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为“赛先生”辩护
任定成
八十年前，针对一些人对《新青年》的指责，陈独秀曾写下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辩护。但是，八十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赛先生”的责难。因此，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仍有必要为“赛先生”再作一番辩护。
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的作用被不适当地夸大和泛化了，从“五四”开始，“德先生”与“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与“赛菩萨”。实际上，这两位先生是在“五四”反“孔教”运动中请进来的，在当时具有强大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有“孔教”的强大阻力，科学哪里得到了“菩萨”的至尊地位？有这个地位的仍然是“孔教”，只不过拜这尊菩萨的人比过去少了而已。科学要赢得它应有的“先生”地位，仍然面临着诸多障碍。不说高扬科学大旗的五四时期中国还有胡适所指出的“遍地的乩坛道院”和“遍地的仙方鬼照相”，不说三十年代“科学化人”的时候还有竺可桢指出的留美归国科学工作者中仍有相信算命和风水者，就是在坚持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社会上还存在盗用科学名义践踏科学精神，泛起封建沉渣的现象。遗憾的是，一些人看不到这种反科学现象的大量存在，反倒觉得科学在中国起的作用太多太大。这种认为才真是太不适当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为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科学的名义下扩张化、独断化提供了价值上的合法性。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涌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思潮，无一不有意识形态的倾向和企图。不仅如此，“信仰意识形态和伦理政治化，事实上是尊孔者与反孔者的共识”。只不过这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已经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认识，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的各种社会变革，尤其是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均以失败或不彻底而告终，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使这些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才随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实为历史的选择，而不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滥用的结果。
再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作为解释客观世界秩序的现代知识体系，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本来无法涉及价值世界，但由于“五四”乌托邦式的“科学”崇拜，对“科学”寄托了全能化的社会功利和价值期望，因而导致了终极关怀的失落。这种把科学仅仅看做知识体系、科学方法和工具理性的看法，与早已被人们抛弃的把科学仅仅当作物质文明的看法相去不远。科学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又充满着人文精神，它所创造的器物、技术、知识、方法、思想和精神几乎渗透进人文文化的一切方面，推动着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不必说具体的科学成果可以用于改善人的素质和促进社会发展，就是科学的理性态度、规律意识和求证精神，对于人文文化的形式、手段和内容，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科学充满了对个体人和社会人的最实际和最长远的关怀。当然，不顾后果地盲目应用科学，也给人类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是，科学是唯一能够发现自身局限的文化。历史上，最敏锐地看到科学成果的滥用带来不义之战、生态危机和社会畸变的往往是科学家。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靠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科学本身的发展。科学的滥用并不是科学的过错，只说明人文文化在涉及科学的应用时更需要引进科学精神。人文文化需要科学精神，科学文化中含有人文精神，两种文化是不可偏废的。
在中国，高扬“赛先生”的旗帜已八十多年，“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科学的社会文化利用早成燎原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再度为“赛先生”辩护，是值得人们回味的。
第9版(理论)
专栏：
城市建设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尹名年
城市建设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文明建设成效的体现和重要载体。城市建设高质、高效、良性发展，可以有效地改善投资环境和居民生活条件，优化经济运行环境，拉动经济增长。当前，中央提出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决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要使城市建设科学、合理，既能在近期内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又为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就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努力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的新途径。
在投资体制上，实行政府投资与市场筹资相结合，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城市建设的特点是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短缺。过去城市建设由于全靠单一的财政投资，而政府财政收入相对于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非常有限，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欠账”很多，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造成行路难，住房难，用电、用气、用水难，制约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要突破资金短缺这一“瓶颈”制约，必须树立“面向市场，依靠社会”的筹资新观念，在逐步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通过多条渠道，运用多种方法，采取多种形式，积极主动地筹集城市建设资金。首先，可以通过资源的合法转让，取得建设资金。比如，依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大力吸引各类开发企业参与旧城改造、新区开发等。这样，可以通过收取转让土地使用金，以及向开发企业收取适当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筹措到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做到开发建设、引资、筹资相结合。同时，政府把这笔资金用于建设拓宽道路、完善配套设施等，又可实现土地升值，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开发企业的吸引力，从而实现良性循环。五年来，江苏省丹阳市投入城建资金平均每年2亿元左右，其中利用收取土地转让金和城建配套费的办法筹资就占近50％，大大缓解了城建资金紧张的状况，推动城市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其次，大力开拓国内外资本市场，利用信贷手段筹集资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储蓄存款持续攀升。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也经常向我国的建设项目提供优惠的信贷支持。在充分考虑自身偿还能力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利用国内银行、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等的贷款，进行城市建设。根据用市场经济手段经营城市建设的思路，还可以尝试采取股份制、资产置换、有偿使用及BOT方式招商引资等手段，引导中外企业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在运作方式上，从政府操作为主转向实体经营为主，实现建设项目业主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不能包揽一切，不能直接充当项目的投资者、建设者和经营管理者。应采取建设项目业主化的办法，即每个建设项目都成立公司，实行公司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公司是经营责任主体，对可行性分析、工程施工、经济核算、建成后的营运、偿还债务等环节的全过程负责，从而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责权利明确。此外，实行业主制后，由于有了能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市场主体，银行解除了还债无主的后顾之忧，还能从中获利，其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积极性会大大提高。去年年初，丹阳将10多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交由业主运作后，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地开展筹措资金、征地拆迁、设计施工、质量把关等环节的工作，精打细算，大部分工程都按期竣工，收到了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效果。政府也从繁杂的具体城建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管好该管的事。
在建设管理上，从“人治”转向法治，实现建设行为规范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百年大计，不允许有任何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特别是引入市场化经营机制后，为确保建设质量，防止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和不平等竞争等现象的出现，必须改变“人治”的管理方式，严格按法规制度办事，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建设秩序，实行建设行为的规范化。只有这样，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出精品、出效益，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丹阳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始终注重制度建设先行，摸索制定出一系列规范建设行为的办法，如项目招投标制、业主负责制、项目监理制、预决算审计制、承包合同制、资本金制、联合审批制等，有力地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环节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制度上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高质、高效、科学、合理。
第9版(理论)
专栏：
党组织的重要职责：
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乔传秀
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为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各级党委也紧密结合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干部队伍中确有一部分同志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党的事业的要求，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有：忽视、放松理论学习，理论素养不高；理想信念淡化，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偏移；宗旨观念不强，群众意识淡薄；贯彻民主集中制自觉性不高，组织纪律松弛；精神状态不振，工作敷衍塞责；廉洁自律不过硬，以权谋私等。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领导干部自身来说，主要是放松世界观改造，导致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从党组织的角度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思想政治建设力度不够。有的地方党组织不能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忽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认为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任务是软的，要求是虚的，抓不抓，抓多抓少，无碍大局。因而思想上缺少责任感、紧迫感，工作上抓抓停停，盲目被动，缺少有效的措施、办法和应有的深度、力度，结果使问题越积越多。
二是监督管理没有真正到位。对干部重任用，轻管理，重组织调整，轻思想教育，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少监督、管理的办法流于形式。平时上级对下级谈工作多，谈思想少；原则要求多，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少；对干部表扬鼓励多，对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批评教育少，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隔靴搔痒。少数领导干部宁失原则，不伤感情，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影响“群众公认”。上级忽视监督，同级难以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群众无法监督，事前事中疏于监督的现象明显存在。
三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在考察中难把握。准确考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坚持革命化要求的基本前提，也是目前干部考察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从干部考察角度看，思想政治素质考察内容不够具体，标准比较抽象，操作不够规范。组织上有时难以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尤其是深层次的隐性问题。
因此，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也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须从几个方面下功夫。
突出一个关键。即加强理论学习，用邓小平理论武装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是思想政治素质的基础和灵魂。领导干部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首要的是认真学理论，用理论武装头脑。应切实提高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和理论培训的实效性，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建立干部理论学习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管理、监督和考核。当前应着重建立领导干部“述学”、“评学”、“考学”制度，以推进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深入。
抓住三个重点。一是深入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切实增强政治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记党的宗旨，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二是强化实践锻炼。领导干部应坚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心愿和要求，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鼓励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到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去，到艰苦和困难多的地方去，促进干部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过程中磨炼意志，锻炼党性，提高素质。三是注重典型引路。大力宣传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民公仆，以模范领导干部的先进事迹教育、鼓舞、鞭策广大干部。对于反面典型，要通过案例剖析，引导领导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达到预防教育的效果。
完善三个机制。一是建立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考核，必须严格把好选拔任用干部的政治关，包括把握好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总体要求，制定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考核的具体标准。按照总原则，针对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标准，细化考核内容，以利操作。二是建立领导干部监督责任机制。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并落实监督责任，是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环节。应加强上级组织对下级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加强班子成员的相互监督；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对所分管部门领导干部的监督责任制；重视发挥群众监督，人大、政协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三是建立健全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定期分析、准确全面地掌握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状况，对那些确认思想政治素质差、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该调的要调，该降的要降，严重的该处理的决不姑息迁就。当然，在调整的过程中，应区别情况，采取教育、诫勉、惩处等不同方式，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鞭策和管理。
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专论（5）
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
龚书铎
内容提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
●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新的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直至如今，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年，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相去甚远，需要继续探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情绪化”的产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他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大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尊孔复古组织。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袁世凯的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更是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与辛亥革命党人对待纲常名教和孔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把五四运动说成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情绪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状况的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这种抉择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的客观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而且是要救国，要“再造中华”。尽管《新青年》标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脱离政治。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他们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伦。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如陈独秀就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并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俄接受来的教条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把问题简单化了。十月革命无疑对中国影响很大，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从苏俄来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受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周恩来、蔡和森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则是在法国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在北京也有据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中文油印本。1883年、1888年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一再明确指出，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不是什么苏俄的教条主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新文化运动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越来越偏离其初始的方向，是出于偏见。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就是对科学和民主精神继承和发展的最好的例证。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这里，毛泽东对从五四运动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作了概括，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所谓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其次，“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而且吸收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有“民族的特点”，“民族的形式”。
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加以继承发扬，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尊重自己的历史，“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从而是民主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在这个基本纲领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明确指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而其根本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无疑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