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面对需求不足，急需扩大投资。可是当前投资增长放慢，投资热点难找，民间投资低迷——
中国投资需求是否饱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淮
【内容提要】从中长期看，中国仍具有广阔的投资扩张余地和潜力，中国的投资需求将足以支持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在高速区内运行。结构升级将是投资需求的主要动力，一些产业的缩减过程同时意味着另一些产业扩张过程、新的投资机会的孕育过程。中国的产业普遍面临固定资产技术寿命先于使用寿命完结的挑战，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将掀起投资需求高潮。城市化进程与基础设施建设将形成投资需求扩张的良性循环。私人投资迅速发展的体制条件已经趋于成熟，储蓄中相当部分的性质已从消费剩余转换为资产积累。
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升级将是投资需求的主要动力
可用电力和汽车这两个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两个标志性产品来说明中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1996年，中国发电量和汽车产量的人均占有水平仅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9．33％和13．48％。显然，中国在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余地还非常广阔。
在前20年的“翻两番”战略发展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因素之一是产业扩张。从“九五”中期起，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力量开始由产业的普遍扩张转换为结构升级。结构升级的内在含义是资源的优化再配置和产业间分工关系的深化与再组合。实际上，一些产业的缩减过程同时意味着另一些产业扩张过程、新的投资机会的孕育过程、经济增长条件的改善过程。
产业结构升级将是中国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投资需求的主动力。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将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一是发展规模经济。中国产业的规模经济发展将与投资重心向下游产业转移、提高工业综合加工能力、资金的大规模密集投入和全产业资产重组以及专业化分工体系进一步扩展密切联系。二是改善产业质量。从现实看，最紧迫的任务包括提高国际竞争力、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入WTO的挑战，实现产品结构、档次、质量的升级，减轻环境压力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三是启动技术密集化进程。成套引进转变为消化吸收基础上的自行制造、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新型材料对传统材料的替代、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的国产化等将成为要素聚集的核心。四是加大新型消费品生产比重。其中，住宅、轿车等新型消费品，旅游、娱乐等新型消费方式以及保险、信息服务等新型消费领域将成为重要投资热点。
基础产业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将掀起投资需求高潮
我国产业落后，主要是技术手段落后。由于资金方面的限制以及克服产业“瓶颈”方面的需要，我国许多产业采取了倚重初级技术、适用技术的结构选择。主要表现在大量发展低档次的初级成品生产能力，重点扩张上游的资源性产业，在设备及生产线选择上普遍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大量引进二手设备，“三来一补”推动下的劳动密集型组装业大发展等。这种技术构成的低度化现象已成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加入WTO时间表都要求尽快淘汰落后技术和缺乏竞争力的中间技术，加大对先进技术的倚重程度。全面更新工艺设备已经迫在眉睫。当前，一些产业领域中之所以出现价格水平滑落到产业平均成本以下，其根本原因并非仅仅由于生产能力过剩，更重要的是设备工艺面临技术进步下的无形损耗威胁。以典型的彩电业为例，传统的模拟彩电技术正在为数字技术所取代，单纯视听功能面临“三网合一”功能的替代。市场价格跌落在成本以下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厂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其实质是企业为在固定资产技术寿命彻底完结之前尽量收回部分投资的必然选择。中国的产业普遍面临固定资产技术寿命、经济寿命先于使用寿命完结的挑战。
城市化进程与基础设施建设将形成投资需求扩张的良性循环
按照规律，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与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将产生出巨大的投资需求，其增长速度将不断超过大机器应用本身所带来的设备投资增长。
由于历史性、体制性因素影响，在“翻两番”战略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于工业生产能力扩张。世界平均的城市人口比重为45％，而1998年中国包括小城镇在内的城市人口比重仅为30．4％。国土面积相近的美国拥有的公路总长度为627万公里，1998年中国的公路里程只有127．80万公里。
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呈明显加速趋势。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大型、特大型城市的功能改造，二是中小城镇建设，三是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趋于定居。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一个大规模、多层次、多区域、多主体并长期持续的经济系统重组过程。由此形成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和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耐用消费品、建筑材料和教育、保险以及基本生活用品等消费需求相当稳定且数量巨大，受供求关系、经济周期、经济前景预期等方面影响很小。
私人投资将呈现加速度增长态势
事实上，中国的私人投资能力和投资需求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阶段。从存量看，1998年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达3627．8亿元（50万元以下投资规模的还未包括在内），与集体经济投资几乎持平，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12．8％。从增量看，1998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3407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88倍，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的1．78倍。
目前，居民储蓄中的一个相当部分已经不仅表现为是一种即期消费剩余，而应当视为是一种资产积累。储蓄动机中获取更大收益的成分越来越多。这种储蓄在本质属性上已经是投资，其最终转换对象并不是消费品，而必然是能带来更大收益的实物资产。随着经济高涨形势的出现，私人投资需求必将形成高潮。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领导办节喜群众卖果愁
——海南昌江县芒果节后农村见闻
新华社记者金敏柳昌林
最近，海南省贫困县——昌江黎族自治县花销上千万元举办了第二届芒果节。虽然从北京请来歌星助兴，但并没有给广大果农带来多少欢乐。就在果农为芒果滞销、烂果而忧心如焚时，县里又忙着召开芒果节表彰会，奖励“办节”有功人员。
昌江县是全国芒果生产基地县之一，芒果种植面积10万亩，今年产量将达到2万吨。据县委组织部长、芒果节组委会秘书长黄驹介绍，这次芒果节共接待来宾1200多人，其中，中央及省级有关部门800多人。仅从北京请来3位著名歌星、举办开幕式等就花了200多万元。芒果节期间共签订各类经贸合同11个、金额1．1亿元，其中芒果购销合同9个，数量1．2万吨，金额6545万元。
6月4日下午，昌江县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表彰为举办芒果节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县委领导在会上总结说，今年芒果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签订了上万吨销售合同。但在此前一天晚上，记者在县果品批发市场，听到的却是果农对烂果及卖果难的一片抱怨之声。昌城乡先田村的苏朝贤说，他家种了30多亩芒果，今年产果5000多公斤，原指望有个好收成。但由于收购客商少，卖果难，他家已经烂果1000多公斤，埋进果园做了肥料。这两天，听说县供销社在收购芒果，于是采摘了2000多公斤赶紧送来了。
据了解，芒果节之前昌江全县芒果已销售了1万吨左右，芒果节又签订了1．2万吨销售合同，按理说办节效果明显，农民卖果不该难，可是，昌江果农为什么笑不起来？记者深入农村采访后，发现这些“合同”大多形同虚设，并没有保证兑现的约束力。在芒果节的一片“欢庆”气氛中，绝大多数果农尝到的却只是丰收的苦涩。办节期间发生的许多反常现象令人深思。
芒果节上的来宾凑热闹的“看客”多，购买芒果的客商少。承担芒果销售主渠道的县供销社请了15名客商，只来了8人。宾客中各方官员居多，省里各部门来了400多人；邀请50多位新闻记者，一下拥来了160多人。结果县里宾馆、酒店、招待所全部爆满，只好把部分来宾安排到邻县住宿。
给节日撑“门面”的合同有名无实，果农卖果难。县供销社与客商签订了6个购销合同，数量近万吨。但县供销社主任李初升告诉记者，他心里有把握的只有500多吨，其余的根本不可能兑现。记者在市场上见到去年每公斤5元的鸡蛋芒，今年每公斤2元都没人要。
芒果节错过了最佳促销时机。据县科技开发中心主任马利隆介绍，今年初，县农业局和科委等单位调查认为芒果节最好在4月下旬举办。因为这时第一批果刚销完，正是产量大的第二批果集中上市前，正是抓促销工作的大好时机。但县领导为了让各方宾客在芒果节看到昌江的“形象工程”——“生态街”，结果把芒果节推迟至“生态街”竣工后的5月28日举办。这时第二批果已大量成熟上市，加上广东、广西一带的水果此时也大量上市，因而形成了卖果难的局面。组织芒果节的工作人员，还动员一些果农把成熟的果子留在树上，让来宾参观。红林农场职工纪其章告诉记者，他家今年产果2万多公斤，当时也有人动员他不要忙着采摘，留待来宾参观，但他没有同意。他说：“要是同意了，果子现在就难卖了。”
实际上，当前市场上的芒果并不是多了，相反，早熟、质优的品种不仅畅销，而且能卖好价钱。马利隆说：“目前全县种植的芒果以鸡蛋芒为主，这个品种虽然产量高、品质也不错，但在大陆市场上不太受欢迎，最好用吕宋、象牙芒等优良品种嫁接、换冠，但科技开发中心每年只有1万多元的活动经费，远远满足不了培训果农的需要。”
采访中记者听到不少果农呼吁政府少搞华而不实的东西，多为农民种植、销售出谋划策，同时帮助他们提高种植技术、改良品种、拓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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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卖难买难种难
万兴
“谁能告诉我，今年种什么？”——夏收都结束了，至今我还记得春播前，河北农民在报纸上发出的这一呼吁。农民今年不好种什么，原因是前两三年种的什么都不好卖，卖不出好价钱，是卖难决定了“种难”。
解决“种难”的问题，看来得想一想卖难的问题，至于解决卖难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买难的问题呢？卖难，难道买就不难？我这样提出问题，可能有些同志不理解，他们会反问：如今只要有钱，市场上什么买不到？我说：不一定。
我有我的体会。例如去农贸市场买小白菜，我常挑选那些带点“虫眼”的，坚信“虫子咬过的不沾农药，没有污染”。我和大家一样，由于关注环保问题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就是绿色消费，消费无污染的产品。我们的市场上虽然蔬菜、瓜果琳琅满目，可就是很难找到绿色食品，这不正是一种“买难”吗？
显然，这是一种新的“买难”。过去，什么都短缺，所谓“买难”突出反映在数量上，什么都买不到，人们就叫“买难”。如今不同了，大宗农副产品由长年短缺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了。数量问题有了较大缓解之后，质量与品种问题就突出来了，大家对农副产品的需求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在吃饱的基础上，总希望吃好一点，口味也就越来越“刁”。买不到对口味的，人们照样叫“买难”，这就是新的“买难”。
眼下出现的卖难，与人们没有认真研究新的买难很有关系。同样是吃稻米，大家的口味变高了以后，受欢迎的是优质杂交米、晚籼米、小站米等，卖价不错，还经常买不到。早籼米不仅城里人不愿吃，就连种稻的农民自己也不吃，而恰恰这种稻种得最多，产量所占比重最大，能不卖难吗！目前，一些地方提出瞄准餐桌调整种植结构，种什么、卖什么根据城乡居民的口味变化做文章，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思路。只要我们经常关注老百姓的“吃难”，拿出为他们所喜爱的、适合他们口味的食品，包括那些他们过去还没有吃过的东西，12亿城乡居民的餐桌该是一个多么巨大、充满诱惑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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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抽查34种电表，75％出现正偏差，煤气表也有此类现象——
电表煤气表
为何走得快
白天亮赵陕雄
买了100块钱的电却只能用80块钱的量，用了12个月的煤气却要交13个月的钱，这样的冤枉事在最近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电表、煤气表的抽查中被发现。
负责今年第一季度电表抽查的东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主任罗智武先生告诉记者，这次共抽查了全国17个省的企业生产的34种电表，发现75％的电表出现正偏差，即通常所说的走得快。抽查人员又专门对家庭中使用的电表检查了一下，发现大部分电表也存在走得快的现象，偏差最大的要快28％，大多数快10％左右，也就是说居民要无端地多掏10％—28％的电费。同样，在煤气表的抽查中也发现了走得快的问题。最大的正误差达到8％，按一户人家一个月煤气费40元计算，每年要多支出一个月的煤气费用。抽查人员指出，这样高的比例是极不正常的，其中存在人为将电表调快的原因。
因为技术原因造成计量器具出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国家规定误差在正负2％以内都属合格产品。但企业人为把表调快误差达到如此水平就不由得令人费解了。监督部门开始了进一步调查，生产企业终于向抽查人员道出了他们的苦衷：目前，用户家中使用的电表、煤气表大多是由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统一购买校验安装的，有的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在买表时要求企业将表调快些，企业为了把表卖出去只好从命。陕西一家煤气表厂曾把自检合格的煤气表送到煤气公司，煤气公司却嫌这些表走得慢，判定为一半不合格，并暗示企业正误差越大越好，企业为了迎合煤气公司只好把表调快。
据了解，电表、煤气表由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检定的做法由来已久。早在1986年，国家出于电力经营管理的特殊需要，就对这一块的计量标准检定搞了一个授权，并实行强制检定，也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类仪表合格与否均由电力公司来决断。而煤气表的检定也因其安全要求高由各地煤气公司负责。1998年机构改革时规定对这类计量器具的行政监督由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但技术监督仍由中介组织或事业单位承担。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处的王锋告诉记者，电力公司、煤气公司都是垄断行业，既卖电卖气又校验仪表，典型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使得监督机制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电表、煤气表走得快可以说是垄断的一个弊端。他提出，电表、煤气表虽然在产权上是归电力公司、煤气公司所有，但它的计量准确与否直接与用户相关，所以用户应该在装表前有选择权，对表的校验也应该由第三方进行，判断是否合格，以此提高监督和管理的水平。
不过，这种建议能否得到电力、煤气公司的支持还是个未知数。记者走访了国家电力公司发输电运营部的徐纪法主任，徐承认在地方有这种要求企业把表调快的现象存在，但就由第三方代替一事则持反对意见。他强调，在电表计量上，国家电力公司10多年来投入了14个亿，形成了3万多人的校检队伍，这是一个技术要求相当高的校检工作，如果简单地让第三方来做，首先是造成资源与人力的浪费，其次在技术上能否胜任也很值得怀疑。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用电用煤气的量越来越大。经测算，在大城市里一个三口之家，电费与煤气费的支出约占家庭月收入的1／10左右。计量器具有误差，居民的损失可想而知。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在技术监督局的抽查结果公布之后，国家电力公司已召集全国各网省公司的计量办公室主任探讨如何把这件事处理好，保护用户的利益，同时还考虑在一个地区建一个相对独立的计量中心，专项拨款，收支两条线，保证其公正性。各地的煤气公司也很重视这件事。北京市在入户的每一块煤气表上贴有宣传卡请用户配合监督。上海市已在计划对用户的煤气表由技术监督局检定合格后方可安装。人们期待着，家家都能安心用电，不再花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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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商呼吁打假
本报记者龚雯
入夏以来，记者先后在沪、京、津三市参加了3次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出席者均为知名外企，总计90余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及投资环境时，除反映“四乱”（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官僚主义等老问题之外，有近1／4的外商痛诉了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产品被假（仿）冒。
制药业的外商们饱尝“李鬼”之苦，上海罗氏、法马西亚·浦强、北京诺华、天津中美史克等公司研制的药品不断被假冒。中美史克的美方总经理杨伟强说，他在广东潮汕地区发现到处都在卖史克的冒牌货，“这对中国的患者不是个好消息”。浦强公司调查出他们有一种药品在市场上30％是假的。据了解，西安杨森等合资企业也正为假药所困扰。丹麦独资的诺和诺德（天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柯雷思说，他们推出了一种专治糖尿病的新药，今年6月下旬刚刚获得国家药管局的批准，可是从去年开始，这种药物就已被六七家国内企业仿制，“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叫人无法理解”。
由于产品屡遭假冒，影响了一些外商在华进一步增资扩产的信心。以高科技产品为主的杜邦公司的外方代表直言：“中国有些企业Copy（复制）的水平高得很，我们真害怕。”强生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面临的头号难题是假冒伪劣，其成功品牌无一幸免，假冒产品相当于强生销售额的15％到20％。联合利华的汤料、红茶、洗发香波和护肤品均被假冒，相当于其销售额的60％，往往是新品一上市，眨眼工夫就冒出一大批假货。联合利华的营销人员说：“这实在让我们扫兴！”
目前，中国已加入了世界上所有保护知识产权的组织，近几年打假的力度逐渐强化，在许多大城市还设有知识产权法庭。外商们希望有关地方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切实打击假冒活动。有关部门已表示要“动真格的”，通过立法来整治假冒问题，增加外商在华投资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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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人“骑游”俱乐部
在四川成都有一个老年人骑游俱乐部，拥有1800多名会员，老人们常结伴骑行饱览大好河山。仅1998年，全俱乐部总骑程就达367．7万公里。
图为铁二局集团公司的退休高级工程师、78岁的李存庭。他常年坚持骑游，爬坡上坎，一天骑70—80公里都不在话下。新华社记者孙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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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严查
对个私经济乱收费
6月21日《人民日报》第九版经济周刊《乱收费困扰湖南个私经济》一文，披露了湖南省有关部门乱收费的问题。国务院减负办就报道中提出的问题对湖南省下发了督办件，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根据省委领导的批示，省政府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分别对长沙市“定王台书市”和“高桥大市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
6月29日，调查组对长沙市新闻出版局违背省政府规定，收取“定王台书市”242户个体户书市市场管理费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后，当场责令长沙市新闻出版局将违规收取书市个体户经营管理费38．5万元，在一星期内如数退还交款人并作出检查，同时由物价部门处以罚款1万元。6月30日，调查组又对长沙市卫生防疫站和湖南省卫生防疫站规定化妆品入湘检验费等问题，到高桥大市场现场调查核实，调查负责人当场宣布立即停止对一般化妆品的重复检验收费，并责成省卫生厅和长沙市政府综合治理办进一步调查核实，按有关政策规定对省卫生防疫站和长沙市卫生防疫站违规收取化妆品入湘检验费等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对相关的责任者进行严肃查处，并将整改和查处的情况向省政府写出专题报告。对文中披露的其它问题，湖南省有关部门表示，将结合对全省经济发展环境的整治，统筹研究解决。
湖南省政府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