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间，我们的文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单从艺术门类看，纪实文学从以诗歌、小说等为主导的虚构文学的传统艺术框架中脱颖而出，逐渐站到了文学舞台前沿位置。书店书摊，纪实文学出版物触目皆是。图书市场销售排行榜上，纪实文学也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我们走访了一些学者、作家、编辑、文艺评论家，迫切地感受到，时下的纪实文学需要——
呼唤真实
王辟长
一个概念的提出，应力求准确、鲜明、科学、规范。“纪实文学”，从语义上分析，却有着内在的矛盾。纪实，重在真实；文学，离不开虚构。二者的联姻，该如何界说、评判？
有人认为，纪实文学，真实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的。作为文学，需要生动性，但再怎么生动，再怎么加强文学性，也不能脱离事实。那种为了避免打官司、招惹麻烦，而把一些名字用ABC代替，或者为了加强文学性而干脆把第一性与第二性颠倒过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文学。
何启治认为，纪实文学核心是“真人真事”的真实，而不是“艺术”的真实，不是“虚构”的真实。严格地讲，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也有区别。报告文学必须严谨地按“真人真事”的真实来写，纪实文学虽然也是“真人真事”的记录，但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把它的地点、单位和当事人名称改用假名。即便这样，它也必须恪守真人真事原则。相对而言，纪实文学更贴近读者，更通俗、更自由，报告文学则相对规范一些。
丁临一认为，所谓纪实文学，是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结合，具有当代性。纪实文学的属性，姓“今”不姓“古”，属“热”不属“冷”。不管写什么问题，必须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和当前的社会生活保持紧密联系。
李炳银则认为，时下某种不成熟的“纪实文学”的出现，是作家一种狡黠思维状态下的变种和异化，是在严格纪实面前的退缩，又是虚构能力上的弱化。既想利用真实争取读者，又不愿承担写实的责任。这个概念的出现，给文学创作在理论上乃至创作实践上带来很多混乱。
葛兆光认为，二十世纪我们已经形成的文学与历史分开的学科化体制，预示着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预示着文学与历史间的冲突。为什么文学不可以写历史性事实，为什么历史不可以用文学的写法？谁决定了这个界限不可以逾越？——我们现在的学科体制和本世纪以来人们形成的现代观念在无形中分割着这两大块。其实，早期这两者之间界限并不明显。文学手法曾经用在历史学里，而历史学的纪实也不排斥文学笔法。如司马迁《史记》写霸王别姬，项羽与虞姬两人悲悲切切地唱了一两段歌，第二天就死掉了，显然是文学笔法。因为当事人死了，八百江东子弟也都阵亡了，谁知道项羽与虞姬唱歌一事？只能是虚构。纪实文学，名曰“文学”，但又想承担一份历史责任，所以挂上一个“纪实”的牌子，有点“画地为牢”的意味。
对于纪实文学的重要性，杨义认为，“世间不可少此一体”。王宏甲更大胆提出，二十一世纪纪实文学将取代小说。
文学发展史启示我们，一种文学形式的出现、繁荣乃至成为文学的大潮，必须要以时代的普遍需求为条件。在整个九十年代，纪实文学成为一种新风尚。小说、诗歌、戏剧等似乎与我们关注的目光有所疏离。
李炳银认为，当前的创作现实与市场环境使真实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纷纭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对历史真相、现实真实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长期以来，人们厌烦了文学中的“矫情、虚假和浮夸”。目前，虚构文学的创作又有个人化、私人化的倾向，与现实有某种程度的脱节。而时下所谓的纪实文学之所以拥有不少读者，是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还具备一定的真实性。正是凭借这份不确定的真实，这些作品常常直接进入人们的生活，诸如出国问题、婚姻状况、情感隐私、社会心理……从中人们可以获得一些模糊的信息。
何启治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市场也发生着变化。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在艺术生产过程中，作家也应该知道读者需要什么，不能简单地认为我有什么读者就得接受什么。不可否认，以真人真事为叙述对象的纪实文学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丁临一也认为，纪实文学的繁荣是文学的主动选择，是文学与读者阅读需求接轨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关注个人的生存方式，希望生活得更美好、更有质量，希望民族富强、国家兴盛。而纪实文学则可以提供诸多方面的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实文学的出现，印证了“文学总是跟着生活走的”原则。
杨义认为，小说、诗歌等虚构艺术有追逐新巧的不良倾向，有卖弄从西方学来的不太成熟的技巧的嫌疑，关注一些人们并不关心的问题。开始出现时，或许有新意，但长期下去，读者必生厌倦。人们更希望看到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字。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纪实文学的出现，正好与人们的期待达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求真？求虚？亦或二者兼顾？纪实与文学、真实与虚构，孰轻孰重？二者的结合，是“委曲求全”，还是“互补交融”？
杨匡满认为，纪实文学对真实性要求比较严格，既然标明纪实文学，就要对读者承诺。这一点，《中国作家》杂志在“征稿启事”中严正声明：“纪实文学作者必须对其中人物、情节甚至细节负责。”纪实与文学相辅相成，真实是它的生命，文学也是它的生命，“没有细节就没有文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葛兆光认为，历史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曾经存在过的事物作具体的回忆和追述，文学是对从来没有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想象。但二者也有共同点，历史是一种叙述，是一种叙事体散文式写作，文学也是一种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人为鸿沟会逐渐缩小。再从历史学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去重构历史事件的细节、场景、语境等，这个做法已经跟纪实文学比较接近了。也就是说，纪实文学不管怎样纪实，也不是完全的还原，而只能是把比较切近时代的真实写出来，这中间少不了对某些无损于纪实的内容进行想象与细节处理。实际上，历史本身在叙述时，也要注重它的丰富性、生动性与可读性。这一点与纪实文学有呼应的一面。必须强调的是，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这是不可改变的真实存在，它制约着写作向它靠拢。纪实文学同样如此，曾经发生的事件，制约着写作的边界，在这个不可逾越的边界范围内，可以适当运用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
何启治认为，纪实文学要纪实，还得是文学。如同讨论科幻是姓“科”还是姓“文”，报告文学是以“报告”为主还是以“文学”为主一样。我觉得这样的概念都是两者融合的结果，它之所以存在，必须是两者和谐的统一。纪实文学也是这样，既有纪实的一面，同时也需要以文学色彩抓住人、感动人。冰心说得好，文学是赚取人眼泪的东西。
在绝对意义上，一切叙述都是改写，任何回忆都无法复原。“纪实”、“报告”、“绝对真实”、“口述实录”等都必须经过仔细审视，理性分析。事件的选择，行文的用笔，无不有“倾向性”贯穿其中，只是或明或隐而已，对纪实文学的作者要求也就更高，既要有烛照历史真相的勇气，又要有见微知著的思想深度和写作才力。
葛兆光说，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小说《将军碑》说得好，即使当事人，他的回忆都有可能出现想象。回忆录中总有想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岁月流逝中，肯定会加入很多回忆，会遗忘一些东西，会发掘一些东西。有的对自己历史中不大说得出口的东西，就有意识无意识地采取遗忘方法，有的觉得值得夸耀的事情就多说几句，在遗忘与发掘中，历史本身也就改变了。
何启治认为，纪实文学要往深度发展，成为传世之作，而不是赶时髦的产物，作者首先要具备胆识与勇气，敢于正视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社会现实中的多方面问题有一种真正从全人类关怀的观念，而不应被市场利益所诱惑而软化自己，异化自己。
丁临一认为，既然选择了作家职业，应该以自己的社会良知，对社会公德、民族前途、国家未来投以天然关注。有了这个根本，作家提笔写作时，才会有一种民族责任感、人文关怀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才能代表时代的良心，代表民族的良知，付出的劳动、理性关注、情感投入才会有所依托。
王宏甲认为，当前纪实文学作者普遍缺乏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这是最致命的弱点。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作是经济工作，企业在经济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一些作家往往在不认识企业状态下开始采访企业，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准确性能有多少呢？纪实文学作者应有多方面知识准备，这样才会避免因知识的欠缺而导致作品的失真。
李炳银认为，现在创作，不管是虚构文学，还是纪实文学，更需要具备那种对艺术纯粹、崇高的追求精神的作家。一些人一年里出十多部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在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行文写作等技术环节所花费的时间不多，不能不使人深感忧虑。
刘白羽认为，纪实文学不能因为有了“文学”两个字，就可以乱编。这已不单纯是文学问题，而是个法律问题。纪实文学作者要勇于承担读者对你的信任，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人民的使者，人民在等待着真实的声音。可以说，没有信任，纪实文学也就没有了价值。
杨匡满认为，纪实文学既然比较尖锐地贴近生活，肯定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名誉，引起某些人反弹，关键要真实。就编辑而言，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作品，不可能对其中出现的几百个、几千个细节一一进行核实，而只能相信作者的素质。由此引起的纠纷，也只能由作者本人承担。目前，对于写纪实文学的作者，应予以保护，保护他们采访、干预、评价生活的权利。
一个作者写纪实文学，必须付出艰苦劳动去采访，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而不应满足于人云亦云，从报纸堆中互相拼凑。同时应具备敏感性，能够判断材料的价值，必须具备最起码的驾驭能力，驾驭得不好，可能以偏概全，有悖真实。
周同宾说，写纪实文学是十分辛苦的事，几十个村子跑过来，真正写出来的文字还占不到采访文字的三分之一。他的“口述实录体”的《皇天后土——九十九个农民说人生》给人们提供了中国农村斑斓驳杂、苦甜酸辣的多彩画卷。为达到“写出生活的原生美”的初衷，他在文体的选择、采访的方式、材料的取舍、语言的斟酌等方面可谓颇费苦心。也许只有作者才知道，如何在大量“田间作业”的辛苦采访基础上恰当地传达出被农民、作者和读者都接受的那一份“原生”的真实，是多么不易之事。
为迎合某些读者的猎奇心理，以“纪实”为名，贩卖隐私，制造“卖点”，是急功近利的商业炒作行为，还是唯利是图的书商对社会的一种灾难式的利益攫取？
王宏甲认为，商业炒作，是一种市场行为。从经营角度看，本身不是坏事。一个作品的问世，其实需要一定程度的炒作。在“炒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非常糟糕的作品，这需要读者睁开眼睛识别。单纯的炒作，不会给“纪实文学”这个名称带来负面影响，“纪实文学”名声的好坏，决定于它自身的质量。而我们目前纪实文学水平整体低下，与时间短有一定关系，如从夏衍《包身工》算起，才六七十年时间。胡适曾在二十年代说，中国文学中最弱的一种是传记文学。因为传记文学受到真人真事的限制，有很多忌讳，禁忌太多，就很难写出很高级的东西。
杨义认为，纪实文学是个流动体，参差不齐，在所难免。同时，又是一个形式，一个瓶子，可以装不同的东西。对此，不能简单地凭好坏加以判断，也不能人为地取消它。而需要理论家去引导、解释，心平气和地扶良除莠，没必要横加批判、绝对排斥。而应积极倡导高品位的、健康的作品，同时，作家与读者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纪实文学生存的土壤，以社会文本去制约作家的写作文本。当然，对借纪实之名，去做有损人格、道德堕落的事，必须予以严肃批评。
丁临一认为，当前纪实文学有泥沙俱下现象，这并不可怕。在纪实文学范畴里，也有高下之分，也要经历一个自然淘汰过程。有些东西写得太私人化，太个人化，第一次可能给人新鲜，但时间一长，大家就见怪不惊了。如果长期搞私人化、出卖个人隐私、出卖个人情感，把它作为一种“卖点”，只能自毁前程。当前的纪实文学现状，有点宽容精神有余，理想精神不足。
无论是对纪实文学的真实性的把握，还是对其文学性的取舍、倾向性的选择，都无不依赖于创作者的主观心理、思想深度、理性精神和作为一个写作者基本的道德良知。历史的长河中留驻的常常是大智大勇的杰作，纷纭变幻的世象中不绝于耳的往往是至真至诚的时代最强音。社会高歌猛进，改革大潮迭起。人们渴望读到忠诚地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洋溢着真善美的作品，我们衷心地希望写作者在人们关注的目光中，在历史无声的期待面前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碑碣式的现实主义杰作。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金台文论
纪录与想象
刘军
在这个许多事物都将逝去的世界上，人们忙于纪录下自己的活动和思想近乎成为一种本能。从结绳记事的远古的蛮族，到使用着电子摄像机的现代游客；从学富五车的学者的坎坷经历，到普通百姓家长里短的平凡故事；从国家民族的巨大变动，到轻易示人不加遮掩的“个人隐私”……纪录的欲望涌动在我们的历史中。纪录是我们曾经存在过的佐证，是我们得以缅怀往事的途径，犹如旧书页中夹藏着的红叶或箱底已经褪色的照片，使我们接触到已经逝去的时间、痛苦或幸福。
用一种简单的说法，对于这些纪录的研究就成为历史学，对于这些纪录的真伪的鉴别、对于往事的复述或不可能复述的探索就成了历史学的主要任务。人们研究纪录的真伪，在纪录中寻求真实的佐证或痕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受到欺骗或愚弄，希望发现历史的“真实面目”，或者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人们怀着对于理性的朴素信仰，坚信能够找到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即康德的“合规律性”。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比最初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对于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完全复原的，我们已经有了更为成熟的观点。在历史学的变革中，历史学家已经从原先抱有的兰克式的寻找历史事实的理想逐渐转到探究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受到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的鼓舞，实证主义的历史学一度极为兴盛，而古典的思辨历史哲学也始终怀有康德式的信念。但分析历史哲学逐渐对此提出了挑战，认为历史事实已经湮灭，我们根据古代纪录所能复原的历史只能是“我们眼中和心中的历史”，用其代表人物的话说就是，“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
这种简略的回顾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今天的纪实作品抱有稍微平和一些的态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这只是说，通往历史的真实的道路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得多，而希望商业化社会中纪实作品承担这样的责任多少有些“苛刻”。司汤达在《红与黑》卷首曾引丹东的话说：“真实，严酷的真实”；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要马洛历经辛苦、深入到非洲大陆腹地去寻找什么不受迷惑的判断力和巨大的勇气。记忆的舛误，理性的迷失，别有用心的伪装，权势者的篡改，诸如此类的因素都会遮蔽真实，代之以面具或黑幕。而穿透这一切，不仅仅需要诚实的理性，批判的素质，有时还需要有准备承受沉痛代价的勇气，犹如那些尘封多年始见天日的日记，或者是浸透着革命者鲜血的遗文。真实是通往真理的道路，是艰难而严酷的历史，尽管面对着商业化的市场需求和社会的琐屑平淡，我们似乎依然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今天，我们纪录历史的手段已经空前丰富，有历史出版物，有报告文学，有纪实作品，有文献、遗址和遗文，还有照相术、电影、电视等发明。我们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客观的”历史真实，不仅谈到关于过去的著述，而且可以“观看”到逝去的现实。但是，若要使历史成为对我们有意义的知识，“批判性的反思”或“移情”之说并没有因为物质手段的进展而失去作用。“批判性反思”是对历史学家而言，是指历史学家不能刻板地串联起史料，而必须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运用自己的知、情、意来“重演”历史，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事实上，这种批判性反思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对于普通的读者与对作者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在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同情、想象和体验中，历史知识才会成为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知识。纪实作品的作者们借着反思和想象来纪录他们的往事，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痛苦、迷惑和错误，而读者则须借助于“同情”和“想象”的素质去感受、领会这些往事，知道不义的罪恶，坚信正义的胜利。历史固然“不可阙如”，但没有点人的想象、同情、经验、价值结合的历史，并不能有助于鉴往知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雪莱在《为诗辩护》中所写的话同样可以看作是为历史作品中想象力、同情心的重要性取得的辩护。“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亦却是暂时舍弃我们自己的本性，而把别人在思想、行为或人格上的美视为自己的美。要做一个更美的人，必须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想象是实现道德上的美的伟大工具。”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
□十几年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行各业的人纷纷涌向海南，开发建设这一片美丽的地方，其中也有不少文化人。他们曾经是编辑、作家、教师、学者。多年过去了，他们在干什么？是下海经商，还是文商兼擅，或是坚守老本行？我们不妨看看以下几位人物的命运。
闯荡海南的文化人今何在？
本报记者 卞毓方
到海南采访企业界的弄潮儿，似乎已是过气的话题。在经历了建省十年几番天上地下的大起大落之后，很多往日熟悉的集团、公司，都面临着艰难转换、苦撑待变的困境。这在社会心态上也有明显的反映。比如，平常熟人见面，倘若对方来自深圳、上海，往往问：“兄弟，还在那儿发展哪！”倘若对方来自海南，口气便变成：“嗨，还在那儿扛着哪？”一个“发展”，一个“扛”，个中滋味，不言自明。就是海南人自身，底气也愈来愈显不足，我有一位在海口经商的朋友，偶尔在京城见面，说起他的公司所在地，总是含糊其辞地回答“在南边，在南边”，就是不肯明确亮出海南。
闯荡海南的文化人，却没有这么多顾虑；他们既然能在这块热土留下来，一直留到今天，多半都有自身值得坚持的理由——
每周有六个专栏
廖逊是建省前夕上的岛，他原属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公派来海南帮忙，帮着帮着，也就留下不走了。如今已是海南的大名人，这固然和他的职务——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有关，但这只是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他每周在新闻媒体上开设的那六个专栏。媒体分别是：海南特区报，海口晚报，特区证券报，海南人民广播电台和海南省电视台，专栏计有：《天涯时评》，《海南与世界》，《环球一瞥》，《廖逊话题》，《南方时空》，《一路同行》。六个专栏，每个专栏每周少则一篇，多则二至三篇，想想看，即使作为专业新闻人员，这工作量也令人吃惊，何况他是业余！然而，在工作狂廖逊来看，这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面，作为政府政策咨询部门的头儿，他每年要作很多很多的报告，举例说，仅在过去了的1998年，他作的报告就多达一百三十四场。试问，内地又有几位学者、教授，敢与他媲美。
全国最小的作协主席
如果说，廖逊的影响目前主要局限于海南，韩少功的名声，则已越过琼州海峡，传遍全国。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少功出道甚早，二十来岁就享有文名。1988年从长沙来海南，落脚作协。曾经办过一本纪实性的刊物，发行量高达一百多万份，着实红火了一阵。外间传说他赚了不少钱，置了车，购了房，是文人中先富起来的典型。听知情者言，此典型纯属虚构。不错，刊物是赚了一些钱，但那是公款。至于他本人，至多只能玩玩作协的一辆旧车，住的，也还是爱人单位的宿舍。以他的聪明，又有经济特区的舞台，要先富一步，并不难。只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的精力，主要还是倾注于文学。
少功如今担当着海南作协的主席。这是全国最小的作协，国家拨给二十五个编制，被退掉六个，剩下的十九个，至今也还未满编。作协的会刊为《天涯》，从业者仅四人，发行量在两万七千册左右，无疑已具备造血功能。日常，少功把精力一分为三，一部分抓作协，一部分抓《天涯》，余力用于写作。抽空还从英文翻译一些世界名著，作为创作之余的调剂。
用散文拯救自己
说到《天涯》，不能不提到蒋子丹，她是这家刊物的主编。然而，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她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道路。子丹出身于文学世家，早先以小说知名，海南建省高潮中，同叶蔚林、韩少功一起，从长沙来到海口。“好几年前就有一种说法，讲海南的作家是地下工作者。”她告诉我，“虽然我生活在一个浮躁、虚华的环境中，周围很少有人同你谈文学，但我一直在思考写什么，以及如何写得更好一点。海南是不是适合作家生存，这问题常常被人问及。我到北京出差，那里的熟人总问：你就一辈子呆在海南了？我就反问：你就一辈子呆在北京了？一个人老呆在一个地方，并不是什么美妙的事。当然在海南，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会遇到若干内地不一定有的问题。记得在海南泡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家大公司组织一次文学笔会，会上公司总裁很奇怪地问我：你是海南作家？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你？我说我不太跟老板打交道。他说，为什么？我说，为了自尊。当时在海南，很多老板之所以看不起文学圈内的人，就是有的人为钱而扔掉了尊严。”
“我很庆幸保留了自尊，但也有过失落的苦闷。苦闷的结果，开始写散文，是散文创作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了出来。”说这话的时候，蒋子丹保持了一份平静。
有一座海口四合院
尹强在海口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四合院，不，度假村。把度假村建成四合院的形式，可以想象他对老北京是多么情有独钟。事实上，他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学学的是化学，业余爱好是美术。1989年来海南，一头扎进商海。干得较出色的，是开了一家老乡餐厅，在海口名头很响。据说海南拍建省十周年纪录片，一开始就用了他的餐厅作特写。接下来的命运，大概和海南多数弄潮儿差不多：吃了泡沫经济的亏，跌入低谷。他的度假村也就生不逢辰，难以支撑。怎么办？毕竟他是有文化的，有眼光的，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划，他把度假村改成了幼儿园。这一来呼应了从娃娃抓起的教育潮流，二来也摆脱了经营的困境。幼儿园现今有二百多个孩子，四十多位老师，名震海口。
在这里圆了小说梦
就在尹强幼儿园的游泳池畔，我见到了另一位作家晓剑。他也是来自北方，祖籍唐山，读书在北京，插队在云南。曾经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和张艺谋、田壮壮、陈凯歌同学。晓剑是一个浪迹天涯、追逐从日升到日落的孤独者，漂泊成了他的日常功课。十年前，他把立脚点放在了海口。他看上海南的环境宽松，用他的话说，“每个人每天都在自由的状态下梦想。”因此，操作起来，易于得心应手。十年来，晓剑创作了二十本书。其中，长篇小说《海南大亨》、《海南风流》、《海南教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书名即可看出，海南这方热土给了他灵感和营养。
人们对闯海南的文化人有一种偏见，似乎他们都是冲着钱去的。晓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拿他来说，的确有好多机会，可以下“海”。但他没去，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他觉得人干任何一件事情，要有兴趣、爱好，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我就对写作感兴趣、想写就写，这是人生的一种乐趣。自己给自己找点乐趣，也不是要实现自我价值，真正的价值不是自己能估量的，而是要社会来评价、定论。自己只是一种选择、一种追求，在社会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精神文明奖的获得者
在海口访问的最后两位内地过去的文化人，是海南电视台的张若波和海南大学的张志扬。张若波来自湖南电视台，说到特区和内地的区别，她坦言：内地人才充足，论资排辈，年轻人，多半没有说话的份儿。海南属于拓荒阶段，你有多大的本事，就可以翻多高的筋斗。去年，张若波有幸被评为海南首届新闻十佳和全国首届电视艺术十佳，除了她自身的努力，特区这方舞台，应该说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张志扬来自湖北大学，未来之前，他在全国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按他的条件，完全可以到北京去，权衡再三，他还是选择了海南。“人才不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大家都挤在一起，对繁荣学术不是一件好事。”他说，“海南吸引我的另一种魅力是她环境特别宽松，人际关系极其简单。在这儿，你不去找别人麻烦，就不会有人理你。从而，你可以安安静静、一心一意地搞自己的学术。”张志扬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他的新作《缺席的权力》和《渎神的节日》，在哲学界引起震撼，并双双获得海南精神文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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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信息
●河北省儿童文学座谈会在香河召开数十位河北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汇聚河北香河，共同对文学创作“三大件”之一的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会议涉及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活资源、整体风格、题材视野，以及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儿童视角、儿童情趣等特殊问题。有论者还着重指出儿童文学创作在艺术创造中的本体意义和核心价值。“南有江阴，北有香河”，在有着深厚儿童文学创作基础的香河召开的这次会议，将对河北乃至全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尧文）
●文艺理论专著《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出版文艺理论家艾斐的《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一书日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五章，四十余万字。该书紧密结合文学的现实走向与创作实际，科学分析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透彻地论述了文学的诸多现象、法则与规律，并就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本义及其多维关系进行了探寻。（任文）
●《真心英雄》、《不再孤独》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继《花季·雨季》后，海天出版社又推出了中学生题材作品“《花季·雨季》系列”。《真心英雄》是一部出自十四岁初中生之手的长篇幻想卡通小说。小说描写了古来东、古来西、古来南、古来北四个小真心英雄穿越时空隧道，与外星恶魔古拉玛斗智斗勇，英勇顽强地为维护地球的正义和平联手作战的动人行为，情节奇幻、跌宕，时间跨度大。《不再孤独》集中和浓缩了现实生活中有代表性的几类家庭，展示了一群孩子的生活画卷，反映了独生子女们的生活遭遇、理想追求、苦恼迷惘。（海宣）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召开总结大会日前，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在京举行总结表彰大会。十多年来，该会会员共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传纪文学三千多部，中短篇小说两万多篇，诗集、文集六百部，整理改编古典小说一百余部，理论专著两百多部，影视剧本六百多部，剧本三百多部。其中有不少作品分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公安部“金盾奖”、文化部“文华奖”、电影“铜牛奖”，这些作品以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各方面的好评。（缪文）
●《毛泽东晚年读过的笑话》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不仅爱读笑话书，而且还非常爱说笑话。他那富有生气、独具风格的语言，熔铸了古今中外语言之精华。他那风趣幽默的谈吐，独树一帜的思维方式，令国内外友人折服。毛泽东晚年爱读笑话书，诸如《笑林广记》、《广笑府》、《笑笑录》、《古今谭概》、《民间笑话》等等。毛泽东晚年带病阅读过的种种笑话书，至今仍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本书是毛泽东身边管理图书报刊工作人员从毛泽东阅读过的笑话书中编选的。（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