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城市新观察②
攀枝花开别样红
本报记者 梁小琴 施芳
●攀枝花98％的居民来自外省；
●毛泽东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
●“哪天攀钢发鸡蛋，第二天全市的鸡蛋就可能‘掉价’”。
我们来到金沙江畔的钢城———攀枝花时，已是4月。当地人不无惋惜地说，要是早到一个月，就能看到漫山遍野的攀枝花了。那时节，远远望去，整座城市似霞、似火，一如攀枝花人始终洋溢的热情。
攀枝花是个让人惊喜的地方，无论你乡关何处，不经意就会听到亲切的乡音。攀枝花人爱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他们当中98％的人来自外省。60年代初，为改变我国钢铁工业布局、开发攀西资源、建设大三线，党中央作出了建设攀钢的重大决策，10多万建设者从祖国各地来到了这个当时叫做渡口的地方。
那时的攀枝花一片荒芜，唯一的一块平地上长着一棵攀枝花树，树下住着7户人家。人们把这块仅有的开阔地弄弄平，夯实了第一块地基。山间没有路，5个省组织的1500辆汽车载着建材和设备，从成都、昆明辗转来到这里。在茅草搭成的席棚设计院里，开拓者们描绘出了攀枝花的第一张蓝图。
攀枝花的建设始终牵动着中南海的目光。1964年5月到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好觉。经过5年的奋战，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终于建起了年产150万吨钢的攀枝花钢铁公司，“弄弄坪”因此得名，攀钢也有了“象牙微雕钢城”的美称。
原十九冶宣传部长董家骥就在那时来到了攀枝花，回首当年，这位67岁的老人心绪难平。他和1万多名伙伴从武汉坐上火车，又换上汽车，颠簸几昼夜之后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峡谷。他们在金沙江畔立下誓言：“依山傍水建工厂，长江两岸度春秋。”
攀钢提钒炼钢厂厂长黄道鑫那年大学毕业，年迈的父母盼望他回到身边，他却与26名同学一同来到了攀枝花。1971年，他亲自指挥炼出了第一炉钢，结束了大裂谷无钢的历史；1998年，在他的带领下提钒炼钢厂年产钢突破300万吨。今年4月，他就要离开熔注了他所有青春与梦想的钢铁事业。
攀枝花开年复一年，当年的姑娘、小伙已是两鬓染白霜。也许是离开故土太久的缘故，家乡对于他们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而在他们儿女的心中，攀枝花永远是故乡。提起攀枝花，两代人总是抑制不住的豪情：我们脚下有个聚宝盆呢！
让他们自豪的远不止这些。34年间，攀枝花上交的利税超过150亿元，生产铁5209万吨，钢4208万吨；不毛之地上矗立起鳞次栉比的高楼，一座座大桥横跨金沙江两岸；昔日贫穷落后的攀西地区因为攀枝花的崛起而逐渐变得有声有色……
攀枝花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没有攀钢就没有攀枝花。偌大一个城市，有1／4的人是攀钢的职工，与攀钢沾亲带故的更多，大致每3个人中就有1个与攀钢有关。1997年攀枝花市国内生产总值达98．55亿元，其中攀钢达70％以上，最高的年份达90％。有个形象的说法，哪天攀钢发鸡蛋，第二天全市的鸡蛋就可能“掉价”。
随着时代的变迁，攀钢在全市经济总量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正逐渐得到改变。攀枝花人依旧热忱，但他们比父辈更有胆识，更富远见。1986年，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经理的赵忠玉力排众议，拍板筹资100亿元建设攀钢二期工程。10年之间，人们在荒山上，建起了座座花园式的厂房。二期工程1996年底投产，已形成年产3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规模。时光流转，今天的攀钢亟待化解诸如负债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等难题，但攀枝花人从来没有沮丧过，他们用智慧和激情续写着城市的新篇章。
1991年，在距攀枝花40公里的高山峡谷间，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的二滩水电站开工，240米高的大坝将奔流的江水拦腰截断，这是世界银行在世界范围内对单个工程提供贷款额度最大的一个项目。1998年8月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全部工程2000年竣工，到那时每年可发电170亿千瓦时，攀枝花将成为西部最大的能源基地。
攀枝花还有一处让人叫绝的地方，就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植株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原始苏铁林，它最早出现在距今2.7亿年之前。人们常用“铁树开花”来形容事情的难度之大，攀枝花的苏铁林却是年年开花，而一旦移到别处就再也开不出花了。攀枝花人的性格中多少也有些“铁树开花”的意味，他们从不放弃努力。
告别攀枝花时，我们来到英雄纪念碑前，这里，长眠着许多为攀枝花的建设献出生命的人。他们的生命曾经像火红的攀枝花那样在金沙江畔绽放，并将永远绽放在人们的心间。
题图：火红的攀枝花（附图片）
1970年7月1日，攀钢一号高炉首次出铁。
昔日弄弄坪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今年清明前后，山西太原、文水和汾阳等地因上坟烧纸，引发了数十处森林火灾。传统陋习导致的悲剧令太原市22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痛心。他们毅然发起骨灰树葬的倡议：
葬我于高山兮
伴之以松
本报记者 刘伟
4月18日，《太原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22位老人亲笔签名的“骨灰树葬倡议书”，倡议书写道：“骨灰树葬是当今殡葬改革与绿化祖国的最佳结合方式。死人与活人争地，死后立坟头占耕地，大有人在。我们倡议死后骨灰树葬，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78岁的赵玉焕是骨灰树葬的倡议者，她曾是山西省第二建筑公司劳保科副科长，1984年退休。她说，“‘葬我于高山兮伴之以松’是我的愿望，向全社会提倡死后文明树葬是我努力的目标。”
倡议文明树葬的老人有离退休干部、退休工人和普通的市民。倡议书在太原市产生很大反响，一个月过去，响应树葬的志愿者已达89人。一位年迈的居民给赵玉焕打来电话说，“让逝去的生命变成一片绿色，是对子孙造福。我志愿加入树葬者行列。”82岁的包秀岐和79岁的赵淑清这对老夫妻也是倡议书的签名者。包秀岐老人表示“生时活得有意义，死了也做点贡献”。原山西经贸厅离休干部陈大东去世后，其妻黎颖遵老伴遗嘱，在太原市龙山墓园将老伴的骨灰树葬，并赋诗祭奠道：“待我骨灰合葬后，与君同做育林人。”
老人们向旧习俗挑战的倡议，得到太钢“治渣大王”、全国劳动模范李双良和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等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在今年太原市召开的市人大会上，李双良联合一些市人大代表，以提案的方式，再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实行骨灰树葬的建议”。
树葬就是将死者的骨灰撒在坑内，然后种植一树以示纪念，是我国古老的丧葬方式之一。树葬既少占耕地又绿化环境，是一种文明的骨灰安葬方式。
中国是人口大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老人们大都希望入土为安，而树葬不失为一种“入土为安”的好形式。如果人死之后骨灰实行树葬，每逢清明时节，后人面对郁郁葱葱的绿树，凭吊祭奠，在沙沙的枝叶摇动声中，可实实在在地感到先人生命的延续。另外，对精明的生意人来说，投资具有纪念意义的骨灰树葬林，经营得当，或许还能成为一个既有文化含量，又有经济效益的产业。
据悉，太原市万柏林区圪缭沟村村委会在获知22位老人的倡议后，立即表示，愿为树葬志愿者提供20亩山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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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山的绿色守护神
——记赤岭口原木竹检查站站长黄政清
本报记者 万秀斌
暮春，黄山山脉被绿树鲜花装扮得更加艳丽迷人。在牯牛降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山脚下，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检查站，这就是安徽省祁门县赤岭口木竹检查站。站前鲜艳的国旗在青山秀水掩映下显得愈发灿烂夺目，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平静如常，然而就在今年初，赤岭口木竹检查站站长黄政清，一位绿色卫士，在与不法木材偷运者的搏斗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献出了他年仅32岁的生命。
（一）
那是今年2月10日，农历腊月廿五，已多年未回家过春节的黄政清，终于答应和妻儿一起回石台与双亲团聚。吃过中饭，看到接班的人员已全部到齐，黄政清便召集大家一一交代了春节期间值班的有关事宜，她的妻子也已收拾好行李。此时，检查站发现一辆四轮农用车隐藏着大量非法贩运的木料。当班检查员要求车主将车开到检查站院内听候处理。车主谢玉明是当地“出了名”的地痞，抗拒税收，打过乡政府干部，因非法偷运木材冲关、闯卡而被林业部门处罚过多次。对当班检查员的要求他充耳不闻，双方僵持不下。已抱起孩子准备上路的黄政清见状，遂放下孩子上前进行规劝。谢玉明表面上听从规劝，但他却突然再次发动车子开足马力调头企图逃脱。站在车边的黄政清、余向军等6人手疾眼快，几双大手几乎同时扒住车门，一边劝说，一边用力向后拖。车开得飞快，检查人员纷纷摔下，黄政清被带出20多米后从车上摔下，车轮无情地碾过他的身体……黄政清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
（二）
黄山牯牛降自然保护区蕴藏着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1997年7月，黄政清来到赤岭口木竹检查站成为第三任站长时深深意识到了身上这份担子的分量。
一次，他回历口，发现家门上有一封用匕首插着的恐吓信。有些不法分子扬言要绑架他刚6岁的儿子。对于这一切，黄政清泰然处之，他对同事说：“如果大家都做‘老好人’，那设这个关卡还有什么用？森林法又靠谁来执行？”几年来，对工作中人们的不理解，他们以文明的执法、耐心的说服来赢得信任；对于抗拒执法、冲卡闯关者，他们也坚持依法办事。
检查工作更棘手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情关。去年年初，县里某局的一位副局长找到黄政清，说他的内弟想做木材生意，请黄站长关照。黄政清回答：“手续齐全的正当生意，我们一定保护和关照，有什么不合法的事情，那就按规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位副局长的脸登时变色，气呼呼地摔门而去。
在赤岭口工作的18个月里，黄政清多次顶住了说情风，把住了人情关。在黄政清的带动下，“站荣我荣，站辱我辱”成为赤岭口检查站响亮的口号。继1996年荣获“全国木材检查站先进单位”之后，赤岭口检查站于1997年又被评为“全国木材检查站文明执法示范单位”。
（三）
听到黄政清牺牲的消息，黄政清生前的同事来了，他的上级领导来了，那些在他带动下走出贫穷的箬坑乡的农民们也来了。
箬坑乡冯家顶自然村，有30户人家，住在距离乡政府15多公里路的高山上，村民们长期以来过着驮着木材下山，背着粮油上山的生活方式，长期的林木采伐，使这里的生态遭到了破坏，可伐资源日渐枯竭，村民们的生路也日益艰难。
黄政清来到箬坑乡后，走进深山，考察分析这里的生态条件，利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引导村民种植板栗等经济果林。几位老人对前来做说服工作的黄政清说：“你叫我们种板栗，那是老祖宗都没做过的事，我们怎么可能！”黄政清耐心地一家一家做说服工作。经过九上冯家顶，村民们终于被他的真诚感动了，同意栽种经济林。思想通了，接踵而来的是资金问题。黄政清跑站里，找乡里，动员乡亲们集资，他首先捐出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在他的带动下，老人们拿出了养老钱，姑娘们掏出了嫁妆钱，妇女们拿出了私房钱……如今，冯家顶人逐渐走上了致富路，1998年底，仅经济林一项人均就达400元。
“村里能有今天，都是黄站长的功劳！”村民们含泪痛惜一位大恩人的不幸。
黄政清走了，永远地走了。然而，赤岭口木竹检查站的同事们没有忘记他，祁门县人民没有忘记他：一场学习黄政清不畏强暴，秉公执法，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的活动正在祁门县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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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茂霖：犹记昭君边关情
本报记者 刘亮明
41岁的张茂霖满脸憨厚，说起话来诚恳而快。见面几乎不谈别的，始终不离有关昭君的历史话题。他是呼和浩特市建筑工程承包公司经理，在当地小有名气。因此，很多不了解内情的人觉得他“古怪”。
张茂霖从15岁开始学习中医，一学就是10多年。其间有位老师傅叫赵子清，这位百余岁的老人多次对他说：昭君作为两千年前的一位弱女子，能义无反顾出塞和亲，避免了战乱造成生灵涂炭，而且她的精神绵延不断，始终对民族团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只要有能力，一定要弘扬昭君精神，为民族团结国家兴盛尽力。
张茂霖把老师傅的嘱咐铭刻在心。他几乎放弃了一切业余爱好，把业余时间都用在对昭君的研究上。他苦于没钱，许多事无力去做。1992年，他毅然下海组建了呼和浩特市建筑承包公司。经过几年的努力，企业在困境中稳步发展，每年可创利数十万元。
去年，张茂霖提出，要铸造昭君铜像并立于昭君坟等名胜园林内，供人瞻仰缅怀。他认定这是件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好事，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支持。
这些年来，张茂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大多用在了对昭君墓、大召、席里图召等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的文化名胜的完善上。去年以来，他多方奔走，请名家精心绘制昭君图像，并为各文化名胜园林制作了17尊昭君铜像，同时，征集到了呼和浩特书画家们赞颂昭君和亲、赞颂民族团结的大量书画作品。
“这两年，我投在有关昭君研究上的钱超过60万元。除企业正常运转所必须的资金，几乎都拿出来了。我心甘情愿，因为我做的是于国家民族人民有利的事。”张茂霖的执著和诚恳令人感动。
眼下，张茂霖正忙着两件事：制作3尊昭君铜像，并配以一系列艺术品，赠送昭君故乡，分别置放于武汉、平山县和秭归，同时，准备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有关昭君的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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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增产何须“帮忙田”
陈沸宇
记者在某地采访时听一领导介绍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大力推广，当地包括粮食、棉花等在内的主要农产品的单产近年均有较大幅度提高。然而，记者进一步深入基层时却发现，“增产”的关键在于“帮忙田”。譬如，明明种了50亩棉花，给上面报时只报40亩，单产自然就上去了。
据说，如此创造出来的“政绩”，不仅可以应付有关单位的考核，还能争取到各种奖励和优惠。这种秘不示人的“发展”诀窍往往还会传给继任者。对此种做法异常反感、深恶痛绝的是广大农民。他们反映道，有些作物的产量很低，没什么经济效益，可上面为完成任务，不仅让他们种，而且还经常扩大播种面积，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低产量的真实情况，而最后挣不上钱时却再也没人管了。
这种虚假作风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可以使某些人轻而易举地捞取某些好处，即所谓的“数字出干部”。要杜绝虚假作风，应该从建立健全干部考核制度入手，必要的经济考核指标还是要的，但还要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让群众对领导或即将提拔的领导进行民主评议。
此外，考核者的工作作风也要改进。考核一个地方工作的好坏，光听汇报是不够的，要多下去走走，多一些“突击检查”，这样，造假者就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甚至因“数字”而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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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玉华亭中听清音
卢春雨 文／摄影
每个星期六下午，在温州市区华盖山玉华亭中，人们便会欣赏到一幕一幕精彩的越剧演唱会。这是温州市越剧爱好者协会在这里为群众义务举行的演唱活动。
创办于1994年初的市越剧爱好者协会，由来自各行各业近百名越剧爱好者组成，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66岁，最小的28岁。他们欢聚一起，相互切磋技艺，不仅自娱自乐，而且丰富了群众的文娱生活。每逢节假日，他们还拿出特别节目，去参加慰问演出。（附图片）
右图：市越剧爱好者协会在华盖山玉华亭里为群众演唱。
左图：坐在石阶上的观众沉醉在优美的越剧声中。
下图：山背屋后是他们的排练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