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百年
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出土的商代后期甲骨文，自1899年由山东福山人王懿荣辨识出来，到今年正好是一百年。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产生了中国近代考古学，推动了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古文献的整理和古文字学的发展。与此同时，甲骨文研究本身也成为一门显学。
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杨升南
百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899年至1927年为第一阶段，这是私人非科学发掘时期，学者们只能就流散的甲骨作分散研究。1928年至1949年为第二阶段，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对小屯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获得有字甲骨二万余片。第三阶段从1950年到1966年，由于科学发掘材料的刊布，甲骨文研究得以走向深入。第四阶段从1978年至今，是甲骨文研究飞速发展和取得突出成果的时期。
百年来，从事甲骨文研究的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初略估计研究者人数达二千左右，出版的专著及论文超过一万种。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简而述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资料的整理和公布。殷墟出土的甲骨片数量，据胡厚宣统计有十五万片左右，有的学者估计略少，认为只有十万片左右，迄今无法确切统计。甲骨片是埋于地下三千多年的遗物，极易破碎，只有制成拓本或经摹写、或经照相，方能著录成书，刊布于世。所以甲骨资料的整理公布，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步。1903年刘鹗出版了六册的《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其后有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中国学者以及一批国外学者从事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使1928年科学发掘以前私人掘得的甲骨片，基本上被刊布出来。从1928年开始，史语所把先后对殷墟十五次发掘的甲骨片，分别著录在《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和《殷虚文字乙编补遗》三部书中。1973年在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录在《小屯南地甲骨》一书内。1982年中华书局出齐了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共十三册），收录甲骨四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片。语文出版社在年内即将出版的《甲骨文合集补编》，收录《甲骨文合集》遗漏和国外新近出版而未及收入的甲骨一万三千四百五十片。这两部书的出版，就把1966年以前出土的有重要内容的甲骨片基本上都公布了出来。甲骨文资料的科学整理，汇集刊布，为下个世纪的甲骨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次是文字的考释和汉字构造理论的建立。研究甲骨文首先要识字。甲骨文中有单字约四千五百个，百年来经学者考释而能认识的约有二千个，其中还有五百个左右的字各家的解释不一致。不过那些未识之字多是人名、族名、地名等死文字，使用频率极低，故对甲骨卜辞文句的理解影响不大。当然，未识之字中有些也可能包涵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信息。继续考释文字，将是二十一世纪甲骨文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甲骨文字是迄今发现最为成熟的中国古文字，是汉字的源头。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考释，新的汉字构造理论就打破传统的“六书”说而建立起来。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从东汉许慎以来的近两千年中，一直被认为是汉字构造的理论基础。1934年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首先指出六书的局限，1949年又在《中国文字学》中提出象形、象意、形声的“三书”说。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中指出象形、象意实为古之图画文字，他提出汉字构造应为象形、假借、形声的新“三书”说。裘锡圭在《古文字学概要》（1988年出版）一书中，赞成陈梦家的“三书”说，同时指出“三书”不能概括全部汉字，五类文字即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等不能纳入“三书”之中，应特别另加注意。这样，“三书”说的理论就由甲骨文字的考释而建立起来，从而使古文字学成为一门有规律可循的科学。
第三是工具书的编纂。工具书是信息的汇集，它既是了解以前研究信息的途径，又是新研究工作的起点。甲骨文材料的公布、文字考释的进展，推动了工具书的编纂。甲骨文工具书的种类大致有五：一是关于甲骨字形的书。最早的是1916年罗振玉的《殷虚文字待问编》、1923年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1933年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编》，其后有孙海波的《甲骨文编》（1934年）、金祥恒的《续甲骨文编》（1959年）等，这类书多按《说文》部首分类，注意字型摹写的准确，每字下附有出处及简单的释文。二是甲骨卜辞资料类编。此类书以字头为准，将该字所在的甲骨卜辞类集在该字下，以便检索。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1920年）开其端，其后有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1967年）及姚孝遂、肖丁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1989年）。三是汇编各家对甲骨文字考释的字典性书。最主要的有李孝定编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年）、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1988年）、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1996年）等。四是有关甲骨卜辞内容的事类通检。如曾毅公的《甲骨地名通检》（1939年），汇编甲骨文中所见地名共九百一十九个。饶宗颐主编的《甲骨文通检》分人名、地名、天文气象、人物职官、田猎、祭祀典礼、杂类等七类九个分册，于1992年陆续出版。五是论著目录索引。如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1952年）、仆茅佐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1991年）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甲骨学一百年”课题组编纂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也即将出版。以上五类工具书的编纂，收集了大量的信息，为二十一世纪的甲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是分期断代研究。殷墟甲骨文是盘庚迁殷至纣王亡国期间的文字材料。经八代十二王，历时二百七十三年。只有将每片甲骨所属的王世划分清楚，方能从甲骨文里勾绘出商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甲骨片所属的王世，早在甲骨文发现的初期，罗振玉、王国维以及郭沫若等就曾注意到。1933年，董作宾出版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用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书体等十个标准来确定每片甲骨的时代，并将所出甲骨划分为五个时期：即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二期：祖庚祖甲；三期：廪辛康丁；四期：武乙文丁；五期：帝乙帝辛。后来胡厚宣也有四期说，陈梦家有九期之分，皆是对董氏分期法的调整补充。1979年许进雄在《甲骨上的钻凿形态》一书中提出用钻凿形态来断代，是对董氏十项标准的补充。通过这些标准，殷墟甲骨每片的时代大致可以置于各王之下。1976年由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引发了对“历组卜辞”时代是否提前的讨论。李学勤将此组卜辞由董作宾的四期提前到武丁晚年到祖甲时期，并提出以甲骨文字体为标准进行分组整理和殷墟甲骨的两系说。甲骨文的分期分组研究的讨论，将是下个世纪的热点。
第五是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社会史。甲骨上的文字是商代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未经后人篡改过，故十分珍贵。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社会史是研究甲骨文的重要目的。甲骨文发现以前，商代被视为“传疑时代”，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朝代，还不能肯定。夏代是否实有，就更难说了。甲骨文发现以后，王国维根据甲骨文中所见的商王名字于1917年写出了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大体排出了商代一个可靠世系，从而证明《史记·殷本纪》等古籍中所载商史是可信的。而《史记·夏本纪》所记夏代的世系由此也就不可轻易否定，这样就把我国可信的历史提前了近一千年。此后，利用甲骨文资料对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以及甲骨卜辞语法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十分重大的成果，使我们今天已经能勾画出商代社会的大体轮廓。
随着甲骨文研究的蓬勃发展，一批总结甲骨文研究的通论性著作相继面世。如董作宾的《甲骨学五十年》（1956年）、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1956年）、日本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1967年）、严一萍的《甲骨学》（1978年）、张秉权的《甲骨文与甲骨学》（1978年）、美国吉德炜的《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1978年）、吴浩坤与潘悠合著的《甲骨学史》（1985年）、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1989年）等。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的《甲骨学一百年》一书也即将出版。这些不同时期的著作，总结了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甲骨学家和重要的甲骨著作进行评价，分析了甲骨文研究中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时期甲骨文的研究提出了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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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治学宜勤且宜实
□李治亭
治学如登山，只有具有挑夫的精神，才有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概括挑夫精神，一曰勤二曰实。不畏艰难，肯吃大苦，持之以恒，坚忍不拔，谓之勤；凭实力，重实干，不走捷径，不投机取巧，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功，谓之实。当然，挑夫挑担与学者治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但其精神之重负，思想之压力，付出之艰辛，应当说并无二致。
历来学术研究各有“专攻”，治学方法亦各擅一道，都是每个学者长期治学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各得其妙。但是，治学宜勤且宜实，应是通用法则，若舍去勤和实，任何高明的治学方法也于事无补。古人推崇治学、治国，乃至治家，皆以“勤”为第一位，如勤学、勤政、勤家等。勤则事业必兴，而懒惰者必败。故古之学者治学，无不以勤勉为座右铭。韩愈有一句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他本人就是勤奋治学的典范，勤奋使他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大凡古代有成就的学者，皆由勤奋而来，其例子举不胜举。至现代，诸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吴晗等史学大师，都是勤于治学的一代楷模。他们都担负很重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应接不暇，但名篇巨著累出，靠的就是勤奋。如吴晗总结治学须“三多”，即多读、多想、多写，而贯穿于“三多”之中的，实际就是一个“勤”字。
古代学者视学术为实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学术有经世致用之效，能提供借鉴，指导实践；一是就学术本身而言，必依社会存在的事实为依据，决不能凭主观而编造。崇尚实学，求真知，重实行，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从《春秋》到《资治通鉴》、从《史记》到《清史稿》，都堪称学术实学的代表作。在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运用科学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与旧时代相区别的新科学。但在治学中，求真务实的良好学风，与古代学者的追求应是异曲同工的。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事业蓬勃发展，成就巨大。但也应看到，我们的学术研究远不能适应现实生活需要，并暴露出某些不足。譬如，一些人不是在实干中求得学术水平的提高，而是把学术当成获利求名的商品，打快拳，搞突击，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不出几年，“著作”等身。还有那么一些人，不愿做艰苦的研究，不肯坐冷板凳，急功近利，学风浮躁。这些学风不正的问题，实为学术发展之大害。
所谓学术，是历史的与现实的社会现象总汇，是各种思想或思潮的凝聚，是理性或理论的浓缩与概括。治学就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目的是破解社会发展中诸多理论与认识上的疑难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指南。因此，必以纯正笃实之心，坚忍不拔之力，假之以岁月，才有可能实现。不仅如此，治学之盛衰，关乎国家的治乱，人心之向背。明人称：“世道之隆替系人心，人心之邪正系学术。”治学的学风纯正与否，实为民风纯正与否的晴雨表。学风不正，何以正民风，又何以正人心！尤其是身在学术中人，更应自省，增强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不谋私利，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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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
——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会综述
□卫庶
日前，河北省社科联和河北省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学会联合组织的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会在石家庄市召开。
与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正日益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利用西方拥有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有利于自己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向全球强制推行西方大国所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规和法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推行经济霸权主义，阻碍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经济；金融霸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之一。防范经济霸权主义，增强本国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刻不容缓的跨世纪课题。
面对现实存在的经济安全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循序渐进的金融自由化；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建立国际金融的新秩序；面对日益膨胀的国际投机资本和层出不穷的衍生金融工具，发展中国家要加强监管，增大透明度和信息交流，弥补市场漏洞。与会学者指出，中国的战略选择有：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积极倡导在平等、合理、公正的原则上建立经济全球化新秩序、新规则；搞好经济结构调整，加强金融监管，积极稳妥地扩大对外开放。
与会学者指出，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性。同时要明确，发展是指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的全面发展；独立和主权也不是取得之后便一劳永逸，广大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在维护主权和独立的斗争中求发展的严峻局面。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也是世界发展的严峻课题和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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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扩大内需与中等城市发展
——中等城市经济研究会第十次年会暨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吕先声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等城市经济研究会第十次年会暨经济发展研讨会日前在安徽召开。这次会议研讨的主题是扩大内需与中等城市经济发展。与会代表的主要观点是：
扩大内需对中等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扩大内需促经济增长，是中央根据亚洲金融危机及国内市场变化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对于中等城市来说，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因为中等城市特别是广大内陆中等城市出口产品的比重较低，一些内陆中等城市外贸出口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坚持从实际出发，就要着眼于扩大内需，以确保经济增长。
中等城市要特别重视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和中西部市场。由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所决定，中等城市特别是内陆中等城市的工业品中低档居多，更适合农村市场和中西部市场的消费水平和需要。因此，要研究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特点，多提供经济耐用、物美价廉、适销对路的产品。有些企业已经这样做了，并收到良好效果。
抓住机遇还要练好内功。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为中等城市发展提供了机遇，但能否抓住机遇还取决于企业自身。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扎扎实实推进科技进步，认真加强企业管理，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产品结构，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成本，增强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才能在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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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探讨
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争鸣
□王日根
在中国史研究中，过去研究者花了很大精力去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商业发展的背景、商业与社会演进、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论著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时至如今，人们对古代商业的认识并不清晰，因而许多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形成了关于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论争。
前几年，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介绍进来。他认为中国缺乏新教伦理，因而无缘导向资本主义。他在对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社会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1993年4月出版的杜恂诚所著《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对韦伯观点进行了有力回击。杜恂诚的观点代表了国内很多学者的看法，人们已较普遍地认同伦理观念有其共通性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变迁，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可以加速或阻滞这一变迁过程，但中国社会走向资本主义曾经是一种历史趋势。
近年来对中国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另一位外国学者是美国的黄宗智。他先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问世，1992年又出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过密化理论。他认为中国存在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在农业生产上呈现出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而生产本身呈现出边际生产效率递减的“内卷化”倾向，惟有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农村经济改革才根本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研究中，他提出了中西方都存在“规范意识的危机”的情形。譬如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整合的市场、没有公共领域的公共权力的扩张、商品化与内卷化等悖论现象的出现，都使过去较多学者把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把商业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等观点显出了不足。
对于黄氏的这些结论，有的学者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主要争论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封建制度下是否无商。在西欧领主制封建制下，基本是庄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在地主制封建制下，商品经济却是自然经济的自然延伸与必要补充，因为地主地位并不稳固，官僚的升迁废黜亦时有出现，社会流动现象普遍，商业能发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是以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条件的。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看，都没有彻底否定商业的存在，有时市场的繁荣成为封建政治稳定、社会祥和的标志。
二、封建制度下的商是否是异己力量。有的学者认为，封建制下可以有商，但商业的发展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商业将成为封建社会的异己力量。也有人认为，商业的发展并不一定都会成为异己力量，商人对封建政府的依附使它不仅不会威胁封建制度，反而对封建统治起到补强作用，而且在商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封建秩序往往更加稳固，人们对徽商、晋商、闽商等商帮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三、商业发展是否必然导向资本主义。过去不少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现在则有人提出质疑。如有人把明清和近代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按其发生原因和产品性质分为多种类型：有地方特产型（地域分工型）、专业产品型、租税还债型、剩余产品型、必要产品型、品种调剂型、替代产品型和灾祸破产型等。其中能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是专业产品型商品交换。商品生产有两种，一是使用价值交换，为“糊口”；一是价值交换，为“求富”，后者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
四、商业是否一定引起“内卷化”。有学者以江南盛泽地区为例，认为“内卷化”现象并不存在。也有学者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提出“内卷化”现象在英国也曾出现，“内卷化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共同特征”，认为“商业化本身并不带来专业化分工和发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于市场的不稳定，彻底的分工专业化从个人角度看，并不是最佳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法国年鉴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认为封建农业是具有自我矫正机制的自动调节系统，商业化不足以冲破这一自调机制，它还必须借助于社会结构本身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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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气”
报刊文摘
潘富恩在《求实是去虚妄》一文中指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首先必须考察核心的哲学范畴“气”。气的含义极为广泛、混杂。“气”有作为世界的物质本原的涵义，凡持此观点的思想家，即“气本论”者，一般是属于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者。然而“气”又有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状态的表现，如孟子的“浩然之气”，北宋程颢的“不与外气相杂”的“真元之气”，这种“气”就完全是精神性的东西。气又作为“气数”命运解释，“气便是命也”；气还作为鬼魂解释，如《周易》中的“游魂为变”。二千一百年前汉代的董仲舒认为“气”是人与神（天）相互交通的媒介。他用天人感应之说，把春、夏、秋、冬的天“气”说成是“天”的喜怒哀乐的表现，将“气”完全神秘化了。
（摘自1999年6月26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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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
戴逸在《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一文中说，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事实上，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但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出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维新派的关系即是如此。
（摘自1999年6月23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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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自选集将出版
本报讯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的编译出版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目前，该社已与二十多位获奖者取得联系，并初步确定了入选书目。有十五种书已完成版权购买工作，其中大部分获奖者已为其著作的中文版写了序言。与此同时，出版社组织的来自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国内著名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一支较高水平的翻译队伍正抓紧进行翻译，部分译稿已交到出版社。预计今年底将出版五六种。另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已允诺为该丛书作序。
（马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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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传统社会风貌的立体呈现
———读《古人生活剪影》和《清人生活漫步》
□王跃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文明古国，传统在我们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世纪之交，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近读冯尔康先生的新作《古人生活剪影》和《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感到这两部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新视角。
以前的一些历史读物给人们留下的往往是历史上人们行为方式某一方面的印象。而从这两部书中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社会风貌是立体的，因此给人的印象更深。作者以人物为核心，透视历史上的制度、风俗及其变迁轨迹。他将社会上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作为观察对象，试图通过他们的活动来显示一个时代各色人等的行为方式，这样传统风尚和习俗的展示便具有了层次感。
作者不仅引导读者感受传统社会的风貌，更注重让人洞悉风貌背后起作用的因素，由此便进入又一层次———了解传统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客观地讲，作者所选取的史实、人物，多数读者并不很陌生，但缺乏的是对人物行为原因的深层了解，因而难于获得更多的理性认识。还要看到，人们的行为方式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一定时代价值标准的体现。作者对此有深切的体会，选择观察对象独具匠心，所作分析不囿于常论俗见，使人耳目一新。
以史为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的识见，而且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的一贯追求。我国历史数千年延绵不断，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变化的同时，还有沿袭和继承，甚至会在现实社会中重现。这就有一个怎样了解、认识传统的问题。本书作者在书中力图对传统社会风貌给以全方位的展示，立意是让读者充分认识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为一种新的社会风貌的塑造作出贡献。
最后有必要一提的是，中国社会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古代社会生活丛书”共四种，除冯尔康先生的两部外，还有伊水文先生的《宋代市民生活》和《古代中国札记》。由此人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我们的传统，领略古代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