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中国石狮子你在哪里？
李学江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石狮子的故事，但没有想到，故事发生在日本的广岛，讲述者却是一位澳大利亚的二战老兵。
不久前，记者站收到我驻澳大使周文重转来的一封信。周大使在处理意见中写道：人民日报老李，这是澳一位老兵的来信，讲述了二战时日军从中国掠到广岛的一对石狮子的故事，他很想知道这对石狮子现在何方。故事有点儿意思，我想，如写一篇东西可能会有助于找到其下落。
我展开了来信。写信人叫沃尔什，信是以英文大写字母手写的，密密麻麻整整6页。阅毕，我与老人取得了联系，遂驱车200公里，来到悉尼西南部一个山区小镇。老人10多年前从国防部退休后，在这山里买地建房，与老伴一起安度晚年。院子里一池碧水，数十只野鸭在水面上悠然地游着，岸边草坪上，一棵棠梨树在秋风中红得如醉如燃。老人告诉我，这是他特地从500多公里外的维州买来的，因为听说这是中国特有的棠梨树。老人对中国的深情于此可见。老人说，他已经成为和平主义者，回想过去，时常闯进记忆的就是那对中国石狮子，所以才提笔给中国大使写了信。说着，他领我走进屋，开始叙说往事。下面就是他的讲述：
作为英联邦占领军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一名机械师，我于1946年到日本，驻扎在广岛以南200多公里的地方。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乘了4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仍是一片废墟的广岛。当我走出车站，一队日本兵迎面开了过来，我吃了一惊。当时，恰好一辆澳大利亚陆军的吉普车驶过，我就跳了上去。开车的下士对我说，这些日本兵都是从亚洲各战区遣送回来的。我仔细望去，果然，他们仍穿着军装，但领章、军衔全都不见了。他们现在是战败之师，穿军服已不再是光荣的象征，因此，是他们自己撕去了领章与军徽。我们的吉普车开到了码头区，码头上竖着“欢迎归国”、“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之类的标语牌。那些刚刚被遣送回国的日军，正垂头丧气地从这里下船，走过标语牌时，他们全都视若无睹，表情木然。他们的队伍，向一座颇为壮观的沙岩建筑走去。随之望去，我才惊讶地发现，就在这座建筑物的大门两旁，各有一尊大理石狮子，一张嘴一闭嘴，高高蹲踞于两方石座上。
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赴日前，我读过一些有关日本历史与文化的书籍，从中了解到，日本的习俗是在神社寺院门前放置石犬。那么，这对石狮子是怎么回事呢？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经过一番打听我才知道，这座建筑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建成的，命名“凯旋厅”。当时，日本军部向在华部队发出一项指令：从中国找一对石狮子运回广岛，置于“凯旋厅”前，以象征日本“武运长久”。大约是1941年秋，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将这对石狮子从中国某地掠到了广岛。二战中，广岛被称做日本的“军都”，许多日本部队都是从这里登船前往中国烧杀掠夺的。我想，当时这些日本兵在这座大厅集结时，一定是神气活现，不可一世。
但眼前的景象正好相反。这些神情沮丧的军人，如今上岸时完全是一副残兵败将的模样。他们衣冠不整，灰头土脸地鱼贯步入“凯旋厅”，轮番走进里边的消毒室，被披头盖脸地喷上一通滴滴涕，以消灭虱子。之后，有衣服的换上便装，没带衣服的再穿上那套破军服，乖乖地从盟军手里领一张单程火车票，如丧家犬般匆匆回乡。
我来到了石狮子前，用手抚摸着，它们依然是一个张着大嘴，另一个紧闭双唇。我心里想象着，战时它们一定受尽了屈辱与轻蔑，但它们肯定一直是这样昂着不屈的头。我仔细地打量，发现这对石狮子只有眼窝没有眼球，似乎压根儿就没将那些战争狂人放在眼里。
此后，我和我的战友每到广岛，都要去看看它们。我们澳洲士兵都很喜欢这对中国英雄，不少人依在它们的身前合影留念。不过，广岛居民并不欢迎这对俘虏。据他们认为，石狮子给他们带来的不是胜利的光环，而是失败的诅咒：在它们运抵后不到两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日本走上屡战屡败之途，最后是第一颗原子弹大祸临头，终导致日本投降。迷信的广岛人，将这一切都归罪于石狮子带来的晦气。这在盟军士兵的心目中，就更增加了神秘的传奇色彩。尤其，当我们看到原子弹将整座城市夷平后，这对石狮子仍完好无损时，就更感到惊奇不已了。现在，它们已成为历史的见证，看到了侵略者的甚嚣尘上，更看到了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当然，它们也在期待着回归故乡。1947年底，我决定在回国前再去看望一眼那对中国石狮子。但当我走近“凯旋厅”时，石狮子已经不见，大门两旁的地上只剩下两个长方形的坑。它们的消逝，一下子凸显出这座建筑的平庸与丑恶。我呆呆地望着，深感若有所失，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广岛。
后来我才听说，是当地澳军将领向上报告了这对石狮子的故事，主张将它们归还中国，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名义。最后有人建议将其作为“战俘”，因为它们是通过战争以暴力手段掠夺到日本来的。此建议上报给了盟军最高司令部，经麦克阿瑟将军和日本政府同意，1947年秋，这对石狮子被装船送回了中国。但当时中国正在内战之中，所以，此后就再也未听到过它们的下落。
40年过去了，沃尔什和他的战友们，仍像怀念那些逝去的战友一样，怀念着这对中国石狮子。沃尔什在信的最后写道：
“关于那个时期的广岛，人们写了很多故事，不过，从没人提及过这对石狮子。但我感到，它们是那么的特殊，它们以自己那卑微的方式代表了它们的祖国——中国和中国人民。
“大使先生，当这个故事开始时我19岁，现在我已72岁，我感到在我逝去之前，我必须将这个故事讲给世人。我的故事只讲到1947年，但这不是结尾。石狮子回国后怎样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很想知道它们的命运，否则，这故事不算完整。一定得有一个幸福的结尾！”
那么，这对历尽劫波的石狮子现在究竟在哪里？它们是否躲过了文化大革命而依旧安然无恙？它们是否知道，在远隔重洋的澳大利亚，有一批老战士一直在怀念着它们，寻找着它们。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想起那座桥
田樱
这已是几年前的事了，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感到十分亲切。我曾访问贝尔格莱德，记忆最深的，还是建在多瑙河上的几座桥，那是几座难忘的桥。
一座城市有条河穿过，给城市带来灵气；有河便有桥，桥是人们往来的连心锁。长两千八百公里的多瑙河，浩浩荡荡经奥地利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然后陡然向南一拐，直奔贝尔格莱德，与萨瓦河拥抱后，再向东流去。那河上有无数座桥，无数座连心桥。
“桥，就是这些桥，连接着多瑙河两岸的人。”陪同我们参观的斯切潘先生介绍说。
贝尔格莱德在塞语中意为“白色之城”，是桥把这座城市的新、老城区连接起来。位于萨瓦河一端的老城区，是千年古城的缩影，街道狭窄，地势高低起伏，加上各式古老建筑，古色古香。以铁托大街为主干线，出步行街向东北方向走去，仅一箭之遥便是著名的斯卡达利亚文化街，这里当年风貌依旧：塞尔维亚风格的古老房屋，鹅卵石铺成的地面，绘于墙上的彩色壁画，以及画廊和宾馆等。这里曾是南斯拉夫作家和艺术家们为反抗外来侵略者而经常聚集的地方，在这儿产生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幅绘画和每一首歌曲，无不鼓舞着全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的信心和勇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作家、记者、艺术家活跃在这里，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战活动。从老区跨过萨瓦河大桥，便进入近几十年才建设起来的新区。这里高层住宅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建筑不多，其基调为白色和灰色，灰白之间夹杂着通体鲜红的建筑，给人以跳跃、惊喜之感。
卡莱梅格丹古堡矗立在多瑙河畔的一座桥边，目前已辟为公园，内设军事博物馆。在公园高高的山岗上，是一九二八年修建的多利安式圆柱，又名胜利者纪念碑，碑高十四米，顶端为青铜铸成的武士，铜像左手托着和平鸽，右手拄着利剑，昂首阔视着多瑙河，这是贝尔格莱德的象征。
贝尔格莱德是一座不屈的城。在其两千三百年的历史中，被外族无数次入侵和掠夺，其中三十七次是毁城之灾。在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尤其是二战时，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的一次狂轰滥炸中，贝尔格莱德遭受了重大损失，数座桥毁于一旦。
“这几座桥，是幸免于战火留下来的，象征着城市的不屈精神。每当节庆时，我们总愿来到桥上，开怀畅谈，载歌载舞。”我们站在多瑙河的一座桥上，听斯切潘先生诉说。
“昨天，今天，战火不断，切身感受到战争阴霾的人们，多么渴望和平。你看这桥两边飞翔的鸽子，不就是和平的符号吗？”斯切潘深情地说。
岁月如梭。几年过去了，南斯拉夫经历了波黑战争，几经努力，总算露出了和平的曙光。然而，科索沃的不安定，近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使战争的阴霾又笼罩着南斯拉夫的天空。看到报载北约炸桥，南斯拉夫人民护桥，胸戴靶心徽章，举办反战音乐会，使我又回想起当年我见过的那几座桥，回想起斯切潘和那些热爱和平的人们。我祝福和平早日降临，到那时，我们将再次在那不屈的桥上相聚！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化妆室”的文化
吉人
日本人把公共厕所标写为“化妆室”或“御手洗”。“化妆室”的档次并不完全一样，但马桶、便池、面盆、镜子和形式多样的风干机等，用的都是优质品，没有跑、冒、漏、堵的现象，没有破损、毁坏或停止运转的设施。揩便的手纸、擦手的纸巾、洗涤液，也都供用不缺。各种设施都擦得明亮净洁，没有锈蚀的斑痕，没有丢弃的杂物。有的还安装了先进的自动反应设施，不用动手拧开关，喷水龙头便自动出水、停水。
日本人的家庭厕所和卧室、客厅一样，不仅清洁卫生，还很讲究美化。我去日本友人米田丰先生家做客。他家厕所内的一切设施，都擦拭得明光锃亮，墙上有画，台上有花，一股扑鼻的香味。在洗手处，擦手毛巾数十条，洗得干干净净，叠放在带格的柜子里，擦一次手，换一次巾。米田丰家并不富裕，只是一个普通人家。
日本公共厕所和家庭厕所的设施和卫生所达到的水平，同经济基础有关，但我更感到与之文化观念紧密相联。他们很重视厕所的建设，用优质材料，用高级设施，甚至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也用于厕所，形成了一种文明水准的标志。
记得战争年代，解放军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先做两件事：支灶、挖厕。走时，清灶、埋厕。解放初期军队建了营房，有位团长抓卫生，总是先检查厕所，他认为重视厕所卫生的人，其他地方的卫生必然重视。这是在经济条件差的情况下体现出的厕所文明。人的生活，一是吸纳，一是排泄。二者相比，人们对吸纳的食文化较重视。实际上，便同食一样，与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重食轻便，近厨远厕，是低文化水准社会的一种通病，应当医治。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位于韩国西南端的珍岛与对面的茅岛隔海遥望，相距大约3公里。由于潮汐的影响，每逢阴历三四月的初一或十五前后，两岛之间便有一条神奇的“海上之路”破水而出，最宽时路面可达40余米。每年“海上之路”显现时，当地都要举行盛大的“灵登”节，有成千上万的人专程赶来观赏。
王林昌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林璎
若干年前，巴荒写了一本她自己在西藏从事艺术创作的书，名叫《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这个书名，常常使我联想到我的博士导师魏查理教授（见图），他舍得投入毕生精力和情感，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宗教，尤其是西藏和新疆的佛教艺术作了深入的、富有创见的研究。对于这位生活在常年多雨的、安逸富足的比利时的教授来说，西藏和新疆，阳光和荒原，对他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在那个博大、神秘、智慧的世界里，他抚摸着人类文明的遗迹，领悟宗教、艺术、文化和生命的内涵。从1971—1996年，他在美国、日本、印度、中国、西欧等国作了上百个有关汉学和佛学的学术报告，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如：《法句经》、《法集要颂经》、《阿毗昙心论的研究》等等。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如：《六法发微》、《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研究》、《善无畏三藏的印度名字》等等。在即将到来的公元2000年，日本佛教传统协会将出版发行魏查理教授的学术著作《法句譬喻经》的英文译本。
国立根特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是诞生汉学家的摇篮。作为系主任的魏查理教授，不断开展与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并应邀做了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顾问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客座教授。自1980年以来，他教的400多名学生获得了学士学位。由他培养的10个博士生中，5个已成为大学教授，还有两位来自中国，一个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所的研究员马鹏云先生，另一个就是我。我们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到比利时，拜在魏查理教授的门下，其中自有奥妙。
在西方，一些徒有其名的汉学家，既要靠汉学吃饭，又要靠骂中国起家。而魏查理教授从事汉学研究，实事求是，从不附加政治偏见。例如，西藏问题向来是一个热门话题，魏查理教授从事藏传佛教研究20多年，却从不以藏学研究作为政治敲门砖。1998年5月，他热情邀请西藏代表团访问根特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先生，在根特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作了“汉传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我跟随魏查理教授学习多年，在他的鼓励和言传身教下，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终于确定下来了。为了组织博士评委会，他专程赴北京，特邀我母校的教授——著名美术史学家李福顺先生前来比利时。魏查理教授非常尊重中国评委的意见，认真听取李福顺教授的每一个评价。1998年12月18日我终于顺利通过答辩，我对魏查理教授的感激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多年以来，他热爱中国，痴迷中国文化，他是比中文化交流的真正的友好使者。阳光和荒原不断地诱惑着他，为此他不停地探索着、执著地追求着……（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滑铁卢 拿破仑 威灵顿
王德艳
滑铁卢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南约20公里的一个小镇。拿破仑与威灵顿是与滑铁卢联在一起的两位历史人物。1815年6月一个潮湿泥泞的夏日，滑铁卢因拿破仑与威灵顿的一场较量震撼了世界而载入史册。
这场改写了欧洲历史的较量，是以近5万个血肉之躯化作腥风血雨融入滑铁卢的土地作为代价的。近两个世纪来，滑铁卢成了拿破仑走向灭亡的代名词，人们习惯把拿破仑与滑铁卢联在一起，却无意于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威灵顿。
究竟拿破仑是胜利的失败者，抑或威灵顿是失败的胜利者，都已成为过去。对滑铁卢曾经上演过的历史一幕，各国军事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滑铁卢确实是一代枭雄拿破仑滑向毁灭的深渊，对此，世人已达成共识。
去岁仲秋前夕，一个清冷的下午，笔者从布鲁塞尔市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公路，来到滑铁卢小镇。碧蓝的天空清澈如洗，几朵白云优哉游哉地挂在半空，却有似雾似雨的小水滴淋下来。眼前一片空旷而寂寥的原野。原野上是走遍欧洲罕见的没有绿色的黄色泥土。在似乎被翻铲起来的黄土上，有一个高高的金字塔式的大土丘，顶端一只威风凛凛的雄狮面向法国傲然站立。据介绍，这个高45米的土丘是1826年为纪念滑铁卢之战在原址上堆起来的，雄狮则是后人用当年战场上缴获的8吨铁器铸造而成。
伫立古战场的土地上，眺望眼前一马平川，想象着180多年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是如何率其7．4万法军，与威灵顿统领的英、荷、比联合部队厮杀，想象着在持续24小时的殊死搏斗中，法国的2．7万士兵与联军的2．2万士兵，怎样在人类文明的象征——铁器的攻击下命丧黄泉。霍然，一个问题涌入脑海：当年，面对交战双方血流成河的惨烈，拿破仑可曾悲壮？威灵顿可曾悲愤？欧洲乃至世界上善良的人们可曾为制止战争而悲呼？
抓一把古战场的泥土，仿佛要把那段历史揉碎，然后掷出去，力图赶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可怕阴影。又一个问题旋即而至：权贵们的欲望之争为何都是以普通善良人民的生命为代价？
查查拿破仑与威灵顿的历史，两人有过惊人的相似：同出生于1769年，都出身在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都在巴黎军校进修，都是少年得志，一路攀升，都有过人的才干和野心。拿破仑16岁任炮兵少尉，24岁晋升少校和准将，27岁便以司令身份成功地进攻了意大利，战败奥地利。29岁时率军远征埃及，30岁发动雾月政变，35岁加冕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随着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拿破仑对外侵略与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同英俄争霸，掠夺和奴役其它小国。被激怒的人民奋起反抗，1814年反法联军攻陷巴黎，法兰西帝国灭亡。被流放的拿破仑次年返回巴黎恢复帝制，建立百日王朝。1815年6月，与威灵顿率领的第七次反法联军在滑铁卢遭遇时，拿破仑已是强弩之末，加上侵略扩张的不义，兵败滑铁卢成为历史必然。威灵顿也是英国乃至欧洲的一个军事天才。滑铁卢之战前，他已率联军大败拿破仑，并迫其退位。1815年两军相遇滑铁卢，再次击溃拿破仑亦为历史必然。只是，这个历史必然太惨烈，是以数万年轻人的生命画上了一个血红色的句号。这一年，两人都是46岁。
我想，如果拿破仑不是在一帆风顺中逐渐膨胀了野心，如果他不是拿人民的生命做代价去填平自己的欲壑，如果他利用手中的权杖造福人类而不是制造灾难，如果人们能有更好的办法制止这场侵略战争，那么这惨烈是否可以避免？
历史就是历史，种种“如果”根本不复存在。歌曲中唱得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数成败，论英雄，自古谁能说清楚？”拿破仑与威灵顿，枭雄也好，英雄也罢，都不过是历史匆匆过客。对其个人而言，谁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输与赢。
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那个曾经为称雄争霸而流血的滑铁卢，“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奏出光明
梁丽娟
登上舞台时，她们是成串地手拉着手被人领着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她们是些容貌并不出众的姑娘，穿着蒙头巾的埃及服装，少数人戴着墨镜，多半都闭着双目或茫然地睁着眼。演出时，她们的表情严肃专注，似乎是用全部身心在演奏。
她们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盲女组成的交响乐团——埃及“光明与希望协会”盲女中心交响乐团。这个乐团有齐备的管弦弹拨乐器，好些人同时兼用几种乐器。她们演出的节目包括西方古典音乐和埃及传统音乐。闭上眼睛，聆听她们演奏的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等人的著名乐曲，就像置身于任何一场音乐会之中。但眼前的演出显然与众不同。演奏者没有乐谱架和乐谱，指挥也没有挥舞指挥棒，他在演出开始后，只是站到一旁聆听，或偶尔走动，带领某个演员挪动位置改奏别的乐器。直到演出结束，听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致意时，有的少女的脸上才绽出笑容。
1954年创立的埃及“光明与希望协会”盲女中心，是中东地区第一所向盲女进行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慈善机构。他们用盲文免费向盲女讲解小学到高中的课程，教她们编筐、织袜等谋生技能，让这些先天失明的姑娘能够独立生活。1961年，这个组织根据盲人听觉和触觉特别灵敏、有过人记忆力和辨别力的特点，设立了音乐学校，对有音乐天赋的盲女进行特殊训练。上音乐学校的盲女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学乐理、和声和交响乐演奏。教员是从开罗音乐学院和交响乐团请来的教授，传授的是正规的西方古典音乐。如今，学校已从开始时只有15个女孩，发展成为室内交响乐团，少数有天赋的已经送到音乐学院去深造。
盲女乐团现有35名演员，年龄从13岁到37岁。乐团指挥阿赫迈德·阿布尔·伊德已经成功地开发出一套不读谱、不靠指挥的训练演奏方法。乐团每周排练两次，经常在学校、剧院或音乐会和重大会议上演出，许多访埃贵宾都看过她们的演出。迄今，这个乐团已出国演出多次，去过北美和欧、亚十几个国家。
她们的演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88年在维也纳，奥地利社会事务部长称赞说：“这个交响乐团是个人间奇迹。”奥地利一家报纸说她们是“埃及的第四座金字塔”。1990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露天剧场演出时，正好遇上下雨，观众们打着伞站着看她们的演出，场面很是感人。1992年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听了她们的音乐会，对她们高水平的演出印象极深。1994年在日本演出时，乐团奏了一曲日本民谣，在场的听众，不分老少都感动得哭了。
这些双目失明的音乐使者，用她们可爱的心灵，向全世界奏出了光明。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盼 金仁弟摄于奥地利萨尔茨堡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