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看戏·演戏·说戏
黄裳
跟黄宗江一起看戏，说起来可有年头了。从1942年上海的兰心剧场开始，就是话剧戏曲两下锅。在黄金大戏院看盖五爷（叫天）、俞振飞、吴素秋的《秦淮河》、《贪欢报》、《大名府》；在宝鸡的野台子看江湖艺人做场；在成都的锦江剧场开始认识了川戏；一直到解放后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见识了那许多精彩绝伦的名作；在总政越剧团里又饱看了徐玉兰、王文娟她们的“梁祝”和“西厢”。说起来都是五六十年前的旧事了。我自己在一卷《旧戏新谈》之后，虽然也断续地写了些看戏的随感，但实际从五十年代后期就已基本上告别了剧场，不再入迷地听戏。但宗江却不然，几十年来，一直是剧场的热客，既是脚本的作者，又是粉墨登场的演员，更是热心的观众。结识了多少名优，走过了多少舞台，领略了多少红氍毹边的欢乐与辛酸，于是才有了这一卷《剧痴丛谈》。
宗江笔下依旧保持着写《卖艺人家》时的才气，不过出落得更粗犷、飘逸了。（这似乎是两种对立的风格，但他竟能兼具其美。）处处可以领会他对戏曲艺术、艺人无比的爱恋。看“人物篇”所列细目，他为不少艺人立了传，有时觉得他未免有点“泛爱”，可是细看仍是遗漏甚多。此中自有他的选择，一以个人的爱赏为准。老生行只有余周而不及“四大须生”；旦角只写了言慧珠、李玉茹而不及童芷龄；富连成人物写了毛世来而不及李世芳；硬里子只写了芙蓉草。读了真觉得会心不远。毛世来现在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可是在当年的中学生如我辈心中，实在是光彩夺目的璧人，毛出科后不久即声华寂然。但一提起他依旧能唤醒儿时的温馨旧梦。芙蓉草是卓越的二路旦角，一辈子傍人为生，为内外行所钦服，可是声名未显，宗江为他特立专章，正是出于爱重前辈的心意。
记得五十年代初，《十五贯》尚未得到重视之时，已经沦于草台班境地的浙江昆苏剧团流落上海，在苏州河畔一家小戏院演出。宗江拉了我去看戏，又到后台去慰问周传瑛、王传崧他们。穷窘的演出条件着实使我们唏嘘，更使我们为之不平。这种感情，在《卖艺人家》的许多篇章里都有流露。可以说是几十年一以贯之的。
这本小书篇幅虽不多，可是跨度却不小。从广和楼说到今天的大剧场；从京剧、昆剧，说到川戏、越剧、粤剧；从谭鑫培说到小百花，大半个世纪来我国舞台上的光影约略体现在这里了。“不薄今人爱古人”，作者并未戴上一副陈年的花镜，对新出现的剧场风貌，涌现出来的新人，都寄以热情的期望。这都说明他不是一位食古不化过时的戏剧评论家。这种一贯到底的执著，是最可佩服的。怎么会有这一份难得的执著，因为作者是剧作家，同时也是演员和观众，人整个地都溶化在戏里的原故。记得1943年初，宗江在重庆演戏。一天，我从九龙坡乡下赶进城来看戏，戏散下装后一起回到他的住处。街头悄然有卖宵夜面的灯火，有窜来窜去的大老鼠。住处有一个风雅的名称，“天宝下院”是一所旧宅角落里的一间陋室。转来转去，一脚踏空，几乎落在人家的屋顶上。在摇摇的烛光中，相对无言。这时宗江忽然想起一句“知友畏言”：“闯江湖要闯成个大花脸，千万别闯成小花脸！”说罢，相与唏嘘。在江湖上闯荡的年轻人，心目中压根儿就不曾有正宗老生的位置。大约这就是所谓年少豪情吧。不知道他还记得这五十六年前的旧话否？宗江垂老编集，我垂老为之作序，回首往事，尚能不负斯言，当相视一笑也。
1999年6月27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威
“卦师”不灵
郭振亚
位居财务处长兼行政处长的周久林，笃信“卦师”的神机妙算，并从白云观请了一位“卦师”做自己的“工作助理”，常年陪伴左右。每月还给“卦师”开工资一千五百元。这位处长每有大小事情，必先卜之，只要“卦师”说个“吉”字，处长便放开手脚大干。结果，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瞒着主管领导将九百万元巨款从院里倒腾出去。但卦师的“吉”字，并没有堵住东窗事发，周被抓进了监狱，他还不知道触犯了哪条“忌讳”（5月7日《北京经济报》）。
四川省彭山县青龙镇花二百万元盖的一座五层办公大楼，蓝色玻璃，铝合金门窗，楼顶还有一座多功能旋转厅。这么漂亮的办公大楼为什么弃之不用而租赁房子办公呢？因为风水先生说：“此楼近看像棺材，远看像坟墓，不能再住人，否则每年要死人。”风水先生的话，吓得该镇领导心惊胆颤，决定全部人员搬离此楼（6月12日《生活日报》）。
看了这两则消息，有人说，这处长这镇长不知咋当的，凭着这水平，他们能搞好工作吗？愚昧得像赵树理先生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对此，我要说声不！他们连三仙姑、二诸葛都不如。虽然三仙姑整天装神弄鬼去给人看病，但她只不过是把这一套骗人的封建迷信作为赚钱的工具罢了，其实她本人根本不信这一套。二诸葛虽然像“处长”、“镇长”一样，是死心塌地地相信“阴阳八卦”的，但他的“不宜栽种”等愚昧行为，只是坑害了自己，并没有伤害别人，更没坑害集体和国家。看来，带“长”字的迷信，比一般老百姓的迷信，危害大得多。
让“卦师”做助理，处长倒腾掉了九百万元；让风水先生指点迷津，把五层豪华大楼弃之如敝屣。这样的干部显然是极少数。但是，在干部队伍中，特别是在党员干部中，不相信马列，不相信科学，却信鬼神，信命运，已不是个别现象。他们带来的影响，也不只限于他们本身。
也许有人会发问：这些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的唯心主义的俘虏，有神论的信徒，怎么会混进我们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马列主义政党内来了？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长期不学马列，不学科学，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被鬼神拉下了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一种被忘记的感激
王小妮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每天要有平均八小时伏身在棉花下面！这是被忘记了几十年的一种发现。
是晾晒棉被之后想到的，它在我的手上，温暖，有分量，像个大胖子。这是我们家里最后一张真正棉花的被子，其余的都不知道装了什么新物质，轻轻飘飘的，不再亲切。
我要问一问北方人：你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和棉花为伴，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一首短诗，感激那使我们度过寒冷长夜的棉花？那些容易激动、喜好喝酒和拍案而起的北方人，你们都没感觉到棉花吗？
人不可能每天用八个小时去吃饭。但是我们要盖八小时的被子。为什么诗人在诗中无数次只偏心地歌唱麦子？
如果我们在夜里被石板和铁砧覆盖，肯定要大声呼叫压迫。先人们一生做着棉花下面的看守品，却没有人想到被沉重东西压迫的滋味。有着弹性和洁白的好棉花，像我们自己一样，它长时间地使我们舒服，舒服得习惯了，以致所有人都没有了感觉。
很多年以前，我坐在地板上。老年人在缝一件新的棉袄。这个过程很复杂。要摊开一包白棉花，把它们又摘、又拍、又拆，直到变成松软的手掌那样大的薄片，一片一片地絮到布上。布已经剪裁好了，铺在地板上，像个“丌”字形。老年人站起来走动的时候，她简直是一个飘满了稀薄白云块的深蓝色天空！它们沾在她的身上，随着她到门外的太阳地儿里去。每一丝棉花的边缘，都闪着光。
我没看见谁写到过这个絮棉袄的过程。对于我，它代表着早年的安静和美妙。
我没亲手种过棉花，甚至不知道，在中国的最北方，有没有人种棉？在画报上、电影上，我见过太多的棉田，多数已经结了桃。粗糙的北方人还能喜欢什么呢？我想，那只能是土豆和棉花。
不饿，又不冷，人经常求的就是温饱这两个字。土豆和棉花，有它们两个已经够了，然后就可以做任何大事情。
在早晨，闪着像萤火虫微光的雪地里，向没有亮儿的粪堆走。我们迎着风，嘴唇和手指头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人在那个时候任何心思也没有。夏天我们在做什么？坐在臭的水泡子四周，我们唱歌。那种时候，“冷”被忘了。大声地，连喜马拉雅山都歌唱过。小声地唱“我是个精神病患者”。丝毫没有人想到，歌唱一下我们身上刚刚脱下去的棉衣裳。从来没人歌唱棉花。这是不公平。
他们说，劳动者不讲究享乐，当然也不管什么棉花不棉花。我们只能歌唱河、山、土地，还有心情。棉花实在不值得歌唱。我回想了一下，的确，有歌唱葵花，歌唱丰收的，从没有一首歌去歌唱土豆。
这两个链条：生命和活着，环扣在一起。人好高骛远，只愿意歌唱一个他并不很知道的阔大世界。十亿人中有五亿人没见过长江，另五亿人没见过黄河，但是十亿人都会反复地唱这两条江水。可有的人却忽略了，那江河的旁边，正在生长着望不到边的棉田。
人只要睁开了眼睛，就想起了刚刚覆盖过他身体的棉花。但是，他刚刚想起马上就忘记了。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你请我，得由我”
魏信德
“明星”要高价已不是什么新闻，尽管人们一再表示了“不理解”、“不可思议”，甚至“愤愤不平”，认为是“社会分配不公”；舆论也一再曝光，对这种“要高价”现象不断“曝光”、质问，然而“明星”要高价是照要不误，且不断升级，包括临场加码，不然，就让你“没戏看”。
我有时犯傻，“明星”们何以能如此趾高气扬地要高价？何以能一再升级加码？其身价何以能脱离社会实际坐火箭往直上蹿？对公众舆论何以能一概置之不理……这一连串的“？”，若追根究底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就是“你请我，得由我”，奇货可居。
想当年诸葛亮隆中高卧，是刘备要请他出山，先生当然可以“摆架子”———非要刘备请上三回不可。至于诸葛亮提出的要求，诸如“出山费”多少，刘备也是不敢不答应的。如果是诸葛亮撞上门去，刘备的态度毫无疑问会大不一样，那该轮到刘备“摆架子”了，韩信不就吃过这种亏吗？想韩信一开始投到项羽帐下，结果被项羽横竖看不起，只好滚蛋。后投到刘邦手下，又压根儿不被重用，由此就足见“请你去”与“撞上去”的区别。“请你去”，明明只有四位数的身价，可以猛蹿到五位数、六位数。“撞上去”明明有八位数、七位数的身价也会掉至二位数、三位数！凡“明星”走穴，“要高价”，都是有人去“请”，有的甚至三请四请才答应“赏脸”、“给面子”的，如此这般，不狠狠地“敲”一下才是傻瓜！
“你请我，得由我”。何况你给的“价”，又不是割你身上的肉，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试问，如今付给“明星”们的钱，有哪一笔是掏个人腰包的？还不是从“羊”身上刮下来的———有的是抬高门票所得，有的是“逼”企业赞助（包括向企业推销门票）所得，有的是财政拨款所得……由于花的都是“人家”的钱，何乐而不“高”！这对“明星”来说，也算是一种“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由此可见，“明星”要高价，已不仅仅只是一个“身价”问题，而是一种社会不正之风。在这股不正之风中，“明星”尽管每每成为“众矢之的”，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明星”，而在“请”的那一边。一是，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请明星”，背后究竟有什么文章？值得调查研究。二是，“明星”为什么可以乱“请”，他们大多数都是有归属的，并非孔明先生那样的“山野之人”。如果光在指摘“明星”上做文章，恐难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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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奶奶做的拌蒸菜
刘渭福
前几天，我到安徽淮北市出差，朋友请我吃饭，中间上一大盘拌蒸菜，是用芹菜叶做成的。这菜，不仅吊起了我的胃口，一会儿就被我扫了大半，而且使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那里有色有味的拌蒸菜。
我的故乡在鲁西南，与豫皖苏交界处，所住村庄很小，只有十二户人家。小时候，家中很穷，总是“半年糠菜半年粮”。所以，用野菜、园菜“下脚料”充饥，是家常便饭。这些东西，有很多品种，更有很多吃法。我最喜欢吃的是拌蒸菜，特别是奶奶做的，最有味道，至今一想起来，就口生馋涎。
拌蒸菜的菜料，四季随时有，因节令变换；而春天百草新绿，万木争荣，是最丰美的。每到此时，奶奶就大显身手，做午饭、晚饭时，总不忘做一盆拌蒸菜。她或从地里挖来荠菜、马兰头，或从菜园畦边掐来灰灰菜、扫帚苗，或捋些嫩榆叶、榆钱儿，或摘些洋槐花、紫藤花……变着花样儿做给我们吃。
奶奶做拌蒸菜时，有时要我帮忙烧火。只见她麻利地拣菜，洗净，沥水；再放到案板上，洒干面，拌均匀；等烧开了锅，立马抄起拌好的生菜，放进锅内筚子上的笼布里。然后，她大声指挥我：“小子，大火烧！”我边加柴火，边拼命拉风箱。蹿出灶门的红火苗，把我的脸烤得生疼。
这时，奶奶转身出门，伸手从屋檐下辣椒串上拽下几只红椒，又从旁边蒜辫上扯下一头大蒜。她把红椒靠近灶火边烤一烤，放在案板边，待凉变脆，又去剥蒜瓣儿。她一边干这些，一边不时地扫视锅盖。
忽听她大喊一声：“好啦，熄火！”我赶快拿起烧火棍，把火扑灭，看到锅盖上呼呼地冒着白色蒸气。大约待了一两分钟。这当儿，只听咣当咣当一阵响，奶奶已用小石臼把红椒、蒜瓣儿捣烂了。她忽地站起，掀开锅盖，兜起笼布，一下子把蒸好的菜倾倒于案板上，再用筷子摊开。等蒸菜似凉还温的时候，奶奶把它装进盆内，先加盐，用筷子翻搅着，又把准备好的椒蒜泥洒在上面，再翻搅，最后淋几滴芝麻油，翻动几下，就大功告成了。
每到这时，奶奶总是高兴地喊全家人：“快来吃噢，来晚就没有了！”真的，奶奶做的拌蒸菜，气味香喷喷的，菜色青丝丝的，松挺而不散，滑软而不粘；若用膳食业行话讲，可称其为色香味形俱佳。每次，我吃一碗后，还想再吃，可往往早见了盆底，只好指望下次了。
在其他季节，奶奶还用马齿菜、芹菜叶、莴苣叶、红萝卜缨、胡萝卜缨等，做拌蒸菜。不管用啥菜料做的，我吃起来，都津津有味。
我母亲也能做各种拌蒸菜，但开始时，不如奶奶做得地道、好吃。有几次，奶奶很认真地给母亲传授她的秘诀。几经点拨、实践，母亲拌蒸菜的技艺便大有长进。回想奶奶对母亲讲的“绝活”，要领大体有三点：菜洗后，水要滤净，又不能太干，洒的面粉，不能太多，以沾干水为度；上锅后火要猛，停火后，不能长时间焐，以防烂菜、粘结；出锅后不能马上拌，要等不热不凉时再拌以佐料。我想，奶奶的这手艺，也是长年过苦日子，从老辈儿那里学来，又经自己实践、提高的吧。
岁月流逝，事物嬗变。当年的土菜———拌蒸菜，人们不得已而吃的充饥物，今天居然真的变成了“菜”，而且登堂入室———上了正儿八经的宴席，还受到普遍欢迎。当然，今天的拌蒸菜比我奶奶做的更讲究一些，主要在佐料上；但我的体味是，所差无几，不离其宗。据说，在我故乡一带，现在不少城镇，都有一两个“土菜馆”，专营包括拌蒸菜在内的许多土菜，生意都很红火。我反复想，这里面，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人们是吃腻了油荤，转而去品尝新鲜野味，还是追求营养上的多样化，抑或是二者兼有，又含节约的成分？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招蜂引蝶
陈泽仁
家中养着许多野蜂与蝴蝶。
家有一个院子，院子四四方方原本很呆板，一经种上花木后便腾出新的气象来。拥护这方景致的更是一组绿色围墙。围墙很简单，用钢筋焊成栏栅，栽种的杜鹃服服帖帖往上攀，经过约略修剪，形成一道绝好的屏障，茂密既能遮挡视线，扶疏正可空穴来风。
杜鹃又叫叶子花，极易生长，四时花事不断并且别开生面，当每支枝茎长到一定程度后，顶端部分及分蘖处便不再长出叶子，而是演化成重重叠叠的花芽，渐渐地爆出一簇一簇的花朵，红的、黄的、紫的、多彩的，不舍昼夜地闹得热热烈烈。闹得最劲的还有一株何首乌，船缆般的主茎派生出纵横交错的藤蔓，密密匝匝爬满一间柴房。这种植物也是从顶端及分蘖处开出一串串红彤彤的小花，铺天盖地，灿烂极了。
野蜂与蝴蝶是冲着这些花来的。
野蜂最勤，一清早便瞧见它们的形影。有蜜蜂、红蜂、土蜂、黑蜂。蜜蜂是蜂农养的那一种，不过比较小，可能是野化和驯化的区别吧？虽然通体浑圆，辗转花间却也灵活自如。蜜蜂自古以来就被当做劳动者的化身，许多诗文都对它采花酿蜜给予颂扬，偏有诗人罗隐说得委婉，“采来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红蜂约有三厘米长，头大尾肥，中间连着一节细腰，像是组装上去的。黄色的土蜂同红蜂的形状差不多，就是用土垒巢抓毛毛虫名字叫得很霸道的蜾蠃。黑蜂从未见过，可能是蜾蠃的变种。它们虽然形态丑陋，飞起来却疾如箭。我有时静静伫立院中，看这些野蜂忙忙碌碌的真有趣。蜜蜂和红蜂总是成群结队，穿插于花丛之中，这儿亲亲，那儿吻吻，或干脆钻入花心中去又蹦跳了出来，也不见得把花朵糟蹋得七零八碎或损香折玉什么的。嗡嗡的声音虽小，连三接四地传出，也能把周边的空气震出许许多多皱纹来。这种劳动仿佛是一种娱乐，它们在为美丽鲜艳的花朵而歌，在为轻逸灵巧的花朵而舞。土蜂则独往独来，动作粗鲁之至，六个爪子抓住花心，伸出尖利的嘴，吮了花汁便振羽而去，黑蜂更差，简直是蒙面大盗。
蝴蝶什么时候都是悠悠扬扬的，黑的、白的、红的、紫的、褐的，也有集各种颜色于一身的。它们展开各自的翅膀，在院子里尽情嬉戏着放胆欢飞着，横横斜斜，高高低低，像是一道道毕加索的笔意。在飞翔的生物中，没有什么比蝴蝶更能牵动人们的情思了。看蝴蝶飞得疲了，或伫立花间，或仰眠叶底，一切显得从从容容。风起的时候，总不免要吹落花花叶叶，一片片在地上翻滚，我也看不清哪些是花，哪些是蝴蝶。大自然的妙处尽在无言中。
这些生活在野外的小精灵，现在流落在我的院子里，野蜂筑了巢，蝴蝶安了家，它们在做着长住下去的梦。环顾四周，云生起而色渐微，楼房稠而草木稀。在这个城区，人们视土如金，巴不得将所有的野草山花务须斩尽杀绝大兴土木而后快！野蜂何依？蝴蝶何依？一心种植花木以供观赏，不期然为它们拓出一方栖息之地，噫！天地之大，万物之众，一切皆非我擅有，而今非我擅有又属何人？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雨巷（摄影）韩露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书影
田野图像
———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
李亦园著
四十年代末，当李亦园成为考古人类学系第一届仅有的两名学生之一时，校长对他说：学考古学或人类学是很寂寞的事，做田野发掘或调查也是很辛苦的事，要耐得住寂寞和辛苦。李亦园铭记此训，埋头田野，像农夫一样躬身耕耘，终于收获了一生的理想，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在本书中，他以二十多篇田野笔记和一百多幅照片，对自己跨越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作了回顾。其广阔的视野、人文情怀，以及对田野图景的描述、对文化现象的阐释，都能引起读者的兴味，并从中受到启迪。（附图片）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天下才子必读书
贾文廷
不是书香门第，加上家道清贫，很久很久我没有闲钱来买书，但是，博览群书，做个“天下才子”的梦始终未醒。
我的父母身上泥土味是很重的，但是他们努力要培养我一些书香气，所以吃尽了苦头供我上到大学。这中间，我的全部藏书只是几摞卷了毛边儿的教科书。书虽然简陋，但它们使我懂得了书的宝贵，滋生了拥有一间“汗牛充栋”的书房的幻想，也使我知道了一种“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了无钱买书的慰藉。所以，一直到上大学我也没怎么买书，全靠借。在同学中间有些关于我“吝啬”的故事是很难听的，不少书摊老板对我也很熟悉，因为我在书摊上挑来拣去，磨磨蹭蹭，只看不买，是个顶讨厌的顾客。
不说我小气，也不嫌我讨厌的是教古典文学的张先生。张先生年纪不大，那时刚结婚，居室十分狭窄，藏书也不算很多。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清贫乐道而又愤世嫉俗的青年教师，然而对学生却和蔼可亲，特别喜欢到他那儿借书的学生。我常常上门打扰，一来二去，与张先生由熟悉到相知，彼此都喜欢上了。他不仅肯把自己珍爱的书借我，甚至还留我吃饭。我也十分敬重张先生，借书还书非常守约，而且凡经我借的书，都仔细地包了书皮。张先生不止一次说过，他也是农家子弟出身，工作之前没有闲钱买书，很理解像我这样的学生。
就这样，我们既像师生又像朋友似地相处了四年，我几乎读遍了他小书架上所有的藏书。临毕业时，张先生说：“好了，你马上就可以有钱买书了。”
一句话，说得我鼻子酸酸的，既为我的夙愿得偿，也为将要离开张先生这样的好人。我忽然想到，分别之际，应该送张先生一样东西，因为我内心一直感到欠张先生什么。想来想去，我决定送他一本书。跑遍了市内所有的书店，我终于选中了一本昂贵的、精装的《天下才子必读书》，这本书汇集了历代文人墨客的传世佳作。我当即在书的扉页题上“敬赠张先生”。
我很得意于自己的眼光，“才子必读之，读之必才子”啊，张先生一定会喜欢的。
当夜，我就冒雨给张先生送去。张先生果然喜欢，用手把书摸了又摸，但他坚决不受。我本来打算放下书再与他好好聊聊，但为了我的一份心意，也只好把书扔掉就跑。回到宿舍，我摸着湿淋淋的头发，感到非常惬意。
第二天，送我去火车站的班车就要开动，一位同学忽然急匆匆跑来递给我一个报纸包着的东西，说：“张先生让给你的。”看着那方方正正的纸包，我已经想到那是什么东西了，但我不敢打开。车行出老远，我才慢慢拆开纸包，正是那本《天下才子必读书》。张先生在扉页上又加上了几句话，说：“你是我学生，一直以为我不够才子吗？我是你老师，当然希望你是才子了。必读！必读！”
我的张老师朋友，他还开着玩笑，我却鼻子发酸，眼睛发湿，窗外的东西霎时模糊成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