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美丽人生》含泪观
李学江
本届奥斯卡颁奖式上，爆出了喧宾夺主的场面：最光彩夺目的明星，不再是最佳女主角，而被男主角占尽风光；赢得最热烈掌声的，不是最佳影片《莎翁情史》，而是最佳外语片《美丽人生》。整个颁奖晚会，几乎成了那位意大利活宝（也是国宝）罗伯特·贝尼格尼的独角戏。你看他，喜得先是手舞足蹈地跃上椅背，然后是两手高举，像袋鼠似的蹦上舞台；接着，他那夹着意大利语的英语，像竹筒倒豆般地抛向观众席，句句叫人捧腹喷饭。他的那句：“我要感谢我那远在意大利小山村中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最大的礼物——贫穷，让我终生受用”，更是让全场一片哄然。
《美丽人生》原是小时候爸爸讲给贝尼格尼的故事，一年多前被他搬上银屏，他集编剧、导演和主角于一身，一举成为《哈姆雷特》王子奥立弗之后一箭双雕的英雄，同时获最佳外语片与最佳男主角两奖。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基多的快乐的乡村犹太青年，1939年来到城里想开一家书店，在东奔西突中撞上出身名门的小学教师朵拉。通过策划奇迹与巧合，他终宿愿得偿：娶了朵拉，开了书店，还生了儿子乔书。但风云突变，想不到就在二战行将结束前，他和儿子被纳粹投入了集中营。为了保护孩子的纯真与生命活力，基多使尽浑身解数，骗儿子说，这只是一场严酷的游戏，谁坚持到最后得满1000分，谁就能赢得一辆真正的坦克。
影片的叫座点在于它那层出不穷的幽默与滑稽。贝尼格尼是意大利家喻户晓的喜剧大师，被称为意大利的卓别林。电影前半部是喜剧，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叫人忍俊不禁。当他以督导身份来到学校，被要求宣讲亚利安种族优越性时，他跳上讲桌，袒胸露腹现身说法，将种族优越论的荒唐可笑暴露无遗。电影后半部虽是悲剧，但为了不给孩子的心灵蒙上阴影，他在忍受非人待遇的同时，尽力装出快活好玩的样子，即便最后在走向刑场之际，他还以滑稽动作，引发出孩子纯真的笑声。
影片的另一高明之处，是对比与反差的巧妙运用。男主人公的活泼滑稽，与女主人公的矜持端庄构成有趣的对比；前半部和平生活的欢乐与浪漫，映衬出后半部集中营的丑恶与残酷。而影片最令人心弦震颤的，是将一个天真稚气的儿童投入人间活地狱中所造成的强烈感情冲击。3个凶神恶煞的纳粹军官，端着冲锋枪，对着天真的孩子吼叫集中营的纪律。为了孩子，爸爸自告奋勇当翻译，竟冒险将纳粹的喝斥改译为游戏规则：一、不准啼哭；二、不准找妈妈；三、更不准喊饿要点心和糖果，否则严惩不贷，逐出竞赛。这话让小乔书听得目瞪口呆，捂嘴缩脖，他那副纯真无邪的惊诧表情，让观众看得笑中带泪，难抑心酸。
乔书毫无矫揉造作之迹的表演，也恰与爸爸那滑稽夸张的风格形成另一对照。那一对充满惊奇的大眼睛，长在一张面黄肌瘦的小脸上，显得那么楚楚可怜。他听到了要将儿童和老人炼作肥皂的可怕传闻，也受不了囚室中的气味和饥饿，忍不住喊着要退出比赛回家，但终又在爸爸的花言巧语的激将法和即将赢得一辆真坦克的诱惑下留了下来。他狼吞虎咽地吞食爸爸省给他的一块干面包；在混入正在晚餐的德国儿童的饭桌上时，他贪婪得险些胀破肚皮；他每日在囚室中，靠敲打小铝碗度过难挨的时光。最后，当他藏在铁柜中，看见爸爸临刑前的滑稽动作时，还以为爸爸是在做游戏，而竟然笑出了声。纳粹军官带着狼狗，追寻这个可爱而又可怜的儿童，并要将他投入毒气室，难道天下还有比这更令人发指的罪行吗？这童真与邪恶的对比，无疑是对战争和对纳粹罪行的最有力的控诉。
但有个别影评却说，这部电影将集中营的苦难说成是一场游戏，是将纳粹罪行轻描淡写了云云。其实，这显然是没有抓住影片寓讽刺揭露于幽默滑稽之中的喜剧特点。从实际效果看，观众席上传来的呜咽唏嘘之声，更证明了这一以童真反衬暴虐的对比手法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大明星罗兰在致颁奖词时，对本片作出了最为精当的评价：“它唤醒了人类心灵深处最高贵最动人的情感源泉，它通过喜剧手法，激发起并传递了人类最真挚的情愫，它让我们的心灵在笑声中饮泣。”
公正而论，《美丽人生》理应得最佳影片奖（确已列入该奖提名），只是奥斯卡影评圈中美英自我中心的偏见作祟，才使《美丽人生》功亏一篑。其实《莎翁情史》一片，将青年莎士比亚描写成一个追财恋色而又心浮气躁的现代青年，实是一大失实和败笔。《美丽人生》同时获得最佳外语片、最佳男主角和原创音乐3项奖可算是一种补偿，而观众们奉献给它的掌声和泪水，才是对影片的最高奖赏和最好评价。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牛津与剑桥
刘文飞
出伦敦，往西北行数十公里可达牛津，向东北去几乎同样的距离则是剑桥，这两座古老的文化名城成犄角之势，已对峙了数个世纪；这两颗英格兰教育皇冠上璀璨的宝石，交相辉映，始终是世界各地学人心中不灭的灯塔。
牛津位于泰晤士河的一个拐弯处，地势较低，且有丘陵遮蔽，树木掩映。若乘车进牛津，翻过几道山坡，经过几条窄街，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早已置身城中，鳞次栉比的古建筑令人目不暇接，新鲜的惊喜一个接一个。去剑桥则不同。越过高速公路上的一道高坡，眼前豁然展现一片广袤的绿色原野，无数哥特式尖顶，在阳光下颂歌般地升腾，剑桥毫不吝惜地向每位来者，立即亮出了它完整的身姿。
牛津首次被《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及，是在911年，位于市中心的牛津最古老的建筑撒克逊塔，已有近千年的历史。牛津的著名，主要是由于牛津大学。但如今，究竟是城市创办了大学，还是大学造就了城市，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般，已无人能说得清。剑桥的历史与牛津相差无几，但剑桥大学的历史却稍短于牛津大学。有这么一则故事：1209年，在师生和市民间的关系已很紧张的牛津，一位妇人被杀，市民怀疑是学校里的人所为，于是，一场针对师生的报复行为，在城中大规模地展开。师生们被迫远走他乡，其中一部分人来到剑桥，创办了剑桥大学。
然而，这本是同根生的一对亲兄弟，长期以来竟始终相互怀有某种淡淡的敌意，这也许印证了中国那句“一山不容二虎”的老话。两所大学在清楚地意识到对方强大实力的同时，彼此仍要不时显示一下自我的优越或对对方的不屑。时至今日，在社会民主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两校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的大趋势下，“对立情结”仍纠缠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比如，两地人在言谈中大都有意回避“牛津”或“剑桥”的名字，而互称“另一个地方”。又如，牛津的子弟去剑桥上学，或剑桥的本科毕业生去牛津读研究生，仍往往会遭到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在与两地学人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的互贬中，其实并无多少恶意，而更多为自赏，甚至是幽默。至于两校间一年一度的赛艇、橄榄球和田径对抗赛，虽每每剑拔弩张，气氛热烈，却早已被视为一种友好的沟通。
一本旅游手册关于剑桥这样写道：“剑桥在每个方面都与牛津竞争，它虽然在年岁和赛艇上处于下风，但在吸引力和景观上却稍胜一筹。”相较而言，牛津更深沉，剑桥更玲珑；牛津更城市化，剑桥更像大乡镇；牛津似乎更愿炫耀历史，剑桥则较多地着眼于未来。但对一个外来人来说，两地之同其实远大于异。至少在我看来，牛津和剑桥的美是不相上下的。在近千年的城市发展史上，这两座城市从未经受过大的革命和战争，幸运地保存下各世纪的建筑代表作，使它们成了不可多得的、活的欧洲建筑艺术博物馆。站在牛津的撒克逊塔和剑桥的圣玛丽塔上放眼四望，周围是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古建筑，一个个绿色的尖顶，一条条狭窄弯曲的街道，它们仿佛是随意安排的，可相互间却又有着完美的和谐和有节奏的呼应。常有一群鸽子，在建筑群上潇洒地飞过，于是，古老与新鲜，静与动，便构成一种奇妙的对照。两座城市都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泰晤士河环绕牛津，河边是宽阔的草坪，河上悠闲地游动着一只只天鹅，一对对野鸭，河边散落着一张张长椅，椅上刻有一些逝去学长的姓名，还有一些亲切、感人的话语：“我们感谢这座花园。”“这是我们深爱的河流。”“我们曾在这里度过最美好的时光。”……这是已逝学长自己或他们的亲友捐赠的。小小的剑河则在剑桥城中蜿蜒而过，流经一座座小桥，串起一个个深院，一年四季，都有学子或游人泛舟河上，在岸边的柳树下缓缓地穿行。在泰晤士河和剑河边漫步，我常常会想起曾在牛津就读的诗人雪莱留在他墓碑上的那句话：这里躺着一个年轻人，他的生命是用水写成的。河流造就了城市，河水记录着历史，牛津和剑桥这两个已不年轻的文化巨人，其生命也是用水写成的。
牛津和剑桥的相近，更在于其浓厚的文化氛围。作为世界上著名的两座大学城，这里的居民多半与大学有关，城里到处洋溢着浓重的书卷气和文化味，书店、剧院和博物馆比比皆是，多得与城市规模不成比例。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各有数十个历史悠久的学院。剑桥的彼得学院建于1284年，而牛津最古老的大学学院已在筹备庆祝750周年校庆。这一所所学院散落在城市各处，都有自己独立的校园，校园一般都由两三个院落组成，院中也必定有高高的教堂、考究的饭厅、参天的古树和绿色的草坪。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像院中的青草般生生不息，学院的传统，如古树般庄严、挺拔。年复一年，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踌躇满志地来到这里，由牛津和剑桥造就的各界名人，真可以说数不胜数。牛津和剑桥，是世界上仅有的两所基本保持欧洲中世纪教育体系的大学。在这里，师傅带徒弟式的教学方式得到广泛运用，教师授课是面对面的，一位教师只带几个学生。大教室中的公共课很少见，也就是说，两校的本科生实际上是在享受研究生的“待遇”。尽管，如今已有人就这种教学体制的合理性及其人才产出效率等提出疑问，但这一方式的独到价值还是显见的，即有助于受教育者独立人格和探索精神的形成。
走在牛津和剑桥的校园中，时而恍若置身于修道院：每个周末，学校教堂里都有礼拜，礼拜由驻校牧师主持，由音乐专业的学生演奏管风琴，由师生组成的唱诗班放声歌唱，歌声和着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久久回荡在空中；在节日庆典、开学和结业仪式等正式场合，乃至各种会议上，参加者均着深色学位服，平日里，也常见到这身装扮的学人，神色严肃、步履匆匆地走过；参加考试的学生，一律深色西服，并在胸前插上一支白色或粉色的康乃馨；每周一次的师生聚餐会，在教堂般的大厅中举行，身着晚礼服的教师坐在餐厅一端的高台上，学生则坐在两排长桌旁，就餐前，还要由一位学生代表和校长来一段长长的拉丁语对话……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礼节和仪式都非强迫。也许，牛津和剑桥的学人，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延续着他们的悠久历史；也许，就在这近乎刻板、显得守旧的规范和举止中，对学术的虔诚、对传统的珍重、与潮流的抗争等优秀的学术品质得到了培养。
傍晚离开剑桥，回首再望夕阳中的学城，顿时忆起徐志摩《再别康桥》（“康桥”为“剑桥”的别译）的诗境：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其实，面对牛津和剑桥这样巨大的存在，你能带走什么呢？当然，你可以带走知识，带走学位，甚至带走回忆，带走爱情，但这里的氛围和文化却是永恒的。
题图：从撒克逊塔上看牛津。（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怀特：把美元变金元
廖先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基本架构中的唯一多边组织。在其初创时，即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作为各自国家谈判代表的美国人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分别为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一个未来蓝图。凯恩斯是著名经济学家、英国财政大臣。相比之下，怀特只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一名官员，既无凯恩斯那样坚实的理论基础，也非创新的思想家，著作很少，但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却较多地采纳了他的计划。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无名之辈打败了学术泰斗呢？
怀特1892年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立陶宛移民家庭。年轻时，他在五金商店打过杂工，一次大战期间随美军到法国服役，快30岁时才进入大学，1930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后，到劳伦斯学院任教多年。芝加哥大学的雅各布·瓦伊纳教授要升任财政部长时，写信请他出山。于是，怀特离开校园，到财政部任职，一干就是12年，最后升任助理部长。
1935年，怀特去英国时，认识了凯恩斯和其他英国经济学家，同时，他也认识到英美在货币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战后，他转而负责国际事务，开始构思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未来计划。史学家们认为，以他在二战中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战略眼光来说，怀特实际上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的领导者和灵魂。
怀特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观点，与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主流经济学派大体上一脉相承。这主要有三点：一、应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犯的错误，世界经济必须建立在国家间的合作性竞争之上，而非霸权或者封闭的自给自足上面，经济增长必须以稳定为前提。二、国际资本的流动必须有利于贸易的发展，而不是成为一种独来独往的破坏力量。三、必须建立一个多边官方机构，以促进上述两目标的实现。怀特和凯恩斯基本上都同意这些观点。但除此之外，怀特还主张：政府应有某种既可灵活调控而又稳定的货币币值基准。因此，他力主：与黄金挂钩的美元，应成为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
“灵活调控”这一思想，在10年后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得到凯恩斯的支持，“广泛地监控资本的流动，无论是流进还是流出，应该成为战后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但对货币基金组织应有多大的权力和独立性，双方有明显分歧。凯恩斯认为，世界需要有能制衡美国经济实力的某种机制，即一个能双向调节信贷流动的世界中央银行。怀特却认为，这个机制应附属在美国经济实力之下，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可促进世界贸易平衡增长的某种机构。这一设计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埋下一个致命的缺陷：国际储备与国际贸易是同步增长的，它令美元的供应处于经常性膨胀，这样一来，就很难保证美元币值的稳定。当时，凯恩斯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走出这一两难处境的办法，是在以美元作为储备工具的同时，再创立一种国际信贷工具。凯恩斯的建议，被怀特以雄心太大为由否定了。但不久，他本人又提出修改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建议创立一个货币基金组织专有的篮子货币。怀特的这一建议，到70年代才得以实施，货币基金组织以成员国分摊的方式创建了特别提款权。
怀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中战胜了凯恩斯，并非由于他在智力或学术上占有优势，而应归因于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未受战祸的美国，除地理原因令它的经济基础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外，它还采取“租借法案”这样的方式，挣了不少参战盟国的钱财。因此，美国在二战后一跃而为称雄世界的金元帝国。
怀特与凯恩斯计划的核心思想是：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建立在各国政府间合作性竞争的基础上。大战期间，美英合作是基石。战后，美苏关系凸现出来。因此，当凯恩斯反对邀请不同经济体系的苏联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怀特却从美国利益出发，认为不邀苏与会，将难以保证国际金融的稳定与合作成功。怀特成功地邀请苏联代表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他还想把苏联拉进国际金融合作，但因后来的邀请遭斯大林拒绝而落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为美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怀特，在此后，却因力邀苏联代表受到麦卡锡之流的怀疑，差点儿被打成“苏联间谍”，他不得不于1948年8月反复到国会接受质询。不久，他便含冤病逝。5年后，他的照片才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
经济学界认为，怀特的主张，看似是在金融业提倡自由的合作性竞争，实则是为已经在市场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金融巨头，提供优先发展的空间，而其它国家金融业的发展，将必然在特殊地位的美元挤压下受到遏制。这种美元一统天下的格局，给世界各国金融业造成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格局直到欧元出现才开始受到挑战。
由于怀特，美元成了称霸一时的金元；也同样由于怀特，我们今天不得不在金融危机之后，再次检讨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与安全问题。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高原明镜——的的喀喀湖
兰才基
在玻利维亚和秘鲁交界的安第斯山高原地区，云岚缭绕，碧波粼粼，世界上最高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像悬挂中天的一面明镜坐落于此。它的湖面海拔3800多米，周围的湖光山色和古迹名胜，不仅成为南美高原山区的旅游佳境，而且被称作美洲文明之花——印加文化的摇篮。
从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驱车西行约100公里，就抵达的的喀喀湖湖滨了。举目环顾，深蓝色的湖面被山峦和岛屿隔得弯弯曲曲，湖区周围是怪石嶙峋的山坡、片片丰腴的绿洲和白雪皑皑的雪峰。汽车在湖滨公路行驶了两个多小时，也只绕过湖边的几个小角。因为湖的边角地带狭长弯曲，而整个湖的面积却有8330平方公里，其中3690平方公里在玻利维亚境内。湖水深不见底，据测定，平均水深100米，最深处达300多米，蓄水量为9000亿立方米。湖上终年都可通行船只，成为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
环湖居民大多是印第安人（见上图），他们世世代代靠打鱼、耕作和养骆马、羊驼和绵羊为生。湖边水草繁茂，形成块块翠玉般的绿洲，沿岸和湖心40多个小岛栖息着无数水鸟，湖里盛产银鳞曼头鱼、凯西鱼以及味鲜肉嫩的鳟鱼。过去，印第安渔民下湖前还要祭水神，并举行占卜和祈祷，他们驾驶着用苇草编成的轻便舟筏——“小马”，用鱼网和鱼叉在湖上捕鱼。印第安人还把的的喀喀湖称为“圣湖”。相传，水神的女儿伊卡卡爱上了青年水手蒂托，并结为夫妇。水神发现后将蒂托淹死，伊卡卡又将他化为山丘，自己则变成浩瀚的泪湖。后来，印第安人将他们两人的名字结合起来，称为“的的喀喀湖”。
我们驾着汽车，在一个400多米宽的渡口，乘船抵达湖对岸，来到了的的喀喀湖玻利维亚一侧最热闹的旅游景点科巴卡瓦纳。这里也是印第安人的聚居地，在湖滩小镇上，到处都看到露着古铜肤色的人群，妇女大多是头顶呢料制作的小礼帽，身穿宽厚多褶的大长裙，肩头披裹着彩色大披巾。街头货摊上售卖的小商品和工艺品，尽是当地土著居民的手工编织和富有印第安民族特色的泥塑、木雕，也有不少银制的手饰以及各种毛皮制品，色彩鲜艳，价格便宜。
以捕鱼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印第安居民，在的的喀喀湖一带的层峦叠翠中，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蒂亚瓦纳科文化，因而成为南美古文化的发祥地。“蒂亚瓦纳科”在古印第安语中意为“创业中心”，它是印加帝国前一支印第安部族的首都，位于的的喀喀湖东南21公里处，海拔4100米，作为一座古城，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来到古城遗址浏览，仿佛进入了神话般的印加古国。
遗迹占地面积约20公顷，主要由卡萨萨亚庙、阿卡帕纳金字塔、露天半地下神庙和太阳神庙4部分组成。卡萨萨亚庙是蒂亚瓦纳科人举办宗教仪式的场所，庙墙用巨石砌成，一块块排列有序的石板重达几吨甚至几十吨。阿卡帕纳金字塔围墙上刻有神像，半地下神庙的围墙，用不同色泽的巨大石块严密堆砌起来，整个神庙如同站立着一排排威武雄壮的卫士，这些都是古代印加人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最著名的古迹是“太阳门”。这是用整块巨型中长石雕制成的石门，宽3．84米，高2．73米，厚0．5米，门楣上布满粗犷而逼真的人形浮雕，中央是维拉科查太阳神像。据说，每年9月22日，正午的阳光总是准确地从门中央射入，说明古代蒂亚瓦纳科人已经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天文知识。
遗址的近旁建有一所蒂亚瓦纳科人博物馆，馆内展出的大量出土文物，勾画出了这个印第安部族从公元前1500年以来的兴衰史，看过之后会使人感到，深沉的的的喀喀湖也是灾难深重的印第安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见证。到了16世纪初叶，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湖区，当地印第安人从此遭受长期的殖民统治，他们的金银珠宝及其它贵重财物被掳掠一空，许多人被强迫到遥远的矿场去服徭役。殖民者的残酷屠杀和压榨，使湖区的印第安人在被“征服”后的30年间，减少了3／4，同时，也使当地的文化艺术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然而，这些印第安人从没有停止过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他们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拿起长矛弓箭，在湖上和山地痛击殖民统治者。1870年，当秘鲁爆发图帕克·阿马鲁二世领导的印第安人大起义时，湖区的印第安人群起响应，“不独立，毋宁死”的战斗口号，响彻了的的喀喀湖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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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异国风情
东京红薯香
闻乐
一直以为，将红薯放在炉中烤熟了吃是咱们中国人的“专利”，想不到，在日本街头也有这种如出一辙的食俗。
冬季的一天，我正在东京街头走马观花，忽然被一阵阵诱人的焦香味吸引，循香望去，只见一辆敞篷小货车周围站着许多人。好奇的我走近一瞧，原来是卖烤红薯的流动小摊。摊贩是一位中年男子，此刻，他正在忙不迭地一手收钱，一手递红薯。购者大多是妇女、儿童，他们拿到红薯后，便捧着迫不及待地吃起来。也许是触景生“馋”吧，我用生硬的日语向摊贩说：“我也买一只。”摊贩听了，立即从烤炉里拿出一只焦黄的烤红薯，放到电子秤盘里称了称，正好600克，报价700日元。我听罢一怔：乖乖，就这么一只拳头般大小的玩艺儿，竟要卖这么大价钱！折合人民币可是50多元哪！这在国内，可以买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烤红薯呢！既然开口要买，也只能慷慨解囊了。于是，我掏出钱，如数给了摊贩。
烤红薯捧在手，就地美滋滋地品尝着，味道既酥软又糯香，从表吃到里，全是一个样。吃完后，我问摊贩：“你这烤红薯是怎么做的？”这位胖墩墩的摊贩知道我是中国人后，立刻停下生意，要我登上他的敞篷车，热情地现身说“烤”法。
日本烤红薯的方法与中国的不同，烤炉是个长方形铁箱，箱分两层，上面一层盛满碎石子，下面一层烧木炭。木炭熊熊燃烧，将上面的碎石子烤炙得滚烫时，用长钳把一只只个头大致均匀的生红薯深埋入石子，将红薯烤得透熟。这种烤红薯的方法被日本人称为“石烤”，用这种方法烤出的红薯表里熟得完全一样，味道特别香，口感特别糯，更重要的是没什么污染，尽管放心地品吃。此时，我不禁联想起我国一些城市街头的烤红薯，几乎都是用焦煤烘熟的，表里皆含有一定的二氧化硫气体，人吃了很难保证不出卫生问题。一种是“烤”，一种是“烘”，一字之差，反应出人们的卫生观念大不相同。
因一个劲儿地向我解说日本的“烤红薯”，忽略了生意，致使众多顾客怏怏离去。对此，摊贩似乎不那么在意。在解说完后，他用手揿了一下车把上的一个按钮，车顶上的一只小扩音喇叭播出了有节奏的、悦耳的叫卖红薯的广告声。只一会儿，小车边又围拢来了许多顾客。我谢别了摊贩，继续赶路，但没走多远，又发现一个卖烤红薯的。看来，冬天里的一个个烤红薯摊，已成了东京颇有季节特色的一道新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