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专论（3）
纪念五四着眼未来
邵华泽
内容提要：●八十年前发生的伟大的五四运动，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时代真理——历史的创造者必须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
●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人能不能成其为历史的创造者，就看其在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转变关头能不能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就看其所作出的一个个选择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伟大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人民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在历史关头作出重大选择的结果。
●任何阶级、政党和社会集团，任何个人，要想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成为历史进步的主人，就必须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必须同爱国进步，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联结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纪念“五四”、回顾“五四”、总结“五四”，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可以说，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做好正在做的事情，是今天我们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五四”精神的最好继承和发扬。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今年已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爱国运动，又是一场文化运动。作为爱国运动，即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作为文化运动，即以1915年《青年》（第二卷起改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由于历史上二者密不可分，人们通称为五四运动。今天，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纪念的。五四运动的特殊意义，在于它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在于它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时代真理——历史的创造者必须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
顺应历史进步潮流，
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人
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顺应历史进步潮流而发动的一次以追求“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一次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爱国进步运动。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表现在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这样一种必然联系上，即：一些事物和现象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同其他事物和现象发生联系，并且引起另一些事物和现象的出现；事物发展的这一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到事物的另一阶段。任何客观规律都是在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具体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而任何具体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变化过程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必然性代表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意味着不论有多少偶然因素，这种趋势一定要在各种具体事物中贯彻下去，意味着必然性总是在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最终得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同样，所谓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规律，它存在于人们的历史活动领域。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中的展开，因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通过人的活动和选择来实现的。在这里，选择作为人的活动的定向器，虽然决定着每一次具体活动的性质和方向，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任何选择。因为人们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人们作出选择要受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受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正是由于人们所作出的各种选择及依据这种选择所展开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趋势，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就表现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进步潮流。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人能不能成其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就看其在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转变关头能不能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就看其所作出的一个个选择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一是任何规律都具有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也同样，纵然有时如急风暴雨，有时如缓缓细流，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在运动、变化着的，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人们只有尊重它、依循它，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否则，就会落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后面，甚至被历史所淘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过时的社会制度，尽管都曾遇到过没落阶级的各种形式的反抗，遇到过落后势力的各种形式的阻挡，尽管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但其结果绝不可能改变历史前进的应有轨迹，不可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二是人们作为社会历史主人的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由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的。无论是一个阶级、政党或者个人，要想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合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伴着历史跳动的脉搏，明确自己的责任，设计自己的道路，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融入到社会发展进程中去。要想成为历史的主人，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必须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
五四运动就是中国人民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在历史关头作出重大选择的结果。
人们知道，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十分尖锐，加之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使得整个中国处在火山口上，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一触即发。甲午战争以后，灾难日深，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灭族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第一位的矛盾。当时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都在围绕如何救中国这个主题而奔走活动，积极探寻救中国的道路。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夭折，使中国人民陷入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于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聘请了陈独秀等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同时，《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担任主要撰稿人。就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以倡导新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起了民主（即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即赛先生，Science）的旗帜，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主张要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为榜样，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即辛亥革命，进行一次文化思想上的补课，认为：“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向孔教、旧礼法、旧伦理、旧政治、旧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毫无疑问，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这一切所思所为，对于改造当时布满封建主义势力的中国来说，正是切中时弊的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之举。
但是，当中国刚刚结束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敞开大门看到世界的时候，人类文明已经成功地向前跨出了“两大步”——一步是资产阶级革命，一步是无产阶级革命。按照一般的历史逻辑，中国迈出的“第一步”是进行了辛亥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但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入了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和控制的大军阀手中。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则很快缔造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是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充分暴露出来，当时的进步分子逐步认清了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局限性，并对西方文明价值产生了怀疑，所以转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新青年宣言》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李大钊在大战将结束时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他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它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就逐步在中国传播开来并被越来越多的青年所接受；同时，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到法国去、到俄国去等各种途径，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在这过程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推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体”，到逐步放弃这一切，进而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后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创立中国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来说，同样也是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之举。
由上可见，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重大作用而载入史册，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阶级结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八十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五四运动中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
顺应历史进步潮流，
首先必须认清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
纵观历史，顺应进步潮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却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一是规律虽然客观存在，但它是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中的，人们把握这种规律，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要有一个艰苦的长期的探索过程。二是历史进步潮流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虽然是历史必然性的某种反映，但它还深受其他许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往往有不同的表现。三是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体，人们的认识能力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包括时代的局限，立场的局限，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等等。四是顺应历史潮流不只是个人行为，个人行为只有和国家行为、民族行为、阶级行为、政党行为结合在一起，只有和爱国进步的主体结合在一起，才能有力量，才能更加有效地转化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而，这就决定了任何阶级、政党和社会集团，任何个人，要想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成为历史进步的主人，就必须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必须同爱国进步，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联结在一起。这就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主要包括：
一是要正确认识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一基本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但是，这一基本矛盾运动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不管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用这种说法或那种说法，都只有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探寻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基本矛盾之所在，才有可能认清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把握，从中看到了用公有制生产关系取代狭隘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必然要求。同样，五四时期中国人民之所以在救亡图存急需社会变革和有效的思想武器的严峻现实面前，在民主、科学精神的熏陶下和百说杂陈、百家争鸣的大潮中，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经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因为人们看到，在以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就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进而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是同人们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认识的逐步深化分不开的。
二是要科学把握国情。所谓国情，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宗教与民族、自然与社会、人口与环境，包括阶级关系、生产力水平、文化传统和人民的亲和力、凝聚力等等，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之体现。尽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但是这种实践活动能否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能否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则取决于这种实践活动的主体对本国基本国情的把握是否科学和全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在“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也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因为这些都是前一代人的结果，是前一代人作为遗产留给后一代人的东西，“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不仅如此，作为一国基本国情的各个方面都还存在着种种客观的复杂联系，人们可以创造一定的条件来改变某些联系的内容和形式，却无法改变这些联系背后的规律本身。一个阶级、政党和社会集团对国家的发展道路、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选择要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就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国情。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功，就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国情的结果。独特的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独特的革命道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中国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发展薄弱，以封闭半封闭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因而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革命沿着这条道路，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终于在五十年前夺取了最后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革命理论。这是准确把握国情、引导革命达到胜利的典范。
三是要紧跟时代变化。世界上一切存在着的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谓过程，就是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一个事物向另一个事物的变化，或不同事物间的联系和相互转化。过程以事物为基础，事物以过程为其存在形态。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同样是这样。这就要求人们在驾驭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必须树立过程意识，而这种过程意识用一句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要紧跟时代变化。也就是说，要真正认清和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就必须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度，辩证地审视昨天，紧紧地把握今天，科学地展望明天；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去作出一个个具体而现实的选择，并通过实际的努力实现这种选择，不断地为社会发展开辟新的光明前景。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就必须用过程的眼光来看待五四运动，用时代的意识赋予“五四”精神以新的内涵。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的口号，这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无疑是一大进步，但由于这种民主是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为榜样的，因而同社会主义的民主有着重要的区别。正如恩格斯在分析法国的启蒙运动时所指出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富强、民主、文明，三者缺一不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内容上已大大超出了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我们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说，这就是我们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赋予五四时期的“民主”口号以崭新科学涵义的集中体现。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口号和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等各个方面，在时隔八十年以后的今天，也同样因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获得了崭新的内容。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求得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成为五四运动先驱者们留给我们今天这一代人的紧迫任务。紧跟时代的变化，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体来说，是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同义语，是把握社会历史发展基本方向的结果。
四是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能否认清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进而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或者说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要看能不能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人民大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历史的主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的利益，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紧跟时代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不可能自觉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就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为什么有的政党或个人由开始时的弄潮者变成为最终的阻碍者？往往是因为不能将正确的立场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就拿五四运动来说，开始时知识分子中参加的人真不少，其中，不但有左翼的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而且有右翼的如胡适等。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当时在反封建这一点上，大家存在着某种共识。也可以说，这是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所形成的共识。事实上，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就在五四运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就参加五四运动这一点来讲，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胡适，可以说都是顺应了历史的进步潮流。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早期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就发生了分化，有的继续顺应这一进步潮流而不断地向前迈进，有的则退缩了，并且从先进分子变成了逆潮流而动的分子。问题就在于1919年“六三”以后，广大的工人阶级参加进来，并走到了斗争的前列。面对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众运动，本来因为某种反封建要求而参加五四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吓坏了，他们不但退出了运动，而且成了运动的反对者；只有那些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的进步知识分子，继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随着运动的深化而不断地成熟起来。因此，立场问题是关键，只有立场正确，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并以科学的理论为思想武器，才能谈得上自觉地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当然，在以往的剥削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的代表虽然不可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但只要他们的主张及其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就符合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也就可以说这些代表人物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之所以始终把自己植根于人民之中，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并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评价一切工作的最高准绳，就是因为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视人民的利益为党的生命。而这也正是使我们党能始终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保证。
顺应历史进步潮流，
关键是做好正在做的事情
列宁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
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止，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正是这种不断呈现的新的内容，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主题，构成了人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从而也就构成了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涵。“五四”的主题——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集中到一点，就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纪念“五四”、回顾“五四”、总结“五四”，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五四运动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而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可以说，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做好正在做的事情，是今天我们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五四”精神的最好继承和发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决定我们必须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参与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得出的历史结论。只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宝贵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所获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前提，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取得，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反对机械论和空想论的伟大胜利。所谓机械论，就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为借口，否认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否定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对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所谓空想论，就是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人们可以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任意实施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认为不必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即可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跨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排除了种种错误认识的干扰，对我国国情作出了科学判断，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它要求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八个字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是这种认识和把握的结果。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因此，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可以说，这是我们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最基本要求和最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我们必须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们知道，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从党的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大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左”的错误，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是认识上的大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和发展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明确规定，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这一主要矛盾，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我们讲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前提，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因素。而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因为只有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才能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还必须改变过去封闭半封闭的状况，实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新的革命，它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要想顺应历史进步潮流，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就必须紧紧抓住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发展实践的检验，决定我们必须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党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正是这条新道路，不仅使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鼓舞人们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去夺取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不仅使我们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大大增强了我国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而且还使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了世界经济舞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不仅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且还使人民从切身体会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切都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人民富裕的必由之路，是历史进步潮流和广大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因而它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就是要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好正在做的事情，去实现“五四”先驱者为了中华之腾飞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