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9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五味谭

为野鸭子而哭
舒婷
不知是从小学还是中学的课文里,知道了三门峡水电站。当年用以论证人定胜天的宏伟工程,我们这代人仍然印象深刻。
去年冬天,三门峡市再次引起关注,是因为一朵一朵吉祥的白云,铺天盖地落在黄河库区。三门峡人有福了,成千上万翩翩起舞的白天鹅,是春节晚会里专属他们的压轴戏。我和孩子赶到黄河边,天气转暖,美丽的天使们已经昂首向北,将回西伯利亚原籍去。一路遇见慕名而来的风尘仆仆的越野吉普和旅行车,急忙招呼:还在吗?在,在,快去还来得及!
八十年代以来,陆续有小股天鹅先遣队来探路,光明日报和中新社等国内外媒体均有报道。1995年,黄河库区周围一百九十五平方公里被确定为“湿地自然保护区”,这个文件精神在候鸟界传播必定跟电子邮件一样迅速,于是高贵优雅的白天鹅尽改平日矜持,性急地在1998年的冬天,倾巢来到这片背风向阳的沼泽地带。
这些不设防的精灵们没有想到,苇滩边香喷喷的爆米花,拌有剧毒的“呋喃丹”,原本是为了谋害它们的堂兄弟野鸭子的。它们惊恐地眼看四十多只同伴哀鸣着倒下,却不能给什么救助中心打投诉电话。
是陕县张湾乡桥头村十六岁的少年姚红牛发现了漂浮的两只遇难天鹅。从此惊动了动植物保护部门,以至市政府、农牧局、环保局、公检法等。《三门峡日报》抓住这个新闻热点,青年记者们日夜追踪报道,每天都有“白天鹅专版”。三门峡市民们从来不曾如此群情激慨。孩子们开始为救助伤禽募捐。嫌疑犯很快被逮捕,十八只奄奄一息的白天鹅得到悉心照料,恢复了健康,专门为它们举行了放飞仪式。
但是,还有二十六只冰冷的天鹅整齐地排成一曲无声的哀歌,让人转身掩面。有个年轻女记者对我说,我真想为天鹅而哭。
那么野鸭子呢?谁为它们而哭?
报道说两个下毒的农民被拘留时,摩托车后的编织袋里有十三只毒死的野鸭子,到该嫌疑犯家中取证,发现六十只野鸭子。嫌疑犯供认,数天来他们已把两麻袋野鸭子卖往山东,赚了五六千块钱。
因为经典舞剧《天鹅湖》,白天鹅成为人们心中纯洁美好的象征。由于这件“惨案”,更多人还知道了它们是国家级保护动物。这很好。公路边、滩涂旁、田野上,到处是“保护白天鹅,就是爱护我的家园”、“伤害白天鹅就是犯罪”的标语牌。白天鹅终于正式获得签证,相信由于它们在天空的自由宣言,会有更多其他飞禽前来投奔,比如白鹤,比如鸳鸯,比如野鸭子。
是的,野鸭子不曾扮演过主角,模样也不那么抢眼,社会地位稍低(仅是省级保护动物),我们就对成批地戕害它们而熟视无睹么?我们曾在“除四害”中制造过“麻雀冤案”,接着就遭到病虫害猖獗的报应。当枪口瞄准野鸭子(我想,得到教训的牟利者不敢再用呋喃丹了),其实是瞄准、封锁、破坏正在恢复的生态环境。
1981年,我曾为北京玉渊潭公园被枪杀的白天鹅写过一首诗,名《白天鹅》(拟其口吻诉说)现在引录最后一节,同时为了野鸭子们:
不要哭了,孩子
当你有一天想变为
一朵云
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
一艘练习本上的小帆船
不要忘记我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环境意识和环境文学
赵大年
什么是环境意识?半个世纪前,我读的小学课文说“阳光、空气、水,是取之不尽的三件宝”。今天再这样讲,就会误人子弟。五六十年代,我们满怀豪情地歌唱:烟囱在冒烟,马达隆隆响。用今天的眼光看,工厂冒黑烟和机器的噪声已经属于公害了。我们也曾嘲笑雾伦敦,被污染的泰晤士河,交通拥挤的东京,行人横穿马路还要手打小旗儿,而且认定了它姓“资”,与我无关。可惜,曾几何时,大气和水质污染,交通堵塞,滥采滥伐,所有这些坏事情,一股脑儿全都落在了我们头上。据说敝人也算个知识分子,但我接触“环境意识”这个词儿,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
其实,华夏先哲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近来深受中外学者重视。“天人合一”说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理解,它的核心,是把人类看做自然界的一个和谐的组成部分。虽说人乃万物之灵,但人类与万种生物一样,都是由大地母亲哺育,靠阳光雨露滋润,才获得生命和生存条件的。因此,妄谈“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为所欲为,就有破坏环境和遭受大自然惩罚的危险。六年前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大家终于认识到,只有切实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建设和人类文明才有可能持续发展。这个认识,是在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经历了无数惨痛教训之后才获得的。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本世纪末和新世纪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环境意识,是当代最先进和最科学的思想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好传统,具有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怎能不关心环境呢?最近在新加坡召开的“人与自然——环境文学”国际研讨会,有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五十位作家学者参加,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有忧国忧民的好传统。美国教授周策纵先生,八十三岁了,不远万里赶来演讲的题目就是《天人合一》。我以为他是年龄最大的与会者,孰料步履轻盈的台湾作家罗兰女士已九十高龄,登台演讲《工商社会和环保文学》,同样令人感动。来自北京的张昆民教授,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环境战略和环境文学》。什么是环境文学呢?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王润华博士说得好,“树林是地球上最古老、最便宜、最有效的空气净化剂。作家学者也是最古老、最便宜、最有效的社会与人类心灵的净化剂,当我们拿出勇气把真理吐出来,全世界的空气就清新干净了。”十多年来,环境文学已经在我国文坛兴起,许多作家倾注心血,仅《碧,蓝,绿》丛书第一、二辑,就选收了上千篇优秀作品。我在会上说,作家是环保工作天然的同盟军,因为文学就是人学,哪个人能离开环境呢?
保护环境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江泽民主席访美,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的第一项就是“能源和环境”,然而,国家元首的决心要变成群众的共识和行动,需要一个切实的宣传教育过程。其中,文艺作品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写过太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今天倒是应该唤醒人类的爱心和良知,保护母亲河,保护森林——地球的肺腑,保护水——生命之源,保护野生动物——人类之友……让环境意识深入人心。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多咪斋

黄菜炒白笋
刘诚龙
黄菜炒白笋是春天里的一道好菜。
在我家乡,这道菜贱得几乎不用钱,只要三五毛的油盐,就可搞出满满的一锅来,味道爽口,入了口就想过足瘾。菜,常常是拌饭之物,可这道菜上了桌,饭就沦为佐菜之料了,甚至光吃菜,一碗一碗地吃,当饭。黄菜并非某一植物,乃是菜名。它是由芥菜、白菜、菠菜或油菜,总之是有叶的菜制成的。三四月间,春回大地,土气生暖,芥菜菠菜满园子满园子的,乡下菜园里,全是绿世界,乡亲们常常一篮一篮一担一担的,摊在田埂上,晒烟叶似的,把它们晒蔫晒软,一天阳春晒下来,芥菜白菜温温软软的,到傍晚时分收回来,不能过夜,过了夜便沾了露回了湿,做出来的不好吃,菜就松烂糜霉,了无脆味。要趁温温软软含有阳光之际,用手揉,揉得出一层青汁为止,然后就堆放于一只木桶里,上面用毛巾稻草棉絮等捂严盖实,严严实实地腌,促其发酵。过一二天掀开,浸在水里,青青的菜就变得老黄老黄,这就叫做黄菜,黄菜要黄得纯正,黄得带点老色,味道才最好。甜中带点酸,微微的甜,微微的酸。说是微微,就是吃下去舌头上好像有味,而着神舔舔,又好像没了,就是那么一股微微的痒痒的惹你上瘾的感觉。所以,要是那种油菜带茎者,就把茎剥了皮,可生吃。
白笋就是笋,家乡四处都是青青翠竹,笋当然很多,但乡亲们从来不去挖那些拱出了土的好笋,一根好笋就是一根竹子哩。所谓白笋,就是那些入土太深而拱不出土的笋,由于一直没有见天日,肉就格外白格外嫩,所以称白笋。白笋切丝炒,嫩、脆、甜、爽,带点隐隐的青腥气,单独炒就有点麻舌子涩舌子,而与黄菜炒在一起,味道就出来了。黄菜甜中带酸,白笋爽里带脆,黄菜的酸除了白笋的青腥气,白笋的脆添了黄菜的咀嚼味,实实在在地耐人寻味。而且色相也好,黄丝丝里隐白条,若放些红辣椒粉末,更是点了睛。黄菜炒白笋,不吃则已,一吃就舍不得放碗,吃着吃着,饭都不想吃,就吃菜,一碗接一碗地吃。当饭。
黄菜炒白笋,富含维生素纤维素,爽口舌而且美容。现在城里人比乡亲们更爱它三五分。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一缕诗魂随浪去
戴平
大表姐茅于美是我姑父茅以升的长女,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去年3月,她在美国加州探亲时,发现患了肝癌,且已是晚期,于5月13日凌晨在睡眠中安然离开人世,终年七十八岁。她在辞世前一个月,写下遗诗《病中吟》,嘱咐亲人将她的骨灰带回祖国,撒入钱塘江大桥附近水域。诗云:“魂兮魂兮归何所,直把杭州认故乡。相随吾父慰岑寂,年年月月护桥梁。”据大姐夫徐璇告知,准备在今年6月和子女们一起回国,举行抛撒骨灰入江仪式。从此,一缕诗魂随浪去,于美大姐得以天天守护钱江大桥,时时陪伴着屹立在桥畔的茅以升铜像。
于美大姐夫妇在前年9月到海宁观潮后,曾同我们一家人相聚。当时见她虽然清瘦,但精神很好。她说5月份住院开了胆结石,已完全恢复;特别令她兴奋的是,海宁档案馆答应为她近十几年的词作出本集子,她说:“总算又为我的‘孩子’找到婆家了,真不容易!”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秋光明媚,大家洽谈甚欢。吃饭时,他们夫妇俩还争相讲述1996年夏天去欧洲四国旅游的种种趣闻,并宣布下月要第三次去美国探亲了。我真惊叹两位近八十岁的老人精神如此之好,戏称大姐夫徐璇是“当代徐霞客”,带着大姐周游世界。那天分别时,相约“明年海宁观潮后再到上海叙谈”,岂料这次相叙,竟成永诀。
于美大姐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专家,对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古典诗歌研究造诣很深,尤爱写中国旧体诗词,一生发表、出版的诗词就有四百余首,还擅长中英文互译诗歌。她少女时代就读于杭州省立女中,十七岁开始学习填词。抗战爆发后,姑父含泪亲手炸毁了用全部心血建造起来的钱塘江大桥,举家辗转于云、贵、湘、川等省。于美大姐后就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遵义浙江大学外文系等大学,获硕士学位。她是著名词家、历史学家缪钺先生的高足。1940年,缪老曾为自己才二十出头的爱徒的第一本词集《夜珠词》题词曰:“何期漱玉千年后,重见人间李易安(注:《漱玉词》为李清照之词集,李易安即李清照)。”可见导师对她的期望之深。
1947年,于美大姐又赴美国留学,在圣·路易城的华盛顿大学,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5月,她在美国听到上海解放的消息,兴奋地写下新词《浣溪纱》表达心声:“故国春回新梦里,客怀顿改一年前。只凭风讯买归船。”1950年9月,她便和大姐夫翩然回国,曾在出版总署编译局、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于美大姐长我二十一岁。她常说:“小时候在外婆家,常同小舅舅(我父亲)一起玩耍。”因此我年少时,对大姐只有仰望,接触不多。“十年浩劫”期间,父亲罹难,后病重,大姐给我父亲的信,全由我代回,于是我同大姐之间的文字交往便多了起来。当时,她和大姐夫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子女插队、当工人,大家心情都不好,信中多抒发苦闷、互相勉励。
粉碎“四人帮”后,于美大姐重返讲台,带了研究生;子女们陆续回到北京,考进了大学,1979年,长女依协还以全国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被李政道博士选中到美国读研究生。随着知识分子越来越受尊重,于美大姐的心情十分舒畅,她的词风为之一变。她的词集、译著、论著也相继出版。
1981年,我到北京大学进修美学,大姐得悉后,马上写信叫我轻装简行,说是被褥、脸盆、棉衣都为我准备好了;还专门找出了一批名家、教授关于中外艺术理论的讲义供我参考。在北大进修的一年多时间里,大姐和姐夫对我照顾有加。那时,大姑父住西城区三里河,大姐家住东城区人民大学红楼,每周三、日下午,大姐总是乘坐十三路车,路上花近一小时去探望大姑父。在那一年里,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于美、于燕姐姐和我,都聚在姑父的书房里,谈天说地。姑父显得特别高兴,当年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大家围坐在他身边,他就问我们:“有什么新闻吗?”于美姐姐最细心,总是事先准备好几则有趣的故事,说得姑父哈哈大笑,然后再讨论国事、家事,在温馨、热闹的气氛中,使我感到一个下午和晚上过得特别快。
有一回,于美大姐到湖南参加学术会议,特地带回来两只小山龟,因为她听人说山龟可治老人气喘,于是千里迢迢带回北京,姑父舍不得杀,这两只小山龟就一直养在厨房的水斗里,直到我进修结束回上海时还活着。
汉诗英译被翻译界公认为一大难题,于美姐在这个领域里却卓有建树。她曾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外学术讨论会。1988年—1989年应邀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讲授汉诗英译,研究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课题。从八十年代以后是她进行学术研究和出版各类作品的高峰期。除将《夜珠词》和《海贝词》结集成《茅于美词集》,在香港、湖南出版外,还出版了《易卜生和他的戏剧》,主编《世界名诗鉴赏全库》(英美诗歌部分),《中西诗歌比较研究》、《桥影依稀话至亲》等著作,完成了《李清照漱玉词》手稿,真可谓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她曾撰一联自况:“移树植花甘译匠,采珠拾贝乐词人。”
于美大姐,您的诗魂虽将随着钱塘江水漂流而去,但是,您的诗词则长留人间。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九九木棉红
莫树材
南国木棉,还未来得及抖落最后一批陈叶,已被融融暖意催开万千花蕾,举起满树红花,把春天歌唱。
木棉,亦称攀枝花、英雄树,高大落叶乔木。枝柯姿态朗爽,花葩颜色鲜丽,先绽花,后发叶。红橙色的满树繁花,不杂片叶,有一种剖心相示的烈士血性,令四周的风景都感动起来。因为木棉花有这样的品格和风骨,木棉花又称为英雄花。
“却是南中春色别,满城都是木棉花。”在故乡南粤丰饶的土地上,到处有高大伟岸的木棉树,到处有壮观的九九木棉红。
村头路口,屹立着一株株古木棉,虽历经沧桑,盘根错节,依然顶着满树红花,如一炬又一炬壮烈的火把,烧得人颊红眼热,不觉也染上一番英雄气概。
木棉花开,给人们带来无穷乐趣。一位年逾古稀的长者,走过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如今落叶归根回故乡,他站在宾馆木棉树下,望着满树红花出神。簌簌落花唤起老人的童趣,他在树下走来走去,把一朵朵落下来的木棉花捡起来。然后拔了一根长长的草梗,把木棉花串起来,他四顾无人,忙把红色花环套在脖子上,重拾儿时的乐趣。一群小孩子跑过来,扰乱了老人的沉思,老人忙把脖子上的花环放下来,挂在木棉树干上。孩子们张开一双双小手,迎接下落的木棉花。春风轻拂,脱蒂的木棉花不情愿地离开母体,有的像一个个小风车,旋转着飘落下来,有的像一只只小降落伞徐徐下降。孩子们追逐着、欢叫着、争抢着那不时落下的“小风车”、“小降落伞”。
屋檐下,晾着一圈圈木棉花。庭院里,晒着一堆堆木棉花。红砖屋,红对联,红木棉,好一幅渔村风情画,好一个丰裕富足的小康之家。二十年前,渔民们以船为家,随水飘流,花开花落,水涨水退,他们依然到处漂泊,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如今,他们已上岸建房,聚居木棉树下,虽然仍旧打鱼为生,却有了一个固定的家,一个温馨的港湾,难怪翻晒木棉花的老太婆笑得合不拢嘴。
木棉花晒干了,或卖给药材铺作中药,或留下作一年的凉茶料。饮木棉花茶,清热解毒去湿,是经济实惠的传统清凉饮料哩。
“木棉花暖鹧鸪飞。”木棉花开,大地春回,万千木棉花,像万千支小号,奏起了春耕谣。
呵!好一个九九艳阳天,好一个九九木棉红!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水磨房
李汉荣
水、石磨、粮食,在这里相逢了,交谈得很亲热。
哗啦啦,是水的声音;轰隆隆,是石磨的声音;那洒洒如细雨飘落,是粮食的声音。
水磨房一般都在河边或渠边。利用水的落差,带动木制的水轮,水轮又带动石磨,就磨出白花花的面粉或金黄的玉米珍。
水磨房发出的声音十分好听。水浪拍打水轮,溅起雪白的水花,发出有节奏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水轮有时转得慢,有时转得快,这与水的流量和流速有关。转得慢的时候,我就想,是否河的上游,有几位老爷爷在打水,就把河水的流量减小了?转得快的时候,我又想,是否在河的中游或距水磨房不远的某一河湾,一群鸭子下水了,扑打着翅膀,抬高了河水,加快了水的流速?有一次我还看见水里漂来一根红头绳,缠在水轮上,过了好一会儿才被水冲走,我当时真想拾起它,无奈水轮转得很快,又不敢关掉水闸,看着那根红头绳被汹涌的流水扑打,无助地闪动着红色的幻影,心里泛过一阵阵伤感。我想那一定是河的上游或中游,一位姐姐或妹妹,对着河水简单地打扮自己,不小心把红头绳掉进了水里,她一定是久久地望着河面出神,随着红头绳流走的,是她的一段年华,说不定还有一段记忆。
比起水轮热情、时高时低的声音,石磨发出的声音是平和、稳重的,像浑厚的男中音,它那轰隆隆轰隆隆———其实这个词用得不准确,它不怎么“轰”,持续均匀的声音是“隆隆”,像是雷声,但不是附近或头顶炸响的雷声,而是山那边传来的雷声,那惊人的、剧烈的音响都被山上的植被、被距离、被温柔的云彩过滤沉淀了,留下的只是那柔和的隆隆,像父亲睡熟后均匀的鼾声。粮食也发出了它特有的、谁也无法摹仿的声音,磨细的麦面或磨碎的玉米珍从石磨的边缘落下来,麦面的声音极细极轻,像是婴儿熟睡后细微的呼吸,只有母亲听得真切;玉米珍的声音略高略脆一些,好像蚕吃桑叶的声音,或是夜晚的微风里,草丛里露水轻轻滴落的声音。
守在水磨房里的,多是老人或母亲,有时候是十岁左右的孩子,太小了,怕不安全。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几次请求母亲让我看守水磨房,母亲不答应,说水可不认识你,水不会格外照顾你。经不住我的纠缠,母亲只好答应我。我看守了好几次水磨房,学大人的样子按时给磨眼里添粮食,按时清扫磨槽里的面粉。抽空蹲在水边看水轮旋转水花飞溅,听水的声音,石头的声音,粮食的声音;根据水轮旋转的快慢想象水的流量流速,想象河的中游或上游发生了什么事情;凝视一根漂流的红头绳想象遥远的河湾一个女孩子伤感的神情……
当我从水磨房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水磨房旁边的柳树林里,母亲坐在一块石头上,手里拿着正在缝补的衣裳,微笑着向我点头。哦,我的母亲不放心水,不放心石头,她一直守在水磨房附近,守着她的孩子。
水磨房,我最初的音乐课堂,爱的课堂,我在这里欣赏了大自然微妙的交响,我看见了水边的事物和劳动,有那么丰富的意味;我看见水边的母亲,母亲身边的水,那么生动地汇成了我内心的水域。
我渴望,当我老了,我能有一个水磨房,在水边,看水浪推动水轮,发出纯真热情的声音;将一捧捧粮食放进磨眼,在均匀柔和的雷声里,看一生的经历和岁月,都化作雪白的或金黄的记忆,细雨一样洒下来……
我希望,水磨房不要失传,水磨房的故事不要失传。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有点怕武松
俞律
武松的戏很多:狮子楼、景阳冈、快活林、鸳鸯楼、十字坡、蜈蚣岭……我能报出一大串来。扮武松的演员,最精彩的我看是盖叫天。这位大名伶长得并不魁梧,面容也并不英俊,嗓子又闷,唱念都不出色。可是一出台亮相,手一举足一抬,那种英雄气概,真有摄人魂魄的力量,这就是传统戏曲的神奇了。
武松作为武艺高强的直心肠英雄好汉,在民间诚然是家喻户晓的。他的高大形象固然由于《水浒传》的文字传播和各类说书、评话的口头宣讲,而最有感染力的看来还是戏曲:它把武松作为一个看得见的威武形象搬上舞台面对满堂的观众了。
看过京戏的人总经历过暴雷一般的喝彩所形成的近乎疯狂的热烈场面,其所以如此热烈,固然是演员创造了造型美和音乐美,而更重要的则在于观众对剧中人正义行动的赞美。观众为武松喝彩,首先是因为武松是除暴安良的好人。观众爱憎分明,不会为恶人喊好的。
不过,好人未必没有缺点和错误,戏曲的夸张性能常显示在对好人的缺点和错误的表演中,这种精彩的表演有时引起观众对好人的缺点和错误的欣赏,这可以说是戏曲的神奇力量的过当发挥吧!
就说武松景阳冈打虎吧,一个清醒的人不管本领有多大,不可能会毫不在乎地去和老虎打架。他是好酒贪杯,喝醉了酒,失去了理智,不但不听酒保的劝告,还把人家一脚踢翻。自己踉踉跄跄上得山去,遭遇了老虎,虽说幸而打死了猛虎,却总只是小说和戏曲竭力描绘武松本领而安排的夸张情节,并不能下结论说武松是喝醉了才有力气打虎的。然而后世便真有这种事:清醒时不敢干的事,就去效仿武松喝酒,喝醉了不顾一切地去干。结果却绝对没有武松那种由小说戏曲安排的好运气,当然头破血流而后已!
这且不谈。且说武松还有一桩大错误,不知看戏的注意到了没有?你看他在鸳鸯楼上,手起刀落,一口气就杀了十几个人。其中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和两个公人利用封建社会法律的虚伪面,设计陷害武松,原是杀得好的。而张家妻子儿女、丫环、养娘、工人以及若干妇女何罪,也竟在武松“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的逻辑之中成了刀下冤鬼!这岂不是滥杀无辜了!然而他还说:“我方才心满意足!”唉,这时的武二爷虽不曾喝酒,却已经比在景阳冈上还醉得厉害了!
无独有偶,李逵戏里也有这类表演:《浔阳楼》劫法场那一场戏,李逵是把斧头往看热闹的老百姓们头上砍的。
还是晁盖讲理,他阻止李逵行凶,说:“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
我看水浒戏,从一定意义上说,喜欢讲理的晁盖、宋江,有点怕李逵、武松。(附图片)
马得配图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九喜迎归图(中国画)丁宝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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