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向千年陋习宣战
——汕头市殡葬改革纪实本报记者侯伟生
受“入土为安”和择风水福荫子孙封建传统观念的困扰，“死人与活人争地”，汕头土葬风曾一度盛行，毁林造坟现象屡见不鲜。
汕头市总面积2064平方公里，人口逾400万，人均耕地不足0．18亩，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土地和森林资源匮乏的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了，但一些人信奉所谓入土为安和择风水福荫子孙的信条，不惜花钱为死者择地安葬，曾一度出现为死人造坟，甚至择地毁林为活人造“生基”的怪现象。汕头市某区26穴有名有姓的坟墓，共占地约1．1万平方米，平均每穴约占地426平方米；村民黄某重修的墓地占地达780平方米。
按理说，造坟是给死者用的，可这些年所造之坟却有为数不少是为生者死后准备的，也就是所谓的“生基”。几年前，汕头某镇所造“生基”竟占坟墓总数的20％—30％，某区村民曾某、赵某造的两座“生基”，分别占去林地825平方米和784平方米。
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和严峻的现实！
人大代表大声疾呼：殡葬管理如不立法，过不了几年，汕头的山，都变成坟墓了。于是，一部关于汕头特区殡葬管理的条例出台了。
如此丧葬陋习，令汕头市的人大代表忧心如焚。
经过上下反复酝酿，公开征求市民意见，1997年3月25日，汕头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汕头经济特区殡葬管理条例》，并于同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汕头的殡葬管理从此走上有法可依的法制化轨道。
立了法，更重要的是落实。为此，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长周日方为组长、19个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殡葬改革领导小组，出台了《汕头市殡葬管理若干规定》，建立起一支15人的殡葬管理监察大队。
市里行动了，各区、县（市）也坐不住了。各地纷纷结合本区域的实际，制定颁发殡葬管理实施细则或暂行规定，签订责任书。龙湖区率先在全市把殡葬改革纳入乡规民约中，实行殡改工作与群众的年终分红、宅基地分配挂钩，并充分发挥各村（居）老人组的作用，建立起殡改联络员制度。
全市上下一致，齐抓共管，有效地推进了以提高火化率为中心的殡葬改革，同时，清理平毁“城中坟”、“村中坟”和“生基”等工作也全面展开并获成效。全市火化率由7年前的不足5％上升至51．79％，龙湖区自去年6月份起达到100％；清理“城中坟”50处，增加用地600多亩。
除掉千年陋习并非易事。在殡改工作中，汕头“殡葬警察”铁面无私，堵住了殡改工作中的一个个漏洞。
这是一支成立于1997年11月、由15人组成的殡葬执法队——汕头市殡葬管理监察大队，人们称之为“殡葬警察”。就是这支队伍，为汕头的殡改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镜头一：1997年12月份的一个雨夜，殡监大队接到一个举报电话称：在汕头和潮州两市交界的某地，有一专门为丧属提供土葬的窝点。大队长许延松随即组织队伍赶赴现场，令土葬窝点人员措手不及。这次突击行动取缔了一个集穿衣、入棺、祭祀、土葬等于一体的窝点。
镜头二：1997年8月15日下午3时许，殡监队员在巡逻执勤中，发现市区一居民准备将其亲属的遗体偷运去土葬，便立即上前制止，宣传殡管条例。但该居民以种种理由进行搪塞，不同意将遗体火化，并说市里的某领导是他的亲戚，要求网开一面；同时表示如同意其将遗体土葬，愿拿3至5万元酬谢。殡监队员不为所动，继续耐心做说服、劝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死者的亲属同意将尸体火化。此时已是凌晨时分。
《条例》深入人心，殡改深得民心。重殓厚葬之风日减，丧事简办渐成风气。老百姓说，火葬既卫生科学，又方便节约，我们乐于接受。
1997年9月1日，《汕头经济特区殡葬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一天，卧病在床的原汕头市升平区莲塘村干部、89岁高龄的林六老人听了宣传后，主动叫来子女叮嘱说，在他去世后将遗体火化，并把骨灰撒入大海。9月5日，林六老人去世，其亲属按照老人生前的吩咐，完成了他的心愿。
1998年11月10日，汕头市龙湖区东湖居委的老人协会为去世的92岁高龄的李娟莲老人举行了一个隆重而俭朴的送葬仪式，圆了老人生前“将遗体火化”的遗愿。李的家人感慨地说：火葬既卫生科学，又方便节俭，我们感到满意。
据介绍，一直沿袭土葬习俗的汕头市龙湖区新津街道，去年去世的六十几位老人，其亲属都按死者生前的意愿自觉实行火化。
汕头人在殡改工作中迈出了扎实的一步，人们开始逐步告别陋习，走向文明。
题图：这片占地约20亩的绿地，原来是汕头市龙湖区的“城中坟”，葬有290多穴坟墓。在殡改中，龙湖区将其予以平迁，并投资20万元铺上了绿地，种上了树木。
李俊伟侯伟生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远行记
在我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居住着以狩猎闻名的鄂伦春族，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他们放下了猎枪，走下山来。如今的鄂伦春人生活得怎么样？
林海深处鄂伦春
本报记者胡斌撰文／摄影
开栏的话：神州春回，又到踏青时节。我们的记者，也纷纷拎起背包，走向远方。所不同的是，他们所走的不是名山大川、旅游胜迹，而是偏僻边远、常人罕至的地方。
多年来，本报一直倡导记者深入基层采写生动鲜活的新闻，并曾开辟《记者在基层》、《访读者想知的地方》、《边地行》等专栏，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为了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那些相对陌生又别具特色的地方的情况，本版新推出《远行记》专栏。
本专栏发表的均为纪实报道，通过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讲述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鲜事、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及独特的人文自然风貌等。
高高的兴安岭，
一片大森林，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一呀一匹猎马，
一呀一杆枪，
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
50年代的这首歌形象地展示出了鄂伦春人的过去，那么，今天的鄂伦春人过得怎么样呢？
阳春三月，我们来到了大兴安岭深处黑龙江省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十八站这个地名，听起来怪怪的，原来它是从黑河到漠河这条“黄金之路”上的第十八个驿站。接待我们的是女乡长魏云华，她看上去只有30岁出头，精明干练。这位鄂族女乡长于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又回到她祖辈世居的土地上，很快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少数民族女干部。
在我的想象中，鄂伦春人一定住的是小木屋，穿的是兽皮袍。走进村里，发现村民住的房子一律是红砖房，房顶上为防雨包着白铁皮，这是1983年鄂伦春人下山定居30周年时国家统一拨钱给盖的，从穿着上，已看不出鄂伦春族群众同汉族群众的差别。在魏乡长的带领下，我们信步走入村民孟红的家里。只见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套白色的组合家具十分耀眼，彩电、电话、录音机、电暖气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今年41岁的孟红告诉记者，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郭爽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上大学，二女儿郭芳在乡中学读初三。家里还搞了一点儿“多种经营”，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还养了1100多段木耳，小日子过得不错。
离开塔河县的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我们继续驱车赶路，前往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民族乡。这个乡的乡长关金红也是一位鄂伦春族女性。关金红的父亲曾是鄂伦春族的一个部落首领，还是萨满教的教主，看到共产党对鄂伦春人真是好，就放弃了信仰萨满教，加入了共产党，还动员鄂伦春人从山上下来定居，后来成了白银纳鄂族村的第一位党支部书记。白银纳鄂族村和乡政府所在地比邻，现在村里共有74户、196口人。3年前村里只有一台农业机械，现在增加到28台，村里还办了两个企业，一个木材加工厂，一个手工艺品厂。
鄂伦春人有句谚语：“男人不怕山高，女人不怕活细。”听说有个手工艺品厂，我一定要去看看。
说是手工艺品厂，其实只是家庭作坊，由19名鄂族妇女组成，生产在各家各户进行，统一对外销售。鄂伦春人的桦皮制品相当丰富，大的有衣箱、水桶和篓等，中型的有帽盒、针线盒；小型的有烟盒、火柴盒等，形状有扁、圆、方、椭圆等各种形状。村民孟晓华是手工艺品厂的技术骨干，在她家里，我观赏了桦皮篓的制作过程。只见她先把桦皮剥光剪好，然后用小刀把花纹轻轻刻画在桦皮上，接着取出一只?骨制成的雕刻工具，按刀印在桦皮上敲打出花纹，刻出花纹后，再染上各种颜色，然后缝成器皿。孟晓华说，她们已经加工了400多件传统工艺品，有些已经远销到韩国、日本、美国等地。
来到白银纳乡中心学校的时候已是下午4点多钟，孩子们已经放学，一群大一些的孩子正在水泥硬化过的篮球场上打球。让我惊叹的是，在林海深处竟有这样一所办学条件堪称现代化的学校：实验室、仪器室里设备齐全，图书室里有3500多册图书，计算机室里整整齐齐地摆着10台586电脑。校长自豪地说，学校的办学条件比县城的许多学校还要好。
夜幕降临，满天的繁星如同一颗颗耀眼的宝石缀满了深蓝色的天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松木燃烧后散发出的淡淡的清香。在村中心的十字路口，一堆篝火正熊熊地燃烧，一群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的鄂伦春少男少女正围着篝火尽情地歌舞，他们一遍又一遍反复吟唱的仍然是那首早已熟悉的旋律：
“高高的兴安岭……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
我知道，这歌声已成为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一种追忆。今天的鄂伦春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说也有一些没有改变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纯朴豪爽的民族性格。（附图片）鄂伦春新民居篝火晚会上，鄂伦春少男少女载歌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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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殡葬改革要“两手抓”
秀林
“入土为安”，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对死后的“标准遗愿”，即便洒脱一些的人士也无非相信“何处黄土不埋人”。我们先祖选择这种方式，有其合理性，毕竟死后入土比横尸路旁、抛尸野外要文明得多。但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膨胀，可供人类生存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尤其是对于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我国而言，此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实行殡葬改革非常必要。
实行殡葬改革，转变观念是关键。大力推行移风易俗、转变观念的思想宣传教育是重要一环。但转变观念非一日之功，而现实中因土葬盛行造成土地大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为活人大造“生基”，以致“死人与活人争地”矛盾愈来愈突出。如果静候人们思想的转变，让土葬风依旧蔓延，到大家思想完全转变过来后，我们还有没有土地可以节省就很难说了。所以，采取必要手段，遏制乱占土地的土葬习俗就不能不成为现实的迫切课题。在这方面，汕头市通过立法以强化管理，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当然，立法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思想教育与说服工作。只有将思想教育与依法治理这两手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既节省土地为子孙造福，又转变观念实现殡葬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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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若要快致富科技是支柱——
正安农村建书库
本报记者孙海涛
在贵州省正安县海拔1000多米高的老鹰岩村村头上，一幢十分整洁的瓦房的门楣上醒目地写着几个大字：老鹰岩村图书室。4000多册图书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墙上是村民们已经贴了好几层的读书心得。
正安县有510个村，如今每个村都有一个这样的图书室。
坐落在石旮旯里的老鹰岩村有280多户人家，人均2分地，祖祖辈辈在石头缝里种包谷，年年是“种一坡，收一箩”。在图书室学了稻田养鱼的陈其建，咬牙筹了近万元钱，造了块比他三间瓦房还贵的田。依着坡势，他用方石砌起4米多高的坝墙，碎石填平夯实，抹上水泥，再铺上30厘米从石缝里掏出来的泥土，就成了旱涝保收又种稻谷又养鱼的1亩多水田。他估计，5年就能收回投资。白花花的石山上，村里人一家一户地都在劈石造田。
两年前，正安县上至书记，下到每个公务人员，都投入到“万村书库”文化扶贫活动中。县财政投一半，个人捐款捐书筹一半，共筹集了300万元，买了40多万册图书，为每个村都建起了一个图书室，一个广播室，一个录像室，一个农民技术学校。
眼下，县里正在为每个村建一个录像放映室和科技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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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透视
自去年10月北京发起绿地认养活动以来，在全市引起了很大反响，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加入到绿化、美化首都的行列里来。
绿地认养魅力何在？
邢立新
3月10日，燕京啤酒集团、牛栏山北京醇集团等12家单位的代表从首都绿委会副主任宋希友的手中接过绿地认养证书，成为第一批拥有绿地的合同单位。
绿地认养是一种全新的全民绿化活动形式，一经推开，就在全市引起很大反响。首都绿委会办公室谭天鹰副主任评价道：这一方面表明首都各界群众的环境意识、生态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搞绿化，要真正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机制。
绿地认养活动，从本质上说，是北京市全民绿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全民绿化运动，是传统全民绿化运动在新形势下的深化。
北京市的全民性义务绿化运动，始于1981年，在18年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套特有的组织形式。按条块结合、分级安排、分片包干、划分义务植树责任区的原则，把中央、市属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院校等划为17个大系统，实行“三核一定”：核实单位、核实人数、核实任务、划定长期责任区，一包到底。1985年开始各单位实行“门前三包”。这种组织形式有效地保证了义务绿化运动的长期性、稳定性。18年来，北京的林木覆盖率由20％左右提高到41％，人均公共绿地由5平方米提高到8．18平方米。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这种组织形式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它没能突出义务绿化的全民性，只强调了机关单位的义务，而没有顾及大批市民的义务；只关注原17个大系统的义务，而不能融括大批新兴企业单位。
绿地认养活动，正好补充了传统全民义务绿化组织形式的不足。把义务绿化扩大为每一个市民的义务，每一个在京公民的义务。自去年10月发起绿地认养活动以来，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美化首都的行列里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代表曾经表示，卖车到北京，影响了首都的环境，出点钱搞绿化，是应尽的义务。
绿地认养活动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在运作机制上注入了市场因素：责、权、利相统一。
笔者电话采访了首批认养单位中的四家，他们一致表示，认养活动是自愿行为、市场行为。北京上海汽车联营销售公司的许先生说：“企业愿意捐钱给孤儿，给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自然也愿意捐钱支持惠及子孙的绿化事业。”自愿行为而非行政命令，在心理上、行为上给认养者提供了自由灵活的选择空间。
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趋利性。首都绿委会在倡导绿地认养活动中充分考虑了这一现实情况。
在绿地认养协议中，除规定认养双方的建、养、管责任和相互监督权外，明确规定，认建认养单位根据其拥有绿地的大小、长短，享有在绿地内竖立标志牌和命名绿地的权利。对于认养者来说，拥有一块美丽的绿地，并冠上自己的名称，无疑是一笔无形资产。北京金马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朱晓东副总经理表示：现在搞大面积房地产开发，环境要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楼盘中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将会大大提高卖点。
北京市绿地认养活动，从规划到展开，不过几个月，无论从规则制定上还是实际操作中，都难免不完善之处。在采访中，不少人提出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诸如认养的时间是否可长一些，不要局限在一至五年；认养者与园林专业人员的关系如何协调等等。其中，最集中的是产权问题。协议规定，绿地认养不得改变绿地产权关系，但对产权的解释又较模糊，这势必影响认建、认养者投资的热情。这些问题，看来都有赖于实践进一步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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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贴心与民办实事
中共河北武安市委书记张金山
张金山，1947年9月生，大专学历。历任邱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邱县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大名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广平县委书记、武安市委书记等职。
经常听人说，现在基层的官最难当，工作最难做。我觉得，关键在于你如何当这个“官”，如何做这个“事”，你的心是不是能和群众贴在一起，是不是把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去办。如果是怀着为民解忧排难的一腔热血去当基层的官，做基层的事，就不会认为群众在添乱子，惹是非，就会觉得为群众解决各种复杂的难题正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武安市是河北省“十强”县（市）之一，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人杰地灵。从一个农业县来到这样的县（市）任职，我感到极富有挑战性。但一想到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待，顿觉信心倍增。
几年来，我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把西部山区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和不断增强市区的城市功能作为近期目标，把优化武安经济结构作为长期目标，实行了领导分工承包责任制、工作年度考核制、现场办公制等，先后在山区发展了花椒、板栗、食用菌等产业，在平原发展了肉鸡、生猪基地，在城区实施了集中供热、供（煤）气工程。在此基础上，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乡乡通程控电话，90％村通油路。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连续4年增长16％以上。1998年底，全市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47.5亿元。（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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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群众参与事竟成
中共河南桐柏县委书记齐文生
齐文生，1949年10月生，大专文化。历任乡党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县长，1997年9月至今任桐柏县委书记。
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仅仅调动起领导班子的工作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人民群众具有伟大的首创精神，只要我们善于去发现，去总结，就能够找到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动力。
桐柏县水利体制改革就是来自群众的创举。1995年初，我县平氏镇部分群众鉴于水利设施报废或闲置，有水不能用、有田不收粮的困难，萌发了“买水”的想法。县委及时抓住了这一来自群众的富有创意的改革信息，大胆给予支持、鼓励，在平氏镇雷庄组织了小型水利工程设施现场拍卖活动，成功地拍卖小型水利工程16个，较早地敲响了水利改革的锣鼓。
改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创造出“众人划桨开大船”的良好局面。
从1995年6月开始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由于唤起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小企业改革十分顺利。在发展农业产业化、培育支柱产业方面也同样如此。调查发现，利用占我县总面积近70％的山地发展林果、食用菌、花生、畜牧养殖是大有潜力的。对此，我们通过提供技术服务、畅通购销渠道等措施，发动群众实施分散的庭院作业，在总量扩张的基础上，进而达到规模经营。目前，这四项产业已成长为我县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1998年四项产业实现产值7．5亿元，占农业产值的57．7％。（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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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种田要肥料还得靠技巧——
祁东农民写日记
傅喜群
湖南省祁东县农民用“种田日记”来积累技术经验，总结行之有效的种田方法，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祁东县是一个有90多万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近年来，随着“科技兴农”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一部分青年农民开始总结种田经验，积累技术信息，指导自己科学种田。灵官镇东园村的青年民兵龙上元，以前种田马马虎虎，广种薄收，一年亩产七八百斤。1995年始，他阅读参考《湖南科技报》、《湖南农业》等科技报刊，白天下田种地，夜晚记录播种追肥、农作物的病虫害发生与防治等情况和数据，以及农业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等，到年底对所写的日记进行归纳和总结。1998年，他根据平常记载总结的经验，把租赁的12亩水稻田改种莲藕，实行不同经济作物轮番种植，每亩平均收入3000元，比种水稻经济效益高出2倍以上。
尝到了科技甜头的农民，掀起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祁东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引导农民依靠科技发家致富，并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技下乡”、“科技大集”，农民借此增加自己的科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