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走向崇高
——革命历史题材戏曲的一种美学倾向
廖奔
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现代戏研究会和山东省文化厅1999年4月10日至16日于济南召开的戏曲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上，笔者集中观赏了一批九十年代创作的剧目，由其引发，我的理论思索与解构主义和英雄主义两者遭遇。
八十年代文艺创作中有一股消解崇高的风潮，它的负面影响是在解构了此前文艺创作中至高无上的英雄观之后，倒向非理想化和非道德化，甚者使英雄流于皮相、崇高转为滑稽、严肃遁入油滑，将文艺作品涂抹上一层冷漠、嘲讽、虚无、玩世的低调色彩；它也许能打破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将英雄人物血肉化、个性化、丰满化、真实化，其结果是酝酿了九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一种明显美学倾向：在普遍消解了以往英雄主义熠熠光环中虚幻的部分之后，留下的是经过分光镜过滤后的真实的崇高。
九十年代的戏曲创作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有着某些共通的趋势。首先是视位的下移，不仅聚焦于革命中的领袖人物、那些决定了中国命运的政治与军事英雄，同时也把目光移向普通人。采茶戏《寻找CCP》主角苟伢仔是一位幼稚的红军新战士，京剧《青春涅槃》的女主角方斐是带有小布尔乔亚气质的新四军女文工团员，吕剧《石龙湾》的女主角彩螺甚至是一位生活在封建家族势力压迫下胆小怕事的渔村寡妇。普通人是历史纪念碑基座上的砖块，他们无法摘取碑额上悬挂的桂冠，然而历史却由他们肩负。视位的回归使戏曲作品与普通观众拉近了距离。其次是择取点的转换，不再展示成熟革命者如何在艰苦的斗争中显露智慧、力量和勇气，而是更多着眼于普通人如何战胜自身弱点、逐渐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苟伢仔参加红军三个月，就遇到部队被打散、白色恐怖笼罩的局面，为了带领几位彷徨、犹豫、动摇、泄气的战士找到队伍，他假冒共产党员，自任队长，其间屡犯错误，遭到大家的怀疑，甚至被当做叛徒，但最终他超越了自身，赢得了信任。彩螺为避免村民闲话而默默地压抑着自己的情欲，然而突发事变使她成为抗日者遗婴的保护人，尽管矛盾、犹豫、担心、害怕，但良心、责任和母爱还是促使她挺身而出，担负起通奸和养私生子的几大罪名，用自己被缚石沉海的牺牲来换取婴儿的生命。革命的参与者更多是对于革命缺乏精神和理论准备的普通人群，他们只本着朴素的做人准则而投身革命，但他们却是历史的主要动力。主人公的返璞归真使戏曲舞台更加贴近了真实，增强了感染力。其三是注重于对人性真实存在状态的发掘与提炼，注意揭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消除固定的表现模式，不再简单地以善恶定是非。《石龙湾》里忠厚老实、同情并处处帮助彩螺的牛大壮，未能度过舍命救孤这一关；平素惹事生非的马邪子，最终却能为彩螺挺身而出。采茶戏《山歌情》里一对长期积怨的情敌，对敌时却为了保护革命而彼此争取死亡。人性的弱点无处不在，革命者身上同样不可避免，不回避弱点就不回避真实，掩饰了弱点也就制造了虚假。活生生的形象塑造使戏曲舞台增强了感情征服力。其四是舞台手段的朴素化，用白描手法平淡处理壮烈行为，尽量避免外在的人为渲染与煽情，而让崇高感通过人物行为自然呈现。《苦菜花》里八路军女战士赵星梅的就义，通过峰回路转的景片调度和壮烈的爆炸声，处理得含蓄而抒情。《山歌情》结束在男女主人公为解救他人而比赛山歌，众人为掩护他们也加入合唱，最终一阵扫射的枪声，使这一切戛然而止。《青春涅槃》女主角方斐更是用她动人心魄的战地舞蹈暂时阻住了敌人的进攻，火凤凰的塑型象征了她捐躯的神圣。有时平淡比激烈更能宣示情感的极致，尤其是在激烈被滥用得无以复加之后，平淡使戏曲舞台找到了回味。很明显，当形式上的外在英雄主义被消蚀了之后，上述作品里仍然掩映着崇高，一种被解构之后更为实在的崇高。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戏曲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更注目于塑造真实的普通人形象，这些人可以不被视作英雄，而历史更多是由这些普通人建构的。他们的行为构成另外一种崇高———普通人为了信念、责任、良心、义务而献身的崇高，它更能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当崇高被重新构筑之后，是它以真实为柱基，呼唤起人们心中的神圣感和道义感，支撑着崇高的大厦不会坍塌。
崇高感是人们欣赏心理中一种重要的审美需求，它激发人的精神潜流中向上的一路，它与理想主义、奋斗精神、坚忍不拔紧密相连。而舞台戏剧因其特殊的交流手法最易于提供崇高感。更重要的是，本世纪所发生的那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命运的革命，其本身是崇高的，它要求着英雄主义的舞台体现。如何体现，自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经过了长期的舞台重复性渲染之后，在远离革命的更生代成为主要的观众群体之后，在解构主义成为某种社会思潮之后，任何人为的虚幻都会造成英雄主义的致命伤。西方的经验仍然值得借鉴，同样是表现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那场反法西斯的卓绝战争，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那些作品所引起的强烈审美震撼与广阔的社会接受幅度，引起我们深思。我们理应产生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作品，创作观念与方法的正确把握就成为重要的前提。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倾听木鼓的回声
毕胜
黄尧的长篇新作《世纪木鼓》凡四十万字，精美的装帧和对佤族历史生动的描绘，诱惑你不得不专注地读下去，这在时下被各种五花八门寡淡乏味的图书败坏了口味而产生了阅读疲劳和逆反心理之时，十分难得。面对林林总总、鱼龙混杂的各类图书，找到一本能让人平心静气地品味的书，是读书人的一件快事。《世纪木鼓》于我恰是如此。
这是一本厚实沉郁，充满激情的作品，是一个汉族作家对一个具有独特风习、特异历史的少数民族的深情回望和凝视。“世纪木鼓”，题旨寓意深重。它抒写了我国少数民族佤族创世纪的历史，描绘了一个山洞民族摆脱苦难，治理愚昧和贫穷，走向新生发展的过程。“世纪”，是一个历时性的时间单位，喻示了佤族先民们从“背阴山”、“司岗”的艰难跋涉中，穿越了漫长的时光；“木鼓”，按书中解释：“佤族神器”，“每值祭祀所需”，“为佤族精神象征”——既是一个刻镂民族的心灵和历史的生命图腾，又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历史的见证物。“世纪木鼓”，将一个古老的神器和一个穿越悠久历史的富有生命的物件重合叠印——正是依托这个特定的既抽象又具象的物体，作品从时间的坐标和空间的具象上，生动形象地勾画了佤族发展的历史面貌。
地处云南边疆的佤族人口三十多万，集中居住在滇西南部的西盟、沧澜县。自汉代以来，他们一直蜗居在贫瘠的山地，落后的风习，苦涩的脚步，使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当迟缓，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曾经风行全国的一首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使这个民族走到了世人面前，把落后民族新生的喜悦尽情地表露而出。
虽然，在偌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佤族习俗是奇异的，愚顽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还遗存着“砍人头祭谷”，她没有完整的文字，但她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作出了贡献，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品从史的角度，梳理了佤族的历史，从先民创世开始，一直写到九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东风，催发了一个后进民族的历史进步。展示这个历史过程，是以佤族古老的圣物和精神象征——木鼓结构串连的。在书中，我们看到，自佤族先民的血泪创世之时起，木鼓就与这个民族的生命发展息息关联。它象征着民族的刚毅和坚强，它浸透了先民的血泪，也凝聚着智慧。本世纪三十年代，当英国殖民者入侵佤寨，班老王英勇抵抗，“班洪事件”记录了不屈的佤山威烈刚强的历史；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了缅甸，妄图从佤山、从西盟、从滇西寻找入侵我国的突破口，战事危急，佤山人民用血肉之躯，捍卫了民族尊严；在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的解放战争中，佤族兄弟同我地下党员、工作队一道奋起战斗……无论是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还是惨烈的民族拜神祭奠；也无论是在建国之初，佤族人民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镖牛、喝咒水，发誓永远跟着共产党，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还是在摆脱愚昧和落后，走出千里佤山的历史进程中，木鼓声声，奏出了一个民族的心曲，或悲歌如泣，或热血激愤，或忧思或昂扬。犹如一个历史老人，佤山木鼓，承载着苦难，记录着悲欢，也维系着剽悍勇武的佤民族粗犷生命的血脉。正是由于记录一个民族的激荡的世纪心史和创世史诗，《世纪木鼓》唱出雄浑激扬的旋律。然而，其中最华丽的主调则是抒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民族政策，用几十年的努力，把五十年代中期仍处在低级社会形态和落后生活中的这个民族，引领到文明发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表现出了共产党人高超的智慧和非凡的胆识，以及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他们邀请土司头人到北京参加重要会议，他们用人格魅力感染和影响少数民族兄弟，使民族团结始终成为任何时期中华大家庭繁荣昌盛的精神纽带。
作者黄尧曾多次深入佤族百姓中，他以小说家的细腻和精微，在史的叙述中注重描画人物，捕捉细节，他用木鼓寓意着一个民族既古老又新生的精神灵魂，为一个边远民族立传写史；他用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来描画伟大祖国生生不已的现代文明进程；他在书中写了佤族的土司头人深明大义，更写了新一代阿佤兄弟们的现代文明眼光；描绘佤族人民在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患难与共的团结奋斗，更主要的是，展示了走出千里佤山观念进步的重要，展示出佤族人民曲折的奋斗史的同时，期望他们在新的世纪中，再唱“新歌”。
读这本长篇纪实，我们仿佛在澎湃阔大的现代文明的足音中，听到了来自佤山的訇然作响的木鼓声，那是世纪的回声……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人性的开掘中抒写历史
——评张笑天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
宗仁发
《太平天国》共分三卷，洋洋洒洒一百二十万字，由这本书中故事的发源地——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作者早年曾创作过《永宁碑》等抒写历史的长篇小说，但《太平天国》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高度，完全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
历史小说是小说中的特殊类型。它不能像一般小说那样，只尊崇艺术规律，而必须承受来自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两方面的检验。
《太平天国》中凡重要事件如金田起义、天京事变，主要的战役如永安突围、武昌之战，众多的人物如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洪宣娇、陈玉成、李秀成、傅善祥等，其事件基本的进展过程和人物行为脉络都是有案可稽的。但为了较多地触及心理真实，作者将傅善祥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安排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杨秀清被韦昌辉诛杀后，傅善祥去为他收尸、缝头，这使人惊叹叫绝的艺术虚构，又是作者按照情节需要大胆的创造。
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情景最为壮烈、教训最为深刻惨痛的农民战争，就史学研究的层面来讲，也是分歧甚多的一个领域，仅靠缝缀史料是无法构成气势恢宏的文学作品的，而必须在宏观上有清晰的认识，抓住大历史的纲目，建立广阔的艺术空间。笑天总结自己的历史题材作品创作经验，其中有一条叫做“有限真实”，这是他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搭设一条并行不悖的轨道的路基。“有限真实”的机智之处在于它摒弃了对待历史真实的狂妄和偏执，同时又为添补虚构留出了合理的余地。
二
读《太平天国》时我偶或产生一种冰冷的感觉，这种感觉源自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内心搏斗的自戕，历史的局限往往藏在人的心灵局限之中。
太平天国对宗教的确立始终是虚幻的，它只表明一场自发的农民运动要想完成使命的确需要有某种合理的信仰作为支撑。作品一着手就抓住了几个领袖人物在信仰选择上的尴尬。要开辟一个新天地，首先要尽可能地与官府的一套信仰体系划清界限，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排斥那些有深远广泛基础的思想理论，而洋教的传播具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在利用洋教的同时，也为装神弄鬼这种民间巫术留出了可乘之机，终于愈演愈烈成为东王和天王勾心斗角的魔法。洪秀全最初对天父下凡的默认实际上是对内心欲望的一次屈服，他明知不是真的，但为了尽快扩大势力已顾不上天国的奠基石是否夯牢。这里已埋下了天国内讧的祸根。洪秀全对权术的意识远比对理想的意识来得自如，他很快就设计出一个萧朝贵扮演天兄下凡的场面，以此来抵消天父下凡的制约。为构置这个计谋，他不惜以妹妹的爱情作牺牲。伴随着太平天国势如破竹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洪秀全身上的高贵品质却在一分一分地减弱。当年星夜追赶罗大纲、苏三娘的求贤若渴代人受过的宽广胸怀逐渐被猜忌、褊狭、权势欲等卑劣的成分所遮蔽。建都南京之后，杨秀清把早期号召民众、拥戴天王的手段纯粹转化成挟天父以令天王的手段，杨秀清的智慧在人性的美好缺失状态下成了阴谋诡计。北王韦昌辉在奉密诏杀叛逆后，完全堕入了疯狂的境地，恐惧——作恶的恐惧把他推向无法自拔的深渊，虚荣又使他重蹈东王专横招祸的覆辙。翼王在报家仇和维护天国大局之间也做不到不带私心，在得不到应得利益时决不肯忍辱负重。到石达开出走时，太平天国的大厦已是风雨飘摇了。在获得一定范围的成功之后，太平天国中那种明朗健康的人际关系悄悄被尔虞我诈所替代，这种阴鸷的氛围渗入到几个称王者的全部生活之中。内讧的产生追根溯源在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人格弱点的暴露和恶性欲望的无限膨胀。《太平天国》一书作者通过勾画人物内心活动的轨迹，揭示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悲剧之因，其反思和批判的力度入木三分，也自然衍生出警示后世的镜鉴作用。
三
《太平天国》中写到的爱情故事都历尽坎坷曲折，但每个人所体验到的苦辣酸甜又都极富独特性。从洪宣娇和林凤祥、萧朝贵的感情纠葛开始，作品的描写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在这组尽管充满矛盾冲突的三角关系中，作家真实地展示出三个人心灵美好的侧面。洪宣娇爱林凤祥、萧朝贵爱洪宣娇、林凤祥也爱洪宣娇。洪宣娇和萧朝贵的婚姻由于洪秀全的介入而蒙上了一些沉重。洪宣娇的有限抗争，萧朝贵的无怨无悔，林凤祥的自我牺牲都是高尚的情怀，这种情怀绵延始终。萧朝贵死后洪宣娇的歉疚、林凤祥陷入北伐绝境时洪宣娇的不顾一切前去营救，直至大闹刑场、欲自杀殉葬。三个人都以超越生命的圣洁书写下了壮丽的爱情诗篇。
在几个女性人物身上，作家所赋予的美好品格真是让人无法忘怀。文武兼备的苏三娘对罗大纲的坚贞不渝，竟能使洪秀全的浊念也不得不退避三舍；石益阳的聪明可爱和正气凛然，既让石达开视为知音，又令石达开自惭自悔。同是一家人，韦玉娟的善良慈悲与韦昌辉穷凶极恶对比鲜明。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当属女状元傅善祥，她才智超群，又是个美人，在太平天国两个顶尖人物之间，她殚精竭虑地为一种朴素的乌托邦理想的实现而豁出一切。无论是在东王杨秀清身边，还是在天王洪秀全身边，她的智慧所抵达的地方已可以把这太平天国中的一、二号人物甩在后面，所以她最能猜透他们的心思，也能抓住他们的弱点，她巧妙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试图校正不断偏离正确航道的这艘巨舰的方向。作者一反历史上将权力旋涡中的女人看做祸水的陈习，而总是在这些“水做的女人”身上比“泥做的男人”更多地倾注真、善、美的希望。从洪宣娇到傅善祥再到韦玉娟，个个女性都富有同情心，充满人情味。洪秀全的妹妹是个完美的女性，洪秀全的女儿洪长金也是可圈可点。她决不愿利用家庭的权势强取爱情，又不因个人的一己之私而嫉恨报复，反倒去理解和成全陈玉成与曾晚妹，最后为了葆有内心的纯洁之爱而悄然出走。她的冰清玉洁、无私、高尚自然而然地在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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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执著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
——纪念杨晦先生百年诞辰
董学文
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日子里，纪念杨晦先生百年诞辰，评论这位著名文艺理论家的文艺思想和理论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八十年前，杨晦先生是北京大学学生，“火烧赵家楼”的勇士。后来，成为沉钟社成员。鲁迅当年对这个青年人的文艺社团曾赞誉为“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从1923年在北京《晨报》副刊第一次发表剧本《来客》，到日后从事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教学研究，先生在文艺战线工作战斗了半个多世纪。
杨晦先生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相当清晰地展示出“五四”以后我国进步文艺工作者走过的理论道路。在爱国、科学、民主的浪潮中，在辛勤的戏剧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里，他追求着严肃，信奉着认真，把艺术看作“极高尚的事业”。然而，在那危难的时代，将手中的笔变成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武器，需要巨大的毅力。生活在磨难着他，历史在震撼着他，抗战爆发前的现实，迫使他开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并参加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当他谈起抗战期间在山城重庆接触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情景时，脸上总会浮现出欣喜和钦慕的笑容。一种新的宇宙观和文艺观，一种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他由创作和翻译转而从事文艺评论，文艺观念也与先前有了明显的转折。
杨晦先生的评论文字极富感情，那是一颗燃烧的心灵的战叫；先生评论中外作家、作品的文章里，常含“自我批评”成分，让人感到无比的质朴和真诚。在《艺术之宫的陷落》一文里，他通过对比利时象征派代表作家梅特林克的怀念和检讨，通过与同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对比，呼吁在个人狭窄思想与情感中打转转的艺术家们，要能够“像丢掉一双破鞋”一样，鄙弃“过去艺术之宫里的生活”，转一个新的方向，踏上一条新的大道，“走上为人类而牺牲奔走的正路”。在《罗曼·罗兰的道路》一文中，先生专门论述了这位伟大作家怎样用一生时间完成了“从巴黎到莫斯科”的旅程，充分肯定了这条由个人英雄主义走向人民的光明之路。先生认为罗曼·罗兰的转变，“是一种社会性的转变”，“是一种对自己的革命”，“转变后，他才把一幅新时代的旗帜背掮在他的肩上”。注意文艺的道路问题，作家的方向问题，自然地成为先生文艺思想的一个核心。
1949年，先生把所写的一部分主要文艺评论文章编成一个集子，取名《文艺与社会》。可以说，这个书名准确地概括了他前期全部论文的中心内容，鲜明地显示了他考虑和观察文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毫无疑问，这种出发点和着眼点是符合艺术内在规律的。集子中的名篇《曹禺论》、《论文艺运动与社会运动》、《中国新文艺发展的道路》等论文，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尽管不免有某些偏颇，但由于先生始终坚持作品的现实性尺度，坚持认为文艺运动健康发展的关键在其能否解决好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因此，至今读来仍感到真知灼见的光芒，令人叹服其分析的深刻，见解的独到。
杨晦先生对文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有个生动的比喻，那就是把二者比作地球和太阳的关系：地球有围绕地轴的“自转”，又有按照一定的轨迹绕着太阳的“公转”；同样，文艺也有“自转”，也要随着社会而“公转”。用他的话说：“文艺发展受社会发展限定，文艺不能不受社会的支配，这中间是有一种文艺跟社会间的公转律存在；同时，文艺本身也有文艺自己的一种发展法则，这就是文艺自转律。”到了晚年，先生在阐述他关于中国早期文艺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时，再次申论了这一见解。虽然文艺一经产生之后，便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领域走上自身的发展道路，但它终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要受到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的制约。基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就像地球和太阳的关系一样”，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是：研究文艺思想，不仅要研究它“自转”的规律，即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承继关系，而且还必须研究它“公转”的规律，即要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去探寻文艺变动的终极原因。“如果把‘基础’抛到一边，仅仅把文艺思想当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去作刻意追求，把文艺思想当成‘空中楼阁’来对待，那这‘楼阁’不论多么漂亮，早晚都是要塌下来的。”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外文艺理论遗产，科学地建立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作为当年曾经受到过鲁迅扶植和教诲的文学青年，杨晦先生把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奋斗精神当作毕生的事业。无论是在1936年给鲁迅送葬的行列里，还是在《鲁迅百周年纪念随想》的文章中，他都把鲁迅“一生到老志不屈”的硬骨头品格给以张扬。先生讲，联系到中国，可以说，“中国现代的进步文学都是吸吮着鲁迅挤出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杨晦先生正因为吮吸了鲁迅精神的乳汁，才有这样的文艺观，才如此成就了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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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评介
《英雄无语》（长篇小说）
项小米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半个世纪以前，从福建连城贫瘠荒凉与世隔绝的冠豸山里，爷爷奶奶先后走出来。爷爷，一个在神秘和沉默中走过一生的踽踽独行的旅人；奶奶，一个只字不识却充满睿智与良知的农妇。这一对在长达五十年时间里关系奇特的生死冤家构成了小说悲剧沉重的主线。
爷爷的走出大山，是了不起的一步，就这一步，使爷爷和大山里的人们有了天与地的差别，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爷爷面前铺开。
三十年代的上海，光怪陆离，充满污泥浊水。爷爷以恒顺泰中药房为掩护，将枪支食盐以及各种情报裹在中药材里送达瑞金。其后的枫林桥营救彭湃，范家楼枪毙叛徒白鑫，也都与爷爷有关。更富有传奇性的一笔是，爷爷以一身乞丐装，以四个门牙为代价将国民党庐山牯岭军事会议“铁桶围剿”情报及时送至中央，挽救了八万中央红军。爷爷、莫雄、卢志英的一幕双簧戏，又使红军顺利通过毕节。在这一主线下，彭湃、莫雄、卢志英等与爷爷生死与共的有名无名的英雄一起构成了中国革命红色祭坛上的神圣牺牲。
走出大山，并不意味着一切。爷爷基本上还是一个农民，一个大山的儿子。大山在给他勇猛、顽强、粗犷的同时，也给了他愚昧、简单、粗暴。作为一个人，他在精神上发育得极不健全。他身上始终罩有一层矛盾的紫色。一方面对组织无比忠诚英勇，信守诺言，从不讲任何代价与条件，一方面对家庭、对女人简单，粗暴，毫无信义，不讲道德，心硬如铁，完全一个暴君。环境的改变，使他更换了一个又一个女人。头胎就为他生了个雄崽的童养媳奶奶更是受到他的薄情、拒斥、忘却，正是这忘却，那个奶奶最疼爱舍不得给人做童养媳的八岁小精灵———每如流星划破夜空般倏然逝去；也因了这忘却，无儿无女无男人在身边的奶奶成了客家最让人瞧不起的“孤人”。
小说安排了双主线并行的结构。另一主线则由一首温坊客家《迁徙诗》为题，逐步展开，逐层深入，由古及今，由中及外，将客家的历史渊源一一探究出来，以翔实的资料为读者展现了客家的圆环形土楼、佶聱难懂的中古汉语、纯朴的民风及奇特的民俗。
这是一个真实得令人灵魂颤动的故事，也是一部泣血的家族迁徙史，一部客家人的奋斗史，一部关于客家族群的研究史料，更是一部无名英雄的革命史。从中折射出的是历史的真，民族的韧，英雄的无奈，感受到的是巨大的震撼，一百三十四名雄崽奔赴北伐无一生还，六千客家子弟血染湘江，二十万闽西男儿命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小说以爷爷孙女“我”为视角，切入话题，既便于行文，拉近与读者距离，又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感。“我”的迷惘困惑、“我”的大爱大恨纠葛成一个个悬念，如磁石般吸引着读者。（王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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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有价值的社会生活转化为审美对象
——评话剧《春夏秋冬》
郑传寅
我以为，《春夏秋冬》是我国话剧舞台上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之一，因为她不仅能深深地感动广大观众，让各色人等一次又一次地流下热泪，而且能触发观众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富有一定的哲理性，耐人寻味。
剧作讲述经济转轨时期部分职工遭遇下岗这一沉重的话题，既发扬了话剧追随时代、服务现实的优良传统，又克服话剧舞台上长期存在的热衷于搭乘政治快车，简单配合现实的“幼稚病”，走出了有些作者至今尚未完全走出的用题材的社会政治价值代替作品艺术价值的误区，避免了时过境迁即告封箱的速朽性。
善于把有价值的社会生活内容较为充分地转化为审美对象，是该剧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她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艺术作品的价值与题材——作家所选取的社会生活内容是有关系的，但又并非完全由题材所决定。编剧赵瑞泰深悟此理，对有价值的题材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成功的艺术处理。作品聚焦当前的改革，不是简单地图解现行政策，为解决下岗开药方，而是从艺术方位审视和呈现社会生活，通过一个下岗工人家庭的悲欢离合去烛照当前的改革大潮，紧紧抓住经济转轨给这个家庭所带来的剧烈震荡和命运巨变，着重表现人物的灵魂搏击和情感纠葛，从而使这种独特的生活画面具有普遍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足以使每一位观众动容。
缺乏哲理性曾是我国话剧的一大缺失。新时期话剧——特别是“探索话剧”为了纠正为人所诟病的“浅薄”之弊，着力追求这一品格，确实提高了话剧的文学品位，推出了一批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好作品。但毋庸讳言，也有一部分剧作离开形象塑造一味追求“思索品格”，不注意戏剧情境的构筑，把人物当成思想的符号。这类思想大于形象、思考大于欣赏、形式大于内容的剧作是无法感动观众的，而感动观众是戏剧作品获得成功的前提。如前所言，《春夏秋冬》富有哲理性，但其哲理性不是通过编造故事去印证前人思想成果的观念演绎方式获得的，而是通过对所选取的生活现象作深度发掘和哲理性思考而实现的。例如，对于冷勇生与相濡以沫的妻子的分手和与“富婆”肖艳华的结合，剧作没有单纯从个人道德品质这一方位进行指斥，而是用更开阔的视野去审视这一生活现象，从而将观众导向对剧情的深度思考：冷勇生与肖艳华都不是坏人，为何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此事岂是个人道德缺陷一端所能完全解释的？到底是金钱具有腐蚀性，还是人性中卑劣的一面难以根除？人生中最值得珍视的到底是什么……这里的哲理性思考是由生动的剧情和丰满的人物形象触发的，因此，不但不会损害形象的塑造和情感的传达，而且还会使形象和情感具有发人深省的力度和令人回味的深度。
《春夏秋冬》是小剧场话剧，人物不多，剧情如孤桐劲竹，直上无枝，相当单纯，但其内蕴却并不单薄。这是因为其单纯是复杂的提纯，有以少胜多之功。剧作在戏剧情景的构筑上确实功力不凡——她不是让人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而是想知道结尾；不枝不蔓的故事却时有奇峰突起，然而，其曲折变化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有些段落虽为“理之所无”，但因为“情之所有”，故亦能为众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