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我们怎样尊崇“德先生”
李忠杰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德先生”走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观念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德先生”又走进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中国人不断地熟悉“德先生”，也愈益尊崇“德先生”。
“德先生”越尊贵，就越是想认识“德先生”。
“傻冒，‘德先生’来中国至少八十年了，怎么还不认识？”
且慢。这就有点像社会主义一样，搞了几十年，蓦然回首，却发现，我们对社会主义并不那么清楚，还需要再从本质上认识一番。这或许就是认识发展的某种规律；越是熟悉的，越不一定清楚，从而就越需要在实践多年之后再来重新认识。不然，怎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说呢？
比如说，我们常把民主当成“让人讲话”、“听人讲话”。其实，民主虽然与讲话有关，但并不就等于讲话。又比如说，我们常把“文化大革命”那种状态称做“大民主”。其实，“文化大革命”根本算不上民主，更遑论“大”民主？
所以，尊崇“德先生”，恐怕首先要重新认识一下“德先生”。
在中国，“德先生”应该是什么模样？
八十多年前，“德先生”差不多和“马先生”一道走进了中国。但这些先生是不是只能是一种模样呢？理论推导和实践经验都证明：未必。
何以如此？“德先生”，学术上辨析起来很复杂，但从最基本的含义上来说，大体是指一种按照预定的程序和规则，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决定的机制。比如说，一个团队，凡事都由一个人决定，这就叫“家长制”，不姓“德”；如果立了一种规矩，凡重要事项，都由大家讨论后，投票表决，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那么，这就算是姓了“德”。推而广之，无论何种制度，只要其赖以运行和充分体现的是这种机制，就姓“德”；否则，就不姓“德”。
从这种最基本含义可以看出，“德先生”作为一种机制和制度，具有明确的带有共性的含义和要求，但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机制和原则是统一的，但具体的制度和形式却是多样的。比如，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价值观念等很不相同，其“德先生”的模样就有很大差别。同是西方，如美国和英国，都是英语国家，美国还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美国并没有照搬英国的制度。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美国是共和制；英国是内阁制，美国是总统制。
这就是说，既然叫“德先生”，它在哪里都姓“德”；但在不同的地方出生、长大，自然就会有不同的秉赋、性格、服饰和生活方式等等。
由此，在今日中国，我们尊崇“德先生”，首先就要尊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德先生”。作为“德先生”，首先要姓“德”，即要遵循“德先生”的共同机制和原则；而有中国特色，则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用适合于中国的制度和方式，即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德先生”，而不是白皮肤黄头发的“德先生”。这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某些外国人指手画脚，硬要中国的“德先生”也是白皮肤黄头发，这是没道理的。
其次，尊崇“德先生”，还应该重新认识和准确把握“德先生”的很多原则，从而更好地发扬“德先生”的精神。
比如，多数原则。“德先生”不是一个人，而是多数人。少数服从多数，是“德先生”的基本原则。没有多数原则就没有“德先生”。能否服从多数，是有没有“德先生”精神的表现之一。比如说，在党委班子中，书记和委员都只有同等的一票。如果表决，即使书记，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来个一人拍板，“个人说了算”，这其实不是“德先生”。又如，某些持有异议的个人，认为唯有自己的意见正确，其他所有人都要服从他，这同样不是“德先生”。再比如，山姆大叔号称自己最民主，但看看它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根本不把世界上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联合国放在眼里。在这里，山姆大叔哪有“德先生”的味道？
再如，程序原则。民主的运行，无论是选举还是决策，都必须有法定的、可以遵循的程序和规则。这种程序和规则，有约定俗成的，更多是由宪法和法律来规定的。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改变。尊崇“德先生”，就得按规则办事。讲“德先生”，首先就得讲程序、讲规则。实际上，这就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如果不按规则和程序走，就会变成人治而不是法治。如果一边讲“德先生”，一边却目无法纪，为所欲为，那只是损毁“德先生”而不是尊崇“德先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不是民主，少数闹事者搞的之所以不是民主，其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德先生”固然可敬，但它走在大街上，也必须遵循交通规则，或者，毋宁说它就是交通规则本身。否则，就不是“德先生”了。
岁月流逝、阅历增长，“德先生”在中国长得已经越来越壮实和健康。今天，重新端详一番“德先生”，希望我们对“德先生”的精神内涵能把握得更准确一些，从而使“德先生”的精神在新形势下得到更进一步发扬。
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专论（2）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1
内容提要：●五四运动前夕兴起的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在实践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并不能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指明道路。
●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思想方向的转换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民主和科学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进一步得到发扬。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样两项历史任务，而完成前一项任务又是完成后一项任务的前提。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内容、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就在于它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任务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四时期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正是为实现这个历史任务服务的。
五四以前，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创刊时称《青年》杂志）为标志，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首先揭橥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1915年9月，他在《敬告青年》中倡言国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9年1月，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并且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反对仍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伦理原则；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封建复古的潮流和迷信盲从的倾向。陈独秀在当时说过：“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正是在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之下，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自觉的挑战，对于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等等展开了英勇的攻击。他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有必要指出，民主从来不是超时空的、抽象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阶级内容的范畴。科学，从特定的角度加以审视，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在五四以前，陈独秀所说的民主，是指“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及其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自由平等之新信仰”，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狭义地说，是指自然科学；广义地说，包括社会科学在内，具体说来，就是那些运用了某种自然科学方法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他提倡民主、科学，是为了给在中国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扫除思想的障碍，开通前进的道路。所以，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诚然，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从反对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这个角度来看，是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作用的；但是，在实践上，它并不能为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指明方向。事情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要中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过于软弱，也没有能力领导人民来实现这个目标。辛亥革命的成果为受到资本主义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所窃取，民主共和国很快就蜕变为封建军阀的专制，就是这个论断的有力证明。正因为如此，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持有某种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了。比如，陈独秀在1915年9月即已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怀疑论成份，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尔后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即开始抛弃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成了随后发生的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和左翼骨干。
2
1919年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思想方向的转换，使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正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由于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核心和骨干。因此，五四运动也就“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中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协约国一方，因而向会议提出了废除外国在华的势力范围等项要求，但遭到会议的拒绝。会议竟规定战败国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移交给日本。这个事实，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直接触发了五四爱国斗争，而且有力地打破了人们原先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抱有的幻想，促使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开来。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全新的历史因素开始注入这个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了这个运动的主流。瞿秋白在当时就说过：“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发展。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关于民主的问题，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时即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在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更明确地指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多数人要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必须铲除少数人享有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李大钊并且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不是互相排斥的。不过，“今之德谟克拉西有两种，一为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一为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而工人政治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这样，他们就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少数人的民主和广大人民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无产阶级的和广大人民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的突破。他们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的层次，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从而把民主的旗帜真正有力地高扬了。至于科学，就社会科学来说，陈独秀这时认为，它主要地已经不再是指那些运用了某些自然科学成果的唯心主义学说，而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他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李大钊也指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唯物史观也使研究社会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研究历史，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而且扩展到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了。这是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扬。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历史表明，真正踏实地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优秀传统，并且适应时代的发展，高扬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首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广大革命的人民群众。
近年来，有的论者认为，五四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的精神，五四传统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种说法，既背离了五四运动的历史真实，更经不起五四以来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的检验。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提倡个人权利，实现毫无拘束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把历史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这种自由主义主张，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曾颇为流行，但后来已被大多数先进分子所抛弃，只有少数运动的右翼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坚持这种主张，并不能代表五四运动的主流。自由主义既没有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政治的民主与科学的繁荣，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许多崇奉过自由主义的人们后来也放弃了这种信念，而加入到人民革命的营垒中来了。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讲到，在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历史表明，自由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已经在中国遭到了破产。把自由主义说成是五四精神的主要体现，是不尊重也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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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就在于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英勇顽强、艰苦曲折的伟大斗争，赢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经过五四运动以后的三十年的斗争，终于实现了。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去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
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已经与五四时期大不相同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纪念五四，当然不需要再简单地重复五四运动当时的具体的斗争口号和斗争形式；但是，五四运动所体现的革命精神，所开创的优秀传统，包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和传统，仍然需要我们切实地去加以继承和发扬。
为了争得人民民主，中国人民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仍然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一项重大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不可能使政府实行科学的决策，保证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就不可能有效地遏制敌对势力的活动，使人民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保持安定；就不可能对各级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能腐化变质，而不再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精神在今天仍然需要继续发扬光大。无疑地，这里所说的民主，不是五四以前所说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五四及其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所主张的人民的民主了。这一点，邓小平也是讲得很清楚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十五大报告也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这才是对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和发扬。
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倡导的科学精神的重要性，现在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提倡科学精神，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各方面的新情况，正确地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科学的革命性作用，认真地、切实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如果说，在旧时代，“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不过是一些人的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条件下，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就不仅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也确实应当成为治国兴邦的重要方略了。
由此可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仍然具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9版(理论)
专栏：
《产权通论》
刘国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经济学界对产权问题的探讨从七十年代末就开始了，从提出国营企业改革问题，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这个重大命题，其间经历了二十年的探索。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由刘伟和李风圣合著的《产权通论》一书，正是这种探索的一个成果。它在我国有关产权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西方对比研究中，探讨了产权和产权制度问题。读后感到这本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本书从权利制度安排上看待产权命题，认为产权作为关于财产的权利，其内涵包括各种财产权利在内的权利约束，而不是单指一种权利；产权权利是一种上层建筑范畴；重要的是企业法人产权；产权不等于所有权，是比所有权更为复杂的概念，对产权的定义必须与现代经济背景相联系。这种认识是有来由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产权问题的理解是与对古典企业的认识相联系的，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是依据业主制企业作出的判断，更注重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问题。现代经济不断发展，且日趋复杂化，现代西方经济学对此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才对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进行了分析，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才提出来。到了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才从委托代理和契约理论两个角度，重新认识现代经济条件下的产权关系。本书正是从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产权和产权制度问题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入手，容易搞清楚产权问题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为讨论问题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
其次，该书将产权制度与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考察，拓展了人们对产权问题和产权制度的认识空间。产权问题是企业制度选择的基准，根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安排，可以选择现代公司制，也可以选择合作社制、俱乐部制等。正是产权的这种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要求在不同的交易主体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区，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交易秩序、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国家制度的安排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关降低交易成本、规范交易秩序的。
第三，该书将产权制度安排看做是资源配置的三种主要制度安排———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安排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从该书的结构框架上来看，作者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三种主要制度———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替代关系，认为要使三种制度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就必须将财产制度界定清晰，权责对称，因为这是制度选择的基准。
第四，该书用产权理论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它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的角度探讨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并提出通过产权改革，在既不失其公有属性的基础上，又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对企业产权制度的一般的要求，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必要的微观企业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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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成就事典》
王德胜
大型资料性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成就事典》已由沈阳出版社编辑出版。该书共有辞条四千零五十二条，二百零四万字，是一部半个世纪的历史书，也是一部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该书有较为鲜明的特色。
一是系统全面。全书收集了政治、法制、军事、外交、经济、工业、建筑、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农业、林业、水电、气象、环保、国内贸易、对外贸易、财政金融、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文学艺术、医疗卫生、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文献资料，有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图表，系统地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的伟大成就，反映了各行各业的基本面貌。在编纂中编者不仅系统而准确地收集整理资料，同时还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五大报告的精神，提炼和升华了这些资料，为学习邓小平理论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二是详实准确。此书所引用的数据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参照并核对了同年报刊、年鉴，每条之后还注明了引文出处与时间，有些条目的数字是综合了多种权威性资料而形成的。
三是科学性。编纂者坚持求真务实的指导思想，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综合，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并坚持从大量真实材料中引申出结论，因此，所设条目有坚实的科学基础。条目编排上采取宏观与微观、重点与全面、系统与要素有机结合的方式，从政治法律一直排列到医药卫生与社会生活，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符合分类学的基本原则。
四是重点突出。五十年的峥嵘岁月复杂纷纭，各种资料浩如烟海。作为系统反映五十年成就的事典，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筛选，把主要内容、基础资料、各项骨干内容组织编排起来，确实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在编纂中，编纂者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用一项项成就、一幅幅画面，真实地再现了建国五十年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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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政府形象战略》
建平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府形象战略》（上下卷，胡宁生主编）一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从一个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基点———政府形象出发，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历史经验，前瞻未来发展，为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全方位的学理分析和战略谋划。全书结构严谨，论证引人入胜，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课题研究的时代性。从全球角度看，世纪之交，混乱不堪的金融秩序、严重的资源与环境危机使二十一世纪的前景模糊不清。人们对政府的希望和要求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多数人相信，一个好政府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发展所必需的。从中国的情况看，在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变革中，政府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独立性、责任性与权威性日益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公众与社会对政府的有效性、公正性与可信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代中国政府形象的研究就不仅是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回应了时代的要求，是一项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课题，为政府塑造理想形象提供了有意义的战略选择。
学理分析的开创性。虽然在经验的层面上，人们也可以意识到，政府形象是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焦点，它不仅已成为表现国家实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因素，也是获得国际社会理解、评价的主要依据。该书将“中国政府形象”作为学理分析和战略研究的核心，精心构建了一个立意高远的政府形象体系。该书认为，政府的价值理念、政府的行为和政府的产品与绩效共同构成了政府形象的基本内在结构。由此出发，该书从政府能力、法治、政府决策、领导者、廉政建设、政府绩效、政府公共关系等多个角度全面阐述了政府形象。
战略设计的操作性。与纯粹的理论著作不同，该书还在学术与应用的契合点上花了大量精力，力求达到“学理分析”与“战略实现”的统一。因此，该书不仅对政府形象建设所涉及的各要素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而且还就如何构筑政府能力、怎样实现法治政府、改善决策质量与效果的手段、塑造领导者形象的技巧、反腐败的对策建议、绩效管理的程序与方法、政府公共关系建设的渠道等提供了可操作的战略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