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舞台屏幕·读书天地)
专栏：专家荐书
神笔译名篇
——评《冰心译文集》
石真
在冰心先生数量惊人的翻译作品中，印度作家作品的译文占大量篇幅，其中泰戈尔的诗歌的翻译译文清新流畅、隽永优美、生动传神，使读者百读不厌，爱不释手。
冰心先生说，她最喜欢的是泰戈尔的散文诗集《吉檀迦利》。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把自己用孟加拉文写的诗歌译成英文出版的作品，是一部诗人自己精选精译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集，是他的一部再创作。1912年诗集英文版问世，立刻得到西方读者的普遍认同和热情赞赏，并使泰戈尔于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吉檀迦利》是公认难译的一部作品，它要求译者在学识、才华，甚至在思想等方面几乎与作者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才能胜任。
冰心先生是理想的译者。
冰心先生是作家和诗人，深知在创作实践中的甘苦；她也曾将中国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漱玉词》译成英文，有着在翻译过程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痛苦的经验”；泰戈尔是她年轻时“仰慕”已久的外国诗人，自然会在思想信仰、人生探索方面和作者有着一脉相通之处，在她早期诗作《繁星》、《春水》里，就可以找到泰戈尔的影子。这些并不是所有的翻译家都能够完全具备的。
冰心先生对原作的理解既深刻又全面。她深知无论诗人笔下虔诚呼唤的是我的父、主人、国王或是朋友、诗圣、情人……都是在他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都是他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的象征。诗人笔下歌颂的神不在超脱尘世的虚无飘渺的天庭，是活动在大自然中，在“锄着枯地的农夫”、“敲石的造路工人”、“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也就是说在人类活动的现实世界里，这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就是诗人追求的最美好的境界。而且坚信，只要人人在“思想中屏除虚伪”、“驱走一切丑恶”，在“行为上”努力体现神的旨意，保持个人“永远纯洁”，达到“自我完善”，“在劳动里”、“在流汗里”、在服务与牺牲中奉献出人人的爱，就能与神会合，一旦人神合一，人性就会得到升华，国家从而也会得到自由，就能进入他理想中的“人类和谐”的最高境界的自由天国——“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断；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冰心先生以她作家的智慧、诗人的灵感和对作者的理解和同情，运用她的神笔，把这一百零三首诗歌精确传神地描绘成一幅长长的画卷，展现在读者眼前。正如她在《吉檀迦利》译者前记所说的，从这些诗的字里行间，使读者仿佛“看见了提灯顶罐，巾帔飘扬的印度妇女；田间路上流汗辛苦的印度工人和农民；园中渡口弹琴吹笛的印度音乐家；海边岸上和波涛一同跳跃喧笑的印度孩子，以及热带地方的郁雷急雨，丛树繁花……”使读者“似乎听得到那繁密的雨点，闻得到那浓郁的花香”。
冰心先生认为，翻译作品主要是“为供给那些不认得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所以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使它通俗”。她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她处处为读者着想，对读者负责的严谨的作风使她尽量避免“太”直译了，以免生拗直白，“太”意译了又不能传出原文的神趣的种种缺陷，从而恰如其分地做到翻译中在“达”上的要求。既通俗易懂，又优美传神。文笔之清丽、婉转、自然、生动，是她全部译著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一叶知秋。一部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的最难译的诗集，在冰心先生信、达、雅浑然一体的神笔下，为它披上一件贴切、合身的中文新衣，又保持着原作“异国风情”的绰约丰姿。确实可以称做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部“精品”。
至于冰心先生所译的其他诗人、作家的诗歌，包括小说、戏剧、散文等翻译作品也都和这部“精品”一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也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
正如冰心先生的文学创作培育影响了中国几代青年读者，她的翻译作品也必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冰心译文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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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
马积高
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分支。研究地域文化，从总的目的来看，仍然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填补我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不全面之处。但它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总结本地域过去文化的特点、成就和缺陷，用更亲切的方式，激励本地人奋发有为，历史上许多人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去整理、刊布和研究本地的文化遗产的。据《湖湘中医典籍精华》的编者们调查，计自唐以来，湖湘名医约有三百人；可考的著述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算起，有五百余种，现存者尚有一百四十余种，要搜集这么多的书加以比较、选择出版，该是多么艰难的工程！何况择定之后，还要校注，其难度也是很大的。近人每重视撰著，而轻视校注，好像这只是一种句读之学，不足登大雅之堂。其实精当的标点、校注比无深造自得之见的论著要难得多。
近人以我国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相比较，常说它比较重视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比较重视人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重视标本兼治等等。这些，倘是与西方的近代西方医学相比较，都是对的，如与古希腊的医学相比，则未必然。只有到了十八九世纪以后，由于人体生理解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进步，实验的方法和设备日趋精密，同时受到机械唯物论的影响，西方医学才向着分科很细的道路发展，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也伴随着忽视人体固有的克服疾病的潜能及其各部分互相联系的缺点。中国传统医学则不同，它始终沿着不假检测器械和基本上不用治疗机器的途径发展。这是它的一个局限。但包括湖湘名医在内的历代名医尽力设法克服这个局限，他们充分利用直观、直感的能力，采取望、闻、问、切等简便（不是简易）方法，对人的生理、病理进行了反复的由表及里的深入探究。它的一些基础理论，如天人相应的阴阳、五行生克说，精、气、神说，经络说等等，都起源很早，开初未免带有某种推测和玄想成分，但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在诠释上却对某些理论有修正和突破，使之逐步接近实际，并在临床上取得良好的效果。故其中有些已经为现代科学检测所证实，有些现在虽尚未得到科学检测的验证，却可能包含着某些尚未认识的人体与自然的奥秘，未可轻率地否定它的存在，而应加以深入的研究。至于历代中医所积累之辨证论治的实践经验丰富精微，更可谓一个巨大的宝库。这些都在这套十卷本的洋洋典籍中得到体现。（《湖湘中医典籍精华》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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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里书外
知耻者勇
——读《东史郎日记》随感
零 度
那场使千百万中国人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但是，对这个史实讳莫如深的却大有人在，甚而至于为侵略战犯“招魂”，给侵略战争冠以“圣战”，并叫嚣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事情也屡屡发生。相形之下，三十七万字的《东史郎日记》中文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公之于世是对历史真相的一次再澄清，对违逆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的一记强劲的驳击。
如果说，作为日本鬼子兵的东史郎，坦率地记录下自己那段侵华罪行的经历，也许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真”的做法；那么，作为年近九秩老人的东史郎，无忌地公开这个特别让某些人讳言的历史“隐私”，则完全是他出于良知的一种“善”的行为——善举中交织着老兵的反省与忏悔。东史郎在整理日记清稿时写下了自己深刻的省悟：“我要在这里记下战场上的真实。战争是什么？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战争的真实情形，似乎是最大的痛楚，又似乎是无尽的悲痛，还似乎是对永恒怨恨的呐喊的感伤……”这是一种尊重历史而难能可贵的忏悔！
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法西斯在二十世纪给世界人民留下的难以愈合的伤口。在细读《东史郎日记》的时候，我们每每被侵华日军屠刀的寒光、罪恶的子弹、卑劣的兵燹、兽性的淫掠而惊心。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事实：当时做鬼子兵的东史郎尽管也毫无疑问地挥刀杀人，双手也沾满了血腥，但是他却时不时地被一种难以排遣、难以解释的情绪困扰着，在战争之余或者交战、杀戮之时会突然萌生很多“不合时宜”的想法。比如：
“我们的生命也会被战争这把巨大的扫帚轻而易举地扫掉吗？想到这点，我就万分憎恨战争。”
“这是杀人工业！我们是这个工业的忠实职员。”
这完全是人性与非人性、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徘徊和浮沉。依稀存在的良知正是日后引领东史郎直面历史、走向忏悔、拥抱正义的那一盏路灯。
既然战争是一桩无法宥怒的罪行，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已被钉在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柱上，那么，谁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人性，谁否定它就是泯灭良知。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人性，格守良知。无论是知耻的勇敢还是悔悟的胆魄，东史郎都是凭借着他历经风霜而弥坚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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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问世
“山水城市”是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构想的未来城市模式，得到国内外众多反响与认同，建立建筑科学大部门也是钱老提出的重要建议。《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一书收入了钱学森与众多专家的有关论述与实践，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推出。该书为1994年首版、1996年再版的《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一书的姊妹书，仍为鲍世行、顾孟潮主编。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方便和连续性，编纂方式采取与前书同一体例，仍为各家言的文集。全书共五篇，依次为书信篇、城市学篇、山水城市篇、建筑科学篇、反馈篇。
（谷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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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新书
《为卢梭申辩——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钱弘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法国第一位情感作家”的卢梭，作为思想启蒙的典范，卢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永远鼓舞人类向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马克思称赞为不断避免向现实妥协的卢梭，也遭到许多曲解。本书作者为卢梭申辩，努力将一个完整的卢梭，包括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得失，公正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高尔基传》［俄］瓦季姆·巴拉诺夫著，漓江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广泛的事实材料作基础，其中大部分是至今读者鲜见的档案材料，尤其是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附属的高尔基档案馆的材料以及二三十年代作家移居国外时期的材料（不仅是杂志，同时首先是在德国、法国、美国出版的报纸）都会引起读者特殊的兴趣。回忆录作者的实证，不论是已发表的，还是国内尚未公布的，都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高尔基的认识。
《立春风俗考》 简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节日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节日与节气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是一个节气，又是一个节日，与农业生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于立春举行的迎春礼就是一个重要的农业礼仪。从东汉初到清代末，这个礼仪延续了近两千年。（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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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天地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研讨会举行
由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教育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研讨会最近在温州举行。这部书是由全国二十四位资深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四百余名作家、教授联手编写三年，知识面广、思想性强、趣味性浓、信息最新的大型丛书。来自北京等地十多位专家参加了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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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十年岁月
我们共同走过
本报记者 刘玉琴
1949年7月的一个夜晚，北平昆明湖畔听鹏馆内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名流云集，觥筹交错，毛泽东正在宴请文艺界知名人士。毛泽东举杯说道，你们都是文化人，我给你们敬酒。打天下靠两件武器，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坐天下也是如此，文治武功，缺一不可。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这是文艺晚会《我们共同走过》开篇中的一个场景。整台晚会从第一次文代会切入，中国文联与共和国风雨兼程的五十年历史由此拉开帷幕。
这台晚会是为纪念中国文联成立五十华诞而作的。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中国文联从创建、发展到壮大，中国的文艺舞台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涌现出无数经典作品和极具代表性的文艺大师，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给予的深切关怀，都不胜枚举，感人至深。《我们共同走过》正是以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第四、第六次文代会为背景，以中国文联的创建发展为中心，紧扣与文联的历史、使命紧密关联的人与事，用戏剧性的思维把表现五十年历程的优秀作品浓缩在历史的进程中，一根红线巧妙地串起一颗颗闪亮的珍珠。
戏剧性思维，这是个戏剧性的话题，这也是晚会不同于以往之处。晚会不设主持人，不用串场词，所有节目都纳入一个完整的戏剧框架中，让台上的每一个演员、人物都成为剧中人。所以现在呈现于舞台上的无论是郭沫若、茅盾、夏衍，还是梅兰芳、齐白石、侯宝林，无论是文学家，还是艺术家，他们都要在脚本规定的情境中和导演的统一指挥下进行“表演”，并且在“表演”和“再现”中还历史本来面目。于是，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既在戏中，又在戏外，历史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相互交融在一起。编剧齐致翔、李春喜等说，所有的作品和形象都不是独立自然的展示，而是经过戏剧性处理的艺术创造，是有机整体的一部分。第三组节目中主席请徐悲鸿画马，画笔落处，舞台两侧大屏幕上渐出国画《奔马》图。随之，屏幕上的马飞了起来，飞得矫健、昂扬，飞越了时空，引出热烈的舞蹈《奔马》。接着，奔马幻化成一队武装行进的志愿军战士，剧场里响起嘹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歌声中，追光照亮舞台上朝鲜战场，作家魏巍在动情地琢磨着他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优美的文章不是由演员朗诵出来，而是变成一个志愿军战士在特定剧情中的感情表达。魏巍既是真实人物，又是剧中演员，文学作品在舞台上变成了戏剧小品。这样，依靠音乐和剧本的内在逻辑，完成了场与场之间的自然过渡，大师风采与经典作品，领袖与人民、文艺家与文联的关系，纵横交错，从而使红线上的每一颗珍珠都闪耀着光芒。
晚会中，中国文联下辖的十二个文艺协会——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杂技等诸多艺术门类的精品都得到了充分展示。电影《烈火中永生》、歌曲《我的祖国》、油画《父亲》、话剧《蔡文姬》、京剧《骆驼祥子》、魔术《百花齐放》、散文《我的家在哪里》、芭蕾舞《雁南飞》等经过巧妙编织，表现了“文联与共和国同命运，文艺家与人民心连心”的鲜明题旨和浓烈情感。
导演邢德辉认为这种以戏写人、以人带史的独特视角是别的晚会不可替代和模仿的，它只能属于这台晚会，因为它是中国文联五十年历程的生动缩影。晚会在文艺家“万里采风”活动中达到高潮。天幕上响起大海的涛声，似千帆竞发，万鸥齐翔，天高水阔，一碧万顷，形象的画面昭示了中国文联植根泥土，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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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舞台屏幕
记录“海选”
吉林省镇赉县大官营子村，在去年的村民选举村干部中，村民们以很高的热情通过被当地称为“海选”的形式，选举自己信得过的村干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摄制的纪录片《海选》，真实地记录了这次选举。该片播出后，不仅引起了国内的关注，而且还获得了第三十九届蒙特卡洛国际电视节的“女神银质奖”。日前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记录‘海选’”的赏析研讨活动中，影视方面的学者就该片的真实性、艺术性以及纪录片的魅力等作了分析、欣赏。
尹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海选》在记录未知状态的情况下，通过有计划的剪辑，强化了它的戏剧性，对生活做了一些合理的提炼，增强了吸引力，只起串联作用的旁白，不干涉事件的形成、发展，不评价，强化了真实感，增加了画面信息。一部纪录片，它带给观众最大的我想不是故事，也不是情节，而是从这个过程中看到活生生的人的一种心态，让我们在一种真实的状态下产生心灵的共鸣、情感的交流，从而达到相互之间的了解，而这种状态正是通过细节所反映出来的。可以说，这部片子在艺术与生活原生态的矛盾解决上，进行了很有益的尝试。
马修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这部片子的镜头基本上是平视的，这就增加了民众性，编导不动声色地体现出一种大气，也使鲜活的生活、真实的语言更加完整、更加吸引人。在这部纪录片记录的真实过程中，还有意识运用了电影的手法，把纪录片做得很艺术化，在片子中，我们看到按照严格的逻辑往前走的东西被打乱了，而这恰恰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这部片子剪辑得特别好，它按照各个兴奋点掌握了外在和内在的节奏，做到了张弛有度，舒缓紧密得当，看起来很舒服，从中可以感觉到编导的素质。而从艺术入手，真实反映出农民的生存状态，是这部片子非常成功的地方。
胡劲草（《海选》编导）：这部片子有不少地方是有构想的，预想选举过程、画面设计等，在不违背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前期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在我们对选举过程有把握的情况下，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情况，它又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存在，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经历过这些之后，我感受到，在整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如何把握住现场出现的所谓“杂音”，对记者是很大的考验。
朱波（《海选》策划）：村民选举在全国到处都有，而东北农民的语言是最生动的，也是最幽默的，这对于以真实为最主要特征的纪录片来说，是很重要的方面。为了让农民适应拍摄，在镜头前不害怕，我们提前跟他们打交道，互相熟悉，消除了彼此间的陌生感，这样在拍片时他们的表情更自然，更加真实。
（中央电视台精品赏析栏目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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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名著《离婚》走向荧屏
老舍先生认为他自己最好的小说《离婚》，已由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等单位改编拍成同名电视剧，北京电视台将于7月底播出。在《离婚》中，老舍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二三十年代旧北平的风俗画：四合院里的平民百姓们，腐朽可笑的官场官僚，描写了小知识分子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幽默、苦涩、激烈、细致，是原小说《离婚》的风格。改编后的《离婚》做到了不失老舍的韵味，同时又使老舍的风格更加突出，可看性更强。
在本剧中，葛优饰演的老李充分表现出了演技的分寸感。人艺老演员谭宗尧把老北京人的个性体现得入木三分。陶虹、谢园、孙淳、梁天、袁苑、方子春参加该剧的表演。该剧导演马军骧。金鹰国际广告企划有限公司近期向全国发行。 （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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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云胜》《浪淘碧海》在京演出
反映反腐倡廉题材的戏剧作品辽南戏《姜云胜》、话剧《浪淘碧海》13日至16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公演。
大连瓦房店市艺术团演出的《姜云胜》，是根据瓦房店炮台镇党委书记姜云胜同志的感人事迹创作的。通过姜云胜工作生活中的几个真实故事，再现了他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广东话剧院排演的《浪淘碧海》是一台大力讴歌纪检监察干部秉公执纪、不屈不挠、无私无畏、勇于献身高贵品格的话剧作品。《姜云胜》在辽宁已连演四十多场，观众近七万人次。《浪淘碧海》已在广东各地巡演九十多场，观众达十三万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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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娥举办《祖国颂》百场音乐会
胡小娥是从大山里走来的歌手。她从一个山区供销社的售货员，成长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农民歌手大赛金奖获得者、省歌舞剧院青年演员、武警总部文工团专业文艺工作者。故乡之恋、军旅之情，时时鼓舞着她开拓进取，不断攀登艺术高峰。在共和国五十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胡小娥自筹资金举办《祖国颂》百场音乐会，7月10日在北京国安剧院举行了首场演出。
《祖国颂》百场音乐会是胡小娥根据自己成长成才的艺术经历和生活道路，现身说法，以音乐会的形式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新时代。百场以《祖国颂》为主题的音乐会，将历时三年，不拘形式，不拘场地，不计酬劳。首演之后，胡小娥将赴全国各大城市、军营、海岛、工厂、田间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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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优秀剧目进京演出
为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应文化部艺术司之邀，河北省将有十一台戏剧作品于下半年分期进京，其中第一批四个剧目将于7月18日至7月28日在北京儿童剧场上演。
第一批上演的四个剧目分别为：张家口蔚县晋剧团演出的晋剧《代国情》，河北艺校保定分校的老调儿童剧《百花山》，邢台市河北梆子剧团的河北梆子《包公卖铡》和邯郸市东风豫剧团的豫剧《虎符》。此外，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的评剧《淀上人家》、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梆子《尧天舜日》和承德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圣旅》，将作为文化部“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调演活动的正式参演剧目于9月进京。（马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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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他说“不”
——《我的一九一九》在巴黎拍摄
果永毅
八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水岭，而“巴黎和会”则是它的导火线。为了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缅怀存那段历史中在外交上捍卫民族利益的先烈，今年4月底，曾拍出过《小花》、《过年》等影片的黄健中率领陈道明、许晴、修宗迪等一批明星及阵容强大的摄制组来到巴黎，拍摄历史影片《我的一九一九》。“五四”八十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巴黎近郊举行了庄重而简朴的开镜仪式。自此，摄制组便投入了紧张的拍摄工作。
黄导介绍，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描述国际重大历史事件的影片，全部镜头的拍摄都将在法国完成。影片的主人公顾维钧，作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全权代表之一，以其卓越的外交才华，舌战日本，游说欧美，力争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民族权益，改变中国屈辱的外交地位。然而，在弱肉强食的残酷国际现实中，弱国使节的外交才华再出众，也改变不了实力均衡的规则。最后，在北洋政府不置可否，代表团成员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顾维钧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画上了一个光辉的句号——中国人终于第一次挺起胸膛，向列强说“不”！
黄健中表示，顾维钧这个人物是中国现代外交史上的一位奇才。他倾全力执导该片，正是出于对顾维钧爱国情操的钦佩。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很敬佩顾维钧先生的外交才华和为人。”1972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毛主席想到当时旅居美国的顾维钧老先生，特意委托工作人员前往探望。黄导在认真研读《顾维钧回忆录》等史料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精髓。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塑造出一个十六岁只身赴美求学，忧国忧民，始终不忘寻求革新救国的学问，然而帝国主义恃强凌弱的本性最终教育了他，弱国外交的无奈令他回天无力，最终只能以“拒签”表达自己爱国情操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生动形象。黄导评价说，领衔主演的陈道明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注重从文学形象开始塑造人物的演员。他常常主动向导演提出建议。为了强化展示影片主题，他反复琢磨“拒签”一场的台词，根据自己对角色思想内涵的理解，重新撰写，改得十分精彩。许晴、修宗迪等主要演员也是一样，主动参与角色艺术形象的创造。黄导认为，这是影片能够成功的一大优势。
开拍不久，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的外交事件，激起了海内外炎黄子孙极大的民族义愤，同时，也激发起中国人民加速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这使得《我的一九一九》摄制组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弱国无外交”的主题得以进一步升华。他们自觉地借助这股激情，为自己的工作加码，争取尽早高质量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中方人员的吃苦耐劳与团结协作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法国演职人员。饰演顾维钧的房东女儿让娜的法国演员萨哈，为中国朋友的敬业精神和盛情所感动，再苦再累总是高高兴兴，尽职尽责。目前影片的拍摄工作已接近尾声。黄健中导演说，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向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献礼，还要使影片经受得住跨世纪的历史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