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大师刘开渠
  杨先让
  中央美术学院教职员上下数百人,不可能都相互熟悉了解。一场“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职务界限,搅混在一起。我与刘开渠老院长的接触和亲近,是在1970年下放河北磁县劳动时开始的。
  磁县大陈村是我们美术学院教职员“斗、批、改”的场所。有一次全连去菜地劳动,休息时,我拾到一个小本子,翻开一看,是密密麻麻的外文生字,不是英文而是法文。如果被领队人发现,这显然是违章的,因为我们当时连作画练习都是不许可的,何况有人还在复习外文。
  我们版画系大多不会学法文,只有油画系吴作人有可能性,雕塑系的刘开渠、王临已、曾竹韶都是留法的。而刘开渠等人就坐在不远的草堆旁,我走了过去将小本子递给刘开渠,想问一下是谁的,他很快放在了口袋里向我小声说了谢谢。这使我由衷地感到可敬,在这种环境下,又那么大年纪还在偷空学习外文。
  1972年我们陆续回了北京。我经常骑着车到太仆寺街刘开渠家,本来一座独家四合院,后屋厢房竟被我院员工占着,为此我曾向院方喊过冤。
  那时学校因为“闹革命”而不招生,大家都没有事干,无形中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友谊,师母程丽娜教授也一起谈天,看我们挥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了解了他们的过去和生活中的悲欢。
  刘开渠自幼就在贫穷中长大,又在贫困中于北平学油画七年,其间竟迷恋上了雕塑艺术,终于在1928年经蔡元培安排成为中国第一个派赴法国学习雕塑的人。是抗日救国的号召使他结束了法国六年的习艺生活,回国后奔波在对雕塑毫无认识的困境中,奋斗苦干,狼狈不堪,刘开渠作为中国第一代雕塑家,是在艰难中走过来的。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中国雕塑艺术繁荣的春天,杭州副市长、杭州美院院长,文联、美协、人大以及天安门广场上英雄纪念碑创作领导等职务一一临到他的肩上,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可是命运并非一帆风顺,反右斗争使他惊吓。同时,正进入青春年华的大女儿微娜病逝,简直是雪上加霜。二女儿米娜是个先天的残疾人,言语和行动都不便,只有小女儿沙平活泼健康,而且后来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本可继承父业了,上天不公平,可爱的小女儿又不幸夭折。这种连番打击,没有摧倒两位老人。他们咬紧牙关坚强地活了下去。
  我与他们相交是在动乱的“文革”之中,我从他们身上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悲观情绪,我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是美好的情谊,可能这就是雕塑家的性格。他可以将方方面面的创伤泰然正视。在那不知何时有出头之日的期间,使我永记不忘的是,他们老两口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经常相互搀扶着四处走走。曾专程从西单挤公共车到建国门,然后步行穿过数条胡同来到我住的北牌坊胡同的家看望我们,使我万分不安。
  “文革”结束了,刘开渠离开中央美院副院长职位,就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忙着教学,很少去太仆寺看望他们二老了。1993年,我和妻要去美国,行前去向他们辞行,未料正遇上刘老因摔了一跤而住院,不久即仙逝。同程丽娜师母以及米娜相坐无言,没有眼泪,没有叹息。
  我没有来得及参加追悼会,匆匆飞向大洋彼岸,一晃五六个年头过去了。
  这次回来,前往太仆寺那座可亲的四合院,四合院依然存在,院中那棵高高的洋槐像刘老高大的身影也依然健在,只是周围都变成建筑工地,四合院如同孤岛一般,据说两个月后也要被拆迁。
  程丽娜师母握着我的手并排坐着,米娜在一旁,我们言语不多,但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在想着什么。刘馆长走了六年,室内挂着他的画、微笑着的照片、少女胸像和蔡元培小稿石膏像依旧安详地置于几上。他与我们同在,我们都真正地感觉到了的。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五读《李自成》
  孙湛
  我自幼喜读《李自成》,至今已逾五遍。而且,每次开读,都能增加新的感悟及发现。特别是为它能艺术地再现历史人物的栩栩如生的风貌和通过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使情节丝丝相扣、引人入胜而感佩不已。《李自成》除较为成功地塑造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刘宗敏等人外,对反面角色如崇祯、杨嗣昌等也刻画得有血有肉,读来不觉生涩。尤其是小说里对崇祯的描写,将这位自认并非亡国之君的封建皇帝的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展示得淋漓尽致。“逼卢”(逼卢象升出关御敌)、“任杨”(委杨嗣昌督师剿“贼”)、“祭洪”(祭奠洪承畴)、“追李”(追比国戚李国瑞令其出银助饷)四大段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勾勒出朱由检自欺欺人、色厉内荏的本来面目。其中“追李”、“祭洪”两节最为传神。国戚李国瑞家私万贯,崇祯本意令他出银助饷,可是李国瑞居然抗命不遵,于是宫廷内部围绕“追比”一事掀起轩然大波,连皇后、田妃、皇五子等皇帝的近亲骨肉也一并卷入,最后以崇祯失败告终。透过这个事件可以让我们看到腐朽的明王朝确已无医可治、无药可缓了。此章里插入一段崇祯杀薛国观的情节,同第三卷的杀陈新甲前后对应,相映成趣,勾勒出崇祯诿过于人、反复无常的性格轮廓,昭示着明朝灭亡的必然性。至于“祭洪”,明明洪承畴业已降清,偏偏崇祯还要把他当作“孤臣孝子”来祭奠,这是对崇祯口口声声自称“英明天纵”、“烛照一切”的绝大讽刺。
  我很欣赏《李自成》对细节的勾画穿插。例如老马夫王长顺的两次闯营。前者在石门谷兵变时,王长顺急于报知李自成,受到亲兵的阻挡,李自成闻讯后不仅立即赶赴现场,而且还训斥了亲随,嘱咐他们此后王长顺何时来见都无须通报。短短的一段插曲反映了李自成初起创业上下同心、将士一体的风貌。后者则是在李自成强攻开封受挫,明朝守将准备暗凿黄河大堤时,王长顺从老河工处得知险情前往大营告知李自成,结果先后受到几层关卡的阻拦,而且,他尽管见到了李自成,可所提出的担忧和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前后闯营遭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暗示出起义军由弱转强后其主要领导者日益滋生的骄傲情绪,为后来义军由此走向衰败作了必要的铺垫。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虽多达数百万字,涉及汉、满历史人物上百人、著名历史事件数十起,可是仍然能够牢牢地抓住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性格特征,巧妙地缝合细节与主流,这是很不容易的。这反映了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历史知识和驾驭宏篇的能力。我读《李自成》,有时把它当历史,有时又把它当文学。我甚至能体味出老作家流淌的心血……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喝茶的情趣
  吴建华
  这里只说“喝茶”,不敢说“品茶”。古人对品茶是极讲究的,或于竹影窗前,或坐落花树下,慢慢品啜,且耳能听泉瀑之声,目能断飞鸿之影。坦诚地说,这种意境相当美,可惜在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中,好像悄然消失了。
  除了解渴外,喝茶也是很有情趣的。比如,有一天,能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房,桌上放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手捧一本爱读的书,喝一会儿茶,看一会儿书,想一会儿事,或浏览书橱里各色书名或凝视案头盆栽,一切很有品味,又很惬意。可以说,这一天实在可以算得上“佳节”了。
  有一次到北方出差,友人约请到茶楼喝茶。记得茶楼名“雅斋”,进去后发现果然名不虚传,雅极了。花架上的兰蕙,壁上的水墨写意画,再加上斋中间的仿古桌椅,宛如历史的空间拉长了。店主是位大嫂,颇像“阿庆嫂”。她为我们端来了一套宜兴茶具。友人点了“龙井”、“铁观音”,便慢慢地喝起来。家事、国事一同在茶的清香气中随意倾诉。所有一切,都透露着用茶文化缔造的真善美。
  古人言: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我以为,即使是大口大口地喝茶,也可谓有神有趣有味。逢友人生日,曾三人共喝一壶乌龙。三人边举杯边品诗论文,说古道今,伴着古乐轻绕,也能进入“春江花月夜”或“雨打芭蕉”的意境之中。
  有时,却也能从淡淡的茶水中得到些许感悟。静静地看茶叶在水中缓缓地舒展,不由得让人想起“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于是,无论窗外春夏与秋冬,只要有一杯热茶,便有盎然的生机。于是,就会以平淡之心轻快地跨过坎坎坷坷,从容地向前走去。
  当然,喝茶的情趣不是人人有之。夜晚处理完公文和公务,泡一杯茶,开始写作。就经验而言,一边喝茶,一边寻找灵感,灵感每每而至,绝不失约。有的朋友见了,却说:“怎么喜欢如此平淡的生活?”此时,我只是淡然一笑。我也颇不理解:每日出入舞厅、酒家,难道就是红火生活?
  听说,茶道、茶文化日渐流行。我想,被技术文明武装起来的当代人,除了可口可乐、雪碧等诸饮料,之所以还要喝茶,无非是要跳出花花绿绿的世界,同一个真诚的朋友促膝晤谈一番,让心情最无拘束地流动。所谓的功名心、利禄欲,定然会烟消云散,自去仔细体味那些最本质的生命底蕴。
  一位文友也喜欢喝茶。一日,忽对我说,真希望驻足于一座深山,建一座茶园,有一股山泉悬挂在窗前,在那里,每天阅读雾气氤氲,阅读日出日落,阅读茶树墨绿……还有,每天泡一壶好茶,永远期待您的光临。这意境很美,我为之深深感动。只是,日子越来越忙,能喝一杯好的茶,听一首好的音乐,看一本好的书,已是一次享受了。文友的心意,我只能心领。不过,说句心里话,我以为,喝茶,不一定注重形式,更重要在于心。用心去喝平淡的茶,便能喝出振作,喝出平静,喝出由衷之言。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杂说方言
  裴毅然
  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书同文,而各地语不同音。一位留学生中文程度相当不错,不仅能够自由谈话,也能翻阅中文报纸。可假期一出北京城,就听不懂外地的方言普通话。回校后,要求补习方言普通话,弄得语言学院的老师不知如何是好。就是要教,又该授以何地方言呢?
  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光绪圣耳垂听仍闹不明白。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土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叹:“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他到美国讲学,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进行转译。沈从文另一位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对沈夫人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张兆和回道:“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当然,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地域身份证”。一个外乡人,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一点当地人的欺负便是常事。这不,本人在杭州“打的”,就决不说普通话;到了上海,则尽量说沪话;到了北方,便操普通话。说起来,我很有点怕去川鄂湘粤,为的是不会说那些地方的方言,生怕被“杀猪”。当年上海人特别“海威”,沪语便带上一股优越感。就是上山下乡在遥远的大兴安岭帐篷里,上海知青时不时还要掼过来一句“阿拉大上海,侬伲小杭州”,噎得我们杭州知青上不来气。不过,语言问题确实连着经济问题。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炮舰厉害,英语便随着英国的炮舰“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以后,粤省得地理之便、占先行之利。“想发财,上广东”,一时了得。于是,粤语也很有点吃香了。“洒洒水啦”、“毛毛雨啦”、“炖母鸡啦”(对不起),到处可闻,火车上、机场里,广东人的声音特响,自我感觉也特好。近日得知,粤语还存“夺嫡”之心哩!粤港民间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民国初年审定“国音”,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落败于京音。这一本无依据的传言居然还“闯”进了学术圈,得到某些港籍语言学者的附和。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种“一票之差的惋惜”其实隐含了“方言优越感”。二战后,香港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一中等口岸迅速跃升为特等口岸,超过了原来远为发达的上海。经济的优越感带动了方言的优越感。虽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但终究不讨非粤人士的喜欢。
  形形色色的方言,惹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各地的方言土语,有时好笑,有时增趣,有时则会让你遇到想象不到的局面。所以,无论跑到何方圣土,本人还是十分热衷于学上一两句当地的代表性方言,以备不时之需。真是无可奈何。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五味谭

  生活在不曾有过的时代
  吴亮
  情调这只牧羊犬,把我们这群迷途的羔羊赶到了历史博物馆门口,就抛下我们不管了。
  先别理会它溜到哪儿去(一定是去找它的旧情人了,如今“旧”这个词很吃香),让我们去博物馆里瞅瞅,这鬼东西听说品位不错,带我们去的地方,一定有名堂。
  我们迷途了许多年,家是早就找不到了。在我们当中,总有那么几只有头脑的羊,成天嚷嚷着要“回家”。它们说,以前的牧羊人一直坐在夕阳下读哲学,还不时听到他念念有词地一个劲嘀咕:哲学的最高问题就是回家。后来,牧羊人死了。他临死的表情十分幸福,也许,他知道终于要回家了——我们为他欣慰,同时为自己悲伤,因为不再有人把我们带回家。
  牧羊犬跟了牧羊人好多年,它是一个花花公子,又见多识广,它知道哪儿有肥沃的草原、鲜花、河流,它说家就在游牧的途中,朝未来走就是回去,回到你终究要去的地方。
  现在它撇下我们,说不定去找新刺激了(谁知道呢?牧羊犬对时髦东西热情也很高)。对,这些日子,牧羊犬老是唠叨情调这个词,它说,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祖先可是过上幸福生活的。听说那时候的人类也同样幸福,悠闲、富足、没有贪欲,他们高尚、正直、友爱,他们和自然和谐相处,到处是森林、草原和清澈的河流,但是这一切,全进历史博物馆了。牧羊犬说,我们吃不到上等的草,不仅因为我们贪吃,而且因为我们繁殖过多,草越吃越少,上等的草就更别提它了。
  哦,博物馆,进去瞅瞅吧!我们走进去,看到那里早已挤满了人,那些人穿着用我们身上的毛编织的衣服,在里面对孩子大谈环境保护,说动物是人的朋友。他们感情充沛地相互聊着,聊着历史,说他们真想过过那种生活,他们真是生错了时代。他们的口音不同,好像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抱怨现代化,抱怨空气污染,抱怨人的欲望太多,简直不知满足,听起来全对。可是,我们中的那几只老羊,却在一边窃窃私语,说这些家伙从老远坐飞机到这里来,博物馆门前的汽车排成了行,就是为了让他们说说这些高尚的反省的话吗?为什么你们不做一头羊,却一边吃着我们的肉,一边又成立什么保护协会呢?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未曾有过的时代,那是我们的梦,也是人的梦。人想要的太多,而我们只要一点儿草。我们是他们的想象、食物和衣裳。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多味斋

  吃“饭包”
  朱显明
  我爱吃“饭包”,觉得它比酒席大宴上的那些东西还顺口。“饭包”是东北农村对一种饮食的“自命名”,我不知它的“学名”应该叫什么,恐怕没有。所谓“饭包”,就是将饭和可生吃的蔬菜用白菜叶包起来,吃时用两手捧着。记得小时每到夏秋之际,晚饭时,母亲先焖上小米饭,便去园子里薅几棵大葱、香菜;摘点辣椒、黄瓜;掐些生菜叶、白菜叶,洗得干干净净水水灵灵,切成丝、片、块、段,一样样摆在盘里,再从酱缸里舀一碗大酱,就挨个给我们哥儿几个打饭包吃。母亲将白菜叶、生菜叶铺在桌上,菜叶不够大就把几张小叶拼起来,抹匀大酱,摊上小米饭,撒些切好的蔬菜,最后小心地用菜叶包住,轮流送到我们手里。我们哥儿几个像饿久的蝗虫似的,嚓嚓地吃着饭包,直到把肚皮撑圆了才肯离桌。等母亲自己吃的时候,饭菜已所剩无几了……
  参加工作后,远离家乡,就很少再吃饭包了,只有夏季探亲时,才能管够吃几顿。母亲还是像先前那样给我打饭包。
  妻子也是东北人,也喜欢吃饭包。时下,市场上新鲜蔬菜四季不断,吃饭包方便多了。每到休息时,我都去市场弄几样能生吃的蔬菜,回家做饭包吃。有时,我正和妻手捧饭包大口地吃着,朋友进屋一看,惊讶不已:“唉呀!你们连碗都不用,就这么生吃啊!”还有的朋友说,你们连菜都不做,光攒钱了吧!我调侃道:“这种吃法没见过吧,第一是省时;再是有利于健康。据有关专家说,凡蔬菜,不论是炒、烧、熘,还是蒸、炖、炸,都会因高温使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等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甚至凭一知半解的知识跟朋友白话:“科学家发现,人吃了熟食后,体内的白血球很快增多,会使机体免疫系统的应变能力受到干扰和破坏,而生菜的生物活性和人体接近,摄入体内大有益处。而吃‘饭包’是融多种营养于一体,生食蔬菜的最好形式。”朋友啧啧称是。
  其实,我并不懂饮食科学,也没琢磨过养生之道,只是在看了一些食品知识后,觉得吃“饭包”挺符合“自然生食疗法”。当然,每每捧着“饭包”大口大口地吞咽时,从未想到“食疗”,倒是有无数次,让我忆起儿时的琐事,让我深切怀念操劳了一生的母亲。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凌云志
  苏景义 刘锡元
  在新世纪悄悄走近我们的时候,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人准备以独特的形式来迎接新的千禧年的到来。在我国河南省获嘉县有一位农民也在为此忙碌着,他就是农民艺术团团长姬同德。这位姬氏第一百八十代传人,申请在2000年元旦的天安门广场做凌空跨越表演,以展示中国农民的风采。他是如何从田间走向高高的天空的呢?让我们回到1993年。一心想干番事业的姬同德,听他的一位老朋友宋亢生说要发明“高空钢缆自行车平衡装置”,他听了为之一震。就在前一天夜里,他从电视里看到了中国的飞车杂技。他立刻把这种杂技和平衡装置的构想连接在一起,眼前出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图像,雄鹰直插云霄,月宫嫦娥翩翩起舞,美乎轮奂……他要把中国的高空杂技推高万丈,高到云彩眼儿里,高得能把星星摘下来……
  对“庄稼汉子要耍高空杂技”不理解的人,说他的计划是“痴人说梦”。
  他本人也明白,他选择了西天取经的职业,注定要遭遇磨难……
  高空杂技项目古已有之,汉代有个节目叫“都卢寻木童”,也有“走索”、“履索”之称,而南北朝时称为“高伎”,唐代为“走绳”。如今姬同德他们重操老祖宗的旧业并不是件容易事。道具加工,采取内部挖潜,让有技术的亲戚们自带设备,你出力,我管饭,工资记账。一个二十平方米的小院里,焊机、台钻,角钢、铁棒,叮叮当当,弧光闪烁,孕育着一个惊动世界的“婴儿”。小院太小了,他们后半夜在门前那条窄窄的人行巷道里拉起大绳,以大绳代钢缆,靠月亮照明,边干边试边改进,一直到大年三十晚上,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为他们送来了一个绚丽多彩的黎明。
  演员训练更为艰难。按获嘉人的传统眼光,姬同德的“玩把戏”,是一种低下而又危险的职业,只能让家人和亲戚们带个头。上阵还是父子兵,技校毕业的儿子,视为掌上明珠的小女儿,来呀,为父亲冲锋陷阵吧!孩子们怜悯父亲,只好勉强顺从。
  在北京郊外的崇山峻岭中,姬同德的“高空飞车艺术团”向世人唱出第一支歌……
  可是1994年农历腊月二十,他率艺术团又兴冲冲地来到南京。当笨重的铁塔凌空立起,当演员们风尘仆仆踏脚清凉山的时候,腊月二十八,一场鹅毛大雪降了下来。天寒地冻,千鸟飞绝,观众畏冷而足不出户了。演出几场以后,艺术团只好留下设备,卷旗回营。
  短短的两年时间,姬同德的艺术团惨淡经营,前景十分黯淡。姬同德的合股人退却了。然而姬同德没有灰心。他卧薪尝胆,终于完成了走钢绳跨越黄河壶口的壮举。
  1996年夏天,姬同德再次来到黄河壶口,面对势如野马的滔滔激浪,心中跌宕翻腾。
  今天要表演凌空走绳跨黄河,表演者是他的妻弟冯九山。对于冯九山的功力,姬同德是有把握的,可眼下的条件十分险恶,雨未休,风不止,万一风力加大……
  下午5时,一家韩国电视台以及上海电视台《天下第一》摄制组把镜头对准了钢缆的起点,闻讯而至的新闻记者也纷纷调好了镜头焦距,云集在陕西和山西两岸的观众屏住了气息,等待着,等待着……
  5时05分,冯九山手执平衡杆,身轻如燕,稳步踏上了钢缆,在离黄河水面垂直距离为一百四十五米的高空:“金鸡独立”、“盘腿而坐”、“燕子探海”,一连串高难动作做得潇洒自如,优美而动人……
  霎时,掌声如雷。
  风又刮起来了,愈刮愈烈,钢缆厉害地摆动着。往前走,钢缆逐渐升高到一百五十四米,攀步而上,维难维艰!脚下,激浪翻滚———母亲河在仰目考验她的儿子。冯九山成功地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姬同德流泪了。他想起了那个高空走三峡、并用皮箱一次掂走一百五十万元的外国人,姬同德说宁愿一分不取,而要以事实来证明中国农民和中国人的力量。
  眼下他正在筹备参加2000年元旦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他申报的项目是“巨龙腾飞”,就是在天安门前架起一道高二十八米长二百米的高空绳索,两条巨龙将在这里腾空飞起……如果申报成功,观众将又一次在北京看到他们的绝技。我们翘首以待凌空仙子的到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书法 宋后军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高原姐妹(中国画) 张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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