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1999世界地球日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不久前在京举行1999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地球日座谈会。与会代表介绍交流了地质灾害防治战略、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林业生态环境经济问题、国民资产与资源环境核算、人口与社会发展统计、绿色GDP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等专题情况。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一条既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又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与会代表特别强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环境灾难，因而反对霸权、保卫和平也是保护地球的重要方面。
（韩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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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范式
姚慧琴的《试论经济学领域的范式与范式危机》一文认为，新中国诞生后，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联经济学范式，成为我国经济学的范式。改革开放迈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划时代的一步。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如何取得多种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等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苏联经济学范式既无法给我们以答案，也无法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规律提供理论基础和逻辑空间，因而出现了严重的范式危机。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形成的历史背景、国情、经济条件以及所探讨的基本问题都与中国不同，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特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等带根本性的经济问题都不可能论及。因此，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范式，其理论必须是得到公众认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根本性问题作出科学的公理性论证的理论。同时，这一理论能够为现阶段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理论空间和逻辑空间。在当代中国，具备上述理论特征的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
（摘自《经济评论》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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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经济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范先佐的《20世纪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教育经济学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任务。主要包括：（1）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研究如何通过发展教育来形成和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2）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的需要，研究教育与劳动力供求的关系，教育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为培养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提供理论依据。（3）根据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理论，以及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现实状况，研究教育投资的来源，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应占的比例和教育投资的分配。（4）根据投入———产出理论，研究教育成本、教育的产出效率和效益。（5）在国内外教育经济学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教育的社会与个人收益率，等等。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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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中国伦理变革的特点
樊浩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革与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一文，把现代中国进行的伦理变革的主体认定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伦理变革的对象看做主要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据此归纳出现代中国伦理变革的特点。其一，儒学伦理历史命运的演化与中国伦理的现代变革的节奏合拍；其二，中国的伦理变革是与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相关联的，是在文化冲突、文化危机背景下和文化论争过程中进行的；其三，伦理的变革是与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同一的，借助政治革命乃至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伦理变革，政治与伦理在这里是同一的；其四，伦理变革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尤其是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甚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的移植。
（摘自《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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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东方文化理论反思
□赵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我们在喧嚣的现代化尘世中静心体会一下时间长河的律动时，20世纪末的现代人似乎聆听到了新世纪那空谷足音般的脚步声。21世纪终于以倒计时的形式向我们走来，或者说，我们正在激动不已地向她走去。作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东方大国的中国人，我们在体会千年跨越的神圣时，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十多年来人类为跨世纪而作的各种精神准备，尤其是文化理论上的时代论。站在时空跃迁的文化潮头上的是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教授，他曾在十多年前把世界文化归结为四：中国文化体系（其中包括日本文化，后者有了某些改造和发展）；印度文化体系；古希伯莱、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阿拉伯伊斯兰闪族文化体系；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印度欧罗巴文化体系。在此基础上，季先生又把四种文化进而归结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并指出，西方文化强盛了几百年，已呈强弩之末，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东方文明，转折将从21世纪开始。并借中国的有名俗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说明人类文明交替演变的过程。
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为主题引发了十年来的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讨论，一些人支持季先生的观点，可没有什么新的阐述和发挥；一些人反对，认为西方现代化仍然占主流，包括经济科技和强权政治等；另一些人不置可否，但顺着冷战结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而把21世纪的文化主流自然推理为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而是多极的。
到了新世纪马上就要莅临的今天，东方文化在新世纪的主流作用已初见端倪，其结论也不言而喻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三十年河东和三十年河西的理论加以创新式的理解。
从历史事实看，自公历纪元以来各种文明开始广泛交流的两千年中，按每千余年作为一个阶段来分析世界文化发展史，公元前后至西方走出中世纪、中国宋代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较大发展的一千多年的漫长农业文明中，人类和自然界保持着和谐一致，在东方文化中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孕育了以恒河、德里为高峰的东方上古印度文明，产生了以汉唐文化为鼎盛的中国封建文明。农业文明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及文化大师的名字，如佛教和释迦牟尼，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特别是儒学和孔子、孟子，他们强调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经伦文化，首先在东方称雄，以后逐渐流向西方。这可谓“三十年河东”。人类进入第二个一千年后，西方慢慢走出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长夜，并逐渐吸收东方文化的精华来补充自己。其后的文艺复兴使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随着人性的解放，以扩大物质生产能力为目的的工业革命也就在西方全面地展开了。随着工业的日渐繁荣，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内核的弱肉强食式的竞争精神，以人类为中心的征服自然的开拓精神逐渐定型化，发展成了高度发达的近现代工业文明。以美国为代表的物质现代化和商品价值观全面冲击世界各个角落。近一二百年来，也强烈地影响着东方各国。这可谓“三十年河西”。
可是，进入本世纪后半叶以来，片面追求物质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暴露，西方首先产生后现代主义，以消解意义为主，对物欲横流的世界玩世不恭，精神空虚，人情冷漠。只重过程不讲目的，只重现实不讲未来，只重实用不讲情义，只讲征服不讲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愈益激化。环境污染，河流干涸，田地沙化，森林缩小，生态失衡。人类盲目地“杀鸡取蛋”，把一个自然资源极为匮乏的世界留给下一代。这一切，都在呼唤着新千年的“济世良方”。事实上，西方文化的物质现代化加上人际竞争哲学和天人的征服哲学如果继续强化而不加克制，世界的灾难就将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西方文明在物质现代化上作了不少有效的调整，如绿色工程、保护生态等。但根源于物质现代化背后的精神理论并没有也不可能自行消解。这种矛盾只是转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征服上，最终导致的仍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人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面对20世纪末这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危机，包括西方有识之士在内的整个国际文化界又开始青睐东方文化中人际和谐、“天人合一”等理论，强调法律文化背后的道德文化的重要作用，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再加上近二十年东亚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所借助的文化力量，就更使人们垂青东方文化了。铁的事实一再证明，以东方精神文明为基底，以中国经济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崛起，说明“三十年河东”的时代又将来临了。而这个来临的起点正是作为新千年开端的21世纪。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为什么和世纪发展的时代更替如此巧合呢？这是因为，“河东河西论”实际上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史观中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它看似静态机械，实则是动态变化的认识论，它是任何事物发展的总体规律在文化时代论上的反映，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物的发展呈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以千年为发展阶段的东西方文化，正是这种类似物质对称的两极交替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致。有人说，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是自然科学对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理论发展的一种自然反映。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是“对外”的世纪，21世纪是“对内”的世纪。就文化理论本身来说，20世纪是人类工业文明走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世纪，是竞争和征服的“对外”理论发展到极端的时代。21世纪是人类生态文明开始的新纪元，是在原农业文明时代“天人合一”、“和为贵”等理论的基础上的再提取，是在吸取了工业文明经验教训之后的再升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我，找回生命意义和精神支柱的“对内”理论大发展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文化的精髓的确成了新千年拯救人类精神干涸的及时雨。
《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东西方文化千年嬗变的世纪之交，在物质现代化向精神现代化的大发展时代，东方研究真的是走出了文化苦旅，迈上了历史所赋予的凝重和辉煌。博大深邃的东方文化理论，有着“今人难见古时月”的神秘，也有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内涵，更有着“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生机。天清人和的新世纪，为东方文化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叱咤风云的广阔天地，也为东方学者提供了绝好的建树良机。愿海内外同仁加入到东方学的研究行列，共同在东方文化的学海中遨游，在东方精神文明的家园中漫步，为东方文化在新的千年中展现诱人的风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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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低代价经济增长论》评介
□张卓元
近代经济增长，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业化兴起之时。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代价如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不良品损失及大量的社会代价日益突出，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与发展。
从我国的情况看，不容否认，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且这种代价已经开始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构成一定的威胁。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正在认真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各种研究成果时常见诸报端。但总的感觉是，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似嫌不足。相比之下，梁言顺同志的专著《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是一部少见的系统研究经济增长代价问题的著作。该书首先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及其代价，指出：理论误导是高代价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然后，在评析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各流派的片面性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最后，根据这个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代价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建议。
这部论著的新见解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提出：经济快速增长与高代价并存，是历史事实，但不是规律；理论误导是经济增长付出沉重代价的重要原因。二是根据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划分为五个流派，并分析各流派的渊源、发展过程及其最新成果。其中对学术界的某些看法，提出了商榷性意见。比如，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看法，对资本决定论的起源的认识等。三是提出了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二重性观点，并进一步提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在于忽视要素的二重性作用，从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代价。四是在分析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并建立了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五是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各种代价，提出了一套定量分析的方法，汇总出总的代价，并运用低代价模型作了进一步分析。六是提出低代价增长的标准是不能危及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并把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七是提出了我国实现低代价增长的基本思路，认为实现低代价增长要与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相结合，优化经济结构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等。八是提出了我国实现低代价增长的具体建议，包括改革现有统计指标体系，建立代价分指标体系，建立既反映正向增长，又反映代价的综合经济指标；改革和完善现行经济政策调控体系，拓宽限制型政策的调控范围，加强限制型政策的调控力度，强化经济政策之间的有机联系，建立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负效应论证机制和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反馈机制；加强法制约束等。
当然，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尽善尽美，有些内容尚须进一步研究。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专著，对推动经济学界认真研究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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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论个人财产》简评
□林玲
不久前，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一鸣的新著《论个人财产》。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
第一，阐明了个人财产的拥有及差异问题。作者认为，第一层次的个人所有（生存财产）会形成消费财产，第二层次的个人所有（储蓄、投资）会形成各类企业，第三层次的个人所有（纳税人的赋税）会形成国家财产（包括国有企业）。这个构架的逻辑顺序是：生而为人必须拥有一份自己的财产（基本人权）；个人拥有财产是有差别的，也就是个人拥有的财产是不平等的；个人财产的层次化（差异性）有其原因，要进行社会制度及其他因素的综合分析。比如追求富裕与公平是人类共同的目标，而富裕与公平间存在矛盾，解决矛盾的关键是提高效率。人们正是要通过改革探索高效率地追求公平和富裕之路。
第二，论述了个人财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一方面，民众无论追求哪个层面的个人财产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追求个人财产本身就是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本身也应包括个人财产状况的改善，否则便谈不上经济发展。同时，个人财产达到一定的层次也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三，论证了股份制是个人财产运作的较好形式。个人财产直接投资企业，或通过股票市场间接投资企业，实际上是由生活消费领域进入生产投资领域，财产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生活到生产，由消费到投资，由家庭到企业，由个体到集体，怎么使它们和谐统一？股份制就是较好的运作形式。正是个人财产进入股份制运作阶段，信用制度得到空前发展，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及信息网络日趋成熟，构成了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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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研究扫描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日益深入，我国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在1998年又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关于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问题
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企业产权理论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有学者在所提出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型中引入了市场竞争因素这个变量，把它与其他产权激励机制的因素共同作为企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具体地说，就是提出了“超产权论”，认为产权论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提高企业效率的作用，而超产权论进一步阐明了激励机制只有在竞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驱动企业改善机制，提高效益，因而它强调了竞争与产权对决定企业经营绩效的综合作用。
为什么竞争能够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超产权论认为，竞争是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它能产生一种非合同式的“隐性激励”，这种激励来自三方面的动力：首先，竞争可以使企业经营者的能力与努力程度的信息充分公开，从而达到更有效的监督和激励的效果。其次，完善的竞争能够产生“生”与“死”的两种结局，因而生存动力成为企业的重要激励。再次，竞争为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提供了信誉认可，其能力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体现出来。总之，竞争把高效率的企业筛选出来，让其发展，同时又把低效率的企业筛选出去，让其关闭。
市场竞争的强大外部压力会迫使企业改变其治理结构并使之趋于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企业的持久成功取决于治理机制能否不断完善。而产权归属问题只是解决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的一个方面或一个起点，它的解决应当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治理机制合理化。
在企业产权改制和相对应的市场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有学者认为，国内对于公司化改革的讨论，往往忽视了现代公司体制如何运作以及这种体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的系统研究。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时候，公司治理结构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所有的治理机制都需要比较健全的法制和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的支持。股票期权的运用需要股价能大体反映公司真实绩效的股票市场，一个投机性过强的股票市场不能满足这项要求。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确立，有赖于市场制度的发展和成熟，而这些制度的建设是需要时间的。
在对作为一种治理结构的家族式组织的研究方面，有人根据一系列的有关文献，把家族看作与契约关系相对的“有机的团结”，这种牢固的人际关系不一定建立在血缘关系上，而是泛指现实中存在的具有这种特征的各种经济组织。并着重分析了在信息不规范的社会中家族式组织的交易方式，提出由于中国社会的不规范信息特征，有效的治理结构有时不是市场或科层式企业，而家族式组织和人际关系模式可能是行之有效的，这是亚洲经济组织的一个特征。
关于企业行为理论
有学者把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企业行为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依据中国的现实经济，从中概括和抽象出国有企业的基本目标行为，从而确定了“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依据是国有企业的双重目标，即政府的税收最大化和企业的可支配收益最大化。尽管企业的所有者———政府和企业经营者各自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同目标，但是企业行为的基本一致性的条件则在于，在涉及固定资本可变的长期行为方面，企业主要服从于政府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在涉及固定资本不变的短期行为方面，企业主要服从于经营者利益最大化目标。
该模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作为市场均衡和最优效率的参照系，来考察中国特有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是如何决定企业行为的。当改革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从垄断到竞争的变化时，企业行为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模型从数学上证明了当企业的资本产权缺少真正的所有者时，当资本要素的价格无法真正实现时，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必然低于利润最大化的均衡价格水平，因此，实践中屡见不鲜的供大于求的现象就具有了微观理论上的依据。低价格的均衡点实际上是以资本所有权和其他产权要素的收益损失为代价来满足上缴收益的目标的。该模型把中国转轨时期的复杂的企业产权关系纳入了一个一般均衡分析的理论框架，从而发现了导致宏观非均衡的经济过剩现象的微观根源。
所以，不同的产权和市场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目标行为，进而导致不同的供求均衡。当政府控制的企业行为和垄断市场相结合时，必然产生“短缺性的供求均衡”，这种均衡是通过强迫性的压低需求来实现的，故有“强迫储蓄”的现象。当政府控制的企业与竞争的市场相结合时，则会产生“过剩性的供求均衡”，它是通过强迫性的减少供给来实现的，例如目前的“压锭”行为，新的产业管制现象和“自律价”，各种形式的“强迫消费”现象等。这个模型所描述的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转轨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由这个基础决定了市场经济运行或宏观波动的一些重要特征。
关于企业效率和绩效问题
有学者运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OLS模型，对抽样调查的769家国有企业1985—1994年期间的时间系列和截面的混合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留利作为因变量对于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向效果。在OLS模型和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留利增长一个单位，可以分别导致产出增长10％和8％，表明了剩余权对于企业效率的积极意义。浮动工资比例作为另一个因变量，其增长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5％—8％。企业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产出增长率的作用是十分显著和稳定的，大体上能保持在10％左右的正效应水平。全部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决定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产权、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这些要素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实际上推动了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还有人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企业资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内部和外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内部效应即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迫使所有的企业提高效率；外部效应即外资的进入可能同时带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扩散到其他企业中去。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提高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内部效应是十分显著的。
关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
有学者对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80年代末以来国有工业企业亏损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规模效应的扩大所导致的产业组织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十年的数量扩张之后，工业经济开始走向成熟时期。经济运行向市场方向的演化与产业组织政策的实施，使许多产业的发展和扩张在1989年以后逐步转向更加集约的模式。在大多数产业内部，企业的规模变大，竞争性的均衡价格下降；同时，企业规模扩大，生产能力增强，意味着市场维持原有数目的厂商将不再达到均衡，因而，亏损增加显然是市场结构与产业组织演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产物。从根本上说，这种亏损增加现象可能反映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中国产业的组织结构正朝着不断优化的方向过渡。
有人通过对棉纺织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当要素市场不开放，各类企业能以不同价格获得要素，低效益企业能够长期得到补贴时，会导致“竞争失效”，不能优胜劣汰。这是一些制造行业存在“过度竞争”的重要体制原因。我国制造业大多有过这样的改革不同步的特点，产品市场首先放开，而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一些资源性投入品的价格长期不放开。因此，建立隶属于自己的资源利用型企业，就成为地方政府将其可控的资源转化成就业和收入的选择。结果，不平等竞争使一些低效益企业长期生存，阻碍了优势企业的扩张和全行业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