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企业文化建设的几个热点问题
本报记者 吴珺
企业文化建设，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也是学术界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记者采访了研究企业文化的学者贾春峰（下简称贾）和北京雪莲羊绒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元征（下简称李）：
记者：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向更深层次发展，文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贾：企业文化是一种微观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经营实践中所凝结、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力量、经营境界和广大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对于企业文化的涵义、内容，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归纳的方法、角度不同，理解的宽窄也不一样。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并不影响我们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关键在于企业的实践和创造。应当说，经过近些年来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共同努力，尽管对于企业文化内涵的认识仍然不尽相同，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讲，即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家的认识正在趋于一致。这就是强调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经营之道、经营境界和广大职工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是企业文化的最主要的内容。企业日常生活中的榜样行为就建立在这些精神力量、共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企业传递下来的独有的精神财富，是无形的，又是能动的，时时刻刻都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发生影响和作用。
李：从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看，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内在驱动力。它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包括良好的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对内形成企业凝聚力，对外提高市场竞争力。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两种纽带。一个是物质、利益、产权的纽带；另一个是文化、精神、道德的纽带。企业如果只有前一种纽带，而没有后一种纽带，是不会得到健康、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功能就在于形成企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精神纽带、道德纽带。具体讲，就是企业文化建设对员工具有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和行为导向功能。
记者：企业精神是一个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能集中体现企业职工的精神面貌，激励职工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它一经形成，就应该成为广大职工的精神支柱，成为他们共有的价值观。
贾：是的。但是，当前有许多人（包括企业）对企业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主要是：一、把企业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企业的文体活动。企业的一些文娱、体育活动，有益于职工的身心健康，应当搞好，这也是企业文化的内容，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这并不是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好坏的最根本标志。因为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的培育，是企业员工思想道德风貌的提高。二、把企业精神的概念空泛化，没有多少实质内容。一个企业的企业精神必须是从自己特有的创业、兴业的实际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应当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现企业自身所独有的特色和魅力。
李：您说的很对。企业文化建设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企业管理方式，不能仅从表层意义上作肤浅的理解。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中，我们深刻认识到，一个企业如果建立起广大员工认同的企业精神，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出巨大的能动作用。如，雪莲精神——“争创一流，务实守信，勇攀高峰”就是在企业发展实践中自觉地总结、概括、提炼出来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意识到振兴公司，树立企业形象，必须要有一点精神，要建立起能够对企业职工发挥激励、凝聚作用的企业精神。“争创一流”，是号召企业广大职工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下，依靠自己的一流产品，一流管理求生存、求发展，具有危机意识和创业意识；“务实守信”，是要求企业广大职工具有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工作的态度和守信誉、创信誉的道德风范；“勇攀高峰”是要求广大职工具有团结奋斗和永不自满、追求更高目标的精神。几年来，经过公司各级领导和各职能机构的宣传教育，“雪莲精神”已经在企业广大职工心目中扎下了根，成为企业职工的共同认识和行为准则。实践证明：建立起广大职工认同的企业精神，企业就有了一面旗帜，就有了凝聚力，就会推动企业物质生产的发展。因此，一定要把建立企业精神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使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记者：目前企业文化研究中的不足、困难或薄弱环节有哪些？
贾：我们所建设的企业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就当前而言，企业文化研究和建设应当做到几个有机结合。一是把企业文化研究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把企业文化研究同搞好企业管理和企业创新（包括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三是把企业文化研究同如何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极大地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四是把企业文化研究同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怎样才能做到这四个有机结合？这是目前企业文化研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是值得进一步下大功夫加以研究和探索的。
李：您说的这几点，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经常遇到，可以说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难点。近几年来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公司不断深化改革，并结合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情况，自觉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管理、文化育人的模式。主要是做到两个结合。
一是文化管理与经营管理相结合。企业管理是企业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我们公司紧紧抓住管理的缰绳，以企业文化建设为先导，把文化管理与经营管理融为一体。如，转变经营观念，建立健全制度，依靠科技进步，讲求经营之道，以此推动企业的发展。
二是文化育人与人本管理相结合。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由于在一切资源中，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不具备一流的人才就不会生产出一流的产品，就不会拥有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我们的企业文化以育人为本，融入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思想，通过育人，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如加强邓小平理论学习，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进行全员培训，提高整体素质；尊重人才，建立立体人才库；以职工为“上帝”，营造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等。
记者：处于世纪之交，能否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景做一展望？
贾：21世纪即将来临，面对市场竞争出现的许多新态势，面对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新情况，面对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的兴衰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科技创新促进新产品的开发越来越快，现代商品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科技文化在投入产出中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智力优势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企业形象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加突出。所有这一切，都对企业领导人和员工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科技兴企”、“文化兴企”上进行深入开发，必须开展卓有成效的企业文化建设，大力提高企业的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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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学”与“识”
童庆炳
逛书店是一项“消闲活动”。每当买到一部既有丰富资料又充满睿智和新鲜见解的优秀学术著作时，就如同又结交了一位挚友，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但如今要在书店里发现这种新书是越来越不容易了。近几年涌现的学术著作真是汗牛充栋，也有好的，但常见的则是这样两种：一种是资料十分丰富，旁征博引，可那见解则平庸得让人受不了。第二种则是有许多大胆新鲜的看法，但都是判断，似乎这些书的作者嘴里说出来的就是真理，是无须论证的。根据我个人有限的治学经验，这第一种书的作者是“走进”了他的研究对象，被对象的种种现象所吸引，再也钻不出来。他们的缺憾是有“学”而无“识”。这第二种则是还没有完全进入研究对象，就早早地跳出来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他们的缺憾则是看似有“识”而其实无“学”的根底。
治学的根本是要处理好才、学、识的关系。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说：“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这是很有道理的。治学之才要靠“学”的积累和“识”的锻炼。
“学”的积累又靠一个“进”字。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要钻得进去。就是说通过长期的刻苦的学习，弄清楚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和与对象相关的方方面面，搜集到真实完整的资料。掌握这些资料是研究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所谓的“学问”也就成了“空中楼阁”。那些所谓看法、判断等就都是靠不住的。“进入”对象，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进”不容易，“进”去之后要能得到“学”也是不容易的。一般地说在进入对象后，要有一种“无我”的态度。这里“无我”的意思是排除主观的成见。
“进入”研究对象，通过刻苦“学”而获得了完整真实的资料，是研究的开始，不是研究的结束。单纯罗列资料还不是完整的研究，还必须站在适当的高度，获得一个或几个视点，去考察对象，这是运用自己的“识”的过程。“识”的获得要靠长期的锻炼。“识”是学术研究中的“神灯”，没有“神灯”的烛照，学术的园地就仍然是一片黑暗。可以说，有没有“卓识”关系到研究者能不能获得新鲜的研究成果。“卓识”意味着要“有我”，即把“我”的观点赋予对象以秩序。有了独创性见解和新的发现，是不是意味着研究的结束呢？没有。这最后还要一个“进”的过程。这第二个“进”乃是“进”而“求证”。也就是要运用你搜集到的资料，谨慎地证明你的观点和发现。这次再进入对象，就不是一般地继续搜集资料，而是要将资料再次加以分析，真与伪，精与粗，重要不重要，都要重新考察。在梳理考察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方法全力证明你的“假设”与“发现”。这也就是“证我”的过程。“证我”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考验一个学者的全部的学术功力。“证我”的实质是将“我”的观点和发现变成为具有深刻的不可辩驳的说服力的论证。
笔者以为，进—出—进，学—识—求，无我—有我—证我，这是治学之道的要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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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产业的信息化为重要特点的知识经济正在来临，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深刻地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呢？邓碧泉撰文认为，应从四个方面考虑
构建科技创新机制
第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科技人才是科学技术的主要载体。知识经济的来临意味着继土地、资本之后，知识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一种经济资源。如果说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内核，那么，人才就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无数事实证明，什么样的人才办什么样的研究所。一个研究所的水平就是这个研究所的顶尖人才的水平。科技创新首先需要人才创新。人才创新要求做到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不断吸纳新知识，使得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后劲、有长劲。
第二，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创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技术成果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企业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有没有开发能力，开发什么，直接影响到它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的科技开发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目标，研究出来的成果会迅速得到转化。所以，要下力气克服过去那种从组织结构到功能结构自我封闭的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的僵化格局，推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企业合作开发先进技术，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三，科技体制改革是科技创新的动力。从当前我国实际看，科技体制改革要按照结构调整、人员分流、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的原则，全面推进，分步实施。调整结构就是要调整科研机构所有制结构，由过去单一政府办科研，调整为政府、社会、企业等办科研，要把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逐步由事业法人变为企业法人。同时科研所要调整内部结构、人才结构，以及调整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之间的结构等等。根据结构调整的需要分流人员，提高效益，加强责任。机制转换，制度创新就是要逐步建立独立自主的决策机制，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内部监督机制等。
第四，投入是科技创新的保障。经济落后，归根到底是科技落后，而科技落后与多年来科技投入少有直接联系，特别是与企业投入较少的联系更为密切。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转变各级党政领导的思想，树立科技投入是生产性、战略性投入的意识。具体说来就是要实现国民收入一次分配重点投入，二次分配增加投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为支撑，社会其他投入为补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投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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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我教育能力是指教育对象在接受教育者的教育、接受外部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基础上，在自我教育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自我选择、内化、反思、评价、调节、规范的主观能力。夏海鹰、邹学荣撰文指出
重视对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
由于自我教育能力是建立在自觉意识的基础上的，不是外力强加的，因而是一种现实的、高层次的能力。具有这种自觉的高层次的理性能力，教育对象才能够自觉地教育自己、改造自己、规范自己、实现自己、超越自己。
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证明人格形成一般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遗传，二是环境，三是自我的实践活动。正是人的实践活动充分发挥了遗传的潜能，把环境因素内在化，使环境影响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就是这个道理。
研究表明，首先，在人格形成中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个体的整体实践能力的提高。通常我们讲的个体的实践能力是指个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物质活动能力，是一种综合的能力。而个体的自我教育能力则是一种局部的、一个方面的、具体的能力。但是这个具体的、现实能力是综合能力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只有各个部分的、具体的能力提高了，综合能力才能相应提高。在人格形成中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对于个体整体实践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人格形成中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充分发挥遗传的优质因素，遏制不良因素。遗传作为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潜在地影响着健全人格的形成，是人格形成的自然的生物前提。这种生物前提随着人的知识、经验的积累，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渐融进了社会性因素，进而运用社会性的因素调整生物性因素，根据社会普遍认同的人格特征去指导个体人格的形成，这种指导活动就叫自我教育，而这种指导活动的能力就叫自我教育能力。这种自我教育能力越强，遗传中的优良品质就越容易自觉地被挖掘出来，并发扬光大，而遗传中的不良品质就越容易被发现，并自觉地进行遏制。所以，在人格形成中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对遗传因素的取舍具有积极的意义。
再次，在人格形成中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对于环境因素的取舍具有能动作用。在人格形成中，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能够自觉地认识、吸收、内化、改造环境因素，使环境因素在健全人格形成中主要起积极作用；特别是对环境因素中教育者有意识的培养的内容、形式、活动方式能够产生互动——即吸收、内化教育者的教育信息中有助于健全人格形成的内容，摈弃教育者的教育信息中不利于健全人格形成的内容，从而使教育者的教育、环境的影响真正起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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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学术研究新进展报告会研讨
郭店竹简的发现是否改变先秦学术思想史
一文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行以“郭店竹简的哲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采取主讲人与讲评人相结合的形式。报告会提出，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研究来说，郭店楚墓竹简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重大发现。汉代以来，只有1700年前的汲冢竹书才可与之相比。但先秦学术思想史是否需要据此重写，学术界尚存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提出，道家从老聃到庄子的发展脉络一直很不清楚。郭店竹简的发现为辨别和梳理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确定老庄之间其他重要人物的时代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新的坐标。
有学者提出，儒家从孔子到孟子之间的发展脉络也很不清楚，很不确定。主要原因：一是文献不足，二是有关文献的可靠性受到怀疑。郭店竹简的出土，不但弥补了文献的不足，而且澄清了不少疑点，在很大程度上补上了孔孟之间的链环。
还有学者认为，郭店竹简的发现以及相关事实的辩白，使我们不得不对先秦时期各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关于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竹简《老子》一出，方知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也贯通。从竹简《老子》看，老聃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礼、孝、慈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此外，报告会还对道家和兵家的关系、道家和法家的关系进行了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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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研讨会提出
构筑支持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
黄连建 卢世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管理》杂志编辑部日前召开了“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研讨会。研讨会提出，要重视小企业的发展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还关系到能否缓解高就业压力。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小企业的发展既有一定的机遇，也存在着不少困难与问题。其中，如何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就是一个关键问题。与会者认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解决小企业的筹资渠道问题，应该考虑到小企业的特点。小企业信用等级比较低，企业财务管理不健全，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市场风险很大，这种市场风险很容易转变为企业财务风险和银行的信贷风险。这些特点决定了小企业在金融政策和信贷管理上的特殊性。小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具有“急、频、少、高”的特点。
由于小企业贷款的这些特点，出现了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是抵押担保难；二是跟踪监管难；三是债权维护难。因此，在金融支持小企业健康发展时，既要看到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运用金融手段积极支持其发展，还要根据小企业的特点和金融运行的要求，构筑和完善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与会者认为，要在金融立法、政策和监管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小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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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
闻慧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韩延龙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观全书，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采取按历史顺序分阶段研究和撰写的方法，理清了建国后各时期法制建设的主要情况，从学术角度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制变化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法史研究和法史著作的编纂向来有两种方法，一是按部门法的划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理出各部门法和有关制度的发展脉络，按门类撰写成书；一是按法制演变的历史顺序分阶段研究和撰写。前者易理清各部门法和立法、司法制度等各自的发展变化，但不能揭示各时期法制的整体状况及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后者虽可避免此种不足，但由于材料等方面原因，研究难度也随之加大。权衡利弊，该书采取了分阶段研究的方法。作者根据建国后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将其分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端”、“社会主义法制的曲折发展”、“社会主义法制的全面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恢复与发展”四个时期，在分段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再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5年法制发展变化的全貌，为我们完整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文本。
二是运用多视角、全方位的方法，来研究共和国的法制史。法制的历史是法制诸要素在相关社会因素的影响制约下综合发展的历史，其中既包括法律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也包括法律制度的实施和运行。该书的作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一方面，书中对建国后各时期的法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除将法律法规及立法、司法等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外，还根据建国后曾出现过“政策代替法律”的现象，将实际上被赋予法律地位的政策等也纳入研究范围，不仅考察了各时期法律、法规、政策等的制定过程、主要内容及发展变化，而且对其实施情况也作了探究，较完整地展示了各时期法制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对建国后各时期法制变化的来龙去脉及法制诸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也作了有一定深度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各时期背景情况的考察，阐明了法制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此外，在材料的搜集和使用上，作者的视角也较为开阔，除通常的文字资料外，还使用了通过调查而获得的口碑材料，弥补了书面材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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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跨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对外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如何正确估计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面对世纪之交的国际环境，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张骥教授撰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对外战略》，对此作出了回答。
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世界主题、世界格局、世界经济、世界科学技术、世界文化、中国周边等六个方面，分析了世纪之交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下篇从国家总体战略与对外战略的关系、21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与基本原则、中国同西方大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跨世纪中国的对外战略。（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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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欧洲蓝皮书：1998—1999年欧洲发展报告》
《欧洲蓝皮书：1998—1999年欧洲发展报告》一书，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研究欧洲问题的专家撰写。全书分四部分：综合篇论述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报告专题篇着重论述了欧元启动与欧洲央行体系的统一货币政策、第二届亚欧会议、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与科索沃危机的发展；在国家与地区篇中，分别介绍了欧盟、英、法、德、意、南欧三国、北欧五国、俄罗斯等国1998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及各国特点；资料篇则有1998年的欧洲大事记和统计数据。（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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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武侯春秋》
朱大渭、梁满仓著的《武侯春秋》，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卷，约65万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诸葛亮的生平，既介绍了他的家庭生活，又介绍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既介绍了他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又指出了他的缺点与不足；既介绍了他作为贤相名将一生的言行，又介绍了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一本比较系统的人物传记。
（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