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放眼全球

  中东呼唤和平
  刘水明
  日历在一张一张地飘落,时序的车轮即将驶入21世纪。当千禧之年的曙光喷薄欲出之际,人们应该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和世界战略要冲的中东,曾经饱尝动乱之苦和兵燹之灾。特别是从1948年至今,中东爆发了7次大规模的战争,至于小的战争和流血冲突,则更是连绵不绝,难计其数。战争和动乱给阿拉伯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以色列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并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领土和资源纠纷,是诱发战争和动乱的主要因素。旷日持久的阿以争端,是中东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其中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争端的核心。冷战结束后,在人类要和平,国家谋发展,社会求进步的时代大潮推动下,巴以这一对“不共戴天的宿敌”,经过异常艰难的谈判,终于握手言和,在1993年9月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见本版资料),为最终消除巴以争端规定了基本原则和大致期限。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巴勒斯坦人民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实现了有限自治,并举行了首次立法选举,为最终立国奠定了基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6年5月,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利库德集团赢得以色列大选,取代工党执掌权柄,巴以和谈旋即转入低潮,整个中东和平进程从此裹足不前。
  内塔尼亚胡以维护以色列的安全为借口,提出了以“安全换和平”的原则,并顽固坚持“三不政策”,即不允许巴建国、不谈判耶路撒冷问题和不归还戈兰高地。这不仅使巴以和谈几度濒于破裂,叙以和谈无望恢复,黎巴嫩问题不见起色,而且还使几年前大有改善的以阿关系也出现了严重倒退。实践证明,利库德集团的强硬政策并没有给以色列带来真正的安全,而是适得其反。另外,为了获取右翼党派的支持,利库德政府既要向宗教盟友提供大量补贴,又要斥巨资继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导致国库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数增多,罢工事件不断,内部分裂加剧。
  由于反和势力的阻挠,朝思暮想拥有家园和自决权的巴勒斯坦人最终没能在今年5月4日宣布建国,但《奥斯陆协议》所播下的和平种子,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巴以人民的心田。利库德集团所奉行的有悖于和平的政策,不仅引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不满,而且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的反对。在5月17日举行的大选中,工党领袖巴拉克以压倒优势击败内塔尼亚胡,这一结果,可以说是当前以色列民意的真实反映。
  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渴求和平,中东和世界都需要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个人的生存和安全保障也无从谈起。人们期待刚刚结束的以色列大选,能为中东和平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热线

  总理易人 政策难改
  本报驻埃及记者 朱梦魁
  今年的以色列大选经过17日的第一轮投票后当晚就见了分晓:最大的反对党工党领袖巴拉克的得票率为56.1%,而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只获得43.9%。消息传来,内塔尼亚胡当即宣布辞去利库德集团主席职务。据以色列大选统计机构统计,以工党为中坚的“只有一个以色列”在120个席位的议会里占30席,而利库德集团仅获19席,其余席位被其他小党瓜分。
  通过对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两大政党竞选纲领的比较,发现强硬的利库德集团与已经右转的工党之间的政见和主张越来越接近,尤其在中东和谈问题上几乎别无二致。在以色列安全问题上,都强调要保持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都主张以色列人有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完全自由”;都鼓动要誓死保卫与以色列生死攸关的约旦河、耶尔穆克河以及以色列在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的水资源。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反对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强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是不可谈判的;反对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在发展以色列核力量问题上,都表示不参加全面禁止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公约……因此,阿拉伯舆论对以色列大选结果不敢乐观,但又都希望看到阿以关系和中东和谈因此而有起色。
  巴拉克在获胜后就中东和谈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他表示,“将通过实力来实现和平”,并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谈判“划了4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以对耶路撒冷的主权绝不让步;不从1967年以前的边界撤军;禁止“外国”军队部署在西岸;不撤出约旦河西岸主要的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表示,以色列应当改弦更张,让中东和平进程走上正轨。以色列国内有分析说,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推行的高压政策并未能换来安全与和平,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希望新政府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能与阿拉伯人在推动和谈进而实现地区稳定方面有所作为。以色列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在此次大选中,工党和利库德的竞选纲领竞相比“右”,这对于以色列今后政局的走向和未来的中东和平进程都不是好兆头。
  有关方面对以色列大选结果普遍表示欢迎,希望巴拉克能为中东和谈带来转机。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在祝贺巴拉克的同时,希望陷入僵局的巴以谈判早日走出困境。埃及《金字塔报》在18日的一篇评论中说,竞选口号是一回事,实际施政又是一回事。评论认为,巴拉克很可能组成一个中左政府,加之各种政治势力的掣肘,以色列未来的新政府将很难在中东和谈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在处理和谈难题的同时,巴拉克能否改变以色列国内日益偏激的舆论,使之适应和接受和谈的现实和结果,也是一个问号。有的埃及报纸认为,巴拉克和内塔尼亚胡是一个钱币的两面,未来的以色列新政府不会轻易在和谈中作出让步,告诫阿拉伯人不要过于乐观。正在美国访问的约旦国王欢迎巴拉克当选,希望约以和平进一步得到巩固。叙利亚政府敦促以色列尽快恢复关于结束对戈兰高地占领的谈判。黎巴嫩则强调,以色列除了从黎南部撤军之外别无出路。法国总统希拉克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先后祝贺巴拉克当选以色列新总理,认为这为今后的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了希望。
  (本报开罗电)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四月二十九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于五月四日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是巴领导层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的又一次重大策略调整——
  巴解以退为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陈双庆
  长期以来,巴解组织为建立巴勒斯坦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斗争策略变化大体上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确立通过武装斗争将以色列“赶入地中海”的目标。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使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自此,巴勒斯坦人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漫长征途。1954年,时任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的阿拉法特在开罗美国大学第一次公开宣布将建立独立的巴国。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阿拉法特感到在大国强权政治的操纵下,枪声比空洞的口号更响亮。于是经多年的准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64年5月成立,打响了反对以色列的第一枪。1969年9月,第六届巴全国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通过武装斗争解放整个巴勒斯坦的最终目标。
  第二阶段,由武装斗争转向政治解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以及1982年9月在摩洛哥非斯召开的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承认以色列的和平方案,使阿以争端由全面对抗转向和平解决。巴解武装力量因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及内部的严重分歧,被迫撤出了在黎的最后一个阵地,分散到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形势的变化使巴解认识到,仅靠武装斗争已不能实现建国目标,于是在斗争策略上进行了调整。首先,阿拉法特决定脱离抵制埃以媾和的“拒绝阵线”,并率先与埃及修好。其次,他摒弃了少数反对派的单纯军事路线,与埃及、约旦合作,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谋求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巴以争端。用阿拉法特的话说就是“一手拿着来福枪,一手拿着橄榄枝”。1988年11月,巴全国委员会宣布接受1947年联大通过的分治决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主张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第三阶段,巴以全面走向和解。在1990年爆发的海湾危机中,巴解因支持伊拉克,在国际及阿拉伯世界的声誉急剧下降。为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巴解决定通过与以谈判,有条件地接受自治,逐步实现民族自决,最终建立巴国。经过艰苦的秘密谈判,巴以终于在1993年9月在美国的主持下签署了《奥斯陆协议》。根据协议,巴实行为期5年的过渡自治,双方于1999年5月4日自治期结束时完成有关巴最终地位的谈判。巴以谈判向着有利于巴勒斯坦方面发展。但后来以政府更迭,内塔尼亚胡于1996年上台后奉行“三不”的强硬路线,使巴以双方已签署的协议难以落实,和平进程久陷僵局。
  对巴方来说,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巴以和谈的最终目标和归宿,而1999年5月4日是巴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宣布建国的有利时机。然而,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领导层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最终作出推迟建国的决定。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目前形势下也不失为一个以退为进的明智之举。首先,放弃在以色列大选前宣布建国,可避免以方采取过激反应导致和谈破裂甚至严重倒退,并防止为以右翼势力重新上台制造可乘之机;其次,涉及边界、定都、难民和犹太人定居点等关键问题的最终地位谈判尚未进行,巴在这种情况下宣布建国将形同虚设。而推迟建国则有利于巴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压以尽快举行最终地位谈判,使尚不成熟的建国条件得以完善;第三,推迟宣布建国有利于巴敦促美、欧等西方大国履行其“压以停建定居点”和“继续向巴提供经援”的承诺,为未来建国扫除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推迟建国的决定后,巴解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最后宣言郑重声明,将进一步采取必要步骤和措施完善国家机构的建设,组成包括宪法起草特别委员会在内的一些工作委员会来落实国家主权,并决定在以色列大选后再度召开会议,视情况就建国问题采取新的策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风云百年

  1913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并未使巴尔干同盟所有国家满足,《伦敦条约》签订后其内部在领土问题上产生内讧。由于协约国和同盟国两个大国集团的插手,争执更加激烈。6月29日,保加利亚对塞、希发动突袭,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土耳其乘机向保加利亚进攻。保四面受敌,7月29日乞和。8月10日,交战双方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通过战争,塞尔维亚的势力大大增强,这就加深了它与奥匈帝国的矛盾,终于使巴尔干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
  在中国,虽然剪了辫子,成立了民国,但局势依然动荡。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袁世凯收买的刺客暗杀身亡,不久案件真相大白,孙中山动员起兵讨袁,爆发“二次革命”。在袁军的强大攻势下,“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各国相继参战,形成了以德、奥同盟为一方,以英、法、俄协约国为另一方的战争局面。除意大利外,欧洲各大国都卷入了战争。战火从欧洲大陆很快蔓延到中近东、远东和非洲一些地区。空军在大战中第一次用于实战。德国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法国,遭到顽强抵抗,德速决战略失败。
  8月6日,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宣告中立,日本趁火打劫,进攻中国青岛,夺取德国在华利益。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德国在非洲的领地也受到英法联军的进攻,在其后几年相继被瓜分。
  1915年
  德国在西线未能如愿以偿,于是在东线增调军队,重点打击俄国,企图迫使俄国媾和。在持续8个多月的战役中,俄军伤亡、被俘达170万人,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重的一次败仗。西线战场上,双方进行了残酷的阵地战,但始终处于僵持状态。德军率先使用了毒气罐,英法联军则以牙还牙。5月23日,意大利正式向奥匈帝国宣战,德、奥则于10月将保加利亚拉进了自己的同盟。
  1月18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全面控制中国。5月9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式承认“二十一条”几乎所有条款,举国激愤。
  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次年9月,该刊改名为《新青年》。
  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自导自演了“称帝”闹剧,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25日,蔡锷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七)(薛飞)(附图片)
  图为西线战场上德军的野战炮部队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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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观察

  有人说,巴勒斯坦地区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小得常常在地图上都难以找见。然而,正是在这条狭窄的地带上,却上演了本世纪最为冗长、难解的民族生存之争。犹太人视这块土地为自己的发源之地、神圣之地、家园之地;巴勒斯坦人则将它视为自己的历史家园。当2000多年前,犹太人被逐出家园、流散到世界各地时,阿拉伯人便成了当地的主导民族,他们在此地生息繁衍,也历经了上千年历史。按照1947年联合国决议,犹太人回来了,并在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地区托管的第二天,宣布以色列国家独立。这简直就是在向巴勒斯坦人心上捅刀子。他们,包括整个阿拉伯世界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在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上,允许一个被驱走了上千年的民族返回,并建立国家!于是,两个民族为了生存之地,自然展开了连绵不断、刀光剑影的流血冲突……
  和平进程 荆棘载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王京烈
  中东和平进程是阿以矛盾在不同阶段的特殊表现形式。纵观中东形势的发展,阿以冲突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40年代末—70年代初全面对抗阶段、70年代末—90年代初相持阶段和90年代初至今的政治解决阶段。1991年召开的马德里中东和平国际会议标志着阿以冲突进入以和谈为主旋律的政治解决阶段。会议确定了阿以和谈的基本框架:双边会谈将解决以色列与有关冲突各方的争端;多边会谈的目的是促成该地区各方之间建立信任、构建中东的未来。
  巴勒斯坦同以色列的谈判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解决临时自治和过渡期问题,第二阶段解决最终地位问题。第一阶段,经过有关各方的积极斡旋和巴以之间的艰苦谈判,1993年9月巴以实现相互承认,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它确立了巴以之间实现和平的基本原则。1994年5月巴以签署了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临时自治协议,标志着巴勒斯坦自治正式进入实施阶段。1995年9月巴以签署了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扩大自治的过渡协议,除涉及以撤军、巴自治机构选举外,协议还规定双方不迟于1996年5月开始最终地位谈判,并在两年内达成最终协议。
  巴以谈判的进展为约以和谈取得实质性突破铺平了道路。1994年7月约旦、以色列签署了结束战争状态的华盛顿宣言,10月又签署了和平条约,11月相互开放边界、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马德里中东和会之后,叙以之间进行了10多轮双边会谈,以色列也曾承诺归还戈兰高地。虽然双方在撤军与和平的先后顺序、撤军条件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谈判还在进行。
  1996年内塔尼亚胡执政以后,提出“安全换和平”的主张,破坏了和平进程“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从而使阿以谈判陷入僵局。1998年10月巴以双方尽管签署了临时和平协议,但并未能落实;内塔尼亚胡虽然表示愿意同叙利亚谈判,但又坚持“必须保留戈兰高地”,因此遭到叙利亚的拒绝,叙以关系再次倒退,迄今为止叙以未能恢复和谈。
  为了打破叙利亚同黎巴嫩的特殊关系,1996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提出了“黎巴嫩优先”的策略,要求黎巴嫩与其谈判。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认为,以色列的立场违反了安理会425号决议中“无条件”撤军的原则,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分裂阿拉伯国家。因此,黎巴嫩拒绝了以色列的谈判要求。
  中东和平进程荆棘载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是:
  一、实力失衡下的谈判。面对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民并没有实力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利。因此,尽管和平进程的最终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其发展进程必然充满坎坷,有时甚至会出现倒退。
  二、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以色列作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实际上掌握着谈判的进程和进度:每当以色列采取相对缓和的立场,谈判就出现进展;反之,则陷入僵局、甚至出现倒退。这是以色列在谈判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以色列国内东、西方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媒体称其为“两个以色列”。阿以冲突一旦缓解,国内矛盾必然突出。这也是以色列不愿加快和谈步伐的原因之一。
  三、涉及诸多敏感性、实质性问题。谈判初期主要涉及程序性或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而未来的谈判将涉及敏感性、实质性问题,每个问题都是十分棘手的。
  ——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以色列人、特别是极右势力不愿看到巴勒斯坦国的出现,认为巴勒斯坦国迟早会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戈兰高地问题。戈兰高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还有比较丰富的水资源,以色列将戈兰高地视为其北部“门户”和生存安全之所在。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以色列、巴勒斯坦都主张耶路撒冷为自己国家的首都,耶路撒冷最终地位不仅涉及到巴以关系,也是犹太教徒和数亿穆斯林极为关注的敏感问题。
  ——水资源问题。中东水贵如油,巴勒斯坦地区更是如此,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十分匮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用水量增长,水资源成为决定生存安全和社会发展快慢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而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目前有大约260万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在异乡他国。以色列极力反对巴难民返回家园。以政府认为,巴难民回归将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结构,最终将威胁到以国家安全。
  四、国际社会压力不够,特别是美国的偏袒立场使以色列更加有恃无恐,使中东和平进程进展缓慢。
  有鉴于此,尽管以色列大选已揭晓,以总理易人,但未来几年中东和平进程并不容过早乐观。(附图片)
  巴勒斯坦自治地区示意图 孙伟 吴殿会制图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奥斯陆协议
  1993年,在挪威的撮合下,巴以双方在奥斯陆经过历时数月的14次秘密谈判,就实现初步和平取得实质性重大突破,最终在加沙和杰里科首先自治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9月13日,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
  《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的主要内容是:
  ——巴以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人民成立一个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机构,其过渡期不超过5年,最终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永久性解决;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迟于过渡期的第三年初就被占领土最终地位举行谈判,谈判将包括耶路撒冷问题、难民问题、定居点问题、安全安排、边界问题和与邻国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
  ——将在9个月内选举产生自治委员会,实行自治管理,届时以色列对加沙和杰里科的行政和军事管辖权将一并取消,以军撤出加沙和杰里科地区,巴勒斯坦将建立警察力量负责维护治安;
  ——立即成立一个以色列巴勒斯坦联络委员会,负责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和需要协调的问题及争端,对谈判解决不了的纠纷和争端可由双方商定的调停机构仲裁解决。
  (静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以色列历任领导人
  总统:
  哈伊姆·魏茨曼(1949.2—1952.11)
  伊扎克·本—兹维(1952.12—1963.4)
  扎勒曼·夏扎尔(1963.5—1973.4)
  伊弗雷姆·卡齐尔(1973.4—1978.4)
  伊扎克·纳翁(1978.4—1983.5)
  哈伊姆·赫尔佐克(1983.5—1993.3)
  埃泽尔·魏茨曼(1993.3—)
  总理:
  戴维·本—古里安(1948.5—1953.12)工党
  摩西·夏里特(1953.12—1955.11)工党
  戴维·本—古里安(1955.11—1963.6)工党
  列维·艾希科尔(1963.6—1969.3)工党
  果尔达·梅厄(1969.3—1974.4)工党
  伊扎克·拉宾(1974.5—1977.4)工党
  梅纳赫姆·贝京(1977.6—1983.8)利库德集团
  伊扎克·沙米尔(1983.9—1984.9)利库德集团
  西蒙·佩雷斯(1984.9—1986.10)工党
  伊扎克·沙米尔(1986.10—1992.7)利库德集团
  伊扎克·拉宾(1992.7—1995.11)工党
  西蒙·佩雷斯(1995.11—1996.5)工党
  本杰明·内塔尼亚胡(1996.5—)利库德集团
  (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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