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悉尼奥运竞技场巡礼
李学江
如果你是乘船驶入湛蓝的悉尼湾，首先闯入你眼帘的，定是那超世绝俗的悉尼歌剧院的美丽倩影和海湾大桥的雄姿；但你若是继续沿着那蜿蜒曲折的海湾上行，快到尽头时，你的眼睛又会一亮：奥运村的宏伟画卷蓦然展现在你的眼前，那其间鹤立鸡群的建筑，便是不久前才落成的澳大利亚体育场。
澳大利亚体育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占地面积16公顷，高58米，可容纳11万之众。洛杉矶容纳10．1万人的体育场、以及莫斯科与汉城各容纳10万人的体育场，现在都成了它的小弟弟。这样一座庞然大物看起来也许令人骇然？然而不。它给人的感觉是，恢宏中透着秀丽，有气势却不逼人。这全因设计者的匠心独运，赋予了它平易近人的独特风格。首先是，这个略呈椭圆的建筑，有意突破了体育场通常以水泥墙为主体的呆滞沉重的外观，它的两个主侧面都是玻璃的，但它又不像玻璃幕墙大厦那样平板而不能透视，它中部那些上下平行排列的具有装饰性的白色隔板，使它具有一张玲珑剔透的“面孔”。其次是，通往高层观众席的人行通道被有意独立出来，建成4个螺蛳壳形的圆塔，点缀在边沿，与体育场相映成趣，平添了一种韵致与美感。
如果从空中鸟瞰，体育场的灵透秀丽更叫人叹为观止：两扇白色透明的网状顶棚，对称地覆盖在两侧主观众席的上方，中间展露出绿草茵茵的赛场，其两端向外斜着伸向空中的，是两个长方形的可移动看台。整个体育场，形如一个从上方正中向两边打开来的椭圆形聚宝盆（见左图）。
这座体育场同时还是最新建材和最新技术的结晶。它那两扇看去轻如蝶翼的遮阳棚，是由特制的透明的聚碳酸酯瓦片排列而成的，厚度仅16毫米，既遮阳防雨，又不阻挡光线的透入，为观众的视野和电视的转播提供了最佳的自然光照。两个遮阳棚分别由两根白色抛物线形的钢管悬起，跨度296米，每个棚下可并列排放4架波音747而绰绰有余。棚顶的雨水被导入4个储水装置，用来冲洗厕所和浇灌草坪。赛场草坪的表土下为织网层构造，渗透排水的性能极好，可应付每小时155毫米的降水。因此，即便是暴雨倾盆，数小时后仍可进行正常的足球比赛，草坪不会泥泞打滑。体育场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光，而且自然通风，毋需空调和使用通风设备。场外的奥林匹克大道和露天广场上，20座30米高的太阳能照明斜塔一字排列，美观秀雅，每天可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广场照明。这些设计无不渗透着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考虑。此外，体育场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竖着1个10×13．5米的巨型电视屏幕，每个价值600万澳元，也堪称世界之最。
这一代表21世纪的体育场，是以让观众感到方便、舒适为设计原则的。为方便残疾人，从出火车站到体育场的顶层座位，全程没有一级台阶，里面是直升电梯和扶手电梯，外边则是螺旋式斜坡通道。8层看台后面，每层都有休闲厅与厕所间，仅女厕就达1006间之多，内设有为婴儿换尿布的折床。体育场共有10个冷藏库和15间大厨房，一个1200平方米能容纳千人的宴会厅，4家饭厅，53间酒吧，192个出售各色快餐、小吃和饮料的饮食服务柜台，从比萨饼到海鲜应有尽有。看台有125间封闭式私人包厢和160间分隔式团体包厢。此外，还有4间诊所，12位医护人员，并计划配备80名巡回急救人员。
体育场地址原为悉尼最大的屠宰场。从1996年9月开工清场到今年2月底建成，体育场的修建历时两年半，提前3个月建成，总耗资6．9亿澳元。在奥运期间，它将用于田径比赛、马拉松终点站、足球决赛和开闭幕式等重要活动。奥运会后，体育场两端伸展出去的附加看台将拆卸运走，留余部分覆以顶棚，使观众席缩减到8万，并全部在顶棚遮盖之下。场地座位则可向前延伸47排，占据跑道，以适应观看板球、棒球等不同赛事的需要。体育场的设计是多功能的，除体育外，还可举办大型音乐会、各种规格的会议、展览和展销活动等。
陪同参观的哈斯婷小姐告诉记者，这座体育场具有独特的澳洲风格。它的白色外观，华美俏丽，加上白色透明天棚，既有利于采光，更有利于避光，因为澳洲日光毒，易伤皮肤；它的天棚形状，是来自澳洲牧民常戴的阔边遮阳帽的启迪。体育场内的坐席，全部采用湛蓝和蓝灰色调，湛蓝代表悉尼湾的颜色，蓝灰则是覆盖全澳的桉树林的色泽。真的，这座宏丽的建筑，已被公认为21世纪澳洲的新象征。如果说悉尼歌剧院是澳洲阳春白雪式艺术的神圣图腾，那么这座体育场就是澳洲大众化体育运动的鲜明旗帜。
我站在西看台的中部向东看台望去，竟感到像是从一个山头眺望另一个山头那么遥远，脚下则是一片浩瀚的蓝色海洋。我心里不由升起了对澳洲人惊人创造力与超拔想象力的钦佩之情，当我正想赞美一番时，却发现没有看到体育场的火炬塔何在。面对我的疑问，哈斯婷莫测高深地一笑：“目前，这还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这是我们留给奥运开幕式的一个惊喜。”（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一角
飘荡在波罗的海上空的音符
尤宁戈
世界上有很多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波罗的海的明珠”拉脱维亚共和国，拉脱维亚人不仅喜欢以歌舞寄情会友，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创立了全民族的“歌节”，并把“歌节”视作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那深深扎根于民族土壤的音乐和舞蹈，保全了弱小的拉脱维亚民族，使之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外敌入侵和凌辱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古代的拉脱维亚人，酷爱在橡树粗壮的枝杈下歌唱。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歌声给了他们精神上极大的庇护。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歌声来自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挚爱和怨恨。唱歌，成了他们表达内心世界最美和最自然的方式。在歌声里，他们寻找朋友，得到慰藉。
拉脱维亚约有120万首民歌和2．9万首民歌曲调。早在19世纪中叶，被称为“拉脱维亚合唱艺术之父”的雅尼斯·齐姆泽就开始搜集和改编拉脱维亚民歌，将之称作“野花”。1873年6月28日，由一群拉脱维亚知识分子发起，45个合唱队的1000多名歌手会聚首都里加，首次举办歌节。拉脱维亚著名诗人奥塞克利斯为歌节赋词：高傲的里加城门打开了，下里巴人涌进城市。里加响彻歌声，玛亚教堂在颤抖，森林公园变成了歌的海洋。从那时起，每隔七八年，拉脱维亚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歌节，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参加者主要是业余歌唱爱好者。75年后举行第一届苏维埃拉脱维亚歌节时，近两万名歌手参加了演唱，并加入了舞蹈演出。歌节演变成歌舞节，以后历届歌舞节的主题曲“今天是歌曲之日”，就是在这届歌舞节上唱响的。
从第一届歌节开始，节日的最后一天都要决出合唱队和管乐队的名次。1973年歌舞节的最后一天，表演持续不断地进行了30个小时，盛况之空前传为佳话。
1998年盛夏，我幸运地赶上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拉脱维亚歌舞节。节日为期一周。仿佛神助似的，在那短短几天里，面积仅6．4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50万的拉脱维亚，一改往日的阴冷多雨，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寻常难以见到的传统民族服装闪亮登场，精雕细刻巧夺天工的琥珀饰物令人炫目。从首都到外省，从城市到乡村，甚至连空气都充盈着跳动的音符。
6月29日，节日在拉脱维亚首都和所有的大城市同时揭幕，开始上演一场又一场精彩纷呈的歌舞。其中，最重要的活动要数道加瓦体育场的专场表演和森林公园的闭幕式。
道加瓦体育场位于里加市中心，演出那天，我和朋友早早就进了场。看台外，有许多人在卖纪念品，还有不少卖啤酒和快餐的小摊儿，讲究一点的附设了几张桌椅。闲逛之余，我发现很多人都别着一枚纪念章。正琢磨着到哪里去买，迎面走来一位小伙子，穿着拉脱维亚民族服装，左胸别着那种纪念章。小伙子笑容可掬，张嘴说出来的却是一口纯正的英语，原来他是地道的英国人，我们聊了起来。没想到，拉脱维亚歌舞节在欧洲相当知名，欧洲许多大学每届歌舞节都要派队参加，很多居住在国外的拉脱维亚侨民也往往择此时归国省亲。’98盛会更是吸引人，当晚的表演汇集了国内外1万多名舞者。纪念章只发给演员，非常珍贵。
拉脱维亚位于北纬53度以北，每年6月23日夏至，太阳移到北回归线，在更北的俄罗斯会出现白夜奇观，拉脱维亚虽没有白夜，但白昼也会延长。因此，整整两个半小时的黄昏表演是在灿烂的阳光下进行的。舞蹈按拉脱维亚的行政大区分成5部分，形成一场各大区之间群众艺术的友好“竞争”。表演场是一块平坦的大草坪，没有灯光和背景，舞蹈编排也谈不上精彩，但所有的参加者都很投入，男女老少，个个热情洋溢，转错了圈儿不要紧，没合上节拍不要紧，道具失了手也不要紧，只要快活。正式表演结束了，表演团体和观众已开始退场，但只要喇叭里还放着音乐，人们就欢快地不停地跳着。
里加森林公园，在森林覆盖率极高的拉脱维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因为是歌舞节最大的会场和最后的“角斗场”，它名声远扬。从7月5日傍晚之时起，表演者同5万多观众陆续聚集到此。
闭幕式开始了。伴着人们的欢呼，从观众席里，走出一位又一位指挥家，每人指挥一两首乐曲。他们总是先定音，略为停顿，然后拉开架式，尽情地引导人们放声高歌，翩翩起舞。当晚最老的指挥家已90高龄，是拉脱维亚最著名的合唱指挥。平生第一次，我见到这么多人在蓝天白云下全身心地歌唱。那响彻云霄的歌声，那流自心底的旋律，让人热血涌动。
谁能唱天地间所有的歌曲？
谁能说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谁能数清茫茫苍穹所有的星
星？
谁能挑出潺潺溪流所有的砾
石？
让我们回到我们民歌的宝库中
去吧，
那里总会给我们惊喜！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黑人司机梭罗与嘎比洛
王文琦
按照中赤双方签订的医疗援助协议，赤道几内亚方面为医疗队配备了两名司机，负责接送我们上下班，兼管驻地清洁卫生和夜间守院。于是，我们的生活中便多了两个黑面孔的伙伴：司机梭罗和嘎比洛。两人虽同根同宗，年纪相近，但性格、情趣与爱好却迥然不同。
梭罗年过半百，面容显老，四肢修长。由于天气炎热，他整天仅穿一条短裤，一双因车祸招致的瘸腿，走起路来似鸟跳一样。
梭罗目不识丁，性格急躁。在医疗队开车已15个年头，工作任劳却不怎么任怨。每天清晨，他一边打扫院落，一边嘴里嘟哝个不停，说为何嘎比洛不做清洁，却和他拿一样的工资，这不公平。虽怨言不断，梭罗仍日复一日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吃饭的铃声响起时，他常是第一个进入饭堂，夸张地挺起凸肚，说是胃口大，让我们多给些饭菜。转眼间，盘中餐便被他狼吞虎咽，一扫而光。
他对所驾驶的面包车情有独钟，每天上下班前后，他总会围着车子转悠，把车身擦拭得干干净净。队里的兼职司机驾车外出采购，不小心蹭掉车身一块漆，竟被他好一阵儿剋，以至在旁的黑人朋友都困惑不解，中国人的车你干吗这样较真儿。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买下这辆车的钱，你一辈子都挣不来，车坏了谁都会心痛。”队员们笑道：“想不到梭罗还有点爱国主义精神。”
在赤道几内亚，我们驻地曾连续两次遭窃。后一次被盗发生在雨夜，护院狗一阵狂吠，我和队友们起身查看，发现卫星电视接收器被窃走。我有些气恼地敲开梭罗的房门，问他为何听到狗吠不出来查看，是不是怕死。他睡眼惺忪地讲：“是啊，人人都怕死，你是队长就不怕死吗？”听到我说要扣发他的工资，他连忙抄起一根木棒，有模有样地在草丛里四处查看。
梭罗先后讨了4个老婆，并生下一大堆孩子。他的家是低矮的木棚屋，又黑又湿的屋内除了两张破床垫外一无所有。他与嘎比洛每周一轮换，实际上是半个月上班，半个月在家歇岗，每月工资不多。为养家糊口，他常在中国专家大院里收集易拉罐和废酒瓶或其他杂物，周末回家时总是鼓鼓囊囊扛回一大袋。我问他可卖多少钱，他喜滋滋地说：“换回3天的面包不成问题。”
春节到了，他将扫帚挡在队员们的门口，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拜年！”“恭喜发财。”队员们便给他派发利市。不大会儿，他手上就捧出20多美元，再加上一大堆食品，高兴得他竟有些手舞足蹈。
嘎比洛身体硕壮，性格内向，腼腆少言。也许是有文化或崇尚西方文明的缘故，他与众不同地仅娶了一个老婆，而且极负责地抚养着8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他特别爱看书，一有空闲，就捧着书在路灯下阅读，还不时在本子上抄抄写写。队员们问他是否想当作家，他笑而不语。
嘎比洛待人诚恳，彬彬有礼。他有事找我，总是先敲门，并轻声问：“我可以进来吗？”平时，他穿着得体，上班时更是衣冠楚楚，皮鞋擦得锃亮。他驾驶技术娴熟，车开得又快又稳。路上遇到熟人，他便轻轻按两下喇叭致意，全然不像梭罗那样将手伸出车窗，大呼小叫。吃饭时，嘎比洛常在厨师三请四催后，才端着碗慢慢走进饭堂，而且不管饭菜多少或是否可口，从不多言。他虽说和我们一起上下班，但在作息时间上仍旧是西班牙式的。我们晚餐是6点钟，他便将饭菜端回屋内，然后捧着上届队员送给他的收音机，坐在废弃的汽油桶上，一边看守院落一边收听广播，待晚上9时才进晚餐。
为使全家人生活得更好，他在歇岗时间内又另谋了份工作，驾驶长途货车到邻国运货。赤几公路非常破败，碰上雨季行车比步行还难。晚上，他还要睡在车厢里看守货物，忍受蚊蝇的叮咬或遭野兽袭击的危险。几个月下来，整个人瘦了一大圈。但他默不作声，疲惫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嘎比洛的家也位于贫民区，不久前的周末，我送他回家时，发现他在山腰间又搭建了一间木屋，听到汽车喇叭声，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像鸟儿一样飞了出来。夕阳下，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他轻声告诉我，这便是他半年辛劳的结果。
与梭罗不同的是，他不太愿意主动做清洁，可能是认为有失脸面或自尊心。队员们也从不同他计较，自行打扫院落，让他安静地在一旁读书。不过，当队员们有什么重活需要帮忙时，他常不请自到。
嘎比洛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到周日他就要去教堂做弥撒。他说，上帝既然把这么美丽的地方给了他们，也迟早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我对他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幸福要靠自己来创造。”他若有所思，默不作答。
嘎比洛与梭罗甚少碰面，但相见时总会用土语欢快地交谈。在他俩的脸上，我从未见到过愁容，虽贫而不困，虽苦而自乐。他们那纯朴、开朗的性格使我深受感动，并忘掉了身处异国他乡的那份孤独和寂寞。
两位黑人司机与医疗队的感情很深，每当谈及与往届队员们的交往时，他们总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每一批队员完成任务回国时，他俩都在驻地门前，拉着队员们的手泪花飞转，纯情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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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坎布斯图书馆
李北兰
就像我们国内的大城市一样，澳洲的悉尼除了最繁华热闹的市区外，还有很多卫星城镇。这些卫星城镇也被称为“市”，其大小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市辖“区”。作为福利国家，这些“市”建有多种免费的公共服务设施，其中最有特点的要数市政府图书馆。
我所居住的卫星城名叫“坎特伯雷”，中心镇为市政府所在地坎布斯，图书馆就设在市政府旁边一幢超市大楼的底层。坎特伯雷是华裔、越裔、韩裔、黎巴嫩裔的聚居区，故图书馆里不仅订有华文、越文、朝鲜文、阿拉伯文的报纸，还有以上几种文字的书籍（多为侨领捐赠）。图书馆内摆有多台公用电脑，专供读者查阅资料、读上网的报纸杂志和玩电子游戏。此外，馆内还摆着几大架音乐磁带和CD，愿借者请便，但有个限度，即包括书籍在内，一次只能借10件，日期为3周。借阅期到，如想续借，可打电话到图书馆，还能延期两到三周。
澳洲科技发达，图书馆的借阅系统早已电脑化。借书时将书拿到出口处，由工作人员照过激光，出门时书就不会“叫唤”；如有书要还，只需在进门时将书放进门旁的自动通道，电脑自会消除书上的激光印迹和借书记录。第一次进图书馆时，我有些疑虑：“书包里装有刚在报摊上买的华文报纸，出门时会不会吱哇乱叫？”儿子笑着说：“放心，这里的电脑认得‘家门’！”果然，携其进出如走大路，从未见电脑盲动。不过，电脑也有出错的时候。去年底，儿子接连收到好几封市长亲笔签署的催书信：“某年某月某日，先生借了图书馆的××书没有归还，请接信后立即完璧归赵。”架不住市长先生的如是催促，于是，儿子便回了一封信，声言“并没借××书，请查一查”。过了两天，图书馆工作人员打来道歉电话：“对不起，是电脑搞错了。”
因是公共服务设施，故办理借书证就十分快捷方便，只需出示一个写有借书人地址的信封，证明你是本市居民，就可以得到借书证，前后不过几分钟。作为外国公民，原以为办理临时借书证起码得看护照，结果，不仅没看护照，连“信封”也用不着出示。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看了儿子的借书证后，便立马拿出一张电脑借书证，请我写上自己的中国姓名就算了结。这个借书证不仅可以在坎布斯中心图书馆借阅，还可以在坎特伯雷市所辖的其它社区图书馆使用，一次照样可以借10本书或磁带和CD。为让读者了解图书馆的服务项目，借书证上特地注明：可以预订书籍，该书归还后本馆即刻通知；读者因病残不能上图书馆，可送书上门；图书馆对本地历史进行研究。
和悉尼其它图书馆一样，坎布斯图书馆周围的环境优雅宜人，很有些“开轩面场圃”的味道。对面是一个绿树成荫、芳草萋萋的街头大花园，有秋千、转椅、滑梯等儿童游乐设施，也有供游人休憩的木条桌、靠背椅。此地是华人聚集区，常见成群的华裔老人在此摆龙门阵、打太极拳、舞剑、喂鸟。玩累了便到图书馆的沙发椅上一坐，静心静意地过一把“母语阅读”瘾。那日阅报出来，见图书馆外面张贴着一张华文通知：“欢迎社区的华裔老人周六下午3时到本馆放映厅看中国电影《牧马人》。”方才知道，图书馆还兼着部分社区活动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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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教小费
邢世嘉
我们一行8人赴欧考察两个来月，回国时，大家的行李都增加了不少，唯独张县长就一个手提箱，去也依然，回也依然。问他何不给家人买点礼物，他学着欧洲人的神态，耸耸肩，两手一摊：“我的美元都付了小费，没钱了。”
张县长是我们中间唯一来自县里的干部，他说，他出来时带了1000美元，本想买点纪念品，没想到，在欧洲处处要小费，所带的钱除了打两次国际长途、上了几次收费厕所外，其余的几乎全部付了小费。
付小费竟需这么大一笔钱？对此，钱带得宽余的人自然不觉得。但真正算起账来，还真是吓一跳。
从踏上欧洲土地的那一刻起，小费就开始伴我们同行。下飞机取行李，机场服务人员满脸堆笑地把行李手推车推到你面前，你不能只说声“谢谢”了事，最少得破费两美元，如果人家帮你把行李推出来再送上车，你可能还得多破费点；接待单位派车到机场接你，面对司机的辛苦，每人付5美元小费是不算多的；到了酒店，服务员笑容可掬地迎上来，帮你把行李提到房间，这也该给人家5美元；在酒店住下后，晚上服务员来做夜床，末了，你不给小费，她来句：“先生，您满意吗？”这话外之音就是提醒你掏钱。算算这一天从机场到酒店的短短一程，少说15美元就出去了。
这以后的日子里，小费更是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你，陪伴着吃喝住行的每一环节。早晨起床，要把小费置于床头，等着服务员收拾房间；早餐、午餐、晚餐，对端盘的侍者必须打点；出门坐车，即使公派的司机，那小费也少不了，要是打的，“的哥”的小费更是雷打不掉；观光旅游自然有导游相陪，这导游的小费，你想忘都忘不了，他会不失时机地给你一个不言而喻的暗示，你总不能装傻；晚上，想去酒吧坐坐，那调酒师、服务员的小费一样不能免。
这小费，你不给不成，给少了也不成。在欧洲，小费标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似乎有约定俗成的额度。在餐厅，如果你是单枪匹马，结完账，付上2至5美元，可能才算体面；如果是集体就餐，那得根据餐费的多少来支付，一般少不了10％。在酒店，收拾房间和做夜床的小姐最希望在床头看到的数目是两美元以上。至于司机，那小费标准也分几种：短程的公车至少得10美元；整天服务，要60美元，司机的法定工时却只有6小时，如果要加时服务，延长一小时加10美元；临时坐出租，一般是按计价器金额的15％付小费。导游的小费更复杂，要分团大团小、线内线外：线内即旅行社安排的线路，大团按人头收，每人每天两美元，小团按天数计，每天60美元；线外，不论团大团小，每小时10美元。小费标准最不好把握的是在酒吧，因为酒的档次不同，价格悬殊，按消费金额计显然不妥：有的消费额高，但耗时短；有的消费额低，却耗到深夜。所以，酒吧的小费，既要参照消费额，又要考虑消费时间。总之，在欧洲任何场合付小费，你得按收小费的人所习惯的标准付，只能多，不可少。当然，付少了，人家也不会扣留你，你可以照样走你的人，但就是免不了脊背发凉，耳根发烧。
在欧洲服务行业打工的人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抠门儿的老板，就怕吝啬的顾客。”在这个行业打工的人工资不高，但月均总收入并不低。在罗马的“中国城”，与一位跑堂儿的上海姑娘聊起薪水。她瞥一眼柜台后的老板，悄声地说：“可怜得很，30万里拉。”听那语气，是对她的月薪颇有几分不屑。我说，30万里拉的确低了些，折合人民币也就一千五六百元，还没有在国内南方打工的薪水高呢。这姑娘似乎是怕我们小看她，赶紧补充道：“我们从来都没有把工资当回事，靠那点工资恐怕早就饿死了。”
“那靠什么？”
“小费呀。干我们这行的，全靠小费哩。如果运气好，10天挣的就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拿小费还靠运气吗？”
“当然啦！这运气的好坏，主要决定于碰到什么样的客人，干我们这行的就怕碰到守财奴、吝啬鬼！”
我的心一紧。我们一行8人在这里吃一餐便饭，共付了20美元小费，不知是否也该入守财奴、吝啬鬼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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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变！
周勤如摄于美国太平洋峭壁城的“西部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