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杂谈
都回家种地？
那哪儿成！
王慧敏
刚参加工作时，我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走，回家种地去！》，说的是在京城打工的外地民工，响应中央加强农业的号召，返回家乡种地的事儿。一位老编辑看了文章后说：“观点需要再斟酌一下。加强农业，并不是要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像中国这种国情，一味种地，农民永远富不起来。”
文章给毙了。
当时，我很有点儿不服气：农民农民，种地为本嘛！不种地，还叫农民？富不起来，只怪自己没种好地。
后来，常跑农村，了解的情况多了，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幼稚可笑！你想，人均一亩来地，不管你怎样反复挖刨，又能刨出多少效益来？事实上，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比发达国家都高。
和人家相比，咱们低在哪儿？低在劳动生产率。人家一人动辄种几百甚至上千亩地，我们才种多少？不是我们种不了，而是我们无地可种。前些年，一些地方开始尝试着搞规模经营，问题马上来了：地，集中到了种粮大户手里，其它农民怎么办？得给他们寻找就业的门路呀！
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闲时间越来越多。报载：据江苏省吴县市农业局调查，如果农户愿意，一年在田里劳作的时间只需要10天，因为耕田、播种、施肥、收割等各个过程，都有专业户或专门机构提供服务。即使一些欠发达地区，现在种田的机械化程度也比以前高得多。
这些年民工潮风起云涌，一方面是农村生存的空间狭小，再就是农民有了更多的富余时间。他们要把自己多余的精力释放出来，于是，城里人不屑干的苦、累、脏、差的活儿，他们接了过来。如此，城里的风景更绚烂，他们的日子也多了些滋味。我曾在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做过调查：农民货币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出务工。
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道理很浅显！
现在，有人把城市下岗职工增多，看成是民工闹的。实在没道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少的人可以干更多的活儿，这是规律。美国钢城底特律，1943年有27万钢铁工人，现在只需4000人就够了。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工业走过的路，也是如此。其实，城市出现富余人员，决非从现在开始。六七十年代，城市曾经两度出现过人员富余高峰，只不过那时候我们用行政手段进行了化解，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两次化解，给社会带来的震荡与隐痛，历史已给了明确答案。
农业本是个弱质产业，加之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欠账很多，农民富裕程度还很低。我们有8亿多农民，农民富不起来，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工业产品卖不出去，工厂就无法开工，工人就得下岗。
因此，给农民创造就业机会，也就是给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帮农民，也就是帮工人自己。这个道理并不深奥，稍稍想一想，都会明白。
当然，也有少数民工不走正道，影响了社会秩序，有的甚至成了害群之马。这个问题，的确不能忽视。不过，如果仅仅因为这个问题就否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伟大意义，那就真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聚焦·聚焦
外地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始于80年代中期。10多年之后，生活在城市中的外地民工越来越多。一项统计表明，目前仅北京外来人口总数就达285．9万人，与1978年相比，增长近10倍。
一群群外地人进城来，打破了城里人原先平静的生活，也给城市的管理者出了一道难题。外来人口管理——
欲入佳境仍需时
吴坤胜 邢立新 施芳
从1994年开始，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先后建立一些机构，颁布一些地方性法规，尝试对外来人口实行制度化管理。北京于1995年专门成立外来人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颁布实施《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及10项配套规章，提出“规模控制、严格管理、加强服务、依法保护”十六字方针，上海市于1996年提出“控制总量，控制居住”的“双控”方针。各大城市还针对“三无”人员增多、违章搭建严重、无序出租房屋等混乱现象，开展各种专项清理工作。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人口无序流动带来的城市公用设施超负荷、公共卫生环境变差、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现象。据有关调查，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几个乡镇，1997年1—8月发案率比治理整顿前的1996年同期下降28％，而1990—1996年，发案率则逐年上升。北京市自1995年陆续对城郊结合部一些外来人口聚集区进行集中整顿，目前，这些地方的治安、卫生状况已有明显改观。
外来人口管理未有穷期
5月初的一天，我们在北京雅宝路商业街上看到：十几个河南民工的无照三轮车由东向西横七竖八排开，突然间，所有三轮车向西狂奔，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位治安联防员说：“准是检查人员来了。”这样的游击战每天都会上演几场，有关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可效果难遂人愿。第二天，在前门东大街的地摊前，我们见到了同样的一幕。
联合执法检查，直到目前仍被一些城市外管部门看作最具效力的管理行为。这种临时性的突击行动，几天之内或较短时间内，会收到一定效果，但这种效果并不持久，不久便一切如初。被查处的清理人员陆续返回，违章房屋照常出租，违章摊点夕撤朝开。
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的临时性不仅体现在具体管理行为中，也体现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位负责人认为，目前的外管机构基本上属于临时性的，虽然市、区、街、乡都有机构，但缺乏长远性和权威性，因此，任务不明、职责不清、权利脱节，在基层形成管理混乱的局面。
一项调查表明：1996年，上海外来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为1∶10；预计到2000年，浦东新区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例将高达1∶1。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仅靠临时的机构和管理行为很难奏效。因此，在外来人口管理上树立长远眼光，建立长期性机构，谋求长远对策已势在必行。
岂能一赶了之
目前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的着重点主要放在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和排斥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赵树凯认为：各地对外来人口的限制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用行政手段清理遣返；其次是建立“务工证”制度；再次是出台一套更严密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规章；而后由流入地政府有关部门主动与流出地政府部门建立某种形式的直接联系或协作，以控制外来劳动力的进入方式和进入规模。
近两年，城市下岗人员增加，一些城市政府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性政策措施趋于严厉，1995年，继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出台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行业工种限制后，一些大中城市，甚至一些县级市也都起而效仿。
零点调查公司连续4年组织调查北京、上海等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前3年，城里人最担心是“外地人影响城市治安”，在1997年7月的调查中，城里人最担心的是“外地人冲击本地劳动力市场”。对治安的担心则退居其次。那么，外地人走了，下岗职工是否愿意补位呢？1997年南京市通过清理农民工为下岗职工腾出4000个就业岗位，两个月过后，仅有1000多下岗职工应聘。北京市一个集贸市场以每月600元招聘下岗职工搞卫生，无人问津，最后以每月300元挑选了一位农民工。
实际上，这些受排斥的外地民工并没有离开城市，只不过是由“地上”转入了“地下”。1995年，北京市丰台区花大气力治理“浙江村”，两个月内动员离京1．8万人，而后来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离开北京，而是转移到苹果园、亚运村等城乡结合部。上海曾大规模遣送外来民工，遣返人员还未返程，被遣返的人倒先回到黄浦江边了。
有专家认为：城市职工下岗问题与农村劳动力流入并无因果关系。用排斥农村劳动力参与城市就业竞争的办法解决下岗就业问题，对农民不公平，也无益于促进城市就业的市场化进程，更与城乡协调发展方向相背离。对于城市外来人口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职业行业工种限制，中国社科院的唐灿副研究员认为，这首开了职业保留制度的先河，看上去新鲜，实际上强化了本已淡化的城乡分割和制度性歧视，是对户籍和就业体制改革进程的一种逆转。
服务远比清理重要
几天中，我们走访了几十位外地人，其中有街头小贩，有建筑工人，有个体经营者，当谈到对北京市外来人口管理的建议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费收得多，服务还差一点。”
重清理、整治，轻服务、教育，是外来人口管理中一个亟待化解的症结。北京市丰台区近年来就把对外来人口的宣传教育和服务保护工作作为加强外来人口管理的重点环节来抓。今年，他们还尝试在外来人口中开展党团工作，把服务和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一些地方也尝试着开办各种形式的民工学校，既给外来民工传授文化知识，也让他们懂得基本的法律常识，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
从长远角度看，外来人口管理应着力于把那些对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外来人员融入城市之中。（附图片）
（压题照片：等待办理暂住证的外来人员排起了长队。 杨春槐摄）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学者访谈
城门向农民敞开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博士
本报记者 彭俊
记者：农民进城，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两年城市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的问题再度被摆到桌面上来。一些人认为，农民工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使下岗职工的就业与生活“雪上加霜”。部分城市出台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对此，您有何看法？
蔡昉：农民工进城，不但不会使城市下岗工人“雪上加霜”，从长远看还将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城市工人下岗的真正原因是宏观经济不景气、内需不足。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城市居民消费扩大面临着一系列预期制约（如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所以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农民的消费主要是受收入低的制约，实际上他们在衣着、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和居住等方面都具有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所以，允许农民进城挣钱，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内需、恢复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增加城市居民就业机会的关键。我算过一笔账，以全国有8000万农村流动劳动力计算，如果每个人每年往家里邮寄或捎带2000元，总额就是1600亿元，相当于1997年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一半多，是这一年国家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的近3倍。
记者：除了对城市居民就业形势的影响，人们对“农民进城”还有3个问题比较关心。第一，农民进城，会不会影响城市的容量问题？
蔡昉：从城市来说，容量问题是一个动态，而不是一个静态。就是说，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与城市经济活动的扩大不断相适应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人为设计的“适当容量”。从农民来说，他们为城市“打工”，在拿钱的同时，也作了贡献。城市应该容得下、而且也需要为自己作贡献的人，包括“城里人”，也包括农民。
记者：第二个问题，农民进城，农民本身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农民不仅拿的是廉价的工资，而且没有任何福利可言。
蔡昉：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利益的问题。农民之所以愿意到城里打工，就是因为打工所得的收入，除去各种费用，比种田的收入还要高。
记者：第三个问题，农民进城，会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
蔡昉：农业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把农业的停滞和萎缩归咎于农民进城，换句话说，不能把因果倒置。比如说，农村的撂荒问题，早在大批农民进城的80年代初期就存在了。当然，也确实存在农村青壮劳力流失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利用行政手段。实际上，农民进城打工，是市场机制对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产生负面效果的纠正。而且，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程度会降低。从长远看，农村劳动力不会出现紧张状态，我们毕竟有大约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限制农民进城，而在于提高务农的比较效益。
记者：说农民进城，不能不说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城市化，应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就地转移劳动力，来实现现代化。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蔡昉：我们现行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政策，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我认为，在继续执行上述政策的同时，积极慎重地引导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应该是中国城市化道路可供选择的一个方向。第一，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减缓。随着乡镇企业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这一趋势还将延续。第二，近年来政策开放了小城镇的户籍控制，但实践证明，农民虽热衷于进入小城镇，但毕竟有一定的量和速度的限制。这有两点启发：一是小城镇不像大中城市那样具有经济活力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进入大中城市是经济规律使然；二是证明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根据迁入地的吸引力作出其迁移决定的。我倾向于认为，农民进城，是顺应各种客观规律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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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
从城市劳动力市场看，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劳动力成本问题，二是城镇劳动力就业行为问题。
从成本方面看，农村劳动力成本低是进入城市就业的最大优势。城市劳动力享受福利和保险优惠，如果企业雇佣一个城市劳动力就要为他交保险。养老保险是工资总额的21％，医疗保险为10个百分点，失业保险为3个百分点。这种因素造成了城乡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在城市的就业领域，城市劳动力集中于既有保险又有福利的国有正规就业部门，而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私营经济、外商投资及商业流通等非正规部门，这些部门没有严格的保险、福利制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成本低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最大优势所在。这种优势正在减弱。
从城市劳动力的就业行为看，目前城市劳动者的就业行为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许多下岗职工愿意到非国有企业就业。由于职工下岗后生活费将逐年递减（每年降低10个左右的百分点），迫使他们赶紧找工作。
所以无论从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看，还是从城市劳动力的就业行为看，目前城市就业状况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构成愈来愈严峻的挑战。（摘自《中国农村劳动力研究论坛第三次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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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注这个角落
这是一个被人忽视的角落。
这是一个企盼关爱的角落。
这本应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角落。
外出打工的父母，不希望同自己一起漂泊异乡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荒废了学业。5年前，在河南息县老家当过10年民办教师的李淑梅，耐不住一起在京打工的老乡的请求，做起了十几名“打工子弟”的代课老师。行知打工子弟小学从此诞生。
5年间，虽历经漂泊，数次搬迁，学校却从一间破烂的教室扩展为4000平方米的校舍；尽管仍不是“名正言顺”的小学，但她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目前已有900多名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打工子弟，在这里接受知识雨露的滋润。
左图：明亮的眸子充满着对未来的渴望。上图：能变成正规小学多好！李淑梅盼望着。下图：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打工子弟义务授课。
方云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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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里人看民工
民工给我们的更多
周连山（65岁，天津某机械厂退休干部）：
多年以来，天津到处都有建筑工地，在所有的工地上，我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挥汗如雨的身影。美丽的广场、宽敞的大街、立交桥、摩天楼……都无不浸透了农民工辛勤的汗水。
我现在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大都市里，要感谢农民工。
有一种复杂心情
谭果（25岁，武汉某高校在读研究生）：
不能否认，从总体看，城里的农民工与城市人相比，素质要低，这就必然会给城市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城市就会因民工的大量涌入而产生诸如治安、环境等等问题。
民工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乡村意识和本土观念，使他们难以与城市文化融合，让他们总感觉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我很崇敬农民工，有时又觉得他们很可怜。对他们，我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用心去接纳他们
杨秀云（50岁，北京某商店店员）：
他们大多数都正直、诚实，只要你能平等地对待他们，真心地替他们着想，他们就会接纳你，回报你，这是我与他们交往的体会。
所以我觉得，对待农民工一定要有真心。管理部门在管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替他们着想，为他们服务。如果能让他们觉得在城里就像在自己村里、在自己家里一样，这对他们，对我们，不都是很好吗？
（《城里人看民工》、《老乡，城里好吗？》均由樊晓国摄影并文。）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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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乡，城里好吗？
在城里总能挣点
马树起（天津蓟县人）：在一座居民楼前的胡同里，在傍晚夕阳的余晖下，67岁的马树起老人熟练而又有些吃力地磨着一把菜刀。他是天津蓟县人，在北京做磨刀和剪子的活儿已有十好几年了。现在他与另外两个人合租一间150元一月的旧房，吃饭常常是中午随便在外面买两个馒头充饥，晚饭则回到住处自己做。他主要就在这附近找活做，很多都是老顾客，这里的人都对他很好，很照顾他。
机会总要多些
张友发（江西安义县人）：“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说起在城里生活的艰难，30岁的张友发有着与马树起老人同样的感受。他目前和妻子一起，租了一间16平方米的门面，也在里面做饭、睡觉，他专门替人做塑料或铝合金门窗。张友发决定在这里继续干下去，“家里只种了4亩水稻，如果不出来干，日常的零用钱都难挣到。在城里做这活，弄得好一年能挣下一两万块钱，家里想富起来，就只有出来闯了，城里的机会总要多些！”
挣下了六间瓦房
江强（山东曹县人）：对做小工的活儿基本满意：“活儿虽然累点，但不操心，管吃管住，每个月总能拿到固定的五六百元钱。”他的家乡也有人做生意和种大棚菜，有干得很好的，江强也试过，同样辛苦，却没有赚钱。
家里有3亩多地，主要种玉米、棉花和花生，灌溉、收割条件很好，媳妇在家加上父母帮忙，江强每年在外总是很放心家里，他家的地每年都种得很好。他很自豪：“我家前年盖了六间瓦房，主要是我这些年打工挣下的钱。”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