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坚持无神论不动摇
——无神论系列谈之五
蒋斌郭敬晖
无神论，作为同有神论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人类正确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和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无神论已逐步成为当今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然而，近年来，在我们国家却出现了鬼神信仰死灰复燃的现象，甚至一些党员干部也对各种鬼神迷信的东西津津乐道。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大声疾呼：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无神论不动摇！
坚持无神论不动摇，是共产党人坚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有神论与唯心论是一对形影相随的“孪生兄弟”。有神论把客观的自然力量人格化成“有鼻子有眼”的万能的神、上帝，认为是神、是上帝创造并主宰着世界。唯心论则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它实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精致化的有神论。而彻底的唯物论本身就是一种无神论。唯物主义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反对有神论的斗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借助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用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证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所谓“天国世界”的虚幻性，用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证明了生物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而揭示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阐明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物质进化的结果，人的意识、精神是物质运动的产物，为人类正确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见，共产党人坚持无神论不动摇，是由其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决定的。
坚持无神论不动摇，也是共产党人坚持科学和理性精神的要求。无神论坚持世界的客观性，反对虚幻的神灵和超验信仰，它本身就是一种崇尚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而有神论则是反科学、反理性的。人类一步步认清各种自然现象的本质、一步步揭开宇宙奥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无神论日益证明其科学性而有神论不断暴露其荒谬性的过程。从中世纪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提出“日心说”，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再到当代宇宙科学、生命科学等等的发展，有神论遭到了人类科学日益强大的挑战，已被驳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科学的胜利，同时就是无神论的胜利。推崇科学和理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当然，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目前还面临许多尚未能解释的“自然之谜”、“人体之谜”等等。但是，只要坚持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各种各样的谜终究会获得科学的解释。所以，共产党人坚持无神论不动摇，是其坚持科学、坚持真理的必然结果。
坚持无神论不动摇，还是共产党人坚定政治信仰的基本要求。任何人都有一定的信仰。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首先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同信仰有神论，建设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同追求所谓灵魂不死的“天国世界”是根本对立的。这本来是对共产党人思想政治素质的最起码的要求。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的一些党员包括领导干部中，却出现了对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动于衷，而对各种各样的鬼神迷信思想则津津乐道的倾向。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将严重腐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政治信念，严重削弱我们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广大党员很有必要认认真真地进行一次无神论的自我再教育，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是非判断力，自觉抵制各种鬼神信仰等错误、腐朽思想的侵蚀。这样，我们才能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历史使命。
第9版(理论)
专栏：
根本问题是教育干部
——从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教训看“三讲”教育
祁培文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以整风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需要；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要使“三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在思想上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对当前开展“三讲”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这里结合近几年查处的一些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就此谈谈我们的一些认识。
领导干部在“三关一岗”上没有经受住考验，是其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突出教训
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级执纪执法机关立案查处了一批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十五大以前的五年中，共有七十八名省部级党员干部、一千六百七十三名厅局级党员干部受到处分。1998年又先后查办了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等十几名省部级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在查办这些案件中，我们发现目前一些人主要是在子女、美色、“傍大款”等问题上犯错误，栽跟头，走上违纪甚至犯罪道路的。
不能正确处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关系，多数是在“大款关”上栽跟头。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党政领导干部积极帮助、支持企业解决困难，与厂长经理形成一定的工作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应尽的职责。但是，有的领导干部却把这种工作关系逐步演变成“私人关系”，甚至成了“哥们关系”。这些领导干部热衷的不是同普通群众交朋友，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而是“傍大款”。从此什么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法行为都出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玉林市委原书记李乘龙都喜欢傍大款，与当地几个个体老板的关系很“铁”，利用职权为他们批工程、批公司、批贷款、弄官帽，从而逐步陷入严重违纪违法的泥潭。尤其严重的是，一些“老板”、“业主”、“包工头”等“大款”为了谋取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对掌握重要权力的领导干部极尽拉拢腐蚀之能事，有的慢慢投资培养感情，有的不惜重金直接收买，有的甚至掏钱替别人买官，在党政机关、政法机关等重要部门扶植其代理人。一些领导干部就是这样逐渐由人民公仆沦为不法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成为“黑社会”等犯罪势力的“保护伞”。查处湛江走私大要案发现，某些地方之所以走私之风猖獗，同当地官员和违法犯罪分子搞权钱交易、内外勾结有着密切联系。
不能认真约束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亲情关”上栽跟头。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党风的一个缩影。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能不能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已经成为对其党性党风的一个重大考验。现在，确有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个别高级干部在亲情与党性的矛盾面前丧失原则，对其妻子、孩子依仗其权势，经商谋利、胡作非为的行为，熟视无睹，不管不教，甚至还利用职权批条子、打招呼，给予支持、纵容和庇护，最后犯下严重错误。近几年查处的大案要案中，许多领导干部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为子女要地进行非法倒卖，牟取暴利，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尤其令人痛惜的是，领导干部对自己配偶、子女非法经商谋利不进行有效制止，逐步酿成严重后果，不但自己犯了违纪违法的错误，而且还往往导致全家一块毁灭的悲剧，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等就都是这样的结局，真是害国、害家、害自己，教训极其沉痛。
不能牢固树立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观念，在“美色关”上栽跟头。领导干部只有具有比常人更高的精神境界，受到更严格的道德规范的约束，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才有掌握权力的资格。近些年来，不法分子对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不仅搞金钱“攻关”，还大搞美色“攻关”。一些领导干部经不住女色的诱惑，搞权色交易，并进一步发展到非法捞钱以满足不正当需要，逐渐堕落成为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五毒俱全的腐败分子。陈希同、王宝森、胡建学、曹秀康就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不能“守住最后一班岗”，为在离岗退职前“留后路”而走上邪路。一些领导干部在即将退休前打个人的小算盘，想趁着有权之际捞一把，为自己留下后路，甚至也为子孙后代留点财产，以致以身试法，铤而走险，最后弄得身败名裂。领导干部守不住最后一班岗，竟使“退休离岗关”变成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廉洁考验关”。这就是所谓的“五十九现象”，它是目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东莞市委原书记欧阳德，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等，都是“五十九现象”的典型。
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归根到底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教育
每个领导干部犯错误的具体原因尽管各不相同，但放松学习、忽视教育却是共同的根本原因，都是“三不讲”的必然结果。
思想教育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永葆本色和活力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江泽民同志也深刻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许多缺陷和薄弱环节，在教育的内容、方式上都存在形式主义、不讲效果，体现不出时代特色，很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等问题。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本来是多方面的，既有家庭的教育，也有社会的教育；既有个人的自我教育，也有组织的帮助教育；既有领导集体的内部教育，也有群众的外部教育。但是，这些教育都不同程度地被弱化了，放松了。一些领导干部不是挤时间多学习，不断加强理论和道德修养，而是沉湎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之中，甚至与某些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活动混在一起。无论是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的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领导干部不学习，缺少科学理论的武装，必然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以致美丑不分，是非不辨，使自己的缺点日积月累，最终酿成大错。组织上的批评教育乏力，也为领导干部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目前，在党内的一些组织中好人主义盛行，致使低级的、错误的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制止。现在有一种说法，“腐败分子有很多表现，一看就知道”。这句话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也符合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情况。许多领导干部平时就有违背党的性质、宗旨和廉洁自律规定的“异常”表现，领导和同事也看在眼里，就是不提醒、不教育、不制止，看着他最终堕落到严重违纪违法的地步。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地进行自我教育，解除了思想武装，就会失去内在约束；再缺少有效的外部教育，尤其是那些“逆耳忠言”，就失去了外部约束，生活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的干部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学习和教育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而是一个非常现实和重要的问题，每一级党组织、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对此都要高度重视。
汲取领导干部发案的深刻教训，切实把“三讲”教育落到实处
目前一些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走向腐败有明显的规律性，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汲取这些教训，拒腐防变，必须牢固树立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
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在“三讲”中为什么把学习放在最前面？因为学习是前提和基础。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着种种“三不讲”的问题，尽管表现形式和原因不同，但都同不重视学习有关。学习是一个十分现实和紧迫的问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少应酬，多学习，多思考，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精神境界高了，正气自然就能树立起来，就能抵御灯红酒绿的诱惑和糖衣炮弹的袭击。
树立正确的亲情观和人际观，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抵制低级庸俗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接触各方面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除了家庭关系、亲属关系，还有各种各样的同乡、同学、同事、朋友等社会关系；除了家庭、工作场所外，还会涉足宾馆、酒店、歌舞厅等社交场所，甚至出国出境。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场所中，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敏感性，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防止迷失方向。首先，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注意划清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远离那些低级庸俗和丑恶的东西，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其次，领导干部要有一个良好的家风。对于子女、亲属提出的不合理、不合法要求，要坚决抵制，不能受他们的牵制。这不仅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领导干部应负的重大政治责任。第三，领导干部要注意处理好各种朋友关系，在各种交往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决不能把那些歃盟结义、哥们义气、愚昧迷信等社会陋习带到党内生活中来，带到工作中来。
树立正确的批评观，明确批评是爱护、批评是责任，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近几年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几乎每个人反省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时，都非常悔恨平时没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感到批评的珍贵和重要。有些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活动，群众早有察觉和反映，有关领导也有耳闻，却不查不问，放任自流。有一名领导干部被依法惩处后，悔恨地说：“假如平时有人敲我一下，踢我一脚，也不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啊。”因此，在这次“三讲”教育中，一定要树立批评是爱护、是责任的观念，开展深入细致的谈心活动，认真负责地查摆每个同志“三不讲”的问题，在领导班子内部认真开展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领导干部个人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勇于自我剖析，自我批评。
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坚持开门搞教育，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这次“三讲”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门”搞整风，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能不能倾听群众的呼声，集纳群众的意见，直接关系到“三讲”教育的成效。每个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状况如何，是不是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因此，要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参与“三讲”的积极性发挥好、引导好、保护好。这也是检验这次“三讲”教育是不是按照整风精神来进行的一个试金石。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总结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教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因此，开展“三讲”教育，切实克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种种“三不讲”的倾向，对于促使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各种风险和考验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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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通信
重要的政治课题
邓中好
最近，江泽民同志突出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指出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
首先，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引起了我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有两个：一是体制结构的变化，二是利益结构的变化。体制结构的变化，就是由体制调整而引起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涉及面广，因而由此引起的矛盾也十分广泛。利益结构的变化，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利益一元化，社会矛盾相对简单。市场经济则不同，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它的运作机制，本质上就是通过其内在利益机制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竞争，发挥人的潜能。多元利益主体的相互竞争，其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强劲，另一方面是社会矛盾增多。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就是事物运动的辩证法。可以肯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政治、经济关系的进一步调整，我国社会经济必将有更大的发展，人民内部矛盾也会日益增多，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必然会日益暴露出来。
其次，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决定着改革开放的成败。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社会主义改革，又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国经济一直在计划体制下运行，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已经在全国范围深深扎根。要改革旧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要涉及相当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产生矛盾。所以，如何才能既革除旧体制的弊端，又保护和调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既充分解决各种突出矛盾，又保持各种社会力量的稳定和平衡，就成为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改革开放就能顺利向前推进。解决不好，就会满盘皆输。在中外历史上，许多改革的失败，并非改革本身不合理，其重要原因往往是改革者没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激化了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的矛盾，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始终强调要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这一大局。国家要发展，改革力度要加强，社会稳定必须首先得到保障。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实现社会稳定，争取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至关重要的就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再次，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着能否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制定政策，首先要看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在新时期，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主导性矛盾，因此，协调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人民内部矛盾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联系，解决得好，人民就会心情舒畅，情绪高涨。解决不好，人民就会意见纷纷，甚至影响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纵横交错的条件下，必须注意正确认识和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绝对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一些重大失误，其根本原因就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得不到正确处理，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社会主义本质也就无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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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金融手段拉动农村消费市场
汪兴益
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大力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形成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同时还强调要努力改进金融服务，拓宽服务领域，运用信贷杠杆，促进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因此，在农村金融中具有主导地位和作用的中国农业银行，对拉动农村消费市场负有重要使命。
农村消费市场，是我国潜力很大的消费市场。没有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国内的消费市场也就难以真正拉动起来。农村消费市场虽然具有很大潜力，但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首先，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放慢。很多农产品受国内需求不旺的影响，销售不畅，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其次，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跟不上，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农村消费需求。从金融角度来看，解决这两个问题，关键是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大力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加强对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力度。具体来说，用金融手段拉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增加收入与改善消费环境的关系。农民收入的增加与消费环境的改善，对于拉动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拉动农村消费市场的一个“阀门”就是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让农民既有条件增加收入，也有良好的消费环境。打开这个“阀门”，仅靠国家财政投资是不够的，必须运用金融手段，由中国农业银行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投入的力度。这既是由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主体地位决定的，也是其正在实施的“双优”经营战略（向优势产业和优良客户倾斜）的客观需要。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应对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信贷投资，把投资重点放在那些效益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如农村的能源、交通、通讯、农贸市场等。另一方面，采取有力的配套措施，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转移信贷投向，加快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不快，造成了基础设施的效益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及时转移信贷支持的重点。这就决定了在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要及时调整金融支持的重点，因为农民收入的增长快不快，直接关系着农村消费市场拉动的时间表。
提供生活消费性金融服务与提供生产资料信贷服务的关系。过去，银行只注重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方面的信贷服务，而在提供消费性金融服务方面，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在不放松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信贷服务的同时，还应加强向农民提供生活消费性金融服务。在广大农村，农民享受的金融服务与城市居民相比，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服务质量上，都相差很远。这一方面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一些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手段难以运用；另一方面也受到广大农民金融意识不强的制约，他们对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产品还很陌生。因此，要拉动农村消费市场，就必须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在向农民提供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手段时，国家应给予一定的支持，这种支持既可以是资金上的，也可以是政策上的。不然，仅靠银行自身是难以把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产品送到农民手中的。只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享受到了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产品时，金融手段才能在拉动农村消费市场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必须注意，提供生产资料信贷服务仍然是重中之重，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因为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消费市场才能活跃起来。
快与慢、高与低的关系。国内消费市场不旺的状况持续时间越长，对经济的发展越不利，农村消费市场启动速度的快慢也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农村消费市场，就必须处理好快与慢的关系，既不能盲目求快，急于求成，又不能太慢，而应当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对比较富裕的农村地区，可采取相应的金融手段，快速拉动消费市场。但对其他落后的地区，则更多的要从长远考虑，以信贷投入为主，逐步拉动消费市场。在信贷投入上，既可以搞一些“短、平、快”的项目，又要支持见效需要一定周期的项目。在播种和收获这种消费高潮的季节，要充分利用金融手段，加速拉动消费市场；在低潮期间，则要保持适度的消费水平和速度。有的地区潜力比较大，有的地区潜力有限，因而对不同地区也要区别对待：对消费潜力大的地区，要下功夫尽快见效；对于消费潜力有限的地区，则须在支持当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开辟消费市场。
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我国农村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大，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各异，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使得农村消费市场的个性成份多于共性成份。不同地区、不同农户，消费的层次和水平不同，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中国农业银行既要拓宽金融服务的领域，又要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产品。在信贷投入上，既要有大型的信贷投入，又要有小额信贷，以适应个性化的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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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一套颇具特色的改革读本
——读《改革：跨世纪的工程》
马洪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改革：跨世纪的工程》丛书。读后感到这套丛书颇有特色。
这套丛书的显著特色在于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为核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辉煌历程。对这段改革历程进行系统的回顾，对改革的成就作出客观的评述，对改革的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对当前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对未来的发展作一些积极的探讨，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改革：跨世纪的工程》丛书正是以此为宗旨，选择了当前正在稳步推进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再就业及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十一个专题。这种选择既具有系统性，又有较强的针对性，避免了泛泛之论，不仅可以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而且提高了丛书在把握和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方面的品位。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力求理论性、实践性和政策性的统一。丛书作者都是长期在党政部门从事实际工作的有关专家，他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依据，结合自己的工作、研究心得，对各个专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对改革历程的评述，着眼于在回顾中总结得失、权衡利弊；对现实的研究，注重抓住关键性问题与环节，在总揽实际情况和大量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和思路，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其中，《走出困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就是颇具特色的一种。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对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该书作者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国内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多年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心得，系统地回顾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有价值的思路和看法。如，从双重改革目标的摩擦、外部竞争环境的压力、企业经营机制的不完善、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沉重、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非融合性等方面来透析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创新等方面来论述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等，均体现了作者对国家有关政策的科学把握和认真求索的精神。
这套丛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说它抓住了当前改革的主要方面、主要问题，而且是说对实际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丛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分析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形势、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正确地对待现实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妥善处理实际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开阔思路、深化认识、科学决策，均可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