环境实现了三层立体绿化，三季有花，四季常青。
“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关键是要强化市民的文明素质。”三河文明办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他们以《三河市文明城市公约》、《三河市文明市民守则》为主要教材，采取电视台、广播台宣讲，举办演讲会、征文比赛、知识竞赛等形式在全市广泛开展“争做文明市民”活动。在“向不文明行为告别”活动中，他们成立宣讲团，深入街道、居民区、中小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有组织地系统宣讲公德意识、法律常识和文明观念，并举办了一次“向不文明行为告别”的万人签名活动，极大地强化了市民的文明意识。
文明城市的形象更体现在创优争先、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上。三河市委、市政府从转变机关干部作风入手，坚决克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利化”的行为和个别单位、个别人当中存在的“吃、拿、卡、要”现象，明确提出“当时能办的马上办，当时不能办的抓紧办，自己职责内的事立即办，自己职责外的事协调办”的办事原则。他们还开展“百家企业、万名群众评议市直机关”活动，采取民主测评和个别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市直机关的廉政建设、作风形象等方面进行评议，有效地促进了市直机关的职业道德建设。
城市美了，民心顺了，市民的素质提高了，业余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了。目前，已有30多个群众自发组织的舞蹈队、歌唱队活跃在市区街头，与绚丽多彩的城市相互辉映，展示着三河的文明与辉煌。（题图摄影：贾又如）（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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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热线
昔日海上颠簸今朝居有定所
宁德万余船民
告别漂泊
本报记者赵鹏
7月的闽东沿海，海风阵阵，浪花点点。正赶上退潮，在霞浦县盐田乡，一队队远归的渔船，静静地停泊在宁静的港湾中。男人们赤着上身默默地修补着破旧不堪的渔船，女人们哄着吵闹的孩子，收拾着家当。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山坡上，一排排新房拔地而起。他们在心中一遍遍默念着：一代又一代的漂泊，真的就要结束了吗？
宁德地处福建东北沿海，俗称闽东。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唐朝中叶以来，为躲避战乱，在闽东沿海一带出现了一批以船为家，世代在海上漂泊的渔民。由于常年在狭窄的船内生活，这些渔民大多身材矮小、两腿内弯，于是便有了个屈辱的称呼——“曲蹄”。在旧社会，由于官府的欺压和社会的歧视，这群中国的“海上吉普赛人”不敢上岸，不与岸上人通婚。据统计，高峰时闽东沿海连家船民人口曾达到10多万，占全省连家船民总数的90％以上。由于绝少接受正规教育，船民们大多是文盲。然而，祖祖辈辈的连家船人都有一个梦想：上岸定居，告别漂泊！
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党和政府派出工作队，拨出大量专款和木材，两次大规模地帮助闽东连家船民上岸定居。据统计，这期间闽东渔民上岸定居的有2348户、11289人。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直到1999年，仍有3000多户、近两万连家船民漂泊海上。
“上岸？咋不想呢！”宁德市漳湾镇横屿村村支书吴元凑介绍道：“咱这村300多人，全是连家船民，上岸才20多天。我们以前那个村就叫水上村，几辈子海上生、海上长。”当了30多年村支书的老吴，不禁回想起昔日在海上的日子。1994年正月十七，老吴和同村另一位船民中午出海，起初风平浪静，等到要返航时机器突然坏了。小木船只能随着海潮乱漂。船上吃的、喝的全没有了。“我是正月十八的生日，那时我就想：完了，海神爷是要把我留在海里了。”漂了8个多小时后，直到夜里2时，老吴总算拖着疲惫的身子平安靠岸。“那时我就想，只要我还当支书，说啥也得帮助全村人上岸定居。”
也是这一年，同样的愿望在霞浦县盐田畲族乡乡长、省人大代表雷玉耀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他所在的乡是连家船民最多的地区，自打他担任盐田乡乡长以来，这位畲族汉子就开始勾画全乡276户、800多船民的新蓝图。1995年福建省“两会”召开期间，雷玉耀递交了帮助连家船民搬迁上岸定居的议案。
今年4月中旬，分管全省农村扶贫攻坚工作的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专程到闽东沿海各县市走访连家船民。走近岸边，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只只窄小而破败不堪的渔船。不少甚至连渔船都没有了的船民，只好栖身在岸边用破船骨或长竹竿和塑料膜搭盖起来的棚屋中。里面没有电，没有水，低矮昏暗潮湿。猫腰钻进去一看，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口铁锅、一张竹床和一床破棉絮。
“决不能让船民再漂泊下去！决不能把贫困带进21世纪！”福建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郑重宣布。与此同时，宁德地委、行署也把连家渔民上岸定居的搬迁工程列入今年全区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宁德行署与全区沿海各县市分别签订责任状，提出集中全力，奋力攻坚，务必在国庆前帮助所有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为了彻底解决连家船民的生活困难，根据宁德地委、行署的安排，全区沿海各县市按照每个船民补助1300元的标准，统一征地、统一设计、统一施工，想方设法让所有船民搬进新居。
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汽车沿着一条刚刚修好的砂石路，一颠一跳地来到了霞浦县盐田乡北斗村。山脚下，一排排红砖砌成的新房一座紧挨着一座。房子还没来得及进行内外装修，船民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电视机中传来的欢笑声，伴着家家户户冒出的炊烟，弥漫在整个村子的上空。
“共产党说话就是实打实！做了一辈子上岸的梦，今天竟真的搬进新居了。”至今仍未见过县城是什么样的杨贵霜老人一边拉着我们参观他的新居，一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据地区脱贫办统计，截至今年7月，全区累计上岸的船民已达2000多户、1．1万多人。
“穷随穷山恶水去，福随造福工程来。”宁德市八都镇的海星村，是全区最早上岸定居的船民村，至今全村保留渔船，靠出海为生的人已寥寥无几。“想当年，我妈就是摇着一条小木船嫁到这边来的，可如今我连船都还没有坐过。”刚刚中专毕业的连眯森一边忙着张罗生意，一边偷偷告诉我们她的一个秘密：“我是学服装设计的，等到年底澳门回归了，我还打算去那里开个服装店呢！”好大的气魄，好一个连家船人的后代！
翻卷的海浪哗啦啦奔涌上岸，又涨潮了。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静静地铺洒在闽东连绵起伏的群山间。一阵阵鞭炮声从我们的车窗外传来，探头望去，远处的山脚下，又有一户户的连家船民正在弃船登岸，准备乔迁新居。（附图片）
建设中的连家船民新村陈明凯摄
连家船民从前赖以栖身的棚屋邱树添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