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书籍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五千年华夏文明，历时而积，经世而淀，形之于文字，经史子集浩如烟海，诗文词曲蔚为壮观。如此厚重文化如何解读？如何普及？浸润其间的优秀传统又如何薪火相传？——古书今译，确实是一简捷、有效的途径。但如今，斯名之下，名利所诱，万夫争为。睹此境况，部分专家学者一致表示——
古书今译现状堪忧
王辟长
古乐府《上邪》被译成了“上边真邪门儿”，“怀刺”就是“心怀刺杀的念头”，“赤地千里”即“千里一片红”。此类硬伤、讹误不一而足———一位研究古典文学大半辈子的老教授痛心地形容道，“触目惊心”。
近年来，古书今译类图书的出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据悉，上自《四书五经》，下至明清笔记小说；大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小到单篇简本寓言故事，皆有今译本问世。这些今译本图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繁荣了传统文化。但与此同时，今译的质量也日益成为制约文化传播与读者接受的一个突出问题。
据介绍，近年古书今译图书的质量就总体而言呈现泥沙俱下之势，一些译作荒唐得令人目不忍睹。长期关注古书今译的吴小如随口举了几个例子：王羲之的“十七帖”有人译做“十七种帖子”；古乐府《上邪》有人译为“上边真邪门儿”；“怀刺”有人译成“心怀刺杀的念头”。曹道衡深有感触地说，有些译作挑出来的毛病，简直可以叫人笑掉大牙，如“蓐食”，原意是指“在草地上吃饭然后赶快去打仗”，有人竟译做“吃草”。更为离谱的是，一些译作的作者连最基本的文史知识也不具备。如某古籍出版社将西汉人“赵充国”释为“补充国用”，将少数民族“先零羌”中的“先零”作“先自凋落”解。有意无意的错译、漏译，粗制滥造，大大破坏了古书今译的良好初衷，使普通读者接受了错误的知识。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倘不对照原文，就连那‘不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这时候，必须读者比译者知道得更多一点，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错误，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则，就只好胡里胡涂的装进脑子里去了。”但读者怎么可能比译者“知道得更多一点”呢？而如今这些译本的泛滥，对我们的读者和后代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可否认，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某些出版者把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丢在脑后，将古书今译既不看作一个文化问题，也不看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仅仅看作一种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他们无视古书今译的难度，要么拼凑译本，互相抄袭；要么任意组合译者队伍，搞“兵团作战”、突击翻译，“火箭式”出书。结果，出版者、书商从中牟取了经济利益，用某学者的话来说，“留下的却是一堆堆文化垃圾，像核废料一样，危害着每一个靠近它的人。”
当我们亲切地翻阅一本古书时，当我们慕名欲读先人的文化经典时，心中总会存有一份期待，希冀从先哲们的话语中能找到一种文化的“根”，然而，时间的流逝，语言的变异，文化的差异，今天的我们又怎样才能找回那份如回家一样的感觉呢？
费道罗夫曾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了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比，已有相当大差异。这一点，朱自清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已作了扼要说明，“我们得承认古文确是……跟现在的语体或白话不是一种语言。这样看，打通这一关也可以用语体翻译。”
翻译古文、古诗如同翻译外文一样，都是在人们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所不相同的是，翻译外文是试图缩短一国与另一国的空间距离，使不同国度的人们不出国门便可交流，翻译古书则是试图缩小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使现代人可以通过译文与千百年前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
其实，古书今译并非自今日始。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尚书》、《左传》里面的文字改写成相对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一般而言，阅读古书、理解古书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虽是一种语言，有连续不断的源流关系，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两者之间毕竟有差别。汉语发展到今天，对翻译古书而言，影响最大的要数词汇的变化。既有量的增减，又有义的变更。孙钦善以“脸”为例，作了解释。现代汉语中，“脸”指“整个面部”，而古代汉语中仅指“下眼皮下的一点地方”。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以今类古”去翻译，有可能造成意义上的不准确。吴小如也认为，历史上的古汉语分为好几个阶段，各阶段之间互有不同，概括地说，甲骨文金文中的古汉语与春秋战国以来的书面古汉语不一样。仅就先秦典籍而言，差异就很大，如《尚书》与《春秋》、《左传》与《国语》等等。秦汉以后又有变化，经骈文至唐宋古文更异，一直到近代汉语。此外，古汉语中还有大量摹古、拟古词汇，所以，《尚书》到唐朝已觉得“佶屈聱牙”，而唐代古文到了今天也同样艰涩难懂，距今不过百年的严几道、章太炎的文章甚至比秦汉文章还难懂。国外也大致如此。一千年前的《枕草子》对今天的日本读者已显得僻奥陌生。任继愈说，同样，今天的希腊人也不得不借助今译去看柏拉图原文。因此，古书如果不加注释，不做翻译，大概有相当一部分读者会因语言障碍而被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
上述语言障碍的存在，再加上一般读者接触古书的机会又不多，阅读理解原典自然困难。此时，可能出现朱自清在《〈国文教学〉序》一文中所预言的那样：“青年们不愿意读文言，尤其不愿意读古书，是因为不容易懂，并且跟现代生活好像无甚关系似的。”其实，早在1981年，中央就曾根据陈云同志意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其中第二条说明了古书今译的必要性，“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古书今译，傅璇琮比作“桥梁”，孙钦善喻为“拐杖”，目的还是借助它去阅读原典，也即中央文件所指出的，“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
借助今译阅读了原典后，对浸润于字里行间的传统文化必然会有所感悟，有所启发。正如费振刚所指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书今译不失为认识、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简捷而又行之有效的途径。这样，也就达到了任继愈所主张的“文化的继承”的目的。
古书今译，是现代人在现有的传统文化根基上运用现代思维、现代语言去打破古书深奥的气氛，解读古人的心智，最大程度再现一种历史的真与文化的亲。这中间，必须跨越千百年的时间沟堑，克服数不清的语言障碍，同时，尽量去意会古今文化的差异。而今译作品质量如何，最终还是取决于译者水平的高低。
翻译之于创作，可以说，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宋高僧传》卷三对翻译的最高标准作了一个生动绚丽的比喻，说翻译“如翻锦绣，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意思是说译文与原文如同锦面绣，两面都是花，只是左右不同。其实，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也是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译文与原文很难达到“翻锦绣”般的惟妙惟肖———尽管译者很想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与自由写作不同的是，翻译是带着镣铐跳舞。对于译文来说，原文既是带有“形、义、质”规定性的“镣铐”，又得担负起验尺的标准。即便是最好的译者，也不敢武断地说自己的译作完全传达了原文精神，充分反映了原文原貌。
语言尽管是历史的产物，带有历史的永恒性与持续性，但由于时代不同，古人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古典范本，而今天我们必须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去追述它的用意与内容。遗憾的是，语言的障碍却使我们的努力受阻。精密严整的白话与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大不一样，更何况原文中涉及的典章、器物、习俗等术语无论在构词方式还是在叙述语法上早已或多或少发生变化。译者不得不用很多话语去解释。曹道衡认为，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中有很多动植物名称，石头的形状，该如何翻译？古名译成今名，不仅是对原文的剽窃，也使原作丧失了文学作品的特性。傅璇琮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比研究工作更难。翻译，一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回避，古书今译也不例外。即便这样，原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味等在白话中也无法复现，如文言中的“兮”等表示语气的虚词翻出来后，总好像少了点什么。
古人生活在已经逝去的历史之中，时间已带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秉性特征、精神气质、情感语言，固然译者可以借助阅读古书去体验、感受当时的历史语境，但毕竟逝者如斯，再好的译者也无法重现历史真实，而只能无奈地借助说明、注释等方法，最大限度地与真实靠近。吴小如的一段话，似乎印证了古书今译之谈何容易。《后汉书·党锢·范滂传》载：“（滂）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资治通鉴》卷五十六全引其文，只省略了“顾谓其子”的“谓”和“则恶不可为”的“则”字。今天的读者要想真正弄清楚这段话的意思，必须要结合历史上范滂的为人正直、有血性的特点，否则，只按照字面去对应翻译，必然无法传达原文精神，甚至有可能出现与原意大相径庭的结果。
如果说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障碍都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事实，那么，相对而言，起决定作用的似乎也只有翻译者水平的高下了。古文今译的作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古典文学知识。但是否有了这个基础的人，都可以从事古文今译呢？———未必。
1959年，顾颉刚在接受今译《尚书》的任务后，给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翻译《尚书》提出自己的四点想法，并在信中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这项工作为有这样大的困难，所以最好先有一个充分的读书时间，把大量的书读了，再来作翻译。但我知道，我的工作时间不可能太长，所以只得‘重点’地读书。依据现在的计划，该重点读的书约有50余种。”信后即附有这五十种书目。顾颉刚先生研究《尚书》，穷毕生心血，造诣之深可想而知，尚且不敢草率，而今的一些译者却是“艺不高胆特大”，拿到一个原文，如鲁迅所批评的，“……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
吴小如以自身的经历作了说明，中华书局约他翻译《古文观止》，他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表示不愿意打破所守的原则去搞古书今译。原因是一篇文章翻出来后，有可能韩文不像韩文，柳文不像柳文。他很坦率地说“这样会很惭愧”，“不是给你一篇文章，你把它翻成白话就交了卷，你得让读者看了译文后，觉得这篇可能是韩愈风格，那篇可能是柳宗元风格。你得有这个水平，我自问没这个水平，所以我不主张古文今译。”
参加《名家精译·古文观止》一书的程毅中，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翻译的《阿房宫赋》、《滕王阁序》，至今尚不满意，还想修改。王水照清晰地回忆起余冠英在《诗经今译》过程中的一句话“选择词汇，挖空心思”。当年，余冠英就古书今译之难还讲了一段话，大意是古书今译中一个极简单平常的词汇，外行人往往不觉得，内行人却明白，这个词语的运用，或许是一个学者花了几年的时间才研究得来的。
整理古籍，可今译，可注释，也可串讲；普及传统文化，应遴选精品，选本精译。如果不看对象，不问能力，不计后果，全部今译，必然导致贪多求急的短视行为。
古书今译，只是古籍整理中的一个方面。这一点，1981年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已有明确说明：“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
如今的情况却是，一些出版社竞相规划今译类图书，并且攀全走大。对此，任继愈平静地分析道，维持文化的继承性，可以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采取不同方式，都奔今译这个方向就不对了，必然造成低水平重复，造成浪费。吴小如尤其反对今译贪大求全，他说，第一部今译类大书是《资治通鉴》，跟着就是《二十四史》，谁看？普通读者看不懂，作学问的专家不必要看，就我自己而言，《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这样的大书，我是用得着哪一段看哪段。即便陈寅恪那样大学问家，对《资治通鉴》最熟悉的也只是唐五代那一节。
曹道衡认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译，一没必要，二不可能尽善。他严肃地说，搞了近六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如果独自翻译《史记》也相当困难。《史记》中的《天官书》涉及古天文学，《历书》讲述古代阴历，星宿也好，历法也好，都是专门学问，到现在我仍不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全译完全是骗人的。
吴小如简要地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史记·廉蔺列传》。《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胥后令邯郸。”“邯郸”这两个字究竟连上读还是连下读，前人说法不一。全译《史记》遇到这种地方（《史记》中类似字句不一而足）怎么办？另一个是《宋史·梁颢传》。山东一位同志曾问《传》文中“方禹中献赋”一句中的“方禹中”三字作何解释？吴小如不懂，便亲自去请教宋史老专家邓广铭，邓广铭也说不懂。《宋史》中这样的情况可谓车载斗量，今人又如何全译？
具体到文体，傅璇琮说，文包括散文可以翻译，诗歌则没必要且不可翻译。诗歌一经翻译，原有的诗的韵味、节奏没了。对于诗歌，可以注释，如人名、地名、典故等；可以串讲大意，让读者自己体会。因为诗歌语言本身已很通俗。孙钦善甚至认为，唐代口语保存在诗歌里。至于赋可译不可译，费振刚持有自己观点，认为汉赋可以翻译，而且也较容易翻译。目前他正在着手进行《文白对照全汉赋》的工作，基本方法仍是注译结合，翻译体现不出的加说明。不过，他也承认，汉赋译成白话后，原先的风神情韵也就多少损失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向世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是一注重要的砝码。不论现代化进行到何种程度，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可丢失。原因很简单——这是民族的“根”。古书今译，其初衷正是为了挖掘这文化的“根”，普及给百姓。但要看到，当前，古书今译一难，二滥。越要普及的东西越要严肃，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那种不问古书大小，不管有无必要，不论能力如何，动辄“全译”的轻率行为，实在令人担忧。因为，伴随而来的是大量惊人的错误、讹误。这样的精神食粮，一旦我们读者、子孙后代“胡里胡涂的装进脑子里去了”，后果不堪设想。曹道衡语重心长地建议，在当前古书今译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况下，有关部门应有计划地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精选一批重点古书，在严格的质量制约机制下出版发行，而不应把这项关系到传统文化、子孙后代的“民族工程”完全交由市场运作。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金台文论
古籍今译管见
檀作文
古籍今译是一项很有意义但又有相当难度的工作。说有意义，是因为它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介绍给广大的一般读者。说它有相当难度，则是因为古代汉语与现代语词之间的对译，很难做到贴切而传神。从某种程度上讲，古籍今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如果做得好，则在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两方面皆有成就。
要做好古籍的今译工作，处理好普及与提高、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今译的目的在于普及。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语言本身并不构成障碍。但对一般读者来说，理解古籍并不容易。如何将高文典册转化成一般读者喜闻乐见的读物，今译是唯一的手段。而学者应具有关注当代、服务社会的情怀，如果不想将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古籍今译不失为沟通学术与社会的一个中介。但普及并不意味着可以在质量上放松要求。时代需要的乃是一种提高的普及。可以说，提高才是今译的灵魂。如何才能做到提高呢？关键在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沟通。既要确保解读的科学性，而非天马行空的“六经注我”；又要站在当代的立场对古籍有新的阐发，做到“温故而知新”。达成这样的目标，对今译工作的承担者有很高的要求。他须兼具才、学、识三方面的素养。所谓“学”，即是能正确地解读古代典籍；所谓“识”，即能以现代的眼光发掘古籍的意蕴；所谓“才”，即能以现代的方式，明白晓畅地将自己的所得传达给时人。
“信”、“达”、“雅”，是翻译的根本要求。对于古籍今译工作来说，尤以“信”（准确性）为首要原则。能否做到“信”，取决于译者的传统文史修养，尤其是文字训诂及典故名物方面的修养。这就决定了今译工作必须是学有根底的专家才能承担。但即使是浸淫文史之学多年的专家，要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疑难字词和生僻名物，无疑是今译工作的“暗礁”，轻易绕不过去。即使解决了这些疑难，如何用晓畅贴切的现代语词将古籍翻译过来，也非易事。古籍的时代，毕竟与我们相隔得太久远了。首先，词汇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古代汉语词汇与现代语词很难一一对应。再次，语法系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给直译带来了困难。但古籍今译一般要求采用直译的方式，因为直译要比意译更能贴近原貌。此外，语境也不相同了。古籍中的一些字词，往往含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很难用一个现代语词贴切地将它对译出来。这在哲学和思想史类著作的今译工作中，尤为明显。譬如，儒家的“仁”、“礼”，道家的“道”、“真”，都包含多层意思。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许将某些意思说得更明确了，但很难避免失掉其内涵的丰富性。对于这些概念，在语词对译之外，还需做加注脚说明之类的辅助工作。历史著作中的名物制度，文学作品中的典故，也非语词对译所能简单解决的。所以，广义的古籍今译不仅仅是古代汉语词汇与现代语词之间的对译，还应包括今注、今释等。从目前古籍今译工作的实践来看，也是这样。一般是译文附在原文之后，除译文之外，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注脚、题解或案语之类的辅助说明。这些辅助说明，可以发挥译者个人对原作的理解，加强阐释的现代性。
古籍今译，还应该注意到不同题材和不同文体的差别。文学作品与史学、哲学著作的翻译，其要求和侧重有所不同。史学著作的今译，尤重“信”；哲学类的，更须“达”；文学类的，则当“雅”。当然，中国的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翻译亦应“信”、“达”、“雅”兼顾。文学作品的今译，难度尤大。如何传达其风神情韵、保持其鲜活的艺术感染力，是文学作品今译的难题。这要求译者有才情，有很高的艺术表达力。同是文学作品，小说和戏剧，内容的重要大抵超过形式，今译也较容易传达其精神旨趣，至于诗歌，就要麻烦很多。都说诗不可译，确实如此。像律诗、骈文这些类文体，形式自身非常重要，译成白话文，往往韵味全无。因此，不译也罢。散文的翻译难度介于小说和诗歌之间。中国古代散文，以应用性的居多，而纯文学性的为少。纯文学性的，译文当力求唯美。应用性的，可以放宽要求。但古代散文有诸如“文气”、“古雅”等特殊的美学标准，在今译中体现原作的这类美学风貌，殊非易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工作是一种再创作过程。古籍今译自然也不例外。“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在确保准确性与晓畅的前提下，雅顺也是今译应当追求的目标。好的今译作品，应能给人一种美的阅读享受。古籍中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品，都以文采见长，而且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今译当力求传达原作的风神情貌。尤其是翻译文学性较强的古籍时，更应注意这一点。
如何将古籍的意旨传达给现代的一般读者，今译之外，也还有别的方式。如将原作的内容加以概括，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和精神，再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其介绍给一般的读者，这也是切实可行的，其效用或者超过全文今译。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尤为典范。
今译也好，《经典常谈》之类的“今说”也好，其目的都在帮助一般读者了解传统文化，但其所起的也只是一个引导作用，并不能替代古籍自身。读者若要对古籍的精神有更深切的体会，则仍须去阅读原作。但如果能由此培养读者阅读古籍的兴趣、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则亦善莫大焉。
古籍今译是目前出版界的热点之一，这对普及文化是好事。但选题的重复与盲目是个大问题。选题重复，或许能在竞争的过程中筛选出精品；选题盲目，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只怕都会有损失。从出版的现状来看，水平太过参差不齐，固然有一些精品，但更多的是不尽如人意的急就章。古籍今译，太需要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出版界也应持冷静和慎重的态度，严把质量关。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关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50年精选》
玛拉沁夫 吉狄马加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当年那些共和国的奠基者们，那些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繁荣昌盛作出过杰出奉献的先驱者们，都在时间里铸成了永久的铜像。现在，我们作为生活亲历者和历史后继者，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和作家，正同全国人民一道，以喜悦而庄严的心情，迎接建国五十周年的隆重盛典。值得自豪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伴随着共和国的黎明诞生，少数民族作家在时代阳光哺育下成长，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取得了光辉的艺术成就。
目前，全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不少民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的少数民族作家已有六百多人，占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一，而全国各省区市作协会员中的少数民族作家已超过五千人。他们以多彩的笔墨和多样的艺术风格，描绘时代风貌和民族风情，这是旷古未有的文化现象和十分珍贵的艺术财富。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焕发了艺术青春，创作出许多底蕴深厚艺术精湛的作品；少数民族中年作家大展风采，以坚实而丰盈的笔触表现了生活的丰富性；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以新鲜的艺术感觉显露了他们的才华和锐气。五十年来曾举办了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充分展示了不同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成果。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由于珞巴、基诺、塔塔尔这三个民族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评选中，都有其本民族的作家获奖，从而形成了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本民族作家获奖的喜庆局面。他们以优异的创作实绩，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各个民族都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传统、文化源流、生活习俗、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每位作家都有各自独特的气质秉赋、艺术风格、审美情趣，因此，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同汉族作家的优秀作品，相互补充相映成趣，共同建构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五彩缤纷的艺术画廊。
一切国度，一切民族，爱国精神都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和最重要的人格操守。我国各族作家以其真挚的情思，书写了无数感人肺腑的歌颂祖国的作品。少数民族作家，通过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刻画和丝丝入扣的情节编排，揭示了一条真理：如果没有民族的独立富强，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就不会有各族人民共同的幸福生活，就不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五千多年来，各族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在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相互帮助，增进友情，融汇为统一的、团结的中华民族，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无数人物和事件，波澜起伏，可歌可泣，每一块砖瓦，每一捧泥土，都记载着祖先们的勤劳、智慧和创造。所有这些，催促着我们在这块大地上继续奋斗，都应该在我们的文艺中占有自己的地位。”于是，以爱国主义为光辉旗帜，以民族团结为宏伟主题的作品，便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以金玉之声震撼人的灵魂，以烈火般的灼热点燃人的情感。
一般来说，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该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都该是时代之光的艺术凝聚。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同样以各不相同的艺术视角，描绘历史发展足迹。以真性灵真歌哭，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千秋文化，百年恩怨，岁月沧桑，世纪风云，峥嵘与暗淡、坦途与崎岖、光荣与屈辱，都包容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少数民族作家从他们本民族的生活历程和文化流变中，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踪迹，真切地谛听到时代的足音，并在不同体裁和题材的作品中加以艺术的表现。特别是在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少数民族作家更加自觉地开拓文化视野和精神视野，吸收融化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艺术营养，不断探索具有民族风格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不断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从而提高了作品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每个民族在其生息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传统像鲜活的精灵，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流动于文学作品之中，融化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情感内蕴之中。同时，民族文化传统，又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的，它一定会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融入新的精神气韵，展现新的风貌。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就以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绚丽的笔墨，描绘了各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深刻地反映了各个民族地区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丽景象，生动地表现了各民族人民的历史命运和情感历程，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各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和鲜明个性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品格、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汇聚于中华民族恢宏的文学殿堂。
当举国欢庆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从少数民族文学的优秀作品中，经过严格遴选，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50年精选》，以诗歌、散文、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理论批评等文学样式，展示五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因其带有鲜明的历史踪迹和民族特征，将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艾克恩文集》出版该书约四十二万字，由文学评论、艺术评论、文苑随笔、散文、文苑人物、纪念文章汇编而成。（任文）
●《大家》杂志关注“地区”文学《大家》杂志选择了云南昭通等地区开展文学调查，采用访谈对话等形式对某一特定区域的文学生存环境和生存境况进行剖析和描述，“文学在我们整个时代的境况”和“文学在某一特定地区的境况”两相对照，从中可以看到生活深处涌动的对于文学的执著热爱和文学在生活现实中坚韧的生存状态。（文评）
●“中国诗人之家”揭幕仪式在江西丰城举行全国数十位作家诗人汇聚江西丰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参加“诗人之家”揭幕仪式。“丰电诗会”也同时举行。（赣文）
●广东推出两部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广东省文学院最近推出两部反映当前改革生活的长篇小说：余松岩的《虹霓》和邹月照的《告别残冬》。前者以珠江三角洲农村改革生活为背景，后者从一个城市的商界题材切入，表现了作家对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前沿的现实生活的思考。在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召开的讨论会上，与会者对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如何进一步提高进行了研讨。（青文）
●文论集《散文的传统与现代化》出版该书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奚学瑶长期从事散文创作与研究。该书放眼于宏观的文化视野，把散文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散文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述。此书还着重分析和比较了朱自清、徐志摩、三毛等散文作家的中西文化取向。（魏明）
●《中国海雄风》一书出版近日，由海军作家黄传会、舟欲行创作的一部描写人民海军光辉战斗历程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海雄风》出版。这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该书再现了共和国领导人指导人民海军建设的伟大实践，热情讴歌了几代海军将士不畏强敌、扬威海疆的风采，忠实记录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迈向现代化的历程。（王文）
●中国作协青岛发电厂创作生活基地揭牌中国作协最近组织了一批会员参观访问全国电力双文明单位青岛发电厂，并为在那里建立的创作生活基地举行揭牌仪式。建立创作生活基地是中国作家协会帮助作家加强同人民生活联系的一个举措。它有利于作家感受时代脉搏，了解、熟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状况。（关王）
●《中国当代藏石名家名品大典》面世一部全面展示当代赏石界风貌的《中国当代藏石名家名品大典》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该书的出版，对我国当代方兴未艾的群众性赏石活动将会起到一定的交流、总结和提高的作用。（安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