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直言录
千篇一律手法雷同
娱乐节目质量待提高
曾子
湖南卫视精心制作的一道开心大菜——“快乐大本营”冷不丁地火爆后，类似的娱乐节目像一阵旋风刮遍各地电视频道。
据统计，“快乐大本营”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攀升，最高峰时全国各省市都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因此引来了众多的仿效者：浙江台的“假日总动员”、山东台的“快乐星期天”、广东台的“欢乐有约”、云南台的“快乐周末”……纷纷登场。其中北京有线台的“欢乐总动员”声势最为浩大，不仅聘来了当年中央电视台名主持程前，还隆重推出了港台地区制作综艺娱乐节目最强阵容，里面的一些栏目别出心裁，吸引了大量观众。
经过各地娱乐节目的狂轰烂炸，也有不少观众和业内人士开始反思这些节目的质量。观者吴先生忍不住发表了一通看法：“我觉得有的节目主持人和嘉宾让观众快乐的心思太急切了。节目还没开始呢，他们已经乐不可支了。观众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给别人讲笑话，哪有笑话还没讲呢，自己先乐起来的道理。看着五六个人在台上貌似快乐地表演，卖力地吆喝，相互之间耍贫嘴，我不但笑不起来，还有些同情。俗话说：‘欲速则不达’，把弦松下来，娱乐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据了解，吴先生的这种看法在观众当中还带有普遍性。他们认为娱乐节目时常“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多数观众在看过、笑过并且新鲜感一过之后，就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实在是没劲”。
本来，在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迫切需要放松、开心，所以轻松的综艺娱乐节目应运而生也在情理之中。“快乐大本营”的火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潜在反映。不过，一个“快乐大本营”大家虽然可以拍手叫好，但“克隆”太多，观众就不见得买账了。原因何在呢？
笔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观众对众多仿效者“不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千篇一律，了无新意。一个节目火了，就一窝蜂赶上去，不是在内容形式上推陈出新，而是一味地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你做游戏，我也做游戏；你用俊男、靓女，我也“照单全收”，却不知“换一副面孔”。君不见“快乐大本营”的一对“金童玉女”（主持人何炅、李湘）火起来了，十几个学着何炅和李湘打扮、举止乃至腔调的主持人就纷纷加入了“模仿秀”的行列。连以前一位颇具知名度的儒雅型主持人，也开始留起最时髦的发型，穿上最新潮的时装，好似年轻了十来岁，蹦蹦跳跳地显示起自己“青春的活力”。难怪有的观众认为现在的娱乐节目是“千人一面”：现场人员组成无非是漂亮主持＋当红明星＋捧场观众，节目形式不离搞笑＋贫嘴＋起哄。正所谓，一个典型站起来，无数个“克隆”倒下去。
二是有些节目档次太低，缺少品位。不少综艺娱乐节目对什么是真正健康的娱乐理解肤浅，只知在搞笑上下功夫。现场布置得花里胡哨，主持人与嘉宾又吵又闹，只求一种表面上的轻松活泼，忽略了营造一种文化的氛围。这种“短平快”式的娱乐，看时过瘾，看后即忘；看一遍新鲜，看多了就烦。一位颇有知名度的评论家告诉笔者：这样下去，刚刚走红起来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很可能又会钻进一个死胡同里去。
的确，我们办综艺娱乐节目，无论从经验水平还是就制作力量来看，都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因此，不断创新，创新，再创新，才是这类节目发展的唯一出路。在这里，“快乐大本营”制片人汪炳文的一席话就很值得其他电视同行借鉴：“从节目开办的第一期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不停地求变化，不能老是一副面孔，必须做到每出一个新点子，就要准备淘汰这个新点子，否则我们的新点子会被别人拿去，那我们就有可能失去我们原有的一切优势。因此，我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只要是大家采用的东西我们就坚决不用，只有这样，我们的‘快乐大本营’才能永葆快乐！”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外国建筑师和北京城
王军
在北京这个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近十年来每年竣工的房屋面积均超过一千万平方米，如以每幢房屋一万平方米计算，一年就要建一千幢这样规模的大楼。
这些建筑的建筑师中，有一批来自异国他乡。他们揣着图纸来了，他们给这个由胡同、四合院、宫殿组成的城市，带来了现代派建筑。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庞大的房屋建设量中微不足道，但这些建筑却总是在最重要的地段占据着显要位置。然而，当一幢幢现代建筑相次耸立的时候，新的问题产生了。外国建筑师渐渐感到，他们正在失去当初恣意笔端的从容———这个城市积淀深厚的历史在发问：光耀的传统与激进的现实之间，你们将作何选择？
“三大件”引出的话题
传统与现实的两难，外国建筑师们一跨入北京的大门就已无法逃避。有关部门规定，外国建筑师的设计工作必须与中方合作。虽名曰合作，但通常是外方作建筑设计方案，中方作施工图或施工图翻样、顾问咨询等，外方占主导地位。美国贝克特国际公司设计、一九八三年竣工的长城饭店是早期的代表作，这个建筑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有人认为这不是北京的风格，太摩登了。然而真正遭至普遍反对的是八十年代中期、部分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王府井地区的饭店，以及被建筑界戏称为“三大件”超高层建筑———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它们使北京城市历史风貌的完整性受到真正的挑战。
在学术界的呼吁下，一九八五年北京市出台了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提出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一九九一年至二○一○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把建筑高度的控制作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内容：“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三十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四十五米以下”。
贝聿铭的选择
北京建筑高度控制方案的出台，建筑大师贝聿铭认为应记上他的功劳。
“一九七八年我应邀再次访华，并在清华大学做学术报告。我对听众说，你们更要考虑周到些。那时，他们还没有建造什么，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工程在进行，当然这不包括北京饭店，它太高了，而且我认为它的形式也不恰当。”出于这样的想法，贝聿铭并没有接受在长安街附近设计一个高层旅馆的建议，而是在远离城区的香山设计香山饭店。他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谈到了这件事情：“北京有北京的风格，我不愿意破坏这个风格，不是建筑方面不可能，而是觉得会破坏北京的环境，尤其是故宫附近不能造写字楼。”
贝聿铭后来又在北京西单设计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可惜，此处与故宫虽有一定距离，但并不算远。目前正在北京西单施工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结构已露出地面。“它的尺度是很能使人震撼的，南面和东面两个入口各面宽五十四米，高九米，进深十四米，上面的十层是用两榀两层高的巨型钢架托起来的，下面一根柱子也没有。”有评论者认为它很难与周围建筑相协调：中银大厦东部的大斜墙，将不开一面窗户，这可能使现已建成的华南大厦、首都图书大厦的立面显得过于繁琐。
难以避免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和香港建筑师在北京的建筑创作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二年，外国建筑师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旅馆建筑上，仅旅馆就有二十多个，其中被评为五星级的宾馆在全市的十二家中占据了七家。第二阶段始于一九九二年，随着北京市土地批租制度的施行，大批海外房地产商涌入，他们为获得高额回报，大多寻找自己比较信任的、精于房地产开发的外国或香港事务所设计，主要是写字楼、公寓逐渐由市区外延深入市中心。
“当前，几乎所有建设者把开发项目当做大小不同的一座座“孤岛”来设计，全然忽视所在环境与“场所精神”，尽可能大地取得土地效益。”建筑学家吴良镛痛心地指出，“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北京明清古城在世界建筑史上独一无二，誉其为“无比的杰作”和“瑰宝”毫不过分，这使得身置其中的任何一项改造工程，都面对巨大压力。外国建筑师也不例外。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贴近现实生活描绘开拓风采
本报报告文学奖颁发
报告文学素为本报文艺版的重头文章，近两年内发表的数十篇作品，生动记录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轨迹，反映了可歌可泣的现代化建设业绩，讴歌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时代人物的风采，沟通了读者同社会和文学的联系。
最近，本报举行1997—1998年度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蒋子龙、池莉、刘醒龙、王宏甲、汤世杰、曾凡华等人的十五篇作品获奖。获奖作品题材广泛，有的反映科技战线攻克军事医学难题、保护国家珍奇水生动物的科技专家奋斗业绩；也有的描绘小凉山民族地区发展科技农业、走上现代化大道的历史变化；有的歌颂九八抗洪前线军功团战士舍生忘死的英雄精神；也有的记录下岗人员自强不息的情怀；有的展现改革开放以后特区建设成就，也有的是国有大企业走出困境的实录。既描写群像，也刻画典型。获奖作者有些是驰骋文坛报告文学的名家，也有些是来自基层的文学新秀。
颁奖大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许中田同志说，报纸的文艺版应当多刊发一些贴近生活、鼓舞人心、有艺术感染力的报告文学。
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李牧，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蒋子龙，香港国际钱币贺卡有限公司总裁臧联宝等先后在会上发言。
（李杜）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邮苑
“新中国外交成就”载入邮品
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和外交部集邮协会共同策划，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这一系列纪念封创意独具匠心，以邮品为载体，融政治与艺术于一封，从一个侧面客观生动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史。
设计者马小玲、杨莹受联合国邮政部门发行各国国旗邮票的启发，将已发行的四枚中外建交封左下方图案一律设计为并列的两国国旗，右上方则贴相关的邮票。以首枚中美建交封为例，贴有中美联合发行的《鹤》票，取谐音“贺”，又寓“和平、永久”于其中。纪念邮戳为握手图案，凝固了尼克松总统当年来华访问走下飞机舷梯与周恩来总理历史性握手的一刻。中国与苏丹建交纪念封则贴我国1993年发行的《野骆驼》票，绘有太阳与长河的邮戳图案，巧妙、恰当地表现出苏丹的风土、气候。
据悉，今年初推出的这套系列封将在五六年内出齐。除了“建交”内容，还将反映其他外交重大事件。每种发行量仅为五万枚，且带有编号和防伪标志，寓政治性、艺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是很好的收藏品。
（袁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乐坛盛事
德国国际乐团为人类友好而歌
王纪晏
在大卫杜夫全力支持下，德国钢琴家、指挥家尤斯图斯·弗朗茨（上图）于1994年创建的德国国际乐团，可以说体现了一种超越国界的追求。人们在这里能看到各种肤色和面孔的音乐家，目睹叙利亚人与以色列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肩并肩、充满热情的演奏。在这里，我们真正体会到席勒和贝多芬在《欢乐颂》中描绘的那种境界：“在你的光辉照耀下面，人类团结成兄弟……”
1996年11月，当这个年轻乐团来到中国时，北京、杭州、上海的成千上万听众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和谐境界。11月19日和20日在北京世纪剧院的两场音乐会大获成功，江泽民主席和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的亲临更为第一场音乐会增加了热烈气氛。在这场音乐会上，当乐队演奏中德两国的国歌后，弗朗茨先生并没有照节目单上安排的顺序演奏和指挥莫扎特的双钢琴协奏曲，而是将下半场的曲目——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提前呈现给了听众。事后从弗朗茨的朋友、画家莱因哈特·古尔达格教授所写的妙趣横生的文章中才得知，这种安排实属不得已。因为音乐会前人们突然发现，弗朗茨先生的儿子、将在音乐会上半场与弗朗茨共同担任独奏的克里斯托弗·道尔顿不见了，剧场内外全无他的踪影。弗朗茨因此决定先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这种曲目安排上的变化不仅没有影响听众的情绪，反而从客观上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欢乐并非只在最后到达，它也应该是生命的开始和基础。
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舞台的弗朗茨先生被告知，他的儿子找到了，这位小伙子在旅馆里睡过了头。这使弗朗茨欣慰地松了一口气，也使得下半场的莫扎特双钢琴协奏曲顺利演出。作为德国战后崛起的最出色的钢琴家之一，弗朗茨喜爱莫扎特的作品，也十分擅长“从键盘上指挥”。他和儿子的合作演奏以及同乐队的协奏水乳交融，展现出莫扎特的优美与和谐。
国际交响乐团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音乐就是他们的家乡，每年相聚在一起，到世界各地演出十多场系列音乐会。在德国，国际交响乐团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不靠联邦州政府基金资助的乐团之一，乐团始终得到大卫杜夫品牌的生产商德国利是美公司的全力支持。
由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主办的“大卫杜夫之旅——国际交响乐团音乐会”1999年的中国之行即将开始。此次演出有两位演奏家引人注目，一是定音鼓演奏家李飚，他出生于江苏南京，曾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和慕尼黑音乐学院学习。不久前李飚刚和国交在北京音乐厅演出，高超的技艺、出色的表现力，令听众大为赞赏。另一位是大提琴手黄翎。她说她非常思念亲友和家乡菜。
4月28日，国际交响乐团将在上海商城剧院演出，29日在北京世纪剧院登台。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四月下旬在北京上演深圳舞剧
《深圳故事》抒当代情怀
许多人不知道深圳也有艺术团体，更不知道这里也排歌舞大作，似乎深圳只有社会文化，歌舞厅节目。去年12月30日，深圳歌舞团创作演出的舞剧《深圳故事》亮相，令各地的专家和观众大吃一惊。他们惊讶现代题材能在舞剧中如此独特地展现出来，惊讶深圳党政领导和深圳歌舞团的勇气，惊讶这部作品的编创构思、表演能力着实让人耳目一新。
4月22日至25日，《深圳故事》又将在北京保利大厦国际剧院上演，这是文化部为建国五十年大庆而调集进京的七十余部艺术佳作中的第一台。舞剧撷取了三位年轻姑娘的经历，她们闯荡特区，自强不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夸父追日”的隐喻，打工妹的遭遇，草坪上的都市风波，当代建设者的情怀，在诗化意象与生活质感的交错表现下，形成了鲜明的艺术语汇。
《深圳故事》的总编导为应萼定，这是他移居新加坡和香港从事舞蹈创作后的一次新尝试，他曾在上海舞蹈界工作多年；作曲是人们熟悉的叶小钢，他曾为深圳创作交响乐《春天的故事》；黄启成、山羽中主演。
（文同）（附图片）
下图为演出剧照，男演员是黄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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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吴凤桐，天津人，干部——
微缩名胜无情趣
去年夏天，工作单位组织职工到外地旅游，其中一个节目，就是到某地参观微缩世界名胜“大观园”。我抱着极大的兴趣随队前往，可谁知到实地一看，令人大失所望。
首先，微缩建筑因比例过“微”而无实景的气势，建制工艺粗糙，孤孤零零，没有配套氛围，假得让人生厌。游人观之，因往往“尽收眼‘低’”，所以必须常常“躬身施礼”。名胜有如儿童积木堆成的小房子，参观者宛若进了“小人国”。其次，园内无树木花草，无遮阳处所，无一椅一席。“烈日炎炎似火烧”，晒得人头晕眼花，热汗直淌，哪还有赏景的闲情逸致？再者，世界名胜古迹，其建造背景、时代内涵和相关典故，本来丰富多彩，但遗憾的是我们参观由始至终，既无导游也不见讲解员，使历史文化“淡化”，令游客兴味索然。
笔者认为，像这样让人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的“萎缩”世界名胜“薄”览之类的假景观，还是不建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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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许先萁，武汉人，职员——
破坏自然贻害多
滥建历史文化假景观劳民伤财。
几年前在一座原本自然环境很宜人的山上画蛇添足地造起了一座所谓“三国城”，所需石料全从外地运回。大石头得用卡车运上山，山上的一些树木因此遭了殃，因为建上山公路，山顶之上硬是被铲出一条三四丈宽的大道。据说这项工程耗资数百万。主管部门只顾在山头山尾卖票收钱，忽视对“城”的管理，使一些好事者把大道两旁的“三国将帅”打劫得少胳膊短腿。如今山上少了绿树，少了鸟声，少了化解劳累、滋润枯竭心灵的自然景韵，使得游人渐渐稀少。
类似这种景况，在其它地方也时有所闻。有关部门对这种滥建应严格限制，而且要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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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知识产权新行动
杂技《灯上芭蕾》获独家代理
成都军区战旗杂技团的精彩节目《云中漫步——灯上芭蕾》的代理权最近已由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拥有，两家合作单位在北京签约。《云中漫步——灯上芭蕾》创作于一九九四年，融传统杂技、芭蕾动作、现代表演语汇于一体，已被今年十二月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世界“明日杂技节”看中。然而目前杂技界蔓延着抄袭之风，一个好作品刚一诞生，孪生姐妹便接踵而来。为了保护这部作品的权益，战旗杂技团决定由中演公司独家代理参赛和演出权。一九九七年，中演公司曾代理中央芭蕾舞团全年六十场演出，颇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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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歌手大赛迎澳门回归
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经文化部批准，由中华文化联谊会和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主办的“迎澳门回归祖国“金长城电脑杯”全国青年歌手大赛”已在全国展开。大赛以中宣部、文化部发文推荐的《中华曲库》、《百部爱国主义影片歌曲卡拉OK精曲》和建国以来广为流传的优秀歌曲为主，辅以新创作、新改编的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的歌曲。大赛主要以通俗唱法为主，全国各赛区经评定后，均选送前两名优秀歌手进入全国大赛复赛。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当代书画家联展”志在探索
由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北京春辉书画艺术中心举办的“中国当代优秀书画家十人联展”，最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作者分别来自五个省区，有马德水、王伯昌、马忠惠、殷治国、陈元方、宣兵、岑其、杨德举、李淑德、于连坤。展出作品近百幅，有长篇巨制，也有扇面小品，风格各异，志在探索。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香港摄影家梁继尧钟情莲荷
香港梁继尧荷花影展最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荷，亦称莲，据说原产印度，自古便是人们寄托美好理想和文人墨客吟咏赞美的对象。自摄影术传入中国，钟情于荷的摄影师更是层出不穷。
梁继尧先生喜荷影，以平静之心对人生，于是在他的镜头里，波光幻成环环银影，荷叶凝成朦胧绿梦，莲花化作生命的象征。为荷写照，也是自写心照。（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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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小平，山东青岛人，干部——
不能随波逐流
笔者原从事旅游工作，颇有些感慨。一些地区或部门盲目从眼前的既得利益出发，追波逐流，亦步亦趋，或生搬硬套，或刻意模仿，不惜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建造一些假文化景观，想以此来招引游客，增加收入。八十年代，我们秦皇岛曾建了一座“西游记宫”，投资几百万元。据说当年就收回了投资，第二、三年收入也相当可观。不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建了三十多座“西游记宫”，这里的门票收入便急剧下滑，连续几年不景气。
历史文化景观不是不可以建，一定要从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出发，要因地制宜，发挥特色，特别要注重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做好市场前景的预测工作。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钟银平，长沙人，教师——
保护现有遗迹
据粗略统计，从1990年至1995年，仅微缩中华景观全国各地就造了二十三处，微缩世界景观建了十八处，还有许多根据小说、史料建造的假景观。这些景观除了大兴土木、占地伤财外，还重复雷同。而中国地下地上的许多文物却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大众保护文物意识不强，破坏严重。现有的历史遗迹由于没有很好保护、修缮、宣传和开放，几近于一个老头和一把铁锁守空城的境地，有些历史景观正受到资金不足和环境恶化的困扰而濒临倒闭，有的城市甚至为了城市建设而毁掉了历史遗迹。
所以，我以为，还是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已有的历史文物保护上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