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本月话题
张燕，江西德兴人，职员——
走火入魔
邻家有个男孩最爱看武打片。一天，他模仿剧中的打斗情节，一会儿举刀劈杀，一会儿双拳猛舞，一会儿腾空跳跃，一会儿又学“飞檐走壁”，最后竟然大胆地从楼梯上“飞”下来。心急如焚的家长立即将他送到上海医治，等待孩子的是漫长而又痛苦的治疗，家长痛悔不该让孩子看这些武打片。
此事提醒我们家长要看到武打片对孩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则因为孩子小，天生爱模仿，喜欢新奇，容易想入非非，根本不晓得区分真实与虚幻；二则经常看这些武打片，对心灵的健康成长不利，容易滥讲江湖义气。这些都是我们做家长的人所不希望看到的。我们希望今后商家在拍武打片时尽量适可而止，既要挣钱也要考虑到负面影响。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本月话题
李宜侃，浙江东阳人，退休教师——
慎用武打
表演艺术的切应服从主题，武打也不例外。但近来一些戏剧和影视中武打过滥，游离主题，颇有“戏不够武打凑”之嫌，故意给观众以心理刺激，这就很不妥当。其实武打再使劲卖力，也是大同小异，变不出多少新花样。不说看门道的内行不喜欢看，即使看热闹的外行，看多了也会生腻。
欲革此弊端，自然得从编导着手。编剧要力求充实剧本内容，真正有戏可看。导演进行再创作，要多从丰富内容挖掘潜力，循着矛盾冲突线索多“挖”文戏，让人物性格更突出，形象更丰满，不可专走武打捷径，更不能迷信刀枪，让人看了心惊肉跳，刺激神经，过后只留下一片空白。武打要服从主题，要慎用。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本月话题
王恩平，西安人，干部——
弘扬中国功夫
武打片的播放率越来越高，且有居高不下之势，只要面对银幕，或打开荧屏，差不多都会看到武打的镜头，而武打影视剧所反映的内容又大多集中于宫廷、寺庙和侠士三个方面。这主要是近几年来在影视剧创作中出现了一股“古戏热”，大家一哄而上，你拍他拍我也拍。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积蕴更是博大精深，中国的武打功夫又是门派繁多，各有千秋，这为武打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
武打片频频露面于银幕上荧屏中，适应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爱好和兴趣。在我周围的观众中间，老、中、青、少、幼，对武打片大都很有兴趣。
拍武打片，不管是真实地再现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争斗，出于剧情发展的需要，还是采用夸张、演义、戏说等手法，单为武打而编排，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弘扬中国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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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杨敏，江西乐安人，军人——
动作要漂亮
我是一名武警，与武打片一样，都带个“武”字。职业使然，我平时就受擒拿格斗的训练，加之自己也喜欢这个科目，因而对武打片特有兴趣，有亲近感。 我也不是什么武打片都喜欢，以自己的眼光来看，比较钟情现代作品，尤其是动作设计较好那种，如李小龙的《猛龙过江》、李连杰的《精武门》、成龙的《我是谁》等酣畅淋漓、兴味盎然的片子。一则可以调节紧张的军营生活，让精神得以松弛；二则可以与平常的训练比照，学习提高；三则在正面与反面人物形象的对峙中，心中找到对应位置，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当然，我对那些武打动作设计太离奇、太玄乎的，不敢恭维，如演员之间武不像武，打不像打，明显失去了武打片的味道；还有一些天马行空、海底游龙似的超乎人间、神乎其神的“功夫”，与武打功夫太不协调，不如改成电脑游戏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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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崔雨风，成都人，干部——
别太离奇
武打片本身并没有错。人们在紧张的生活中，需要娱乐和宣泄，武打片正好在这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 问题出在情节和动作设计上。陈旧的情节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情节太过离奇，人们看不懂，又激不起审美欲望。有些武打片就是这样，要不让人看不懂，要不让人不想看。动作设计直接关系到影片质量的高低，不能老是“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要有创新。成龙的伶俐滚爬，李连杰打完之后漂亮的亮相给导演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哪怕是一丁点儿与众不同也会吸引观众。动作设计不能太过火，剑锋所指爆炸声起等超人动作安在穿长衣的古人身上，就总让人觉着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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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李秋河，河北河间人，干部——
不是神话
记得看《少林寺》、《霍元甲》等武打片时，很为演员精湛的武功和出色的表演所吸引，那一批武打片很好地宣传了中华武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从那时起，很多人了解了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了解和认识了少林寺、武当山、峨眉山。我认为这些武打片武打场面真实，体现了武术的魅力，拍得是很成功的。相比较来说，近年来陆续上演的一些武打片却让人感到像是看神话故事，演员们腾云驾雾，上天入地，在树梢间飞来飞去，在悬崖峭壁上闪展腾挪。他们运气于掌，山崩地裂，飞砂走石，比炸药、导弹都厉害。虽说这些武打片是供人消遣娱乐的，但我认为，在武打设计上也要注意艺术的真实性，切莫太荒诞离谱了。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上海于十年前开展家庭读书活动，数十万家庭走进这一行列。读书明事理，读书催奋进，读书冶情趣。全市涌现出一大批“书香家庭”。
书在寻常百姓家
新华社记者 赵兰英 本报记者 郭伟成
读书，改变了他们生活的命运
袁俊超的家门上有一块金光闪闪的“读书示范户”匾。老袁笑着说：“挂匾那天，比结婚还要热闹。区里领导都来了，敲锣打鼓的，楼下停满了车子。”袁俊超和妻子原来都是纺织厂工人，连初中文凭都没有。他们下决心读书，充实自己。三口之家，只有二十平方米不到的居住空间，小小的阳台是袁俊超的“书房”，而吃饭的小圆桌是妻子的“天地”，缝纫机台则是女儿做功课的地方。袁俊超后来在获得成人高校文凭后，走上司法工作岗位，妻子也成了居委会干部。谈起读书体会，老袁说：“读书使家庭更和睦。它不仅使我们重新选择了自己的职业，而且也胜任自己的工作。”袁俊超从事公诉工作十余年，没有办错过一例案子，妻子也被群众推选为区人大代表。
肖俭是位身高只有一米四八的矮小女性。七年前，她下岗了，丈夫患病长休在家，儿子只有五岁，全家月收入加起来才三百来元，生活极其艰难。肖俭决心再寻一份工作，撑起这个家。然而知识与体能的“先天不足”，使她多次被拒之门外。择业的艰难，岗位的不稳定，使肖俭下决心读书，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向堂哥借来五百元钱，报考成人教育会计班，拿到了学业证书后还不满足，又向立信会计学校的老师学习。两年前，南京路一家台商办的百货公司招聘财会人员，肖俭去应聘，老板一看到她就摇头说：“在某些方面，你有无法弥补的不足。肖俭回答：“如果您是招模特儿，我不会来应聘。如果您需要一位实干的财会人员，我愿意试一试。”老板被她的自信和精神感动，录用了她。由于她的出色工作，三个月后即被提升为出纳部负责人。肖俭说：“要在就业的路上赢得主动，就要不断读书，提高自身素质。”书，给这个充满磨难的家庭，带来生机和希望。
读书，扬起家庭新生活的风帆
走进杨浦区长白街道房金妹家里，最令人赞叹的是沿墙而立的四只大书橱。八年前，房金妹在三次手术后成了高位截瘫的病残人。她万念俱灰，痛不欲生。是书，使她在绝望中找到希望；更是书，使她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情趣。她还拿起了笔写文章，迄今已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五十余篇文章。两年前，上海开展献爱心活动，她这位需要别人献爱心的病人，却让家人在床上架起一台特别的缝纫机，缝制了一百只书包，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房金妹说：“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书，是残疾人最好的帮手。”
长宁区的连俊一家，也有许多动人的读书故事。二十年前在江西插队的连俊不慎摔下山崖，造成颈椎骨折伴高位截瘫。他几次想了却生命。是年少时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召唤他，鼓舞他顽强生活下去，他开始攻读中学教科书，又自学高等数学，那时，恢复高考不久，许多人找他辅导功课。在他的帮助下，有人考上了大学，有人考上了中专。当他们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向他报喜时，他笑了，觉得自己对社会还有用。从此，他更勤奋地读书，从书中寻找生活答案，不断用知识完善自己。
连俊有一位通情达理的妻子。她节衣缩食，为连俊买来喜欢的书。常常忙完家务后，还要跑各家图书馆为连俊借书还书。书读得多了，连俊就想自己写点什么。但是，颈椎骨折，笔在手里没有感觉。他不甘心，练呀练呀，终于能写了。但那个字歪歪扭扭的，横不是横，竖不是竖，没有人能看懂。晚上，忙完一天活的妻子就坐下来，捧起“天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辨析，读给他听。再根据他的口述修改，最后再誊抄清楚。就这样，一篇篇署名连俊的文章出现在上海的各大小报刊上，为丈夫做好“嫁衣裳”，妻子则埋头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章，终于她的名字也出现在报刊上。每有文章发表，不管是谁的，夫妇俩就抢着看呀、读呀，还找出底稿来一字一字地对照。二十年来，轮椅上的连俊，发表了一百多篇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并且二十多次获奖。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望着一本本书籍，我内心总感到充实，这一把把‘智慧的钥匙’，一位位‘冷静可靠的朋友’，是我最忠实的生命伴侣和人生导师。书籍，使我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快而舒适的诗，好像新生活的钟在我的生活中鸣响了。”
读书，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氛围
魏清，一位高中一年级女孩，却有许多荣耀。她曾经获得国际儿童书画大赛书法一等奖，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全国最佳残疾成才少年，还代表全国少年访问过台湾等等，十五年前，魏清降生时只有一条手臂。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但没有抱怨，更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他们决心为魏清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培养她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他们买来大量书籍，为魏清讲故事，教育她要自尊、自强、自立。她单手学系鞋带，蹲在地上几个小时都系不起来，累得满头大汗，脸憋得通红通红。母亲虽然心疼，但没有去帮她，直到她打出第一个结。父母同时也给自己“充电”，拼命读书。每天晚饭后，这个家就静悄悄的，父亲在读书，母亲也在读书，魏清则在自己的书房里做功课。魏清的爸爸通过自学，走出工厂，现在已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负责人。母亲也已获得多张文凭。魏清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健康成长，她说：“没有爸爸妈妈为我创造的这样好的环境，不可能有今天的我。
教育孩子的实质是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子最有力的方法。一般读书氛围浓的家庭，孩子都能健康成长。赵思远是一位患白血病的少年。父亲是老三届初中生，靠自学考上大学，现在是一名副教授。思远患病后，长期接受化疗，头发掉了十多次。他痛苦地对爸爸妈妈说：“都说童年是最幸福的，我为什么那么苦呀？”爸爸妈妈的心在流血，但还是坚强地跟他讲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讲张海迪的故事。爸爸妈妈还买来许多这样的书，让他好好学习，战胜病魔。思远患病，给这个家庭带来许多不幸。但父母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习和事业。有好多次，思远打吊针时睡着了，可是醒来还见昏暗的灯光下父母都在啃着书。耳濡目染，小思远像爸爸妈妈那样爱书读书，在病床上自学完了全部小学课本，现在正与同龄人一起上中学。他们这一家被评为上海市优秀读书示范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文明是从家庭开始的。让上海的每一户家庭多些书卷气，少点麻将声，这是上海市各级政府所追求的。作为实施部门，上海各级公共图书馆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书在寻常百姓家，社会更文明。（附图片）
左图：上海人民广场
穆 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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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春秋
三百六十个孩子来到小香玉艺术学校，学演戏，学文化。他们非常喜爱
“校长妈妈”小香玉
柳芽
“龙要神情足，虎要抖筋骨……”当一百二十个红衣娃娃用力地舞动着他们稚嫩的臂膀，用激昂的歌声，富有表现力的高难度舞姿敲起那面巨大的中国鼓时，所有的观众都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今年春节晚会上一个极具特色的节目，从这个节目中人们再次认识了来自山西小香玉艺术学校的那群充满灵性的孩子。是什么力量让这些普通的山里娃、孤儿、下岗工人的孩子变得如此聪慧，如此自信？作为艺校校长的小香玉是不是也像某些名人办学那样，仅仅把知名度作为一块市场的招牌？只要看到像孩子般富有朝气的小香玉，听到小香玉和她的三百六十个学生之间的感人故事，许多藏在心里的疑问便释解了。
谈起办学的初衷，小香玉十分感慨，她说：“我经常到乡下去演出，当看到那些衣衫褴褛，渴望艺术的孩子学着我们唱戏的样子，亮开农村孩子特有的质朴、嘹亮的嗓门时，我觉得心疼。这是些很好的苗子，可是如果没有人帮他们，可能就是将来的文盲，更谈不上学艺术。于是，我萌发了把这些最朴实、最纯真的孩子培养出来的念头。”小香玉坦言，还有一个办学的原就是面对戏曲现状的忧虑。她认为，现在到了戏曲人该自救的时候了，一个好的艺人不应该只顾自己走穴、扬名，而应该拿出一部分精力传帮带，为现在的孩子，将来的希望多做点事。
小香玉办学没有像某些名人办学那样，和孩子根本不照面儿，她干脆把自己的家都搬进了学校，做到了天天和孩子厮守在一起。小香玉幸福地说：“我虽然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绝对已经有了儿女绕膝的感觉。孩子们像小猫似地缠在你的身上，挠挠你的头发，摸摸你的脸，那时我就像一个妈妈。 为了教好这些娃娃，小香玉这个“校长妈妈”可谓费尽心机。她说：“现在已经到了素质教育的时代，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取灌输的方法给孩子施加各种压力。所以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新的艺术教育法。 小香玉的新艺术教育法是被她引以为自豪的“5∶5教学法”，即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比例为5∶5，而把文化课的比例加大到一半，这在艺校中绝无仅有。为了能让孩子们轻松地接受课本上的知识，小香玉还把文化课和专业课结合起来，讲到《出师表》，她就把孩子们扮成羽扇纶巾的小诸葛亮，于是孩子们的身段、台词全有了，不但能把《出师表》倒背如流，还能给你讲个明明白白。讲到《掩耳盗铃》这样的成语故事，孩子们就干脆把这个故事排成音乐短剧，在孩子丰富的想象力中，借古寓今的一段段音乐剧故事让老师们喜笑颜开。 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幸运的是他们还有得天独厚的实践课，而且实践的舞台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大演播厅，就是国家级的大剧院，所以尽管是乡下孩子，但是他们都不会怯场。小香玉笑着说：“开始的时候，我跟请我出去走穴的人说，请我就得请我的孩子们。人家一听起码得来十几个人就提出不给我酬金，我答应了，我甚至愿意自己出钱带孩子出去。有意思的是几次演出后，人家主动提出让我多带几个孩子，到后来甚至说，可以不要我了，只要孩子就行。”说起这些，小香玉透着兴奋，丝毫没有失落的样子。她认为自己虽说有一些像“谁说女子不如男”等颇受大众欢迎的唱段，但是这些老段子不能唱一辈子，她说：“我们要继承民族文化，更要把这些文化发扬光大，这就应该靠我们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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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录
红军歌舞团为什么在北京这么火
元 也
俄罗斯红军歌舞团并非第一次来华，而且自今年6月15日以来已走遍了半个中国，其间的演出也不是都那么理想，可唯有北京展览馆剧场的两场轰动一时。场内爆满，气氛极其热烈，谢幕后观众久久不散，一再用掌声强烈请求增加节目。场外也总有许多人手持数百元钱四处询问有无退票，后来只得加演一场，情形仍然十分地火爆。主办单位之一的北京太阳文化传播公司的经理胡敬云说，尽管他们也有赠票，但都是推却不了的情面，不得不送。照当时的情况看，全部售出也有十足的把握。红军歌舞团演出的节目，不但在专场表演中大受欢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世界世纪音乐会中也成了喝彩最多最响的作品。
北京近来有些演出，因为票价定得随意，场次定得随意，进入市场也定得随意，以致结果并不如意。而红军歌舞团在北京的成功，有些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红军歌舞团的演出最初并不是由太阳文化传播公司承接，由于资金未到位，才改向他们询问有无接办的意愿。太阳文化传播公司经过市场调查并向专家征询意见，尤其是获得北京音乐厅连续多年上演前苏联歌曲，市场效益一直不衰的信息，便决定主办红军歌舞团的演出。最初的表演曲目与我们后来看见的那些节目也大不相同。主办人首先研究了具有老歌情结的听众的心理和欣赏习惯，又向市场和行家求证后，经过与红军歌舞团反复函电协商，才拟定了合乎中国观众口味的节目单。原来的曲目被换去三分之二，包括一些港台流行歌。因为他们清楚，坐在台下的观众对红军歌舞团这样的团体期盼的是什么。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扣准了眼下北京音乐欣赏市场的脉搏。
究竟演多少场最为合适，让主办者也颇费脑筋。他们不像有的演出单位那样，狮子大张口，上来就是八场十场，动不动就想赚几十万上百万，而是分析出可能买票的观众的大致数字，并看到红军歌舞团制作包装粗糙，与著名的红旗歌舞团存有差距等弱点，只把场次定在保守的位置上，适可而止。他们认为，每次演出在市场上都存在一个票房的极限，找准这个极限的确切数很难，而超出去又适得其反，所以留有余地才会带来更大的期望。
红军歌舞团在北京的演出，是文化市场运作的成功范例，但愿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艺术歌曲推广研讨会举行
最近，文化部艺术司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召开艺术歌曲创作推广研讨会。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向与会的音乐界专家通报了文化部就进一步做好艺术歌曲推广和创作繁荣工作的计划。他说，文化部将进一步组织力量，把音乐会作为系列演出不断举办下去；要制定今后一两年甚至未来几年艺术歌曲创作推广规划，并组织实施；要拟请政府有关部门出资并努力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建立艺术歌曲创作推广专项资金；要成立全国艺术歌曲创作推广指导委员会，积极准备早日在我国举办国际声乐节和国际声乐比赛。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听取了部分专家的意见后指出，要高度重视艺术歌曲的创作和推广，努力提高音乐生活的文学品位和艺术品位。歌唱艺术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所以既要着眼于提高，更要注重普及。
吴祖强、乔羽、杜鸣心、吴雁泽、晓光、梁茂春、刘文金、金湘、郭淑珍、凯传、张不基等二十几位词曲作家、歌唱家、教育家及音乐理论家，就艺术歌曲概念和范畴的界定以及如何理解推广普及艺术歌曲的意义等问题广泛研讨。他们认为，艺术歌曲的普及和繁荣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事业，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小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人民日报社举办合唱音乐会
人民日报社将于七月二十三日晚在北京音乐厅举办“歌声·琴声·心声”精品合唱专场音乐会，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
音乐会有为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而上演的《白肋喜鹊》，有观众十分熟悉的前苏联优秀歌曲《田野静悄悄》、《伏尔加船夫曲》、《红莓花儿开》、《月光的魅力》，有我国“西部歌王”王洛宾的经典作品《掀起你的盖头来》、《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特邀指挥为刘燕平先生。这次音乐会是人民日报社继成功举办了“梁祝黄河”、“蓝色多瑙河”、“春之弦——朱丽亚弦乐四重奏”、“云雀——管乐演奏音乐会”之后，再次为观众奉献的一台节目。（张鸣）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二炮文艺会演带来泥土香
第二炮兵第四届业余文艺会演最近在北京炮机关大院掀起了歌与舞的热潮。来自部队、院校的十二支业余文艺演出队的五百多名基层官兵，带着大山的气息，带着泥土的芳香，登台表演。
这次参加会演的十二支代表队共有一百五十二个节目，都是部队官兵自己创作并演出的，生动快捷地展示了沸腾的基层生活，演员多数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他们的表演显示出高科技部队的时代风采。（玉华 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