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国际)
专栏:

  八国外长就科索沃问题达成一致
  本报波恩5月6日电 记者江建国报道:西方七国以及俄罗斯的外交部长今天下午经过两个小时的磋商,就解决科索沃危机达成一致。八国外长的五点声明如下:
  一、八国外长接受科索沃危机政治解决的如下总原则:
  ——立即停止科索沃的暴力活动和镇压;
  ——从科索沃撤出军队、警察和准军事部队;
  ——在科索沃部署有效的国际民事和安全存在,在这方面必须得到联合国的赞同和认可。它们应保证能实施上述原则;
  ——联合国安理会应决定在科索沃建立过渡性的管理机构,从而保证科索沃全部居民过上和平和正常的生活;
  ——让所有难民和被驱逐者安全地和自愿地返回家园,人道救援组织应不受限制地进入科索沃;
  ——开始在科索沃实施充分自治的政治进程,这一进程应考虑到朗布依埃协议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及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科索沃解放军”应该非军事化;
  ——全面研究危机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问题。
  二、为了实现上述原则,八国外长委托其政务负责人准备一项联合国决议草案。
  三、政务负责人将就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后续具体步骤制定出一项时间表。
  四、会议主席将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今天会议的结果。
  五、八国外长将就审查实施情况继续举行会晤。


第6版(国际)
专栏:国际论坛

  柬埔寨终入东盟
  吴迎春
  东南亚国家联盟已在河内举行特别仪式,正式接纳柬埔寨为其成员。至此,一个包括10国的大东盟终于成为现实。这是东盟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东盟成立于1967年。它由最初的5个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10国历经艰难和曲折。1997年,缅甸、老挝加入东盟,而柬埔寨由于国内战乱、局势动荡等原因,错过入盟机会。去年7月,柬埔寨举行了大选,年底人民党和奉辛比克党组成联合政府,柬逐步走上了和平与稳定的轨道,加入东盟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
  柬埔寨入盟,结束了自己长时间游离于本地区这个重要组织之外的历史,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来自东盟的信任和支持,可以促进柬国内的恢复和重建。对于东盟来说,没有柬埔寨也不完整。现在,大东盟10国拥有5亿人口和4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涵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在世界多极化发展中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高。
  自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盟各国经济损失巨大,某些国家因而发生政治社会动荡,甚至出现政权更迭。这种形势曾一度损害了东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面对严峻局面,东盟国家积极协调对策,应对危机。它们调整产业结构,增加产品的竞争力,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稳定金融和货币。政治方面,加强东盟内部的建设,增进合作与团结,力促本地区的发展与稳定。这些措施已见成效,一些成员国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在这种背景下,柬埔寨入盟对柬埔寨的恢复重建和本地区的经贸、投资和旅游等方面合作关系的发展,都是一个促进因素。
  当然,东盟扩大之后,由于新老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情有异,10国共同体还需一个磨合的过程。为此,东盟已经作出了安排。在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方面,各成员国有快慢不同的时间表:6个核心成员国将率先在2002年降低关税壁垒,老挝、柬埔寨将放宽6至8年。实施各国所有行业向本地区投资者开放的东盟投资区计划也因国而异。在政治、安全和外交等方面,东盟不断地进行协调磋商,克服分歧和矛盾,采取一致立场,以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发言的分量。人们期望东盟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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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特写

  为自由而战
  本报驻南斯拉夫记者 吕岩松
  在5月9日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南斯拉夫军人和他们的前辈们再一次表达了保卫祖国、为自由而战的坚定信念。
  今天上午11时,参加过二战的老战士们来到南斯拉夫军队最高统帅部新闻中心,为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斯米里亚诺维奇授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斗士联盟秘书热切维奇首先致辞,高度评价了一个半月来军队反击北约侵略者的战斗功绩。他说,老战士为军人们的勇敢和顽强斗志而自豪,并将他们看作反法西斯战争的后来人。
  热切维奇走到一身戎装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斯米里亚诺维奇面前,郑重地授予他一枚银质勋章(见图本报记者吕岩松摄)。两代军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目光中流露出自信和忠诚。
  斯米里亚诺维奇司令大步走上讲坛。他激动地表示,这枚勋章不仅是其本人的荣誉,也是整个空军和防空部队的光荣。面对北约这一最强大的军事联盟,南斯拉夫军队顽强斗争,完成了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战斗任务。
  他说,北约没有实现消灭南斯拉夫军队的野心。疯狂地屠杀平民、制造恐怖事件,这正是北约无能的表现。斯米里亚诺维奇提高声音讲道,半个世纪前,老战士们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今天,南斯拉夫军人们一定像前辈那样为了自由战斗到底。
  (本报贝尔格莱德5月6日电)(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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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葡签署东帝汶问题协议
  本报联合国5月5日电 记者符福渊、周德武报道:关于东帝汶未来地位问题的一揽子协议今天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印尼外长阿拉塔斯、葡萄牙外长伽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分别代表各方在三个文件和一个附件上签字。从而为东帝汶地位问题的最终解决铺平了道路。
  协议内容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境内外东帝汶人将在8月8日举行投票,以确定东帝汶是实行自治还是脱离印尼实行独立。联合国为此对投票作必要的准备,即进行选民登记等。印尼和葡萄牙将派人监督投票。印尼军警在投票前收缴当地所有派别的武器,投票过程中严守中立,以确保投票在安全、自由和公正的气氛下进行。年满17周岁的境内外合法选民都将参加投票。
  今天签署的文件附件包括东帝汶在印尼主权范围内实行特别自治的宪法框架。规定东帝汶享有除外交、国防和部分金融政策法规以外的自治权利,如东帝汶人可以成立政党,举行地方选举,组成自治政府和议会,供东帝汶人投票时参考。
  东帝汶位于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东端,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万。原属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后被印尼占领,但联合国拒绝承认印尼对东帝汶的主权,继续承认葡萄牙对其的行政管理权。东帝汶不断有抗议行动发生,东帝汶内部支持和反对独立的两派流血冲突不断。去年5月,印尼领导人发生变动,印尼新政府在东帝汶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改变。去年8月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印、葡两国达成协议,同意先讨论东帝汶的自治问题。今年1月,印尼提出了广泛自治的设想,同意举行公民投票。印尼同时也表示,如果自治方案遭到拒绝,印尼同意东帝汶独立。(附图片)
  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左)、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中)、葡萄牙外长伽马在东帝汶问题协议签字仪式上。新华社记者 张凤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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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分析

  俄罗斯角色的变迁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刘刚
  俄罗斯总统特使切尔诺梅尔金昨天从华盛顿返回莫斯科。切尔诺梅尔金在华盛顿就科索沃问题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举行了一系列的紧张会谈。尽管白宫发言人宣布克林顿与切尔诺梅尔金的会谈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承认,通过这些会谈,“美国、北约各国、俄罗斯朝着共同的目标以及对这些目标的共同理解迈进了一步,有希望达成一项实现这些目标的共同计划”。戈尔的发言人说,“我们相信俄国人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将继续谈判”。切尔诺梅尔金在机场对新闻界说,他现在很清楚西方和贝尔格莱德需要什么,俄罗斯在这场危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说,他对解决这场危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切尔诺梅尔金没有从华盛顿直飞贝尔格莱德而是返回了莫斯科,这从侧面证实切尔诺梅尔金与克林顿的会谈“没有突破性成果”,但舆论认为,切尔诺梅尔金此行为政治解决南危机注入了新的动力。人们注意到,自从叶利钦总统公开宣布“决不允许俄罗斯卷入战争”后,俄罗斯调整了立场:俄罗斯准备只做调解人,不去偏袒某一方。切尔诺梅尔金作为俄总统特使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斡旋后,西方国家领导人和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对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态度都发生了某些变化。首先,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如果南斯拉夫当局对科索沃的政策真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北约可以暂停对南的空中打击。其次,切尔诺梅尔金与克林顿在会谈中涉及到派联合国维合部队进驻科索沃问题,克林顿对此表示同意。而此前,北约国家领导人执意强调在解决科索沃问题上北约国家军队的主导作用。自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以来,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谈及暂停轰炸南斯拉夫和在科索沃发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作用这尚属首次。观察家评论说,南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不像以前那样毫不妥协地只坚决说“不”,而是同意释放三名美国战俘;同意北约成员国希腊、葡萄牙、匈牙利、捷克和波兰派兵进驻科索沃(不同意参加轰炸南的北约成员国派兵);他还给克林顿总统写亲笔信提出与其会晤协商解决科索沃危机。应该说,西方国家领导人和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科索沃问题上立场的微妙变化,与俄罗斯的努力和切尔诺梅尔金的积极斡旋有着直接关系。
  据分析,西方有意让俄在波恩八国外长会议上发挥作用,这可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北约准备派6万人的军队进入科索沃,但为保证安全必须设法逼迫南撤出驻科索沃的4万军队。西方国家领导人清楚,俄罗斯在安理会有关键性的否决权,因此必须与其协调立场,绝不可轻视俄罗斯的意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领导人以积极与切尔诺梅尔金会晤,重视俄罗斯的立场,希望它发挥作用的态度表明,西方领导人明显向俄表示“善意”,希望俄与南拉开距离,最后达到彻底孤立南斯拉夫的目的。
  专家分析说,俄罗斯在解决南危机过程中的角色起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目前在国际上积极斡旋的是切尔诺梅尔金而不是普里马科夫。人们认为,切尔诺梅尔金与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的强硬派有很深矛盾,西方对切氏没有猜疑;而俄官方也改变了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时最初的强硬立场,尽量“淡化斯拉夫兄弟关系”,不单方面站在南一边反对北约的军事行动,而只做“调解人”。据说,切尔诺梅尔金及俄当局正是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本报莫斯科5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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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月之内失败四次
  美航天发射连遭重创
  本报华盛顿5月5日电 记者马世琨、张勇报道:近来连遭重创的美国航天业又添新伤,4日晚,一枚波音公司制造的德尔塔3型火箭发射失败,未能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进行了6次卫星发射,失败4次,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这枚波音公司制造的德尔塔3型火箭4日晚9时(美国东部时间)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22分钟后,由于第二节助推器出现故障,使价值2.3亿美元的卫星停留在预定轨道之下几千英里处。
  目前,波音公司和卫星制造商休斯公司正在设法营救这颗卫星,但成功的希望不大。
  近来,美国航天发射祸不单行。4月30日,大力神火箭把一颗军用通信卫星送入错误轨道。4月27日,雅典娜2型火箭在发射一颗商业卫星时失败。火箭价值2500万美元,卫星造价未公布。4月9日,大力神4B型火箭未能把一颗导弹预警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上一次发射失败最频繁的时期是在1985年8月到1986年5月,共有6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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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洲议会批准普罗迪任欧委会主席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5日电 (记者郑甦春)欧洲议会5日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批准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出任欧盟委员会新主席。
  据欧盟委员会新闻处提供的消息,在参加表决的505名欧洲议员中,有392人赞成,72人反对,41人弃权。
  普罗迪在议会表决后说,他将与欧盟15国政府磋商以共同选定19名欧盟委员会成员。他同时表示,他决心重新树立欧盟委员会的良好形象,将“努力建设一个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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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刚果(金)局势
  乌卢坦总统呼吁和平解决冲突  支持卡比拉的联军将继续留驻
  据新华社坎帕拉5月6日电 (记者冯坚)乌干达、卢旺达和坦桑尼亚三国总统5日在坦桑中部城市多多马结束了他们为期两天的会议,并于会后发表联合公报呼吁和平解决刚果(金)冲突。
  乌干达总统府当晚发布新闻公报说,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和卢旺达总统比齐蒙古是应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的邀请到多多马举行这次会晤的。三国领导人回顾了9个月来刚果(金)局势的变化,认为只有通过和平途径才能解决刚果(金)的武装冲突,从而给这个国家和整个大湖地区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定。
  三国总统主张,刚果(金)问题应在今年2月有关非洲国家就刚果(金)问题在卢萨卡通过的一项停火草案的框架内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会议认为,上个月在利比亚海滨城市苏尔特签署的和平协议是对卢萨卡停火草案的补充,是向最终政治解决刚果(金)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
  自去年8月刚果(金)爆发战乱以来,卡比拉政府指责乌干达和卢旺达军队支持刚果(金)反政府武装,而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安哥拉和乍得则因此应邀出兵帮助刚果(金)政府平息叛乱。为解决刚果(金)问题,国际社会和有关非洲国家一直在积极进行和平斡旋。
  据新华社罗安达5月5日电 (记者刘彤)安哥拉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德马托斯5日在罗安达宣布,应邀出兵支持刚果(金)政府的安哥拉、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联军将继续留在刚果(金)境内,直至刚果(金)政府要求它们撤离。
  德马托斯当日与来访的刚果(金)和纳米比亚总参谋长举行了会谈。会谈后他对新闻界透露,三国军队领导人就联军在刚果(金)协同作战以及今后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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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名为“关心美国妇女”的组织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前集会,呼吁政府禁止“色情文化产品”的泛滥。图为一名色情文化的受害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与会者讲述色情文化制品的泛滥给他的身心和家庭造成的伤害。新华社记者 王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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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支那”源流考
  倪建周 冬 明
  编者按:新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用“支那”一词蔑称中国后,又辩解说不知“支那”的起源。而他在1996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曾说,“世界上一般称贵国为中国,但我则称其为‘支那’,听说不可以称‘支那’,原因是这两个汉字不太好的缘故。”可见石原是不诚实的,他称中国为“支那”是别有用心的。今天发表此文,说明“支那”一词的含意及其历史演变,以正视听。
  词语作为表达思想的载体,常常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留有历史变迁的痕迹,“支那”一词的称呼也是一样。据考证,“支那”原是“Cina”[?d?in?]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梵文Cina进入不同的语言中,其读音变化不大,译音是“China”、“支那”、“脂那”、“至那”或“震旦”。根据对Cina的来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含意也不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四种:1.认为Cina在梵文中表示中国“丝”。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中国丝(梵文Cina)指称中国;2.认为Cina是秦国的“秦”的梵文译音,Cina的梵文含义是“秦国”,是古代印度人对秦汉时期的中国的称呼;3.认为Cina在梵文中有“偏僻遥远”的意思;4.认为Cina指羌族。
  梵文Cina在印度出现后,向西方传播,经由中亚到欧洲,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China”。罗马传教士卫匡国在1655年最早提出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在China一词出现前,欧洲对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来自Cina[?d?in?]的读音,只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稍有差异。梵文Cina向东方传播,进入中国和日本,译音为“支那”、“脂那”、“震旦”等。梵文Cina进入古代中国后,古代一般把梵文Cina音译为“震旦”,但Cina(震旦)是外国人(最初是印度人)对古代中国的称呼,中国人一般不这样使用。
  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与中国自古有密切交往,日本人使用汉字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受以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影响极深,日本在中世之前随着中国王朝的更迭,对中国的称呼主要有“唐国”、“大宋”、“大明”、“清国”等。
  Cina进入日本后,大多数音译为“支那”。日本辞书《广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人用“支那”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无意义上的差别,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在1888年印刷的日军必读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用“支那”指称中国,并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但“支那”一词尚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
  日本社会开始用“支那”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甚至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中,对“支那”的解释是:“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他字典对“支那”的解释也大同小异。
  日本等外国用“支那”蔑称中国,在海外的华侨中引起强烈反感。有些留学生和华侨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要再用“支那”一词,改用“中国”,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1908年,印尼华侨曾向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提出抗议,反对“支那”的侮辱性称呼。在中日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爆发了更为强烈的抗议“支那”蔑称的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不要把中国称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绝。到1930年,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由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Repubic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从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叫成“支那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许再用“支那”这个名称。同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文件写道:“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支那”逐渐变成死词,不再使用。但日本社会上,至今仍有极少数右翼分子仍故意称中国为“支那”;极个别人把面条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的一些地图上把中国东海叫成“东支那海”(只不过把“支那”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写),广大侨胞对此极为反感。有位在东京开饭馆的侨胞为要求取消“支那”称呼,数十年如一日不懈抗争,他在餐馆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愤写下敬白:“……如果有人把中国叫‘支那’,将使我们回忆起日本侵略中国,侮辱中国人的那段历史……”有人愤怒地质问说:把中国叫成“支那”,如同过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JAP”,东方人把日本称呼“倭”,为什么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还有人以孙中山过去曾用过“支那”称呼为自己辩解。孙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支那”一词,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支那”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但从1905年后,“支那”的贬义逐渐浓厚,从此,孙中山就不再用“支那”一词,而是用“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孙中山作为革命者,他认为“支那”等同于清王朝,而“中国”则是他进行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建立前称“支那”指清王朝,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指京师、京都;后来指汉族、华夏族居住地,当时中原汉族以外称为“四夷”,“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汉族、华夏族居中,称“中国”,即中央之国,是地理概念。大约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一词才作为国家概念出现,辛亥革命才正式把中国作为国号固定下来,1911年10月11日,革命军在咨议局议定13条重要方针,其中第二条即为:“称中国为中华民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新中国的正式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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