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三谈怎样尊崇“德先生”
忠杰
尝了甜头，也吃过苦头，所以，“德先生”在现代社会，包括咱们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这是好事，也是应该的。中国要不断发展民主，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在经历了国际国内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我们对“德先生”的认识难道还能老是仅仅停留在“要”这么一个简单的字眼上吗？
“要”是当然的。但再往深里追究，对“德先生”也有一个科学态度的问题。
比如，如何恰当地认识民主的功能和作用？
无疑，民主能够焕发人的主体意识，调动人的积极性；能够集中多数人的智慧和意志，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能够加强对权力和官员的制约和监督，防止腐败……诸如此类，都是民主的积极的功能和作用。
但是，对此也要有辩证的观点。
我们不妨先做一个小实验。内容是：在甲、乙、丙三个人中分配30元钱。
按照家长制的办法，由“长”拍板：平均分配，每人10元。效率很高，也皆大欢喜。但如果“长”不公道，就会畸轻畸重。大家有意见，但也无可奈何。
按照民主制的办法呢？不会有独断专行，大家都能参与决策，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但也不是没有麻烦之处。由于人人都想谋取最大利益，且可按多数的意见决定，于是甲对丙说，我们两人合作吧，你15元，我15元。乙见势不妙，忙对丙说，我俩合作，我吃点亏，拿10元，你拿20元。丙觉得不错。但甲又转而对乙说，你何必吃亏呢？还是我俩来合作吧。就这样，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却越搞越复杂。大家磨啊磨啊，不知道最后会磨出什么结果来。
这就是家长制和民主制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家长制当然不可再用。但民主制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和无所不能。说到底，民主主要是一种利益磨合的机制。正因为如此，在施行民主的过程中，才会出现很多未必合乎情理的事情。
所以，我们尊崇“德先生”是应该的，但尊崇不能变成迷信，以为只要“德先生”一来，普天之下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民主是重要的，但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除了民主之外，还需要有经济发展作为基础，需要社会稳定作为条件，需要其他手段和方法与之配套。切不可以为“德先生”一人就能包打天下。
再有，怎么推进民主的问题。
看见人家有什么，就糊里糊涂跟着要什么，也不管自己家里是缺彩电，还是缺洗衣机。这种做法，是盲目从众。说不定，捡起来的可能正是人家扔掉不要的垃圾。
看见道路漫长，想匆匆加速，但本来1万米要跑30分钟的，却拼死要在10分钟内跑完。结果，说不定刚跑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就倒地而亡了。
不知道已经到了法治时代、处在法治社会，还迷恋草莽“英雄”、草莽行为、草莽作风，企图一哄而起，制造什么轰动效应。其结果，既害社会，也会害了自己。
诸如此类，都是不知道怎么推进民主的表现。
推进民主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办到的。毋宁说，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所需要的，不仅是决心，还要有方略；不仅是勇气，还要有智慧；不仅是公众的愿望，还要有领导的才能；不仅是坚定的目标，还要有稳健的步伐；不仅是局部的措施，还要有全局的谋划；不仅要积极争取正面的良效，还要预见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总之，是要使国家和民族更加生气勃勃、稳定有序地发展，而不是轻率盲动，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
归结起来，就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民主建设必须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不是哪个个人的主观意愿问题，而是国家的大局、民族的大局。
总结80年、50年、20年来我们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总结世界几百年、上千年来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东欧中亚以及非洲一些国家陷于动荡的沉痛教训，我们对民主问题是不是应该进行两重反思呢？第一重反思，是充分认识到民主问题的重要性，下决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二重反思，则是要认识到民主问题的复杂性，防止“民主浪漫主义”的情绪，即防止把民主过于理想化，防止把民主建设过于简单化。第二重反思建立在第一重反思的基础上，但第一重反思又必须发展到第二重反思。
非如此，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所以，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对“德先生”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
第9版(理论)
专栏：理论信息
纪念五四运动 发扬五四精神
中央党校
4月28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理论座谈会”。会议围绕“五四精神与跨世纪伟大事业”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
代表们指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广阔前景；培育了一批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人物，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华民族思想大觉醒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代表们认为，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和解放、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在今天，爱国主义作为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的表达和体现，是为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而努力奋斗的崇高精神。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代表们强调，五四运动成为新思想与旧观念，新文化与旧传统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开启发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之先河，扬复兴中华民族历史创造之精髓，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当代，发扬五四创新精神，就必须进一步倡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会议提出，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着更加艰巨、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即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同心同德，不懈奋斗，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并最终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任务；继续弘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继续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解放思想没有止境，实事求是要一以贯之。（倪德刚）
中国无神论学会
中国无神论学会近日在北京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五四科学精神与无神论。”
与会者回顾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指出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化，其对立面就是中国的旧文化、旧意识。中国旧文化、旧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各种鬼神迷信。而当时直接面对的，就是所谓灵学运动。这个灵学运动，是中国旧的鬼神迷信和西方传入的鬼神迷信的杂烩。它宣称鬼神是存在的，并且利用现代的技术去装饰旧时代的鬼神观念，欺骗和愚弄群众，甚至宣称只有大兴鬼神运动，才能挽救人类。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对待其他问题上，包括对待宗教问题，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反对迷信、提倡科学这个问题上，思想完全一致。因此，反对鬼神迷信、提倡科学的无神论思想，乃是中国新文化的思想基础。
与会者认为，要促进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必须发扬五四的科学精神，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用种种科学词句装饰起来的伪科学，坚决反对与伪科学相伴随的新的有神论。与会者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李申）
第9版(理论)
专栏：
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呈现新特点
胡彪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由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引起了一些利益调整、观念冲突和社会震动，产生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这个问题，科学地认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准确地把握其基本特点。
矛盾的复杂性加大。江泽民同志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各种具体利益关系的矛盾，比起过去来，要错综复杂得多了。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社会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改革前那种简单的利益群体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与特定的经济关系相联系的不同利益主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并存，导致矛盾主体增多，矛盾关系更趋广泛多样，更为复杂，往往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矛盾的群体性突出。人民内部矛盾大多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涉及面广，群体性明显，易于引起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人的共鸣，进而形成群体行为。诸如拖欠职工工资、农民负担过重、征地拆迁安置等问题，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很容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少数人的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
矛盾的对抗性趋强。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我国社会主导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着对抗性。如果失去警惕、麻痹大意、政策失误、处理不当，也会使之激化，酿成局部范围的群众性事件乃至发生一些严重的社会冲突。从实际情况看，过去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请愿等群众性的事件，方式比较温和，多数在本企业、本系统、本地区活动。现在一些类似事件的对抗性明显加剧。
矛盾的危害性加大。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危害日益加大，后果日趋严重。既有社会政治影响，又有经济损失；既有国家、集体利益的损毁，又有个人利益的损害；既有直接危害，又有间接危害。一些群体性事件，由于“连锁反应”，规模从小到大，诱发和扩大积聚着的社会张力，可能酿成社会局部骚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矛盾的调处难度加大。由于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日益错综复杂，处理难度日趋加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或者是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是缺乏政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一些行政单位和经济管理部门对本系统、本部门的问题采取推诿、拖延、扯皮的态度，使矛盾愈演愈烈，人为地加大了调处工作的难度。有些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跨地区、跨部门，协调处理难度大。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多数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与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给处置工作造成一些困难。
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前进道路上各种力量作用的综合反映，是在社会变革、体制转换、利益冲突、思想变动背景下，诱发因素和抑制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紧密关联，并受其制约。
新旧经济体制交替和碰撞导致了矛盾。改革的实质是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说到底是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的态势。
社会热点问题的增多和处置不到位诱发了矛盾。当前，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增多，且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人民群众对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维护切身利益的期望值很高，如果解决得不够好，就会导致一些群众的不满，造成人们对热点问题的关注程度与实际解决程度的失衡，造成群众的思想波动和心理失衡。
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弱化积累了矛盾。近些年来，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不少地方和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弱化现象。少数基层组织形不成核心，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特别是在农村，少数基层干部对坏人坏事不敢抓、不敢管，有的村甚至被宗教、宗族势力把持，村级组织不起作用。部分领导干部政治意识淡薄，缺乏清醒的头脑，有的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思想政治工作不灵了，工作中见物不见人，致使思想政治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不能及时把握人们的思想动向，审时度势地化解矛盾。
干部作风不深入、工作责任心不强和某些腐败现象催化了矛盾。从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一些地方群众反映的问题并不大，情况并不复杂，处理也不难，结果长期没得到解决，最后小事变大，甚至出乱子。有的干部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作风独断专行，损害群众利益；有的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任人唯亲，多吃多占，财务不公开；有的干部作风漂浮，工作责任心不强，遇事躲、推、拖，引起一些矛盾激化，结果造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不正常现象。
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的煽动、破坏激化了矛盾。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已经不存在，但敌对分子还存在，各种犯罪分子还存在，他们往往利用我们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和问题，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打着各种幌子，在人民内部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也始终在窥测时机，在“人权”和民族、宗教等问题上做文章，利用我们的内部矛盾和一些突发性事件，制造混乱，企图瓦解社会主义制度。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负责、满腔热情地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对人民内部矛盾，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区别不同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这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我们应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新办法。
第9版(理论)
专栏：
深入开展“三讲”教育的理论思考
张志新
引言：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精神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中央的部署，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使“三讲”教育达到中央提出的预期目标，对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充分认识深入开展“三讲”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把“三讲”教育的基本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用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光辉旗帜和行动指南。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产生了两次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地步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是历史，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管历史条件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带领群众走在时代前列，就会无往而不胜。
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是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课题。正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随着实践、科学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样，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建设理论，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以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是随着实践、科学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三讲”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有多种，其中，大力弘扬“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传统则是最根本的途径。因为只有如此，共产党人才能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新任务的要求，才能走在时代前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正如中央指出：“通过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把‘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全面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素质，对于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的全面贯彻，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确保跨世纪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在当代中国，用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有效形式。
用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是历史经验的科学借鉴和发展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以整风的精神，认真解决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这次“三讲”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中央召开的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用整风精神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就是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认真学习，总结经验，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办法，今天仍然是管用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注重加强理论学习，整顿思想作风，这是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党于1942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学习理论、总结经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对全党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整风期间，毛泽东曾预言：如能真正作好整风，“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事实证明，通过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使党更加团结和成熟，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创举。延安整风运动创立的整风精神，作为我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对我们目前开展的“三讲”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的成效，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突出抓了学习这个环节。广大干部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文献，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正确认识自己，查找存在问题的根源和总结经验教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思想教育入手，加强理论学习，着重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问题，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这既是延安整风的根本内容和目的，又是完成整风任务的根本方法。因此，充分发扬整风精神，必须首先抓好学习。早在新时期一开始，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了“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的要求。理论学习和端正党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对于这次“三讲”教育来说，抓好学习，是搞好“三讲”教育的前提和基础。认真刻苦地学习、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对于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这次“三讲”教育一开始，中央就明确提出，“必须始终立足于学习提高”，“要把学习理论、武装头脑同整顿思想、改进作风结合起来并贯穿于教育活动全过程”。唯有如此，“三讲”教育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在全党范围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最为成功的范例。毛泽东明确指出，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法宝，也是搞好“三讲”教育的有力武器。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因为没有党内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就针对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的情况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发扬党内民主，是充分发挥全党积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客观要求，是目前“三讲”教育中应当大力提倡和发扬的。当然，发扬民主，不能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样极端自由化的方式方法；开展批评，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小平同志从他亲身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要求全党“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针对这次“三讲”教育，中央特别强调，“必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要坚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问题，严禁泄私愤、借机整人，决不允许重复过去搞政治运动那种‘左’的错误做法”。用整风精神进行“三讲”教育，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从严治党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以整风精神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新路子。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创造性地运用整风精神，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把领导干部的自我剖析和群众的民主评议很好结合起来，开展积极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么，这次“三讲”教育就一定能取得实效。
用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努力“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当前正在开展的以“三讲”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就是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
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是国际大局的发展和变化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提出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正在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格局多极化态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世界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知识创新速度大大加快，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这一切，为我国跨世纪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又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和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一是国际形势中未知和难以预料的东西愈来愈多。这种新变化既有政治、军事方面的，也有经济、科技方面的。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以几乎是疾风暴雨的方式，把一个时期以来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提到了人们面前，令人始料不及。二是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表现形式日益扑朔迷离，愈发难以判断和把握。比如说，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大转折，这个大转折包含两个方面，即机遇和挑战，主流和支流，正面和负面，胜利和挫折，成就和困难，等等。但是，从这种大转折的表现形式看，它令人难以分清哪些是机遇、主流、正面、胜利、成就，哪些是挑战、支流、负面、挫折、困难。三是国际形势的大变动必然导致思想、观念、信仰、价值取向等主观世界的大震荡。由于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必然在国家之间（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权观、主权观、发展观、文明观、民族观等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出现矛盾和冲撞，并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和渗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又“守土有责”，清醒对付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就是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在国际局势的这种新变动面前，“三讲”教育就变得非常必要、非常迫切了。
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是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现在，全党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各方面工作都在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在前进中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情况和新的问题。正是这种复杂情况和新的问题，对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观察和判断形势，驾驭局面，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也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就不可能做到既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坚持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从而把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无私奉献有机统一起来。
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是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我们现在这支领导干部队伍，是在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广大领导干部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工作，积极探索，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肯定领导干部队伍主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确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适应，在一些领导干部包括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这些问题表现形式多样，但概括起来就是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滋长，已经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损害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任其发展，就有可能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造成“三不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没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淡化主观世界的改造，无视自己在伟大事业中的历史使命。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政治上的盲目性和对重大敏感问题的麻木性对我们的事业极其有害。现在，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大决心搞“三讲”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使大家深刻认识到时代的呼唤和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的客观要求，深刻认识到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自己身上存在的种种不适应。唯有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提高，才会把提高自身素质当作一种自觉行动，才会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如果我们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就会有较大的提高，就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正确把握方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