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政治·科技·文化·体育)
专栏：
彭珮云在专利法执法调研时强调
完善专利立法强化执法手段
本报北京6月30日讯记者蒋建科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今天率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部分委员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专利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调研。彭珮云指出，为了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一步做好专利工作，对现行专利法进行修改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据介绍，我国专利法最早于1984年3月12日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并于1985年4月1日施行。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部法律进行了第一次修改。截至今年5月，我国受理专利申请的总量超过90万件，授予专利权近47万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姜颖指出，目前，专利法修改和初步方案已完成，此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撤销程序，改进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规定法定赔偿额，强化专利管理机关行政执法手段；加强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管理等。
彭珮云副委员长在听取有关汇报后说，今年4、5月份，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分成两个小组赴广东和湖南进行了专利法执法调研，了解了专利法的实施情况和对修订专利法的意见与建议。调研组在执法调研过程中，感到专利法实施中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专利申请（主要是发明专利申请）审批周期过长；二是专利行政执法力度不够。
彭珮云强调，为了修订好专利法，一是要认真总结十几年来实施专利法的经验，二是努力与有关的国际条约、协议衔接。她希望国家知识产权局尽早把专利法的修订稿或修改方案同全国人大有关部门沟通。将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好这次专利法的修改审议工作，以便更好地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科学技术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开轩及部分委员参加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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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上的远程医疗
本报记者白剑峰
6月29日上午10时，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远程医疗会诊大屏幕上，显示着济南军区第460医院在黄河大堤上抢救伤病员的场面。这是一次特别的黄河防汛远程医疗演习。
随着“黄河告急”演习命令的下达，460医院野战机动医疗队迅速在郑州花园口段集结。50名医疗队员分兵五路，卸车、扛包、打桩、架帐篷……10分钟内全部展开完毕。此时，现场的医疗指挥组通过帐篷内的可视电话系统，接通了解放军总医院远程医学中心。由于天气炎热，抗洪抢险部队有成批的官兵中暑倒下，需要快速抢救，医护人员在20分钟内妥善处理了全部伤病员。此时，一名多脏器创伤伴休克伤员突然出现血压下降，呼吸困难。医护人员迅速会诊。不巧，电话线路被洪水冲断，险情频发。保障人员在3分钟内接好自发电源和无线传输系统，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们立即清晰地出现在帐篷内的大屏幕上。通过视屏，双方迅速确定了抢救方案。伤员经便携式B超、X光机、心电图进一步确诊，在黄河大堤成功地进行了手术抢救……
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朱士俊说，该院的远程医疗会诊系统自1996年建成以来，已在国内为49家医疗机构提供了远程医疗和教学服务。患者即便远在万里之外，也能得到一流的诊断和治疗。同时，该系统可在抗洪抢险等重大突发事件中显示威力，这次演习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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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披肝沥胆为祖国
——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为民
新华社记者江涛本报记者董洪亮
我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的主要研制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系统工程系主任、可靠性工程研究所所长杨为民教授追求的不是金钱、荣誉、地位，而是为党、为国、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作为我国科技界优秀共产党员的楷模，杨为民教授说：“我愿献身于祖国的科技事业，让中华民族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竞争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科技竞争上。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拥有了主动权。60年代末，研制中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驾驶飞机的重任落在了年仅33岁的杨为民和他的同事肩上。当时，有关资料极其匮乏。面对困难，杨为民斩钉截铁地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方向，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千方百计克服！”从70年代初开始，他和同事们一起日夜奋战在国防科技事业最前线，经过反复实验，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解决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终于在1978年使我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驾驶飞机通过了定型试飞，开始批量生产，永远地结束了我国在这一领域受制于人的历史。
杨为民的工作和生活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着的发动机，他每周工作日程表上，上午、下午、晚上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星期天、节假日也不例外。老杨是延长空军飞行员抗荷服以及飞机、火箭上装载设备使用寿命的可靠性工程研究的权威，他比谁都清楚：任何机械和部件的牢固性都不是永恒的，而忘我的工作和无规律的生活使他的身体过早地衰老了，可他拖着病弱的身体仍“连轴转”、“拼命干”。他心室早搏，不宜长途旅行，更不宜坐飞机，可他每年有大量时间在外奔波，为抢时间不得不坐飞机；他的肠胃病很严重，长期以来不能吃肉，不能吃长纤维蔬菜，仅能吃煮烂的面条和鸡蛋；他还有严重的肩周炎，有时双肩红肿，抬手都困难。他曾几次晕倒在办公室，可每次醒来，喝杯浓茶、抽支烟又接着工作。平常有点小病，他根本没时间去医院看，常常是路过药店自己掏钱买点药吃。杨为民常对同事们说：“我们国家的可靠性研究还落后于西方国家。要想赶上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我们要把年轻人带出来，把可靠性研究推上新台阶。”
关心他人是老杨的一贯情怀
北航系统工程系、可靠性工程研究所近百名科研人员和职工，在杨为民的率领下，形成了一支统一协调、生机勃勃、富有战斗力的团队。他们团结协作、集体攻关，至今已承担了近300项科研任务，仅在“七五”、“八五”期间，就获得了37项国家级和部委级奖励、1项国际博览会金奖。这个集体从1990年至今，因出国、照顾夫妻关系等原因调出了10余人，而调进来的却有40多人，而且主要是年轻人，其中硕士、博士占40％以上。在许多人不安心于清贫的教师工作时，是什么“魔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杨为民吸引人们的向心力来自哪里？
事业成全人。杨为民和他的团队所从事的可靠性系统工程研究涉及船舶、军舰、坦克、飞机、火箭、卫星等，尤其是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可靠性保障、提高我军战斗力做出了突出贡献。许多年轻人正是冲着可靠性技术这一前途光明的科研事业而来的，而杨为民把自己苦苦探索获得的理论和经验都无私地传授给年轻人。他结合年轻科研人员的专业，让他们到科研前沿挑重担，在接课题、报成果时，杨为民总是推出年轻人。北航系统工程系先后有3个飞机型号的确定寿命和延长寿命技术获部级科技进步奖项，他都不肯挂自己的名。他说：“出成果对青年人是一种鼓励，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有利。”在系统工程系，青年人蓬勃发展，33岁的康锐已是系副主任、副教授，35岁的王自力是高级工程师，还担任了系科技办主任职务。
政策稳定人。在杨为民的倡导和主持下，系里制定了一系列稳定队伍、增强团结的政策。《关心群众送温暖若干规定》，包括怎样保障系内职工及其亲属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何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及婚、丧、嫁、娶，以解除同志们的后顾之忧；《“系青年奖励基金”条例》，对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各项工作的青年起到鼓励大家争先创优，表彰大家取得的成绩的作用。
待遇宽慰人。由于房源紧张，长期以来教师住房困难是高校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为让更多的教师安居乐业，特别是使青年教师能住上好房子，1995年在杨为民的建议下，系里拿出自有资金100余万元参加学校建房集资，又在校内外买了33套住房，分给无房和缺房的教职工，切实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关心温暖人。与杨为民共事长达27年的系常务副主任石荣德说：“关心他人是老杨的一贯情怀。”1992年，系名誉主任张锡纯教授住院动手术，杨为民亲自推车把张锡纯教授送进手术室，并在手术室外等了4个小时，直到手术成功又把张教授送回病床。系里的工人梁德鑫师傅病逝，在八宝山火化时又是老杨推车把遗体送进整容室、灵堂。他动情地说：“以后再不会有为梁师傅服务的机会了。”工作再紧张再忙碌，杨为民总是把系里同志的大小困难惦记在心，系里同志搬家，他要挤时间去帮忙；职工生病住院，他自己掏钱买东西去探望；职工子女考大学，他派车接送……一份关心一份情，这种真挚情意是弥久不变的凝聚力。
共产党员决不能把多得作为多劳的前提条件
一米八的个头儿，身材瘦高，一套半旧的老式西服，腰间带着手机，这就是记者看到的杨为民。已年过花甲的他，衣着虽不入时，但因工作需要，通讯设备却很先进。
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人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在一次支部会上，杨为民动情地说：“工作是大家做的，功劳是大家的，个人的贡献放在天平上是微不足道的。”于是，他把工资之外的收入和各种奖励全部上交集体。
系办公室的本子里记录着他近年来上交的各种钱物，其中大的有航空金奖10万元，小的有审稿费10元。系党总支书记沈承钰办公室的柜子里，放满了杨为民的各种奖章、证书、奖品，杨为民说：“这是大家的，我不能要。”
作为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杨为民对名利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共产党员决不能把多得作为多劳的前提条件。”
在北航，至今流传着杨为民两次让高工、两次让教授的佳话。
1981年，他把分给无人机研究所的非他莫属的一个高级工程师指标，硬是上交了。1982年评高级工程师，系里反复动员，他还是不肯申报，系里只好利用他符合外语免试的条件，背着他替他填表申报，杨为民的高工职称是这样得来的。1985年，学校评教授，系里同志认为他符合晋升教授条件，两次动员都被他一口回绝了。1987年又一次评教授，校长特别指出要杨为民参评，他还是不听大家的轮番动员。当时，系名誉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张锡纯教授认为“老杨作为系主任不申请，会影响系的声誉”，提出了辞去系名誉主任职务的报告，杨为民这才不得不在系里为他填好的表上签了名，最终被评为教授。
如今，杨为民加快发展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心情更迫切了：“看到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防力量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心里真是着急。怎么办？只有加快发展，迎头赶上。我要竭尽全力，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附图片）
图为杨为民（中）同技术人员在进行电子器件破坏性物理实验研究。新华社记者王呈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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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家提出——环保也要引进市场机制
本报北京6月30日讯记者丁伟报道：在今天召开的环境保护市场化暨环保设备运营企业化管理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建议，在进一步强化政府介入和干预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促进环保市场化和环保设备运营服务社会化。
长期以来，环境保护在我国被看成是单纯的社会公益事业，搞环境保护只是政府行为，对企业来说不具有经济价值，加之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调控政策，致使企业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不足，环保设施运行管理专业化程度较低，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环保产业发展缓慢。
本次研讨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保护发展的新思路。大家认为，环保不仅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也是一种经济活动，要确立“环境成本”这一概念，通过财政和税收杠杆，调动保护环境的积极性，扶持环保产业发展；要面向社会拓宽筹资渠道，加大环保投入，同时稳步推广环保设备运营服务社会化的经验，实现污染治理专业化、集约化。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和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董辅礽到会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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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融入市场竞争培育产业大树
钢铁研究总院脱钩转制
本报北京6月30日讯记者贾西平报道：今天是10个国家局所属242家科研院所转制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上午记者拨通了钢铁研究总院的电话，院科技委的同志说：“今天起我们就从国家冶金工业局脱钩了，今后科研院将以企业化模式运行，大型科研项目向经贸委、科技部申请，如何发展全靠企业自己。”言语中充满自信。
钢铁研究总院是我国一家大型研究院，自1947年建院以来，共取得科研成果3000多项，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5000多家产业性院所中名列第一。多年来，他们为我国“两弹一星”、多种型号的舰船、坦克、飞机、卫星、导弹、火箭项目研制过关键材料，也为我国核电、石油、化工、化肥、铁路、汽车等国民经济重点工程作出过突出贡献。但长期以来他们只需等待上级下达项目、下拨经费，没有市场和竞争的体验。由于研究人员不关心市场，科研与成果转化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纵使有3000多项成果，形成产业带来利润的不多。今天的转制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自1985年以来，国家对科研单位的事业费一减再减，转制之前他们距市场只有一步之遥。
目前钢研总院正在抓紧做他们控股的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股票上市工作及清产核资工作，研究院原有的机构要按企业的需要精简，全院上下都动起来了。早在转制之前，该院就进行了“五所五中心”为代表的科研结构调整。五所指工能材料研究所、高温材料研究所、结构材料研究所、分析测试研究所、工艺研究所，主要集中了一支精干、高水平、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需求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共性技术、流程系统技术及理论、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创新消化为主攻方向。组建的连铸技术国家工程中心、国家非晶微晶合金工程中心、北京生物材料工程中心、特种粉末高温高压中心和工程设计中心，将根据国家和市场需求，按照把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商品的需要，对各个环节进行集成、组装、配套，逐步形成科技成果的“孵化器”和工程化成果的辐射源，由此培育高科技产业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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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余短论
敢为先者胜
科研与市场脱节，是我国科技体制的痼疾。我国有一大批为产业服务的研究院所，碍于原体制约束，长期游离于产业之外。一方面企业需要的人才和技术不知何处寻，另一方面科研人员盲目研究不知何所用。由于院所数目繁多，科研经费的分配像撒胡椒面一样，致使相当一批院所成果出不来。显然，这样的科研院所非改不可。十几年的实践说明，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谁早改谁主动。
改革动手早的单位，这些年已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在市场中已是一艘大船。改革动手晚的单位现在还有一定困难。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求，政府所有部门都要给予支持，尽量给大家创造一个改革的良好环境。重要的是大家要认识到，现在已经启动的科研机构转制，是又一次改革的机遇，也是从体制上和机制上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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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中央全国学联号召
向志愿赴边大学生学习
本报北京6月30日讯记者董洪亮报道：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今天在京召开首都高校99届部分志愿赴边工作大学生座谈会，鼓励他们为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建功立业，并号召大学生们向他们学习。
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北京理工大、北京科大等校的赴边大学毕业生在座谈会上畅谈人生理想、事业追求，表示要无愧于赴边选择，为边远地区贡献才智。
座谈会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秦文贵结合自己在青海油田17年的工作经历，鼓励赴边大学生踏实工作，艰苦创业。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春华代表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向与会的赴边大学生赠送了有关书籍。全国学联执行主席霍光峰希望全国大学生向赴边大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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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男子足球队下周短训
本报讯为备战2000年亚洲杯赛和2001年世界杯外围赛，保障国家队发展的延续性，中国足协决定国家男子足球队于7月5日至9日在大连进行今年首次集训。
国家队教练为霍顿、金志扬和桑廷良。
国家男子足球队21名球员是：上海申花的祁宏、朱琪、吴承瑛、区楚良和申思，四川全兴的黎兵、马明宇、姚夏和魏群，大连万达的张恩华、李明和徐弘，八一金穗的江津和胡云峰，重庆隆鑫的符宾，辽宁创业的郑智，山东鲁能的李明和宿茂臻，北京国安的谢朝阳，辽宁抚顺的曲圣卿和深圳平安的谢峰。
（大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