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勤于学史善于用史
津江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记载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闪耀着先哲的深睿智慧，饱含着往昔的成败经验和教训，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的深刻分析和科学总结。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应当十分重视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充分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以史育人的功能，使之更好地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服务。
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趋势，需要研究历史。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复杂的，却又是有规律可循的。“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就是要通过研究和揭示历史的内在联系，弄清现状的由来，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自觉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前进。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共产党人把崇高的理想作为精神支柱，正是基于这种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因而在前进的道路上能够不畏一切艰难险阻。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需要了解祖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爱国必须了解自己的祖国，对祖国的历史知之愈深，爱之愈笃。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五千多年来，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在侵略者面前低头，有着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自主的可贵性格。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我国近现代史，中华民族既有落后挨打的屈辱，又充满反抗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与富强的斗争，直至取得伟大胜利。在今天，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就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了解祖国的历史，了解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艰难奋斗历程，了解我们党和人民的光辉业绩和优良传统，才能坚定地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定地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而斗争。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需要懂得我国历史形成的基本国情和记取我国建设、发展的历史经验。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总纲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怎么来的？它的根本立论基础就是我国历史形成的基本国情。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特别是近代一百多年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从而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从历史到现状认清了这个基本国情，就把握了当今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实际，就抓住了理解我们党之所以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的关键，从而进一步提高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坚定性。
借鉴和继承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中外历史知识。纵观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人类从社会实践中反复求索，在各个领域中不断开拓，凝聚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创造了丰硕的文明成果。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从总结历史中借鉴和继承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显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尤其应当如此。
历史的启迪和教益是多方面的。勤于学史，善于用史，是摆在广大干部尤其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勤于学史，才能逐步积累历史知识；只有善于用史，才能使历史为现实服务，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各级干部勤于学史，善于用史，必将促使历史教育进一步根植于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之中。这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大为有益的。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如何确保农民收入增长
赵健蔡宇平
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要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可是，从实际情况看，近几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一直增长乏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仔细分析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农业生产投资不足。我国农业生产投资来源有三：农户、乡村集体和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集体对农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在实际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不大；各级政府的投入从绝对量上看虽在增加，但与农业生产的需求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农户由于受生产经营规模小、收入水平低等制约，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也不能满足需要。农业生产投资不足，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耕地退化，以及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跟不上，这些都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延缓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产品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首先是实物收入，即各种农产品收获量，其中一部分由农民直接消费掉，剩余的部分只有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才能形成农民的货币收入。这部分农产品究竟能不能转化为货币，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货币，不仅受农产品种类、质量的制约，更受农产品市场规模大小的制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农产品供给不断增加，但农产品需求市场却没有同步跟上，农产品销售日益困难。由于农产品销售逐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许多农民因大批农产品卖不出去而亏本，更多农民因农产品价格过低而遭受损失。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负担过重。农民负担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其次是生产费用负担。近年来在主要农产品价格没有较大提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一路攀升，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加了很大负担。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更快，1993、1994和1995年农资市场价格分别上涨了13．8％、21．6％和27．4％，1996年涨幅为8．4％。正是由于农资价格过高，农民生产费用负担过重，造成了农业虽然增产，而农民并不增收的结果。
城市化水平较低，非农业人口少。从经济学观点看，任何经济实体的不断扩大，收入（或利润）的持续增长，都有赖于其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企业是这样，农户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随着工业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工业领域就业的人口就会不断增加，而要使农户生产规模扩大，却必须不断减少农业人口。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所造成的富余劳动力，必须由大工业和现代化城镇所吸收；剩余农产品供给的增多，必须由更多的工业人口或城镇非农业人口所吸收。而我国现代大工业发展的状况，尤其是城市化水平较低，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生产规模和农产品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
非农业收入不稳定。近年来，受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影响，农民外出打工机会减少，农民非农业收入减少。据统计，农民人均收入净增长部分的50％来自乡镇企业。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放慢，农民其他劳务收入就相应减少，从而使农民的总体收入也受到很大影响。
以上的分析表明，造成我国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想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趋势，使农民收入得以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多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做到多管齐下，综合推进，防止单打一。
第9版(理论)
专栏：
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组
陈佳贵
内容提要：●我国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许多弊端，必须进行调整、改组和改革。
●调整改组要沿着总体目标进行，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的配置，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益；同时应遵循有进有退、有生有死、有合有分、有先有后等基本原则。
●实施调整改组，应正确处理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以及调整改组与深化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关系。
最近，江泽民同志在武汉召开的六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用较长的时间，基本完成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形成更为合理的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他还对调整改组的总体目标、基本方针和原则进行了深刻阐述，这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我国国有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调整改组的必要性
建国以来，我国国有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奠定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巩固和加强国防建设，保证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展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存在许多弊病，暴露出不少问题，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必须进行调整、改组和改革。
国有经济的战线太长。我国现有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三十多万个，总资产达到七万多亿元。无论从产业分布、地区分布或企业规模看，我国的国有经济都存在战线太长、数量太多、力量分散等问题，超出了国家财政所能承受的限度。国家不能集中财力办好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和其他必须举办的企事业；企业缺少必需的资本金、营运资金和技术改造资金，高额负债，财务状况差，经营困难。
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在一些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企业规模小而分散，多数企业没有达到合理的经济规模，规模经济效益差；企业之间联系不紧密，“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十分普遍；单厂企业多，缺少多厂结构的复合体企业；产业的集中度差，缺乏规范的以资产、产品和技术等为纽带的大型集团公司；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严重，地区间、部门间相互分割，自成体系，结构趋同化现象严重。据测算，目前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35，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79。
国有资产利用率低。特别是买方市场出现后，市场上绝大多数产品供大于求，许多国有企业开工不足，大批设备闲置，生产能力过剩。以工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为例，我国钢铁行业不到60％，汽车行业不到50％，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彩电等家用电器行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40％左右。据有关部门对八十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统计分析，利用率在60％以下的就有28种，占35％。
企业经济效益低。我国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灵活，竞争力弱。多数企业富余人员多，企业债务负担、社会负担重。还有不少企业经营管理差，亏损严重。近几年，上上下下花了不少精力抓扭亏增盈，经济效益严重下滑的现象有所遏制，但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企业经济效益差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和银行的金融风险，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调整改组的总体目标和应遵循的原则
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是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其总体目标是：通过“抓大放小”、公司化改造等措施，收缩国有经济的战线，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盘活国有资产的存量，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通过联合、兼并、发展大企业集团等措施，改善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通过加强国有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企业之间的资产联系，增强国有经济的调控能力。总之，调整改组的目的是优化国有资产的配置，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益，使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要实现上述目标，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有进有退。对国有经济应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该以行业特点来划分，国有企业应集中在自然垄断行业，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由非国有企业来经营；也有人认为，应该以企业规模来划分，大型国有企业仍然应该保留，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实行改制，转变为非国有企业；还有人认为，应该以产业的上下游来划分，上游产业即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影响大，应该由国有企业经营，中下游产业即制造业应该放开，由非国有企业经营。事实上，用单一的标准划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国有资本不应该也不可能全部从竞争性产业或中下游产业退出来。比较可行的办法应该是以企业规模标准为主，兼顾企业的行业特点和产业性质来确定国有经济的范围。对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自然垄断的产业和极少数特殊企业，政府必须保持垄断经营；对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关键领域（含公益性事业）中的大型、特大型企业，政府应绝对控股；对一般竞争性产业，国家可以大部分退出，只对少数大型、特大型企业进行相对控股或参股，股份比例可以根据资本运营的需要而确定，可以是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点多、面广、分散、市场需求变化快的中小企业，国有资本应逐渐退出来。
国有资本退出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退出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有的是全部退出，有的是部分退出。这种退出是积极的，即退出是为了使国有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的高科技、高风险的幼稚产业和需要加大投入的产业，国有经济不仅不应该退出，而且应该加大投入。
有生有死。这里所说的生不仅是指国家可根据需要新建立少数国有企业，而且要让需要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变得更加强大，更有生机与活力。
有生就会有死。国有企业现在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它们不仅面临着非国有企业的竞争，而且还面临着国有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现在不少国有企业技术落后，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产品不适销对路，消耗高，浪费严重；有些企业已经债台高筑、资不抵债，再不可能起死回生，与其让它们靠药物和输血痛苦地活着，还不如让它们“安乐死”。这些靠“输血”维持生存的企业不但自己活不了，而且会削弱整个国有经济。因此，要摆脱目前的僵局，就要下大决心，对那些不可救药的亏损企业，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坚决地有计划地让它们破产，并逐步形成有生有死、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有经济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有合有分。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进行调整改组，要做到有合有分。“合”是指企业之间的兼并、合并。“分”是指对大企业采取分立、分设、划小企业经营单位等办法进行重组。通过兼并和合并，形成以优势企业为核心、以资本联系为纽带的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以及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同时，在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内部，要通过分立、分设和划小经营单位等办法克服“大企业病”，减轻企业负担，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合”与“分”都是优化国有资产配置结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重要手段。
有先有后。我国国有经济战线长，企业数量多，全国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因此，国有经济的调整和重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应有长期通盘的考虑。要先从容易的做起，然后集中力量攻克难关；要先以“退”为主，再考虑“进”的问题；要先从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开始，再逐步扩大到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先从竞争性产业开始，再到非竞争性产业。当然，这种先后次序不是绝对的，但是工作应该是有先有后，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调整改组需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调整改组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涉及许多方面的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运用行政手段与发挥市场机制的关系。对国有经济调整和对国有企业改组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行政的方式，另一种是市场的方式。以组建企业集团为例，前者的主要做法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把具有优势的大企业和一些困难企业“捏合”在一起。这样组建的企业集团往往是“泥足巨人”、“虚胖子”，不但劣势企业效益不容易好转，而且优势企业也有被拖垮的危险。实践证明，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用行政手段来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重组的效果是很差的，不少是失败的。后者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评价标准，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出发点，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实现企业间的优化组合。其最大特点是尊重企业意愿，接受市场评价。企业在考虑是否参加企业集团之前，首先考虑的是企业优势能否实现互补，企业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能否增强，经济效益能否提高。而组建后的企业集团内部又主要以产权关系为纽带，对内部资源进行重组，实现集约化经营。因此，国有经济的调整和重组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的力量来实现。
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多法规还不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未理顺，产权流转还不通畅，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还要注意发挥行政手段的功能。行政手段主要在以下领域发挥作用：制定调整改组的政策、法规和规划；对企业的兼并重组行为进行引导调节，防止形成垄断，保护公平竞争；借助行政力量，理顺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和管理体制；为有联合意愿的企业提供信息和其他帮助；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对外资参与我国大企业的兼并行为进行调控，等等。
调整改组与深化改革的关系。调整改组要与深化改革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调整改组本身就包含许多改革的内容。比如，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放开小企业，就涉及为数众多的小企业的改制问题。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也涉及产权关系、公司的法律形态、公司体制等的重大变革。在调整改组中，还必须始终不渝地抓紧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只有这样，调整改组才能深入发展，其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当然，调整改组也需要与其他改革相协调。
调整改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调整改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要通过调整改组，实现生产力的有效配置，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加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调整改组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关系。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调整和改组与发展非国有经济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国有经济调整和改组的过程也是与非国有经济逐渐融合的过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纯国有企业上，而且还体现在由它控股和参股的企业上，经过产权关系的重组和股份制改造，国有资本将配置在多种形式的企业里，其中包括非国有企业。同时，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将增加更多联系渠道和联系方式。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加国家财力，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充分发挥作用，增加就业岗位，减轻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从而为国有经济的调整和重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9版(理论)
专栏：工作研究
提高城市文明水平的途径
孙守璞
城市是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城市人口密集，如果城市人口素质能够通过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而率先得到极大提高，那么对于整个社会人口素质的提高将产生重要带动作用。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最深刻、成就最显著的地方，是先进生产力的高度聚集地，能够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大力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必将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提高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
为人民服务是文明城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来源于群众，基础在群众，主体是群众，目的也是为了群众。只有围绕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才会顺民心、合民意、有成效，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积极性。应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从满足群众“求民主、求稳定、求富裕、求知识、求娱乐”等愿望抓起，把开展创建活动的过程，变成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题的过程，使群众既受教育，又得实惠。为此，山东省威海市近几年来全面加强了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评议、财务公开、政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在城市，组织市民参与行风评议、城市管理义务监督等活动，每年都有十几万人参与市文明办组织的“行风万人评”活动，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的满意度；全市城乡普遍开展了创建安全文明小区、安全文明村镇活动；分流了一千七百五十多名机关人员奔赴经济建设第一线，引导群众转变观念闯市场；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新建了一批图书馆（室）、博物馆、体育馆等文体设施，建成了有线电视光缆工程，丰富充实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提高市民素质是文明城市建设的根本任务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也是城市文明的创造者和体现者。市民素质的高低，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创建文明城市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致力于市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几年来，威海市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始终围绕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塑造现代市民形象和行业文明形象这一根本任务，突出进行了两方面的教育：一是理论教育。从1995年开始，围绕学习邓小平理论，连续五年在全市实施了理论教育“三大工程”。这就是八百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重点工程”、二十万基层党员的“基础工程”、五十万团员青年的“希望工程”，促进了理论教育的深化。目前，全市八百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已普遍接受了两次以上系统培训。基层干部、党团员有三十万人次接受了党校培训。二是道德教育。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为重点，突出了道德灌输、道德实践和道德自律。在社会公德教育上，威海市相继制定了《市民文明公约》等规范性文件，编发了《市民文明修养指南》，成立了市民文明学校，定期对市民进行文明常识等有关知识的培训。在职业道德教育方面，把重点放在党政机关作风转变和窗口行业改善服务上，促进了行业风气的根本好转。家庭美德教育则主要突出了伦理道德、文明生活方式和家庭文化建设等内容。
环境建设是创建文明城市的突破口
环境，既是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外在表现，又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人与环境是相互影响、互促共长的，优美的环境可以陶冶和塑造优美的心灵，而优秀的民众能够营造和维护优美的环境。为充分体现“人改造环境，环境改造人”的互促效应，威海市把环境建设作为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的硬件工程，与提高人的素质等软件建设一起牢牢抓住不放，做到刚柔相济，软硬结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在城市环境建设上，近几年威海市投入数十亿元，用于市区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实施了城市“绿化工程”、“治污工程”等，使城市环境质量每年都有新的提高。自1990年建成全国第一个“国家卫生城市”以来，又先后被评为“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国家园林城市”，首批跨入“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行列，并被联合国确认为“全球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
把机制建设作为文明城市建设的有力保障
实践表明，要使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之以恒、健康深入发展，不仅领导认识要到位，而且必须有过硬的机制作保障。这个机制就是体制、制度、政策、法规的综合体现，是管长远、管根本的东西。这几年，威海市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下四种机制：
目标管理机制。对各项创建活动，制定了一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重在量化的目标体系，增强了创建活动的可操作性。设计活动时，首先对所要达到的目标进行具体确定，然后对目标要求进行分解细化，能确定数量指标的全部量化，确实难以量化的指标，考核时先制定优劣等次，然后按等次确定分值，进行“二次量化”，使精神文明建设由虚变实，由软变硬。
竞争激励机制。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既评先进，又评后进；既挂红旗，又亮“黄牌”，并实行评比表彰活动的动态管理，打破荣誉称号的“终身制”。
监督管理机制。组成了行风评议、文明服务督察、文化市场稽查、城市容貌检查等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文明执法管理队伍。健全了职能部门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
投入机制。对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活动中涉及的重大项目建设，纳入财政预算，按比例投入。对长期社会性活动所需经费，建立专项基金，以确保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实事求是论纲》
冯贵贤
魏胤亭撰写的《实事求是论纲》，最近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通观全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寻求实事求是的历史渊源，即绵延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的经世传统。本书通过这种寻根过程，揭示了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命题之前的历史演变过程，指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发展是立足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和理论根基之上的。
第二，考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实践过程这一基本线索。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必要性全在于要实现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恰恰为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变成现实的物质力量，指明了基本路径。从实践本身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在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过程中诞生并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同时也是它的结果。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该书把对历史的过程性理解和对现实的关注有机结合起来，依靠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揭示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须臾不可离开的锐利武器。
第三，切实把握实现实事求是的基本环节，引导实践活动达到既定目标。作者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理论原则，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原则；惟有掌握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环节，才能在实践中沿着正确的方向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