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美术世界)
专栏：
“五四”与中国美术
刘曦林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曾深深地触动于美术。陈独秀继1917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后，又和美学家吕澂在“五四”前夕揭起了“美术革命”的大旗。吕澂疾呼“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他所谓的“弊”虽然也涉及到传统，但矛头较为分散。陈独秀毕竟是一位更有宏观意识的革命家，他把美术革命的对象定位于“学士派（按，指文人画）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的积习，并以清代文人画家王石谷为靶心，认为“若想把中国画改良，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于是，一场以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精神与洋画写实主义的对立为焦点的中国美术前途的论争由此肇始。
蔡元培于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显然具有以艺术启蒙取代封建礼教的意义。他在学术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古今中西美术都比较宽容，但他也表示了与陈独秀相近的观点，认为“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科学精神。
如果说美术革命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对文人画的批判，对现实主义（彼时称写实主义）的提倡，对西方美术的开放，对创造性和个性的鼓励，显然体现着“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也代表了当时的激进主义文化人创立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的构想。在美术家中，实践这种构想的当首推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三人。徐氏在美术界倡导写实主义最为坚决；林氏倾向于西方现代诸流派，带有更多的个性解放色彩；刘氏在人体模特儿问题上与封建礼教不妥协的斗争，尤其具有“五四”的反叛精神。
表面看来与美术革命精神相悖，而实际上却大可寻味的是陈师曾对文人画的辩护。当陈独秀对文人画大加挞伐之时，陈师曾高度肯定了文人画的价值，反对“直如照相器”的写实，认为“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而且他较之于西化派更多地注意到了西方绘画于形似之外“别有所求”的现代倾向与中国画美学的联系。陈师曾的艺术观也正反映了当时文人画在转换中获得新生的客观存在，他自己也继承了吴昌硕的革新精神，并促动齐白石的变法，使文人画实现了在同大众审美趣味的衔接上向现代色墨并重形态的转化，这又很难说不是“五四”精神的映现。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正是在发起美术革命的那期《新青年》上，鲁迅提出：“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他从社会责任感和思想性上对美术的要求，较前述人物均深入了一层，对日后的美术也发生了深刻影响。
对“五四”前后美术革命的功过是非向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它在总体上呈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它促动了传统中国画的变革，向西方艺术特别是现实主义油画、雕塑敞开了大门，由此改变了中国美术的格局，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走向。尤其鲁迅则直接成为三十年代新兴木刻的导师，揭开了中国普罗艺术的篇章。但“五四”的先驱们显然又有矫枉过正的偏颇，对文人画缺乏历史的分析，也把救世良方过分地倚重于西画写实主义。事实上，以古变今和以西润中是中国画变革中并行不悖的两条思路，但当年却大有非此即彼的阵势。我想，我们总应该更加成熟起来，既发扬“五四”创立现代文化的革新精神，又要以科学态度对待历史，对待传统，包括对待“五四”自身；以分析的态度对待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开放却不必尾随；中国的主流美术必将是进步的、人民的、创造性的，又是中国自身的现代形态的美术。
第11版(美术世界)
专栏：
牛倌·将军·书法家
润雪
今天，走进“画斋三昧”栏目的是一位有着非凡革命经历的老人，他就是享有“将军书法家”盛名的李真同志。
不久前，我专程看望了这位已届八十有一的老将军。环顾其宽敞俭朴的客厅和书房，一一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的一尊塑像、国画大家魏紫熙画赠的《黄洋界》、毛主席与李真亲切握手交谈的大幅黑白照片……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陈设无疑在告诉我，往昔依然活在将军心里并得到珍惜。
李老近年身患胃癌等多种疾病，几次大手术后，体力已不如从前，但精神仍然乐观、矍铄，更显其儒雅慈祥。在映着窗外丛竹丝丝青翠的书案旁，李老操着浓重的江西口音，给我讲述着他1985年自解放军总后副政委的岗位上离休后的十余年间，潜心习书的经历和乐趣。倾谈间歇，李老似又想起什么，支杖慢慢走到里屋，不一会儿，他吃力地抱出两个沉甸甸的纸盒，打开一看，里面满满的都是印章。我一边逐一欣赏着李老的印存，一边聆听着他的释义。不觉中，眼前这一方方闲章，似已变成一个个明晰的脚印，引你去寻绎李老的人生轨迹。1918年，李真生于江西井冈山下的永新县。十四岁时投身革命，十六岁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玉龙雪山、金沙江畔、沼泽草地都留下了他艰苦跋涉的足迹；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上、滹沱河边、青纱帐里，都闪现着他浴血鏖战的身影；在以后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他又戎马倥偬、驰骋疆场。这段令他不能忘怀的革命历程现已深深嵌在“身经百战”、“饱经风尘”、“血染华木沟”、“转战青纱”、“立马长城”等等闲章中。
李老还有两方他偏爱的闲章，即“六十学书”和“牛倌”。“我从戎五十余载，离休后如何使晚年生活得更有意义，我选择了学习书法。”李老告诉我，他非书香门第，而是放牛娃出身，半路出家学习书法只有靠勤学苦练。因此他不论在家或外出，每天都起早练字，甚至住院治疗期间，也不忘带上笔墨纸砚。他拿起一方“生平鏖战”的闲章说：“我过去在枪林弹雨中鏖战，老来要继续在书法的苦学中鏖战。”如今，李老在书法创作上已是硕果累累，除出版《李真书法作品选》、《李真书法选集》、《老年人学书法》等专著外，还先后举办了四次个人大型书法展。书法界一位名家评价其书法“既有叱咤风云效忠疆场的英武精神，又有潇洒儒雅、含英咀华的文采流美。”他还是中国书协的将军理事。
我注意到李老有一“井冈山人”的闲章，方圆大小刻了好几方，可见他对此印情有独钟。李老说到自己的故乡，也是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可谓一往情深。“井冈山的人民在当年艰难困苦的岁月，把什么都献给了红军，献给了当时还处在襁褓中的革命政权。没有老区人民对革命作出的牺牲，也许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此番话李老不知讲过多少次，也不知多少次为之红过眼圈。几年前，老将军对家乡落后的教育状况牵肠挂肚，每月只有千把元工资的他拿什么去捐资助学？反复琢磨后，他决定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的多幅名人书画拍卖，将所得款项五十六万元全部捐助家乡，建起一座高中教学楼。凡闻悉老将军此举的人无不为之感佩。可他自己却赋诗自述：“区区小事何挂齿，济济人才育好苗。业绩千秋心沁脾，流光晚照乐陶陶。”
辞别老将军时，他执意倚杖站在屋外目送。我远远地回望，老将军身后的那片竹丛青竿碧叶、生机盎然。我忽然觉得这一丛翠竹已然与井冈山的竹林连成一片。有人曾赞美竹子，面对风雨，它挺起刚直、雄健的腰杆；面对土地，它谦卑地躬身倾听。我想，这正是对这位从牛倌到将军到书法家的井冈山人的写照！（附图片）
李真将军近影
牛倌
饱经风尘
井冈山人
李真
第11版(美术世界)
专栏：名师的足迹
写在吴作人艺术大展举办之际
艾中信
中国杰出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吴作人先生，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广泛的修养。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既熟悉古代经史典籍，又通晓近代自然学科，善诗词、谙音律，且投入美术考古，关注古文化研究，后期更自觉地以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文化工作中，得出自己的阐发。作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自觉地追求中华民族艺术走向现代化的身体力行者。他是一代文化先贤。
早在学习美术的初期，吴作人就确立了“艺为人生”的基本观点；在长期教学和创作过程中他又总结出“师造化，夺天工”，在人生观上要“无我”，在艺术观上要“有我”等艺术规律。吴作人的艺术到他盛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他跋涉于青康高原，深入蒙藏人民放牧生活，在广漠大气的怀抱中进一步领会并掌握了民族绘画的审美特征，于是造型严谨而笔墨洒脱的奔牦和牧驼产生了，气势宏伟而抒情写意的雪原风情立即博得了美术界的交口称赞。他的艺术内涵更好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悠长而深厚的情感。四十年代，他以油画和水墨画并举，到五十年代，他以中国画创作为主，作品完全趋于成熟，风格英姿洒脱，举简治繁，风清骨峻，以气质胜人。此时的油画，则达炉火纯青之境，更加富于民族气派。
书法与速写是他的日课，行草激赏两晋、隋唐，功底则求石鼓、钟鼎；大量的速写本身就是艺术成品，它的特色是生活气息浓郁和运笔的收纵有度。他的诗词清幽沁心，发人遐思，捩笛抑扬、顿挫激昂、潇洒放逸的情愫，在他的许多水墨画上化为可视的无声奏鸣。
吴作人是卓越的美术教育家。数十年辛勤耕耘，所培养的人材遍布全国。为进一步提携后辈，他以自己的劳动所得设立“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奖励并资助国人和海外华侨、华裔美术家从事创作与研究工作，推动其有关的美术活动，以发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促进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
吴作人艺术大展，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的作品，其中相当部分作品是从未发表过的，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他的艺术实践道路。我们学习他纪念他，为的是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附图片）
双人舞（速写）一九四三年作吴作人
忆漠上（中国画）一九六四年作吴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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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代文宗世纪薪火
——“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墨迹选
“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在嚣杂的剧院中，演那简单的音乐，卑陋的戏曲。在市场上散步，止见飞扬尘土，横冲直撞的车马，商铺门上贴著无聊的春联，地摊上出售恶俗的花纸，在这种环境中讨生活，怎么能引起活泼高尚的感情呢？所以我很希望致力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蔡元培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手书
“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很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们。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在没有深厚美腴的土壤的地方培植花木，偶然一现，虽是一阵热闹，外力一加摧凌，恐怕立萎！”
——李大钊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
李大钊手书
“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
——陈独秀
陈独秀（一八八○—一九四二）“五四”时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陈独秀手书
“我尝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
但是怎样才是‘好’与‘妙’呢？这就很难说了。我曾用最浅近的话说明如下：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胡适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英语系主任
胡适手书
“夫文学为美术之一，固已为世界文人所公认。然欲判定一物之美丑，当求诸骨底，不当求诸皮相。譬如美人，必具有天然可以动人之处，始可当一美字而无愧。若丑妇浓妆，横施脂粉，适成其为怪物。故研究文学而不从性灵中意识中讲求好处，徒欲于字句上声韵上卖力，直如劣等优伶，自己无真实本事，乃以花腔滑调博人叫好。此等人尚未足与言文学也。”——刘半农
刘半农（一八九一—一九三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预科教授
刘半农手书
“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鲁迅
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五四”时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佥事”等职；后曾担任北京大学小说史科讲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
鲁迅手书（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