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理解传统 超越传统
——访著名学者张岱年
本报记者 卫庶
记者：文化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民族的文化传统？
张岱年：关于文化问题，20至30年代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又重新提起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同时对近现代西方文化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需要变革传统，改造传统，但是不可能全面否定传统。我们要超越传统，首先也要理解传统。传统文化之中，既有阻碍前进的沉重包袱，也有鼓舞前进的思想火炬。坚持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任何条件之下都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有人慨叹儒家文化“几千年来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岱年：我认为，这样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首先，中国文化不仅仅是儒家文化。唐宋以来，道教佛教的许多观念已深入于一般民众的意识之中。墨家的一些光辉思想，也曾经起过激励人心的作用。同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然表现了严重的保守倾向，但也不是根本缺乏进取精神。
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多年，必有其所以能够自立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思想基础，即是中国文化中的积极传统，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近几年来，我提出一项见解，认为中华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决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精神，在政治生活方面，对外来侵略决不屈服，对不良势力决不妥协；在个人生活方面强调人格独立，志不可夺。“厚德载物”就是要有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儒、道、佛三家彼此相容，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才有。“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是兼容精神。
但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来看，儒学实有偏失。儒家对于物质生活的提高比较忽视，未能全面发扬春秋时人的“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并重的观点，专讲“正德”，对于“利用、厚生”不甚注意。直到清代，一些学者论学术，列举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从不提到物理之学。惟有方以智提倡质测之学亦未引起注意。虽然历代都有一些科学家对于自然科学作出了贡献，而自然科学未列入正统学术，因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记者：“五四”以来的文化讨论中，有人专讲中西之异，有人强调古今之殊，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点是什么呢？
张岱年：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重视人与人的和谐。用传统名词来说，前者谓之“天人合一”；后者谓之“以和为贵”。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相合作。宋代张横渠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表达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点。这种思想有得有失。其长处是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事实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必要，但比较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看到人与人的互助关系，却缺乏斗争意识，更不认识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
如何扬长补短、具真理感，就是新文化所应解决的问题了。
记者：您说过“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能否谈谈您的具体看法？
张岱年：在中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生根然后才能真正开花结果；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密切结合，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又富于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有相互契合之处，这是应该深入理解的。
中国哲学中有一些精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唯物论是相通的。这些思想，可以加以新的解释，从而赋予以新的意义。这里试举出四个基本观点，（1）生生日新；（2）以气为本；（3）理在事中；（4）以和为贵。
（1）“生生日新”是《易传》的一个基本观点。《易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所谓“生生”、“日新”亦即谓宇宙是一个变化创造的过程。过程是辩证法的一个根本观点。（2）“以气为本”。西方古代唯物论以物质为基本观念，中国古代唯物论则以“气”为基本观念。中国古代哲学所谓“物”指一切具体的东西，而一切物的构成材料则谓之“气”。气具有运动变化的本性，气可以说是质量与能量的统一，是一个比较深微的观念。（3）“理在事中”是清初李?关于事理关系的观点。李?从本体论上讲，称“离事物何所谓理乎”。这是一种唯物论观点。事理关系问题是共相与殊相问题的中国形式。“理在事中”仍然是应该肯定的正确命题。（4）“以和为贵”。和谐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所共同赞扬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和的观念起源很早。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他解释和的含义说：“以他平他之谓和”，即认为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谐的价值是必须肯定的。
记者：您提出“我们要超越传统，超越传统须先理解传统。”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张岱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发挥创造性的思维，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亦不应停留于对传统的反思之中。
中国现在正处在文化大转变的时代，也即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大转变的时代，总结过去的传统文化、开创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我们当前的历史任务。
列宁说过，“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我认为，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的重要指示。新中国文化的建设应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
针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与“全盘西化论”，我提出了可称之为“综合创新论”的观点。“东方文化优越论”有复古主义倾向，“全盘西化论”表现了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这些都是错误的。“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古代文化及其近现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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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尤其是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是保持农村稳定的关键。就此，张广智撰文指出——
努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第一，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组织，认真并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目前，农村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基层干部素质差。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农村经济、保持农村稳定问题，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提高农民素质，要首先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
第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农业生产效益差，农民收入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农村大多数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偏低。有关研究表明：粮食亩产量三百斤靠体力，五百斤靠肥力，八百斤以上靠智力。由于农村劳动者科学技术素质差，农业技术人员不够，生产工具落后，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生产力总体上仍处在“体力＋经验”的水平上，加上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我国粮食单季亩产长期在二百五十至四百公斤之间徘徊。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产力发展问题，就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素质，使他们在掌握农业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学而优则富”。
第三，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偏低。我国至今仍有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左右的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农民文化素质的这种落后状态使人口由隐型财富变成沉重的显型包袱，使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和活力。由于许多农民文化素质差，使得农村封建迷信盛行，社会治安混乱，使先进的农村政策被落后的文化所笼罩而发生扭曲。因此，只有大幅度地提高干部和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提高其科学素质和整体素质，才能为农村政策的实施营造一种健康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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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适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开发性科研院所进入或转变为企业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趋势。就此，许江、姚沅海撰文指出，要——
明确行业性综合科研院所的市场定位
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和成长的国家行业性综合科研院所，一直担负着所在行业重大、综合和基础性的重要攻关科研任务，成为各行业科技进步的依靠力量。这支科技队伍是国家产业科技进步中的宝贵财富。
1984年国家实行科技体制改革以来，在十多年的不断改革调整中，行业性大院大所在继续承担政府指令性的行业重大、综合科研项目的同时，经历了事业费逐步减拨、课题承包、兴办科技企业等几个阶段。经过几次不轻松的阵痛，广大科技人员正在逐渐转变观念，认识到科研必须与经济相结合，科研成果必须走向市场、服务于企业，科研院所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发展。针对行业性综合科研院所的发展现状，在新一轮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中，必须明确其市场定位。
按照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设想，行业性综合科研院所应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科研骨干力量，因为在我国现有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曾经为行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行业性综合大院大所在行业科技进步中所处的地位和优势，是其他企业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能将这类院所与一般中、小型科研机构等同对待。而应从行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宏观考虑，在政府的适当引导和扶持下，以现有行业为基础，尽快改革产业科研投资渠道，保证这类院所在转制为企业后仍然是各行业的科研力量主体。要做到这些，基础仍然是市场，政府要依据市场规律因势利导，大院大所也只有真正进入了行业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骨干作用。
行业性综合大院大所转制为科技企业，市场定位可以是所在行业的大协会或大企业的科研开发主体，其中心工作仍然要以科研为主，但要围绕企业需求开展科学研究，真正服务于企业。
作为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的定位不是与企业竞争而是服务于企业，与企业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既能达到推进大院大所顺利转制为企业的目的，又可通过经济纽带，使科技真正融入经济建设中，从而使科研成果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行业性综合科研院所应尽快转变观念，以市场为导向，积极着手各项转制工作。当务之急是要首先抓住自身行业市场，占领行业技术服务的制高点，以综合的专业技术优势，成为支撑行业科技进步的市场主力军。在有能力的基础上逐渐向邻近专业、邻近行业延伸，面向大市场，营造高势位，实现平稳转制，成为而且应该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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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期刊头条
《中国社会科学》
1999年第3期刊登胡绳的文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该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而农民问题和资本主义问题是这一理论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一理论找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同主张从小农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划清了界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要害。重新学习、认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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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国竞合经济》
□王珏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回顾和总结改革的经验与规律，对于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潘新平著的《中国竞合经济——经济改革整合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
关于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的改革波澜壮阔，它究竟走向何方，前景如何，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来看，应当说，目标模式已经十分明确，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如何构架，仍然需要进一步认识和研究。
从其基本原则看，《中国竞合经济》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归纳：竞合经济。竞合，就是竞争与合作。
大家知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动力和秩序问题。没有动力，社会成员就没有积极性，经济就没有活力，缺乏创新，僵硬死板；没有秩序，资源配置缺乏有力的调节约束，经济生活则将失去合作的基础环境。既要有动力、有激励，也要有秩序、有约束，这正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由此出发，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就必然是能够有效实现动力与秩序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来自市场竞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使用是竞争性的，需求的满足是竞争性的，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和部门是竞争性的。总之，社会成员基本经济利益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带有竞争性，是在竞争的推动下实现和发展的。市场竞争的存在从根本上、从全局的意义上解决了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动力机制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首先就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然而，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需要竞争，也需要广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通过各种商品交换行为来展开和实现的。任何一次市场交换的完成，实际上又都是交换双方的一次有效的合作。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换，形成了社会成员的广泛合作，也就形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链条。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又是促进、调节、规范社会成员达成有效合作的各种规则的集合，市场机制不仅是竞争的机制，也是合作的机制。
从上述的意义上讲，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既要求竞争，也要求合作的制度框架，是追求动力和秩序有机统一的经济调节机制。
关于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体制变迁，是一个社会创新的过程，需要有动力，需要有社会成员的积极的推动和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体制变迁，也是用新秩序取代旧秩序的过程，秩序更替这一过程本身又需要秩序，以保证社会有序地完成从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过渡、转轨。因此，比较健康、合理的体制变迁过程，同样需要动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也就是《中国竞合经济》一再强调的，要解决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
我们党在领导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再强调要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实质上就是对体制变迁路径的一种探索和设计，是对如何健康、有序地完成体制转轨历史任务的一种有效的政策性或规则性安排，其内涵就在于追求在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过程中达到动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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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校系统70多位专家共同研讨
邓小平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矛盾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和中共漯河市委日前在河南省漯河市联合举办了“邓小平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讨会”。
会议深入研究了邓小平发展理论，认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中心就是发展，亦即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发展的战略、模式、动力、规律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对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或实质，多数学者认为是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全面发展观，也有学者认为是以人为核心的全面发展观。会议认为，可持续发展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环境危机是传统工业化的产物，是一条“黑色道路”，我们必须努力走出一条“绿色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不可缺少科技支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道德支撑（建立可持续发展伦理学）和制度支撑（主要是解决体制和法制问题）。另有学者指出，协调发展也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如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协调，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协调等等，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还有学者提出，发展总要付出代价或成本，问题是代价的情形很不相同，我们应当树立科学的代价观，利用规律，抓住机遇，实现低代价发展。
会议认真研究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认为发展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而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需要深入研究。一些学者比较系统地调查研究了人民内部的突发性矛盾、干群矛盾，分析了其表现和原因，并提出对策。对于我国当前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主文化”同以流行影视为代表的“亚文化”的关系问题，发展的人文价值、伦理价值同功利价值、商业价值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主张既不要把它们统统夸大为冲突，又要注意协调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有学者主张高扬人文价值和伦理价值，抑制功利价值和商业价值。与会学者还就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及其对我国的多重影响、宗教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进行了研讨。（董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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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部分县（市）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百余人共同研讨
县级行政管理与农业现代化
5月8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县级行政管理研究会与江苏省吴江市委、市政府在吴江市联合召开了“县级行政管理与农业现代化研讨会”。
研讨会依据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我国农业发展及县级行政管理的现状，深入探讨了县级行政管理科学化对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涉及了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县级行政管理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县级政府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的能动作用等问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对于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部分学者提出，依据我国国情，农业现代化意味着：运用现代生产手段、现代生产技术和现代科学经营及管理方式，实行集约化经营，有效地配置、利用、保护农业资源，改善环境和生产社会化服务质量，实现农业高效持续发展，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源转化率以及商品率。同时，使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与收入水平接近城市居民，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与会代表还指出，必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作为推动者和组织者的主导作用，为农业现代化制定发展规划和目标，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信息、科教服务。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县级政府其主要的直接的管理主体，通过制定和采取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适时的措施，对农业生产给予切实有力的指导；县级政府也是主要的农业投资主体，依靠本县财政收入和积累，对县域农业的基本建设进行规划投资；同时，中央政府、省政府的农业政策、发展规划最终也都要通过县级政府在本地区内贯彻落实。县级行政管理和工作效率如何，直接影响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此，县级政府必须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切实改变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精简机构，减少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提高，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县级政府，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靳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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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题追踪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
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前景”
□房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前景”课题组1996年成立，集中了国内近50位专家、学者。该课题的最终成果“经济全球化与分裂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两个发展趋势”已于近期完成。
该报告深入探讨了战后西方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等三大问题。
报告认为，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浪潮引发了西方资本从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向全世界的大规模跨国运动。新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实施的财政与金融扩张，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源泉并使其生产关系得到了相应的调整。这些因素的综合，促进了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趋势，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资本的国际循环基础上的。在资本流遍世界的同时，利润向西方集中，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不平等的经济交换，促使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分化，形成发达与不发达的二元结构。报告认为，全球性的国际垄断是导致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中表现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特性。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报告认为，应当着眼于第三世界工业化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运动规律的研究。80年代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本国际循环中沦为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对象，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落入了“发展的陷阱”。资本国际循环在第三世界的阻滞，已经并将继续对发达国家产生严重影响。1997年以来率先爆发于东南亚地区继而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已经反映出资本国际循环在“外围”地区出现障碍可能导致全球性动荡的趋势。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在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利用其实力地位，采取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更加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以维持资本国际循环的通畅，维护其全球利益与世界霸权。
报告认为，针对急剧变动的全球经济、政治局势，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坚持扩大内需，推进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始终维护我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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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徐秉让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一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总结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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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邓小平时代》
杨继绳著的《邓小平时代》（上、下卷）一书，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书扼要地叙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农村的改革、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思想领域的各种矛盾与斗争以至邓小平身后的一系列中国社会问题。书中引用材料都是作者二十年来新闻采访中的亲身见闻实录。（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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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资本龙卷风》
周宁著的《资本龙卷风》一书，已由昆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分析资本的早期扩张入手，通过对冷战对峙时期资本涌动和冷战后资本大流动的考察，在历史发展和国际资本扩张的大背景下，对九十年代数次金融风暴的成因、影响和结果进行了分析。指出，国际资本的全球流动既为二十世纪全球经济繁荣作出贡献，也给落后地区造成经济混乱，甚至引发政治动荡。（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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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系统科学辩证法》
苗东升著的《系统科学辩证法》一书，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就十种重要系统理论（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论、浑沌学、分形学）分别进行讨论，并涉及模糊理论、相变理论、系统工程等学科，在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从经典的机械论科学向新型科学的历史性转变的大背景下考察了系统科学的产生、发展。（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