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生存状况如何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今天，我们更应该来关心——
文学的生存与发展
郝雨
高速发展的物质生产刺激着人们的物质享受的欲望。那瞬息万变花样翻新的享乐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们整天疲于追踪、应接不暇。有人说现代生活就好像有一条鞭子在不停地抽打着人们拼命地向前跑，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人们自己的欲望在抽打着自己往前奔、向上赶。永无满足的欲望和不断翻新的享乐方式使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喧嚣和浮躁，以至使当今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无钱人已经全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享乐和消费才能算是没有枉过这短暂的一生。于是，那些向人们传授享乐秘诀或者是可以教给人们如何活得更“值”的书刊就成了市场上最为畅销的“文化”产品。从什么《营养早餐六十例》、《现代家庭小饰物制作大全》到《如何在异性面前强化你的魅力》、《性感美营造法》以及《爱情常用情态、动作范例》等等，看了这些题目，你不仅会突然觉得自己原来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享受，而且简直不知道每天该怎么活着了。吃顿早餐、穿件内衣什么的都得去请教书本。然而已经被物欲刺激得极其浮躁的人们在心理上也就显得极其现实和实际，而且那些传媒铺天盖地的强大优势也容易使人们觉得生活大概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所以那些生活类的尤其是通俗类的看上去能够教人以享乐给人以刺激的书刊，也就自然成了许许多多人们的床头案头的“学习”之物了。而文学，那曾被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事业，自然也就因为不能给人们带来很“实际”的好处而被冷落或遗忘了。
近年来，当文学越来越走向衰势的时候，一些人总是指出文学远离了人民，所以才造成人民远离了文学。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学离开人民大众的倾向在前几年的确是存在的，但那毕竟不是文学的主流。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和作家始终都是多数。商品生产影响下的社会造成人们某种趋向实利的心态，也不能不说是文学被冷落的另一个原因。我们的文学需要调整自己的方略，尽量适应商品经济条件下人民大众的需求，但是，我们总不能让文学落到去教给人们如何穿衣吃饭这样的层次上吧！所以，要想使我们的文学在下一个世纪重新得以振兴，努力调整全社会的心态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人们为什么不能离开文学？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从心灵上关怀着人们的。文学的确曾经被解释为“经国之大业”，文学也的确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甚至文学在我国也曾经有相当的一段时期被作为简单的政治的工具。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说到底还是平民和百姓的。如果把文学的作用和地位抬得过高以至让人觉得只能仰视而不能亲近，那当然也是人们远离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要使人民接受文学就得首先要让文学回到民间。而回到民间的文学则当然更主要的是与人民大众达成一种精神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这才是文学的最根本的使命与出路。
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按照那些“生活指南”甚至“人间指南”一类的书刊的“指引”，是完全可以吃得更香，穿得更靓，住得更舒服，玩得非常痛快，可心灵当中似乎还缺少些什么。现在有许多人已经看到，那些很会吃，很会穿，很会自己包装的大款、大腕们他们可以在衣食住行上享受着人间最优厚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心却往往越来越空了、干了、硬了甚至黑了。疗治这种心灵枯萎症的最佳药方在哪里呢？你不妨走进文学的世界。文学艺术当然不可能是包医精神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却绝对可以使你精神更加丰富，心灵更加充实，思维更加开阔，生命力更加活跃和强健。
然而，令人十分痛心的是，文学在当今本来就生存得非常艰难，而文学的阵地还在继续流失。据说还有一些文学报刊也在做着这样的改刊打算。在我们当今的文化市场中，那些生活类以及休闲类的书刊难道还不够多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究竟是更缺少心灵的滋养，还是缺少休闲和娱乐呢？报刊的生存导向无疑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我们的精神究竟要走向哪里？我们的文化究竟要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文学关怀的是人们的心灵，而人们也必须对它真诚地投以心灵的关怀。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呼唤散文的大气
吴涛
散文自古就是汉语文学的主体类型，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散文更为现代汉语和文学的发展建构了丰富的血脉。小说和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均有比较明显的“高峰期”和“低谷期”，而惟独散文如长河奔涌，浩浩不息。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小说诗歌等类型的相对岑寂，散文一再受到人们格外关注，所谓“散文热”始终不曾大幅度降温。但是这股“散文热”也没有热到令人热血沸腾，心神俱爽的地步。十年来的散文经历了一个个热潮，如文化散文、学者随笔等等，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抒写性灵，感悟个体生命的也时有所见，但一些散文走的是闲适的路子，格局和气魄都比较小，可以叫做“小散文”。这样的散文，也不乏一定的意义和情趣，但从整体上看来，则不免体弱气虚，器量狭小，与我们这个波涛滚滚的时代文化精神颇有几分不协调。
散文家梁衡曾发表过一篇《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的文章，指出“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所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梁衡先生的提示，表明散文的发展要小家碧玉，也要黄钟大吕。九十年代，国家有国家的大事大情大理，民众有民众的大事大情大理，可以写成大散文的题材数不胜数，从港澳回归，到国际风云，从下岗分流，到洪水肆虐，从社会治安，到体制改革，这些都是民众经常议论的“焦点话题”，它们以“口头散文”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在客厅卧室，被不断分析着，判断着，也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天地。然而一些散文以闲适为乐趣，热衷于小感觉，小情调。这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散文传统，有愧于我们的文化传统。
由于思想解放浪潮带来的历史反思，人们普遍对极左年代的假大空文风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然而仔细分析，“假”和“空”是错误的，“大”却无罪。“假大空”令人生厌，“假小空”不也同样不得人心吗？当今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散文，常常容易犯“小而假”，“小而空”的毛病，我们又岂能说“假小空”就比“假大空”要好？文章只要是真诚的，实在的，则大小皆宜，只要是虚假的，伪善的，则大小皆谬，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鲁迅的文章喜从大处着眼，朱自清的文章多从小处落笔，然而由于其共同的情感真诚和内容充实，他们都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代散文大师。
我们所呼唤的“大散文”并不一定指要具有思想家的眼光，政治家的气魄，篇篇都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而是指在人格境界上具有大气象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当前也并非没有，而是一方面少，另一方面又未能引起读书界足够的重视。“大散文”也可以谈小事件，但只要这个事件具有比较普遍的社会意义，那么就可以做到“观沧海于滴水”，它的效应同样是大的。一个时代的文风，必须有一大批有志之士共同“呼风唤雨”，才能“文起八代之衰”。应该说，九十年代的创作环境十分良好，我们的散文家却为什么还不走出自画的囚牢，从一己悲欢的清浅泪痕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时代的散文更丰富，更壮阔，更绚丽多姿呢？
时代在走向雄大，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在走向雄大，汉语文学也必将以雄大之风令世界瞩目。散文，雄大起来吧。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学术新论
文艺方法论创新之作
张炯
冯毓云同志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经十数年的努力才完工，视野开阔，引证丰富，思路缜密，见解独到，较好地体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确是一部难得的理论著作。
该书从系统论的视角，把文学艺术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进行观察、回顾，辨别了各种传统研究方法的长短得失，提出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为基本方法，综合吸取其他各种研究方法的文艺学方法论体系，注意到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分析与综合、直觉体验与定性定量的结合。这个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批判地继承了中西方传统研究方法，借鉴和吸收了当代科学的新成果，既具科学性，又具当代性。
《文艺学与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作了有独到见解的重点论述。作者批驳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流行观点，在全面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阐释，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的认识论、实践论、生产论相统一的方法论，深入地揭示了文学艺术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并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观点作出细致、系统的论述，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是从艺术思维、创作原则、艺术方法、艺术典型、艺术批评、艺术接受等多方面展开研究的高度艺术本位主义。书中还对恩格斯的“合力论”和列宁的“反映论”原理作了比较正确、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都深具开创性，富于启示性。
该书论证了文艺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的前景，以及在文艺学领域运用其他方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有关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文艺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演化的规律性等方面均有相似，因而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相互联姻、借鉴和融合的可能。这对于拓展研究视野的版图，广纳系统、信息、数学等多种方法，在多样前提下开展文艺学综合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指导意义。
总之，本书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和推进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体系方面都深具战斗性和学术价值。虽然对于社会历史方法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方法的论述有失简单，但也抓住了要点。应该说，这是一部高层次的研究著作，是研究文艺理论方法方面的可贵成果。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眺望家园
——关于当代女性文学
唐晴川唐健君
家园曾是女性写作批判的一个焦点，走出家园似乎是女性获得独立的标准姿态，而实际上眺望家园乃是女性写作更为深层的心理的和文化的背景。眺望是一种姿态，立足现在，却指向未来；眺望是一种努力，穿越曲径，顽强地叩击家门。家是我们每个人身所居、情所倚、心所归的切身相关之所在，它既是人的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空间，更是心灵世界中精神性的空间。家不是自然而生的，而是建构而成的。阅读当代女性文学，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弥漫着一种深深的家园情结，但显然又不是传统的家园观念的自然延伸，而恰恰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全面改写与重新诠释。
千百年来，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许多方面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家庭模式的性别结构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女性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由等成为我们社会生活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社会的发展，女性问题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被重新提出。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女性摆脱了千百年的人身依附地位，但在此基础上还必须追求意识的、观念的、文化的彻底平等，才能达到女性精神的独立、人格的完整和人性的完善。这正是当代女性写作现实的和文化的背景。
女性解放无疑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中最宏伟的主题之一。二十、三十年代丁玲等人笔下的新女性是以离家出走、投身革命为标准姿态的，而当代中国女性已全方位地参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去。那么，女性文学又如何切入女性解放的当代使命呢？或换言之，应从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当代女性写作的价值趋向呢？什么样的切入点更能看到女性写作中的性别追问和人性建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呢？“家园”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因为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必然通过家园场景的变迁表现出来，而且性别问题在家园空间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充分与深刻。性别间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最初诸多根本对立中的一种，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姻下的夫妻间的对立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人是社会的产物，每一个人都是已有文化塑造的结果，夫妇、长幼、亲友、邻里等结成的家园关系乃是透视男性与女性之间历史与现实、精神与人性的本来面目和个体真相的最具真实性和始源性的一个焦点。
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家园”不只是一个具体的生活空间，更是一个对历史、对现实和对自身进行重新诠释的文化空间。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对家园的眺望大致有如下几种当代视角：一、审视历史。铁凝、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以女性主体的眼光和立场来透视历史中女性生存和那些烙满封建印迹的女性心狱，表明任何回归传统之家的企图都不是女性解放之途。这是以否定的判断来坚定眺望的姿态。二、关注现实。池莉、张欣、张梅等人书写知识女性、职业女性在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在社会和家庭这两个相互转换的人生场景中的种种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以女性的身份来叩问这个正在变化的性别世界，在审视与宽容、批判与理解等多层次的情感交织中眺望女性身心的归处。三、女性意识。徐小斌、林白、陈染、海男等人的创作则以“女性意识”、“女性经验”等女性特有的内在空间话语来表达女性的生命感受，这种个人化的女性写作同样表达了某种“家园情结”，同样在眺望女性身心的归宿。
当代女性文学对男女两性真正平等的家庭关系的探问，也就是对未来新型的性别社会的眺望。坦率地说，彻底的性别平等只能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精神高度和永恒的理性信念。只要性别差异、个体差异依然存在，男性与女性、同性与自身之间的张力就会存在，但只有保持这一高度，维系这一信念，女性写作的力度才不至钝化，女性写作建设性的价值取向也才不至流失。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从普通大众来关注现实
李宏
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一直被有力地贯穿在当代写作中。青年作家陈家桥通过他的近百万字的小说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颖的写作观念以及关注现实的积极精神。陈家桥关注现实的基点并不是建立在一些典型人物上，而往往从某些非常普通的现实人物来切入生活，进入艺术创作中的世界。正由于这些普通人物的热情、力量以及勇敢的选择，才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广阔的视野，也正如他曾说过的，我们的写作正是为了表明我们所热爱的生命与理想。
作为一位非常年轻的作家，陈家桥一直努力追求一种更贴近大众的创作方式，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态度。在长篇小说《现代人》、《坍塌》中，陈家桥通过几位和他自己一样年轻的主人公在现实中的奋力进取，对生命的尊重，对时代感的领悟，尤其是普通人物对国家、民族这些宏大主题的关怀，使这些人物富含了特有的活力，表达了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基本的价值观，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推动社会、国家与思想的进步。因为这些普通人物从他们自身的环境中展现了独特的精神世界，所以才使作品的现实主义立场变得更有力量更有依据。
陈家桥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这既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核心，也是作家自身的精神追求。我们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同时又站在世纪之交，历史的重任不仅包括建设物质与经济生活，同时也包含了全社会对文化、艺术与思想的强烈要求。陈家桥通过他的众多小说向我们提供了一幅逼真的生活画卷，这些作品并不轻松，它们以内在的力量，以严肃的现实精神和丰富的时代形象，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艺术的世界，并试图不断地加强思维的创新，以跟随历史的前进。小说中所表达的热爱生活的愿望与这些普通人物自身的尊严、命运与人格是紧密相连的。在他看来，每个人的生活不仅建立在个人意义上，同时也包含了社会的需求与历史的性质，这样一来，生活中的爱与奋斗，就不仅仅是个人范围的，而是对应了整个时代的趋势，因此，生命与尊严的意义就将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具有这样的意识，这样的体验，并负担时代的责任。
陈家桥小说中的现实人物既有普遍的生活热情，同时也带有鲜明的现代印记，它为我们更好地在现代意义上发挥现实主义立场提供了一些方式。在当今人类文化交流频繁，艺术形式多样化的时代，陈家桥小说并非固守传统，而是力求在现代性上加强创新。我们相信这位年轻的作家会为我们中国的小说与艺术增加新鲜的内容。其实小说中的普通人物就活动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自己。关注现实，关注大众生活的态度将有助于他在小说艺术领域展现他的独特风格以及他的创造精神。
小说中普通人物的命运，正是从他们细小的局部的但非常真实的行为中得到表现；他们的思想、精神与爱，通过艺术的处理与挖掘，进一步阐释了时代的主题。陈家桥小说的艺术技巧来源于现实主义的发展，丰富了个人生存的内容，同时也为艺术创新注入活力。我们相信他会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为我们写出更好的作品。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出版美术界老前辈蔡若虹先生的美术评论集《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一书，日前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分三辑。首辑《与青年美术家共商大计》历时三载写就，主要论述了“艺术家的世界观、艺术观”、“形象思维与画外功夫”、“中西合璧与拉开距离”、“装饰美与理想美”等当前美术界关注的问题。第二辑《美术评论续集》多短篇短制，为文作序，持论有据。第三辑《欧游杂咏》披零捡漏，辑录了十八首七言绝句。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国美术理论、文艺理论建设乃至青年美术家、美术爱好者成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王辟长）
●《博导文丛》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华文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博导文丛》。已出版的有《宇宙之美人》、《走近中国精神》、《夕秀集》、《非实非虚集》等四集。
《宇宙之美人》（作者苏国荣，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收入了作者《中华艺术的日神精神》、《日神与酒神》、《中国戏曲之大美》、《宇宙之美人》等十四篇文章，对我国古典艺术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述。
《走进中国精神》（作者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内容包括“经学与儒学”、“道家与道教”、“宗教与宗教史”、“思想家”四个部分，大致代表了作者从八十年代后期至今的学术研究的主要范围和程度。
《夕秀集》（作者张少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收入文章有二十篇，按内容可分为关于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关系；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的传统特点等六个部分。该书体现了作者近年在古代文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非实非虚集》（作者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就在“非实非虚”间，作者完成了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对中国重要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博士生导师重要学术成果汇集出版，对沟通海内外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必将起到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李庆）
●《华夏屐痕》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近三十万字的作品集，是作者赵云雁奔波十载、跑遍华夏的名山大川、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的结晶。书中辑录了一百一十八篇美文。这些游记作品，集华夏古迹名胜之美，丽景奇观之妙，立意高远，情真意浓；摹景状物，细腻入微；语言生动优美，简洁典雅，读来令人赏心悦目，心驰神往，进而生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叶平）
●《与灵魂对话》出版《与灵魂对话》一书近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赵振宇以随笔、短论、杂谈的形式，从个人、家庭、社会的角度对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以求更好地把握人生，看待社会，达到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卞文）
●《新资治通鉴》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日前推出了《新资治通鉴》（插图精解本）。这套书以儒、法、佛、道、兵、纵横、阴阳七家分类。虽据史而述，却不是以历史材料的奇、巧、全取胜，而是以对历史故事见解的精和深见长。全书通俗易懂，发人深思。（徐道坤）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问题与研究
中篇小说琐谈
李运抟
面对九十年代的小说。
中篇小说的稳实有力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创作现象。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史上，中篇小说的发展时间最短。十七年时期，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是重头戏。前者数量多，后者分量重。而中篇小说，不仅数量稀少，且几乎是个陌生的叙事品种。当时的作家没有多少中篇意识，对它的认识基本处于陌生状态。
中篇小说的异军突起是新时期的事。八十年代以后，中篇小说才数量激增且佳作迭出。据统计，1977年至1982年共发表一千五百多部中篇，年均二百五十来部。这与同期的短篇数量无法比。但1982年后，每年有千部左右的中篇面世。一旦势头形成，中篇便崛兴不艾。转入九十年代后，就更有一枝独秀之势了。
难得的是，二十年来中篇小说不少作品反响巨大。诸如《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红高粱》、《高山下的花环》、《人生》、《老井》、《万家诉讼》、《伏羲伏羲》等。
面对这种创作历史，不能不问：为什么创作经验缺乏、创作积累薄弱、文体意识觉悟较晚、发展时间不长的中篇小说，能在新时期保持稳健态势？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想主要有以下四种原因：
1．文体本身的优势切合了创作需要
任何文体都有所长所短。但文体所长一旦切合需要则如虎添翼。中篇较短篇容量大，创作准备又无须“十年磨一剑”。这种自由度大、兼融性强的文体特征，我以为正好适合了新时期作家一种普遍心态：既希望能对正值变革因而变化多端的时代作出及时反应，又企盼这种反应有艺术和思想的容量。选择中篇形式无疑较为合适。新时期伊始，众多作家以短篇一吐为快，快虽快，分量毕竟轻了些。不久便弃短篇而中篇，并成为势头不减的创作时尚，主要就是上述创作意愿的结果。虽不可一概而论，但企望发言及时和分量较重的兼顾，确实是普遍心态。从这种角度说，中篇的方兴未艾可谓时运使然。
2．创作积累的催化与文体意识的自觉
新时期初始几年，最兴盛的显然是短篇小说。之所以如此，除了急于“呐喊”的一吐为快的心态，还与大多作者的艺术准备和思想沉淀的不足有重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短篇小说便自然而然。这并非轻视短篇，更不是说其创作无须准备和积累，但客观上它确实要比中、长篇易于把握些。而后两者的创作难度无疑要大些。尤其长篇更是如此。不在少数的作家，中篇写得很不错，后来急匆匆去追逐“史诗”和“砖头”，结果很不理想。这说明长篇小说的创作难度相对更大些。
由此来看，头几年短篇小说创作的兴盛，实质上成为中篇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创作积累。包括叙事艺术、叙事意识、思想质量、思维方式、小说语言、艺术感觉等多方面的积累与磨炼。短篇是中篇的“练兵”，中篇是短篇创作积累的自然递进。在这种递进中，最可喜的是中篇小说文体意识的明晰化和自觉性，在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得到较快的把握和发展。许多中篇写得相当漂亮，创作水准一直不低，这与作家们中篇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是密不可分的。
有个事实须指出：后来不少青年作家写短篇少，有些还开笔就写中篇且成绩不错。似无需短篇的练兵与积累。可这有个前提：这些青年作家创作时，我们的中篇小说已经崛起兴盛，可借鉴和学习的经验已很多，整体创作水平较新时期初始阶段提高了。当然也就给青年作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即一种“间接积累”。
3．“纯文学”的程度高
借用“纯文学”这种说法，也就是指中篇小说创作确实比较普遍地显示了文学的纯粹性，抑或说是较纯正的艺术创作。有三点可证明：一是中篇小说的发表阵地几乎全是纯文学刊物（或称严肃文学刊物），与地摊文学、通俗刊物、流行刊物无缘，发表阵地的性质决定了对作品的要求；二是作家创作中篇的价值意识明确，即写中篇小说追求的是艺术价值，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创作水平和支撑文学地位的能力。三是没有多少商业行为。作家可以去写通俗长篇或电视剧本换钱，但不可能以写中篇来谋利。另外，能弄到钱的作者就可以出不入流的长篇（长篇的泛滥与此就有关），但他可能永远发不出一个中篇。这就基本保证了中篇的纯文学性。
4．创作队伍的稳定和强劲
这一条是毫无疑问地显而易见。不难看到，短篇小说的创作队伍虽庞大却杂乱，很多人在写，发表数量也很大，但就是不见有始有终的一支骨干队伍。长篇小说泛滥不止，堪称优秀的长篇小说家却寥寥，实在谈不上什么队伍。唯独中篇小说创作，崛兴后的队伍一直较为稳定，并不断得到充实，而且投入者中有一批优秀作家。作者的年龄结构又可谓老中青齐全。不说弃短而中的那批较早成名的作家一直未弃中篇，单以中青年作家而言，梁晓声、莫言、朱苏进、刘震云、刘恒、方方、池莉、苏童、阎连科、何申、王安忆、张欣、杨争光等，哪个不是写过很多中篇？他们中大多数的名气，主要是靠中篇创作获得的。中篇小说创作队伍，确实堪称一支劲旅。
综合上述，中篇小说创作的稳健强劲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中每种原因都值得思考，都含有启示，因为它们或多或少与艺术规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