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国际资料库
国际资料库
□历任联合国秘书长姓名、国籍及任期：
特里格夫·赖伊（挪威，1946年2月至1953年4月）；达格·哈马舍尔德（瑞典，1953年4月至1961年9月）；吴丹（缅甸，1961年11月至1971年12月）；库尔德·瓦尔德海姆（奥地利，1972年1月至1981年12月）；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鲁，1982年1月至1991年12月）；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埃及，1992年1月至1996年12月）；科菲·安南（加纳，1997年1月至2001年12月）。
□1971年10月，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先后有5位杰出的中国外交官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
□自1948年5月迄今，联合国安理会共采取了50项维和行动，目前仍有16项在进行中。中国于1988年正式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1989年起，中国向“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驻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联合国西撒公民投票特派团”、“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派出军事观察员。1992年4月，中国正式组建第一支蓝盔部队——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1997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原则上参加联合国维和待命安排，并将在适当时候向联合国提供军事观察员、军事警察和工程、医疗、运输等后勤保障部队。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共有4名中国维和人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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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4年前的6月26日，在旧金山举行的制宪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同年10月24日，宪章正式生效，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组织于是日诞生。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诞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盟国共同规划战后和平体制的一项重大成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动武和科索沃危机，引起了世人对《联合国宪章》的关注和思考。
世界需要联合国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 李铁城
《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组织的基本法，除序言和结语外，共19章111条。宪章第一章规定了联合国的四项宗旨和七项原则，阐明了建立联合国的目的及其要实现的目标，并规定了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遵行的各项原则。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是宪章的总纲和精髓，宪章其他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必须与之相符。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不仅指导和规范联合国组织的运行实践，而且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宪章把“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作为联合国所要实现的首要目标，并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
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期间，盟国还没有最后打赢战争，战争浩劫使人们对和平充满渴望。罗斯福、斯大林等人强烈感受到了各国民众的和平愿望。罗斯福说，他对永久和平并不那么乐观，但他相信50年的和平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斯大林则强调，有责任为未来一代建立一个至少能保证50年和平的组织。宪章不仅在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决心，而且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建立起一套完整、可行的运作机制。
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尽管世界局部战争不断，但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没有爆发。50年和平的实现，联合国功不可没。世界要实现第二个50年以及更长时间的和平，还是要继续沿着宪章所创建的和平机制与形成的国际秩序前进和发展。现在少数西方国家试图绕过联合国、抛开安理会，去构筑什么21世纪的“战略新概念”。实际上，这些所谓“战略新概念”并不新，它深深地打着上个世纪那些臭名昭著的“炮舰外交”、“大棒政策”的旧印记。可以断言，它绝不会给世界以和平，只会造成新的混乱和灾难，甚至有可能把世界引向一场比战后任何灾难都更为严重的灾难。
“大小国家平等”和“不得干涉内政”，是宪章宗旨与原则中规定的两项不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重要原则
中、美、苏、英四国早在1943年通过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大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将要建立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基础。旧金山会议则将这一原则发扬光大。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而是协调各主权国家行动的中心。主权国家是宪章所构筑的国际体系的一个最基本单位。如果主权平等原则被践踏，天下就会大乱，国际合作的基本工具就可能被破坏，国际组织本身也许就不可能存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主权原则远不是一个过时的概念。
同样，不得干涉一国内部事务的原则也绝不是宪章中的弹性或装饰条款，而是极具约束力的强制性规定。不干涉内政是宪章制订者当初有意划出的一块联合国所不能干预的领域。因此，在宪章第二条七款中规定凡属“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并不要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无庸讳言，冷战时期，南非白人种族政权和英、法、荷、比、葡等老殖民者都曾拿宪章二条七款作过挡箭牌，以抵制民族自决与联合国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谴责和制裁。但那属恶意歪曲，应另当别论，绝不应因此而妨碍对这条原则的强调。
按照主权平等的原则，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联合国组织的平等成员，参与世界事务的讨论和解决。由于大国拥有中小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和影响，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更大的责任，在联合国中也享有倍受尊重的地位。宪章充分尊重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并让大国在安理会享有否决权，但宪章拒绝那种几乎已成为某些大国顽症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现在，肆意欺负那些与自己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不同的弱国和小国，似乎已变成了某些大国的本能和恶习。这同宪章的宗旨与原则背道而驰。
人权条款在宪章中居于重要地位。重视人权是对的，但将人权问题凌驾于宪章的其他宗旨与原则之上，这不仅在理论上与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并不完全相符，而且在实践中常常被别有用心者作为挑起事端、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北约对南联盟动武，便是一个借保护人权之名、行野蛮摧残人权之实的典型事例。它也昭示世界：维护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仅不能淡化，还应一再重申。如果众多的弱国和小国不起而捍卫主权平等原则，那霸权主义就会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宪章把“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规定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行的一项基本原则
宪章并未指望会出现一个没有争端的世界，它只是规定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建立起一个内容广泛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
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争端频频发生，不断被提交到安理会解决。安理会批准的维和行动的次数直线上升。但近年来，安理会频繁、过多地使用标题为“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的宪章第七章，致使一些中小国家日益担心联合国可能将成为某些大国干涉其内政的工具。中国一向反对片面利用宪章第七章的军事干涉手段，反对不加区别地动辄对成员国采取制裁措施，坚持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实践证明，中国的主张是正确的。
宪章禁止使用武力，但现实世界局部战争、冲突和暴力持续不断，距宪章的理想境界还很遥远。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至少是由于：第一，宪章构筑的国际体系仍不完善，还难以有效地制止侵略，尤其是无力制止拥有否决权的超级大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力量，使剩下的那个超级大国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横行霸道，对在与其战略利益攸关地区使用武力常常是毫不犹豫。科索沃危机后，一些弱国、小国普遍担心西方大国还会制造下一个科索沃。因此弘扬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确属适时和必要。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它在促进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进程中有所作为
与1945年相比，今天的世界已发生历史性变化，但宪章的思想仍充满生命力。进入90年代以后，一位联合国秘书长曾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联合国宪章提供的指导方针，即使在撰作者未能预见的情况下，依然不失其时效。”
科索沃危机给联合国带来很大的困扰，它预示着新世纪的联合国将面临严峻挑战。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世界绝不会回到国联时代，联合国也绝不会成为国联的翻版。世界曾为国联失败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今代人类再也承担不起世界从多边主义倒退回去所带来的后果。试想，如果没有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体系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和营造的安全屏障与国际秩序，这个世界的危险和混乱将会增加多大。笔者认为，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南联盟深陷困境之后，又不得不回到当初曾信心十足必欲绕开的安理会，恐怕还是慑于联合国所具有的无法抗拒的权威和影响。这说明联合国绝不会被任何国家、即使是超级大国所轻而易举地抛开。因为即使对超级大国而言，也无法承受由于伤害联合国而带给自身利益的巨大伤害。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不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联合国在促进世界和平、合作和发展的进程中有所作为。人心所向，联合国一定能够为新世纪的未来世界服务。（附图片）
北京时间6月11日凌晨，联合国安理会就由西方七国和俄罗斯共同提出的科索沃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沈国放（中）代表中国政府投了弃权票。（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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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一波三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吴妙发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建于1945年的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提出了以调整联合国机构为目标的第一阶段改革方案，拉开了改革的帷幕。1997年7月，在美国等国家责备加利改革不力的氛围中走马上任的安南秘书长推出了联合国第二阶段改革方案。方案除没有涉及最敏感的安理会改革外，几乎涵盖了联合国的方方面面。主要内容为：建议设一名常务副秘书长，在秘书长办公室设一个对国际形势进行评估的战略政策股；调整经社理事会，把有关机构合并为“人口与社会发展委员会”等；将开发署、儿童基金、人口基金合并为联合国开发署，运用协商和志愿捐款相结合的办法筹措新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资金；成立人权高专办公室，规格和权力均超过以往；裁减人员；压缩开支；建议在2001年召开定名为“世纪大会”的55届联大，同时召开由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人民大会”。
安南改革方案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愿望，它的出台，标志着联合国改革全面展开。但时近两年，虽不乏磋商、辩论和讨价还价，方案所涉及的改革只在有限的领域取得了进展。如常务秘书长一职已由加拿大人出任，协助秘书长处理日常事务；通过机构撤销或合并以及裁员等手段，联合国机构的办事效率有所提高，秘书处过去那种文件“成吨、成堆、成山”的景象有所改变。但在重大问题上，改革则没有实质性进展。
改革方案提出前，不少发展中国家希望把经社理事会提高到同安理会同等重要的水平，以加强该机构在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协调和领导作用，但由于发达大国反对而未果。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不同意秘书长关于经社理事会改革的设想，故此项改革迄无进展。
在财务改革方面，由于美国以拒绝交纳拖欠联合国的巨额会费相要挟，要求调整联合国现行的以支付能力为基础的会费分摊数额，根据52届联大决议成立的财务工作小组因无法工作而解散。
安南方案中避而不谈的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改革中最敏感、最难办的部分。目前，会员国对扩大安理会基本不持异议。认为联合国成立50多年来，会员国已由最初的51个发展到185个，而安理会成员国只由最初的11国发展为15国。这一失衡的比例既不能反映现实，也极大地限制了占会员国绝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在是否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增加多少、增加谁等问题上，由于涉及联合国核心权力机构，不同国家存在尖锐分歧。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想把安理会变为富国俱乐部的企图，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出成员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原则，反对只接纳个别大国而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外的做法，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实现地区平衡。然而，在扩大名额的地区分配问题上，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
否决权问题是安理会改革的另一焦点。有的国家主张不给新增加的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有的国家主张不分新旧一概废除否决权；有的则主张对否决权作某些限制性规定，如必须两票才构成否决、否决权只限于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范围内使用等。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对否决权提出异议，希望维持现状，因而在一定时期内这一问题不会有什么变化。
联合国改革事关联合国未来，但由于改革不可避免涉及个别国家的霸权主义野心、各国战略定位、国家利益和力量对比，各种矛盾交织，决定了这一进程必然好事多磨。任何为改革特别是事关全局的安理会改革人为设定时限，或在条件不成熟时强行要求大会就某种方案进行表决的作法，都是不明智因而也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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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风云百年
风云百年
1925年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对中国民主革命所作的杰出贡献永载史册。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群众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内举行反帝示威，英国巡捕打死学生、工人13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7月21日，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开庭审理小学教师斯科普斯，其罪名是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结果斯科普斯被判罚款100美元。但从那以后，进化论却赢得了更多人的相信。
10月5日，英、法、德、意、比、波、捷克斯洛伐克7国代表在瑞士洛加诺举行会议，讨论德国西部边界等问题。德国恢复了大国地位，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
12月13日，伊朗议会立礼萨汗为国王，建立巴列维王朝。
1926年
1月27日，英国人贝尔德和美国人詹金斯分别发明了由一系列活动的黑白剪影所组成的简陋的电视系统。今天，在这个星球上，电视已经无远弗届。
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二年，由于国民党实行清党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导致北伐战争夭折，但北伐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受到了沉重打击。
12月5日，法国印象派绘画大师莫奈去世，终年86岁。他一生致力于对外光的探索，最著名的作品有《鲁昂教堂》、《睡莲》和《议会大厦》，其中《睡莲》体现了他对光的追求的极致。
1927年
中国的形势跌宕起伏。3月21日，北伐军攻克上海。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等率领北伐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个日子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十一）
（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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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科索沃危机
谈联合国边缘化危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李少军
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以维护“人权”为由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不但粗暴地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也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在70多天的时间里，本应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联合国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完全甩在了一边，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边缘化境地。直到西方七国和俄罗斯达成有关政治解决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决议草案，并把它提交联合国进行表决，联合国才算得到了为解决科索沃危机盖一次图章的机会。
本来，联合国的地位是非常明确的，即所有的政府间组织，都应处于它的体系之中，其章程和活动都以不违反它的章程为前提。作为最高一级的组织，联合国鼓励成员国利用区域组织解决争端。不过，它在鼓励区域组织这样做的时候是有明确限制的：第一，区域组织的活动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第二，“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第三，各区域组织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采取的或考虑的行动，应随时报告安全理事会。很显然，联合国认为自己的中心地位和最高权威是不可忽视或取代的。实际上，迄今为止，联合国成员国和各种国际组织还都是承认这一点的。即使是这次踢开联合国的北约，它的章程中也还有明确的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内容。
从理论上讲，联合国之所以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与它本身的性质有关。联合国作为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尽管创建者们同意为了共同利益，以各种方式约束自己，但联合国毕竟只有在主权国家都同意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不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行动。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一些国家并不把它的权威放在眼里，要么是根本不把争端提交联合国解决，要么是根本不服从联合国的决议。对于这样的情况，如果所涉及的只是中小国家，那么联合国中的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还可以施加压力，但如果不理会联合国的就是超级大国本身，联合国就只能表示无奈了。
实践证明，尽管联合国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与作用，但它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有限的。通常，只有在冲突各方都精疲力竭，难以再打下去，而其背后的大国也不愿再支持它们的时候，联合国才能发挥调节作用。在冷战结束前后，即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联合国通过其调节作用，曾帮助解决了一系列冲突，诸如结束两伊战争，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在柬埔寨建立联合政府，在萨尔瓦多结束内战等。这些冲突能够成功解决，关键在于具备了适当的国际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当事方愿意，大国也愿意。
由于大国在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联合国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大国政治，而在大国政治中，超级大国从来是主角，因此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就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来。实际上，联合国的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霸权主义的产物。联合国在本质上是主权国家的联合体，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原则，因此以干涉别国主权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必然与联合国不相容。每当霸权国家感到其行径会受到安理会否决的时候，它就会甩开联合国。
从这次科索沃危机中，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联合国的边缘化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升级是密切相连的。霸权主义越强劲，联合国的作用就相对微弱，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和平的威胁就越大。这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抛开联合国的试验并未成功，它们还需要这个机构为它们的利益服务。这说明，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还都是不可替代的。中国等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可继续利用这个阵地进行斗争，以维护广大主权国家自身利益，制约霸权主义恶性膨胀，避免联合国边缘化倾向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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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回声
国际回声
科索沃冲突从北约绕过联合国实施空中打击到最终又回到联合国寻求安理会通过决议的发展过程，说明联合国仍然是国际事务中法治的象征和行为合法性的唯一权威。
美国希望能有一个取代联合国的核心，科索沃事件是北约新战略的一次试验，但试验的结果并不成功。在科索沃空袭过程中，美国曾一度提出对南斯拉夫实施石油禁运，但遭到欧洲国家的反对，认为禁运没有联合国的授权是非法的，甚至连美国也未声称禁运是合法的。对此，欧洲比美国更加敏感。世界需要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担心没有联合国，世界会恢复二战前那种国家和国家联盟相互争斗吞噬的状态。
——美国联合国协会政策研究执行主任杰弗里·劳伦蒂接受人民日报驻联合国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北约无视本世纪人类为捍卫和平及人权而建立的联合国的权威，自己的未来也受到世人的怀疑。正是因为有了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才确立了由联合国管理国际社会的秩序。如果因北约单方面行使武力而无视这个秩序，那么历史就又倒退到半个世纪以前去了。
——日本《朝日新闻》
尽管西方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自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在科索沃的胜利，但实际上这一所谓胜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苦涩的。推翻米洛舍维奇这一首要目标遭到了彻底失败，科索沃危机的解决走上了伊拉克之路。科索沃已被当做了世界新秩序的牺牲品。这种新秩序是弱肉强食的国际舞台，是美国人的舞台。科索沃战争远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模式，它只是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对外干涉开辟了一条令人不安的道路。
——西班牙《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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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人贝尔德正在演示用无线电技术传送运动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