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研究扫描
宏观经济学
研究的进展和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随着党的十五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预期理论的研究
90年代以来，预期理论研究在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集中于通货膨胀和博弈论问题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由于价格信息不充分，加之经济体制转轨进程逐渐加快，因而目前中国公众的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之间的准理性预期。理性预期理论只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响，而没有考虑政府预期的影响，当二者都存在时，其博弈就会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关键不在于按一定的规则行事，而在于政策必须有信誉。这样，就在信息非对称和相互博弈的基础上，推进了预期理论的研究。这一观点与90年代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思路上是相契合的。后者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反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间）相比较，根据二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与传统的反周期的货币扩张不同的是，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整在一个事先让社会各界了解的幅度内进行，从而不至于引起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显著改变。有学者著文介绍了这一最新发展，并指出，在理论上，这是70年代随理性预期假说而流行的“卢卡斯供给函数”和80年代末“新凯恩斯经济学”提倡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的综合：既采用了理性预期学说，又不囿于货币主义的“常数货币政策规则”；既保留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色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又抛弃了其“相机决策”的政策方式。
宏观政策博弈问题
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注意了博弈论的研究及其在经济分析包括宏观分析中的应用。实际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行为及其效应都是中央银行和公众在主客观条件（决策目标和决策信息等）制约下进行理性决策的结果，这种理性决策行为就是双方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一种博弈行为。所谓金融创新，其目的就在于逃避监管；为了加强监管，当局就要改进管理的方法和政策，这也是双方的一种博弈。因此，完全可以用博弈论的方法加以分析。从方法论来看，这种分析一般都是循着从完全信息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博弈、从静态博弈到动态博弈的路子进行的。我国学者的分析也是这样，在完全信息博弈分析中指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相机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通货膨胀倾向，对实际产出和就业无实际影响，这时，中央银行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相对关心越多，或非预期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越大，均衡的货币扩张率就越大。在不完全信息或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央行事前披露政策信息，既可抑制自身的政策随意性和通胀动机，又有利于引导公众预期，提高政策效应，从而进一步降低通货膨胀及其波动。不仅如此，我国学者还根据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很不稳定的情况，修正了库克曼关于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通胀波动性绝对小于相机选择规则的结论，进而指出，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抑制通胀的出路不在于以单一规则取代相机选择，而在于从长远利益出发，推行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并努力通过提高货币预测精度和货币控制精度，来降低通胀的波动性。
总量态势和周期特征问题
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的总量态势，是1998年经济学界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如果说90年代初以前的讨论集中于短缺及其决定，那么，90年代后期的讨论则提出了过剩的问题。有学者用“买方市场”的概念和“需求导向型”经济来描述和分析这一问题，而用“卖方市场”和“供给导向型”经济来概括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态势。但是，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只是描述了市场的状态，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也只是概括了经济引导的方面和力量，并不能解释总供求的关系及其变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学科课题组的分析认为，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的确出现了意愿总需求小于意愿总供给，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或者总需求低于潜在生产能力的情况。对此，人们一般从需求方面来分析，并且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对供给及其与需求的关系则注意不够。潜在总供给一方面依赖于资源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组织制度因素。与市场制度相比，传统计划经济由于劳动努力程度、资本有效利用程度和技术创新程度不足，效率损失较大，因而经济潜在总供给的水平相对较低，其与技术潜在总供给的差距较大。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在改革前后，特别是改革中期以前和以后，无论资源技术条件还是组织制度因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国内资源进一步动员，同时扩大了国外资源和技术的引进与利用，技术潜在总供给的水平提高了；另一方面，改革的解放效应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也使经济潜在总供给的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并使二者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不仅如此，改革的推进及其效应的积累，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微观机制，需求的制度约束，特别是银行贷款的约束和企业的预算约束趋于硬化，再加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及其干预行为从一些经济生活领域的退出，决定总需求的制度基础发生了变化，总供求的关系和经济波动的性质也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不同，不完全与政府的行为有关，而是具有了市场商业周期的某些特征，即在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下，会形成不同的宏观格局和总量态势。当总需求明显高于提高了的潜在总供给时，实际增长率就会高于自然增长率，形成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出现高增长和高通胀的态势，如1992—1994年的情况；当总需求与提高了的潜在总供给基本适应时，实际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就比较接近，就会出现低通胀和高增长，如1995—1997年的情况；当总需求小于提高了的潜在总供给时，实际增长率就会明显小于自然增长率，进而出现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开工不足、增长乏力，199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金融风险及其防范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金融风险及其防范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中心。其中有的学者探讨了高负债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先从融资的角度把一国的负债分为企业负债、财政负债和国际负债三类；又从不良资产的形成方式把经济泡沫分为漏损性泡沫（由负债企业不能还本付息而形成的不良资产）、高利率泡沫（因超过产业平均资金利润率的高利率政策而形成）和膨胀性泡沫（由股市、不动产投机和汇率高估形成），进而将金融风险定义为经济泡沫向金融系统的转移和积累。在高负债模式中，由于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而且信贷资金大量流入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当漏损性泡沫和膨胀性泡沫塌陷并向金融系统转移和积累，加上高利率泡沫，最后在金融系统堆积起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时，就成为高负债国家金融风险的内在生成机制和积累过程。
还有学者分析了银行不良资产对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不良资产的增加，不仅使银行不能获得正常的利息收入，甚至造成资本金的损失，使银行的经营利润受到影响，降低银行抗击风险的能力；而且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降低其抗击意外事故的能力，使金融风险增大。在银行面临流动性困境，金融系统出现较大的潜在危机时，为保持金融系统稳定，预防和避免金融动荡，央行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增加银行准备金和基础货币的供给，这必然会引致通货膨胀的上升。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具体揭示了在银行具有较高不良资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与通货膨胀的互替关系，说明了央行的政策选择及其限度。
当前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于内外平衡和防范外部冲击问题。例如，如何在启动内需的同时，促进出口的增长；如何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盈余的情况下，使国内资本和国外投资都能够有效地得到利用；如何有效地运用汇率政策，或者说何为汇率调整的有效方式和良好条件；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关系和政策操作如何配合和协调等。
关于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监管和货币控制问题。例如，如何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和稳定货币供应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例如，金融自由化的条件和次序，国内自由化和国际自由化的关系，国内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与国外资产和外汇储备的关系，国内货币控制与国际金融的协调问题。
关于启动内需以及短期稳定和长期发展的结合问题。例如，需要进一步研究现有启动政策的效应和局限，如何稳定消费预期，以启动消费需求；如何使体制政策和稳定政策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掣肘；如何把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结合起来。特别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分析和二元经济的宏观分析，更是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发展中需要下力量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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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百年
社会学与许多其他现代学科一样，并不是中国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导入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肇始的许多器物、制度和思想方面的标志，都出现在十九世纪末。社会学的导入中国，也是标志之一。
中国社会学的历程
□李培林
如果以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把西方的社会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治理社会的思想融合为他自己的群学思想，以及他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译成《群学肄言》在中国出版作为社会学在中国产生的标志，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就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而若以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社会学课程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化的标志，那也已经有89年的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实际上是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此后，社会学的导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在书斋里治学的方法，开辟了从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观察中探索学问的道路，使注重社会调查蔚然成风。而一大批基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著作的问世，为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如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孙本文的《现代中国农村问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等等。
受苏联教育体系的影响，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等学科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取消。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恢复社会学的建议得到重视和讨论。但在随后扩大的“反右”运动中，社会学被当作“散布改良主义、调和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在中国沉寂了20多年。
直到1978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重建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议也被重新提出。1979年3月15—18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于北京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上，通过了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决定。从此，中国社会学进入一个通过恢复、重建而走向成熟和发展的全新时期。到1998年，全国已有20多所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系或专业，许多省市设立了社会学专门研究机构。社会学的观察视角和调查方法在各种社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在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初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并继承了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费孝通先生带领的课题组，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的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小城镇的发展对乡村社区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广大农村，小城镇已成为经济聚集中心、商品流通中心、资金积累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和信息传递中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小城镇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人口聚居和工业的集中对土地使用的节约，还在于它能对繁荣商品经济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费孝通先生在8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和《小城镇·再探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发展小城镇也随之成为中央的一个“带战略性”的“大政策”。雷洁琼先生指导的课题组，则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五大城市的家庭生活，进行了建国后首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数据资料，揭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作为社会细胞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形成了《中国城市家庭》、《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等一批著作。
在老一辈学者的传帮带下，新一代青年社会学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不仅关注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动态，关注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而且还十分注重学习社会学的数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他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资料和信息获得方式的现代化已成为知识积累和创新竞争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此外，他们也不再满足于社会学重建初期对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翻译、介绍和评论，而是从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入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构建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90年代初期集体撰写了第一本《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提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加速转型的时期。经济机制的生成是植根于社会结构的土壤中的，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更加长期、更加艰难的过程。它要通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变等不同阶段，逐步地实现社会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型会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新旧体制、规范的交替，会出现一些失范状态，某些“过渡性现象”会在一定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因此应特别注意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防止出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要把大众教育、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参与、消除贫困、社会公正等都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
在恢复和重建2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学已进入了成熟和发展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内其他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的关注。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都有社会学家的参与。中国社会学已基本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完整研究体系，在城乡关系、就业、人口、社会保障、贫富差距、贫困、家庭婚姻、犯罪、越轨行为、社会心态、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不仅为社会政策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也逐步提高了自身在学术方面的国际对话能力。
回顾中国社会学走过的路程，深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在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过程中，以促进社会整合和社会进步为学科主旨的社会学，将发挥它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并具有愈来愈广泛的应用领域，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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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巴西金融动荡的原因与启示
□马宏伟
原因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在京联合举办了“巴西金融动荡研讨会”，探讨了巴西发生金融动荡的原因及启示等问题。
政治因素。巴西金融动荡的“导火索”是该国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前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于1月6日宣布该州在90天内暂停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债务，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佛朗哥此举被认为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企图以此拉拢一些反对党州长同卡多佐政府对抗。除此之外，专家们认为这次金融动荡的政治因素还有：一是1998年是巴西的大选年，卡多佐为了竞选连任，面对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后日益增长的雷亚尔贬值压力，未能及早调整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二是巴西政府提出的行政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税收改革等改革方案，因涉及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在议会中屡屡受阻，多次失去改革良机；又由于巴西是联邦制国家，州政府在财政开支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使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常常难以贯彻下去。事实证明，财政等方面改革的延误是酿成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
心理恐慌。近年来，动荡的国际金融形势使人们对新兴市场普遍丧失信心。1997年10月，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巴西股市曾大幅下跌，外汇储备在一个月内减少83亿美元；1998年8月开始，受俄罗斯金融危机冲击，巴西股市再次下跌，外汇储备由740亿美元降至450亿美元。这两次金融动荡虽经巴西政府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而暂时得到控制，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雷亚尔贬值阴影却一直挥之不去。但即使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从理论上讲，巴西仍不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条件。首先，其外汇储备并未超出国际公认的外汇储备不得低于3个月进口值的界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早在1998年11月就允诺向巴西提供415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其次，巴西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基本正常。但自从亚洲和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炒家大造舆论，扬言下一个目标是巴西，因而巴西金融市场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终于在1999年1月，因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拒绝还债这一戏剧性事件，而导致国际投资者信心的彻底崩溃，资金大量外逃。
经济原因。最近几年巴西经济本身所积累的问题是导致金融动荡不可忽视的原因。这突出表现在巴西经济中的高利率、高汇率和高经常账户赤字、高公共财政赤字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主要是雷亚尔计划所带来的副作用。
8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之高是举世闻名的，1993年曾达到2498％的高峰。1994年7月，时任财政部长的卡多佐开始推行雷亚尔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功，到1998年通胀率已降至2．6％。雷亚尔计划的核心是稳定货币，为此而采用“货币锚”，即实行高利率政策。高利率能够吸引外资，抑制消费欲望，使企业减少贷款，因此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但高利率抑制了生产的发展，使失业人数增加；同时，随着内、外债务的增加，高利率政策使政府利息支出增加，恶化了财政形势。
雷亚尔计划实施以来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高财政赤字。在除高利率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中，社会保障体制的缺陷是财政赤字的主要源泉。目前，巴西社会保障基金年支出需990亿雷亚尔，但收入仅为514亿雷亚尔。其亏空只能由政府以征税或负债来解决。
与“货币锚”配合使用的是“汇率锚”，即使雷亚尔与美元挂钩，导致雷亚尔币值日益高估。汇率高估虽有利于进口，使国内市场供给充足，从而稳定物价，但它也使巴西出口产品竞争力受到影响，外贸结算自1995年以来连年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连续几年的外贸逆差、高估的币值，再加上沉重的债务负担，都是巴西经济中潜伏的金融风险因素。
启示
首先，要特别重视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与财政措施的协调配合。巴西在实施以“货币锚”和“汇率锚”为核心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时，财政手段运用不力，财政收支状况严重恶化，改革滞后，陷入了“财政赤字——高利率发行公债弥补——更多的内债——更高的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最终由一个地方州政府推迟偿还欠联邦政府的债务而引发了金融动荡。
其次，应加强中央的权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和税收关系。巴西宪法虽然对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有诸多明文规定，但执行起来打折扣的情况很多。此次金融动荡的直接诱因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矛盾的爆发。历年来，巴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税收种类、税收分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分歧，缺乏使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明确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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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静静的草原本报记者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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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农民命运大转折》
尽管反映中国成功地进行农村改革的书籍已经不少，但真正从总体上把握农村改革脉络，既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又深入微观层面的纪实书籍却并不多见。珠海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农民命运大转折——农村决策纪实》，以中共中央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的决策性文件为红线，结合当时的实践与思考，以翔实的史料，阐明了这场伟大改革的动因、历程和趋势。
全书按时间顺序分三章展开。第一章分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背景，指出，在当时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挣脱“一大二公”的桎梏，有两亿人民的温饱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如何使农民吃饱肚子、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了中国面临的头号现实问题，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大致背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潮。第二章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对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的过程进行了详尽描述。多次遭到批判的“包产到户”卷土重来，而且席卷全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争论、实践、比较，开创了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允许等待，让实践教育干部和群众的新路子；从决策层到基层，当时都有许多生动、鲜活的争辩。对这些情况，该书以可靠的史料，忠实地作了描述，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第三章披露了至今很少论及的近十年来农村深化改革的情况。
该书由资深的农村工作者、当时参与起草中央文件和调查的余国跃、吴镕、姬业成合作而成，行文流畅，可读性强。（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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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投资体制改革的突破》
田江海、张昌彩所著《投资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书，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反映了我国20年来投资体制改革的成就，展现了投资体制改革的轨迹，论述了投资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框架：企业成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成为规范投资行为的最主要内因；资本市场成为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中介服务机构成为投资管理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经济杠杆成为投资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手段；健全的法制成为投资有序运行的最主要保证。
该书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了我国投资体制的建设问题，将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具体化，体现了理论研究为实践服务的指导思想。
（利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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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当代社会发展导论》
社会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鲍宗豪主编的《当代社会发展导论》近日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立足世情与国情，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探讨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内容包括中外社会发展观的历史演变、社会发展目标论、社会发展阶段论、社会发展动力论、社会发展代价论、社会发展战略论、社会发展决策论、社会发展政策论、社会可持续发展论等，对制约和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及政治、经济、文化、人口、教育、科技等变量作了深刻的透视和中肯的剖析，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王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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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税收理论研讨会述要
中国税务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全国税收理论研讨会前不久在广州市举行。与会代表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调控问题，认为，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税收宏观调控应遵循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财政原则。在调控方式上，既要注重税收内部机制，通过对税种、税率和扣除标准的设计以及减免税等规定来体现宏观经济要求和对特定经济行为的鼓励与限制，又要重视与金融、价格、工资等其他调控手段的配合，并根据税收的特点，合理界定税收调控范围，建立职责分明、调控得当的调控系统。
关于税收调控的目标，与会代表认为应有以下几方面：（一）调控经济供求总量。即通过开征或停征某些税种，提高或降低税率的办法，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保持社会供求总量的基本平衡。（二）调整产业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调整税收政策，逐步改变我国产业或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三）公平收入分配。通过个人所得税等税的征收，尽可能使社会收入分配符合社会所期望的公平标准。（四）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利用税收调控手段刺激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促使资源在地区间的优化配置。
代表们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税收规模不断扩大，但税收占GDP的比重仍明显偏低。在现阶段，提高税收占GDP比重应采取以下政策：（一）通过“费改税”，调整税与非税收入结构，进一步完善税制，扩展税基，强化税收作为政府收入的主渠道作用；（二）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建立科学、规范的分税制，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组织税收收入的积极性；（三）加快建立科学、规范、严密的现代化征管体系，加强税收管理，减少税收流失；（四）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拓宽税源。
（杜萌昆赵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