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税利有别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一
税收简称税，利润简称利，本来是两个不同的经济概念。但是，将近20年来，人们在评价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绩效、贡献时，常把“上交利税”作为重要指标甚至是首要指标来谈论，造成了一种新的税利不分、税利混淆的误区，这就不但导致了认识上的混乱，而且对国有企业管理乃至国家的税收管理，带来了诸多弊端和不良影响。
评价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核心问题是资产经营效益，与此相关的考核指标除资本投入产出率外，还有利润率即总资本与利润的比率、净资产利润率即净资产收益率等。
“上交利税”这一经济指标是不科学的，它把税收和利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范畴和概念搅和在一起，模糊甚至掩盖了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和资产收益状况。事实上，有不少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佳，管理混乱，有些企业资不抵债，企业经营不但“无所得”即没有利润，甚至长期亏损，但是，却可以用“上交利税”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和指标，掩饰企业亏损的真相，甚至掩盖偷税、逃税的实际情况，以混淆视听。这样，“上交利税”这一指标和说法，就成了企业经营混乱甚至长期亏损的托词和避风港。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上交利税”这一过时的、有害的指标、说法和做法，已经到了下决心废止的时候了。
二
“上交利税”这一概念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前，理论界和经济管理部门普遍认为，由于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是国家的，国有企业上交的所得税也是国家的，所以国家没有必要对国有企业征收所得税。这种糊涂认识，实际上否定了国家通过税收筹集财政收入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
1983年，我国先后实行“一步利改税”和“二步利改税”，即把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和交缴给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分开来，从而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开始明确，职能和作用开始加强。但是，两步“利改税”之后，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面积地搞承包经营责任制，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把“上交利税”合在一起，作为一项指标对国家承包，从而在特定背景下以另一种形式实际否定了两步“利改税”，否定了税利之间的本质差别，从而弱化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税收管理。直到现在，我国对国有企业所得税的管理，包括计划统计管理和征收管理，依然不规范、不彻底、不到位，“上交利税”这一含混不清的指标和概念继续在使用。如果说，在两步“利改税”前后，“上交利税”这一概念和指标混淆了国有企业所得税与利润之间的界限和区别，那么，今天继续使用“上交利税”这一概念和指标，不但混淆了国有企业所得税与利润之间的界限和区别，而且混淆了涉及国有企业的全部税收，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与利润之间的界限和区别，使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税收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失真，从而可能诱发许多矛盾和问题，甚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混乱。
三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依靠社会公共权力，根据法律法规，对纳税人包括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和自然人强制、无偿征收，纳税人依法纳税，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和公共物品的需要。税收体现了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力，带有鲜明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在税收和税法面前，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处于同等地位。利润是企业或厂商出售商品后得到的销售收入扣除预付资本价值即成本后的余额。真实的利润可以真实地体现企业或厂商的资本收益即经济效益状况。依法纳税是每一个纳税人包括国有企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对纳税人来说，税收更多地体现的是对国家的法律“义务”和“责任”，而不是对国家的“贡献”。当然，国家根据法律法规，同时保护纳税人应有的权益。特别是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所交缴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不论是价内税还是价外税，其税收负担最终是由消费者承当的，对于这部分税收，很难说企业为国家作出什么“贡献”。至于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参与国有独资企业利润的再分配，以及参与国家参股或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润分红，履行和维护的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益。
从上面简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税利有别”，二者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经济含义上，而且表现在法律意义和政治意义上：国家依法征税，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力；国家参与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行使的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益。正因为税利有别，所以无论对国有企业，还是对非国有企业，税收与利润不能混淆，税收与利润必须彻底分开考核和管理，桥归桥，路归路。
四
取消“上交利税”这一指标，对国有企业实行税收、利润分开考核管理，不但有利于反映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真实状况，改善国有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而且有利于国家强化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税源监控和税收管理，堵塞税收漏洞，还有利于国有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真正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对于国家来说，“税利有别”这项改革既不要花费成本，也没有什么风险。这项改革粗看起来只是取消一个指标一种说法，实际上见微知著，事关宏观经济管理全局，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从10多年前国有企业的“税利分流”，到后来“上交利税”的含混提法，再到现在的“税利有别”，即把国有企业的税收和利润分开考核，分开管理监督，取消“上交利税”这一含混不清的不科学的统计指标，既反映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深化，也反映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领域和整个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不断在深化。这是历史的必然。
第1版(要闻)
专栏：
着眼于解决问题
——四论以整风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
本报评论员
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三讲”教育要着眼于解决问题。这是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三讲”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
这一指导思想在第一批“三讲”教育的绝大多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得到认真地贯彻。他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充分走群众路线，诚心诚意地征求和听取各方面意见；深入查摆剖析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表现和根源，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是，也有少数同志对着眼于解决问题缺乏认识，觉得这次“三讲”教育是一次学习理论的自我教育，学一学，议一议，写一写，就可以了，以致在学习讨论、征求意见和自我剖析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问题，或空对空地泛泛议论，对明明存在的问题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或就事论事，罗列一般性现象，解释理由，而不触及问题，不触及思想。这种认识和态度必须尽快改变。
诚然，这次“三讲”教育是结合新的实际对领导干部进行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教育。然而，这种结合新的实际进行的自我教育的过程，就是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就是通过解决问题来实现自我教育的过程。切实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是“三讲”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三讲”教育不走过场，防止流于形式的重要标志。不论各个阶段做了多少工作，其它方面抓得如何认真，归根结底要看是否切实解决问题。不触及问题，不解决问题，就是走了过场。试问，这种不解决问题的“三讲”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它只能损害党的形象，损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形象，挫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这种不务实事的作风，本身就是违背“三讲”精神的。当然，解决领导干部党性党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要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要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使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全部问题都得到解决，是不现实的。但是，每个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切实解决几个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群众意见大、影响当前改革和建设工作的问题，这是必须做到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这次“三讲”教育主要解决哪些突出问题呢？总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存在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从总体上看，我们党现在这支领导干部队伍是好的。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上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从暴露出来的一些事例看，有的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达到了令人发指、触目惊心的程度，中央提出这次“三讲”教育要从思想、政治、作风、纪律等四个方面努力收到实效，也就是切实解决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这四个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忽视。要防止那种只是纠缠细枝末节和翻腾历史老账，而不着眼和着力于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现实问题的倾向。每一个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都必须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和个人的实际，把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抓住，认真加以解决。每一个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三讲”教育搞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成效，都必须用这一条来衡量。
着眼于解决问题，首先必须找准问题，抓住问题，正视问题。知人固不易，知己亦颇难。这里，既有一个自知之明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的问题，也有一个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和勇气的问题。从试点经验看，要找准抓住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有多方面的努力，概括起来，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群众提”，就是充分发扬民主，以诚恳的态度和切实的措施，发动群众给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提意见，查摆问题。“自己找”，就是对照群众的意见和评议，认真反思，找出和正视自己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进行自我剖析。“上级点，互相帮”，就是对不能正视自己问题的领导干部，上级组织和班子主要负责同志找其谈话，明确地指出问题，帮助分析问题，或者领导成员通过开展谈心、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开展互相批评，促其正视问题，认识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查找问题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班子集体总结经验教训与领导成员自我剖析的关系，上届班子和现任班子的关系，下属出现的问题与上级班子的责任的关系，力求使查找的问题符合实际。
切实解决党性党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个改造主观世界、增强党性锻炼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艰苦甚至痛苦的思想转变过程。群众意见对领导干部认识和解决自身问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民主评议，往往能使领导干部的思想受到深刻触动和教育。领导成员之间的互相启发和帮助，也是促其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要通过开展谈心、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开诚布公地开展批评。特别是“班长”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针对每一个成员的情况进行具体帮助，既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及其危害，又要注意把握分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群众和领导成员之间的帮助，毕竟只是思想转变的条件，这些外因最终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领导干部自身的主观努力。每个领导干部不仅要有自我批评的勇气，更要有接受批评的勇气，有海纳百川的雅量和虚怀若谷的胸襟，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并痛下决心严于解剖自己，真正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自身的问题。
第1版(要闻)
专栏：
江泽民主席会见魏茨曼总统
认为中以两国在许多领域的友好合作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指出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努力
本报北京4月26日讯记者吴绮敏报道：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一行。宾主双方一致认为，中以两国在许多领域的友好合作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江主席对魏茨曼总统访华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很高兴与总统阁下结识，相信总统阁下的访问必将进一步推动中以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
江主席说，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友谊源远流长。中以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双方合作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农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和满意。
谈到两国经贸关系时，江主席说，中以双方企业间的合作不断深入和扩大，两国间多渠道、多形式的经贸和科技合作得到全面发展。双边贸易额保持较稳定的增长，劳务合作发展迅速，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魏茨曼总统说，非常感谢江泽民主席和中国政府邀请他访华，对中国人民所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以中两国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相信这种合作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展开，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江主席对以色列政府长期以来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不与台湾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的原则立场表示赞赏，同时希望以色列方面警惕达赖喇嘛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
魏茨曼总统表示，他将继续积极推动以色列政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在西藏问题上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
魏茨曼总统还介绍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历史和最新情况。
江主席说，中国对中东和平进程和中东地区局势一直十分关注。中东和平进程长期受阻，不仅对阿以双方无益，而且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事对抗不解决问题，和谈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认为，联合国有关决议和马德里和会确定的“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是中东和谈的基础，有关各方切实执行已达成的决议和谅解，是中东和谈摆脱目前困境的关键。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努力。
会见前，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魏茨曼总统访华。
参加会见和欢迎仪式的中方人员有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驻以色列大使王昌义、外交部副部长吉佩定等，以方人员有驻华大使南月明、总统府总司长肖默尔、总统侍卫官赫法茨准将等。参加欢迎仪式的还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杜宜瑾，以及以色列总统夫人瑞玛·魏茨曼等。
晚上，江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魏茨曼总统一行。（附图片）
四月二十六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
本报记者王忠家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朱镕基会见魏茨曼总统
本报北京4月26日讯记者吴绮敏报道：今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以色列总统魏茨曼时表示，中国愿与以方共同努力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和互利互惠的友好合作关系。
朱镕基总理首先对魏茨曼作为总统首次访华表示热烈欢迎。朱总理说，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往来，有助于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促进合作。总统阁下一直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并为此作出不懈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预祝总统访华圆满成功。
朱总理说，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不仅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都曾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过积极的贡献，而且两个民族很久以前就有了友好交往，友谊源远流长。中以建交时间不长，但在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两国的经贸额近年来发展很快，1998年比1997年增长了46％，这充分说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领域十分宽阔。相信随着两国往来的不断增多，中以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更加充实、富有成果。中国愿与以方共同努力，共同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和互利互惠的友好合作关系。
魏茨曼总统感谢朱镕基总理在百忙中拨冗予以会见。他说，以中两国均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过去的50年中，两国人民经过辛勤的劳动，建立了新的国家，相信两国最终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谈到中东问题时，朱镕基总理指出，中国赞赏以色列坚持通过和谈解决同阿拉伯国家争端的战略选择。尽早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争端是中东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和愿望，符合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该地区各国的现实和长远利益。
魏茨曼总统表示，以色列需要和平，但通往和平的道路并不平坦，相信经过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会取得成功。
参加会见的中方人员有驻以大使王昌义、外交部副部长吉佩定，以方人员有驻华大使南月明、总统府总司长肖默尔等。
第1版(要闻)
专栏：人物介绍
泰国总理川·立派
今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邀请，泰国总理川·立派阁下将于4月27日至5月3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
川·立派阁下1938年7月28日生于泰国南部董里府。他先后毕业于泰国艺术大学、法政大学，获法律学学士学位。川·立派1964年开始当律师，1969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先后担任过司法、商业、农业等部部长和下议院议长。1992年至1995年，川·立派第一次出任总理。此次系川·立派阁下再次出任总理后首次访华。（新华社发）（附图片）川·立派总理
第1版(要闻)
专栏：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举行
李鹏主持听取行政复议法草案、公路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报告等
本报北京4月26日讯记者傅旭报道：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李鹏委员长主持。这次会议为期4天，共安排11项议程。
今天上午的会议进行了以下几项议程：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伯勇作关于行政复议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作关于公路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克玉作关于预防少年违法行为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春生作关于公益事业捐赠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姚振炎作独资企业法草案的说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作关于招标投标法草案的说明，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作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草案的说明，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确定图们江三国国界水域分界线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两个议案的说明。会议还印发了李鹏委员长访问希腊、土耳其、叙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泰国六国情况的书面报告，请各位委员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姜春云、邹家华、王光英、程思远、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珮云、何鲁丽、周光召、成克杰、曹志、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秘书长何椿霖出席了今天上午的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国务委员迟浩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
又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于今天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行政复议法草案和公路法修正案草案。李鹏委员长参加了第一组的审议。
第1版(要闻)
专栏：
应邀对古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尉健行抵达哈瓦那
新华社哈瓦那4月25日电（记者孙光英、赵焱）应古巴共产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和由他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25日乘专机抵达哈瓦那，开始对古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尉健行在抵达“何塞·马蒂”国际机场时发表书面讲话说，中古两国虽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古巴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拉丁美洲国家。两国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特别是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把中古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尉健行还表示，此次访问的目的是增进友谊、扩大共识、加强合作。他期待着在访古期间与古巴党政领导人会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意见，实地了解和学习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尉健行一行抵达机场时，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际部长巴拉格尔，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会总书记罗斯，国家贮备委员会主席、古中友协主席邵黄，中国驻古巴大使王成家以及驻古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代表等到机场迎接。
陪同尉健行访问的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戴秉国，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张福森等同机抵达哈瓦那。
古巴是尉健行此次拉美三国之行的第一站。除古巴外，他还将访问乌拉圭和阿根廷。
第1版(要闻)
专栏：
南将向国际法庭起诉北约
要求安理会阻止北约侵略
本报贝尔格莱德4月26日电记者吕岩松报道：南斯拉夫联盟政府昨天决定向海牙国际法庭起诉发动侵略战争的北约国家。
南联盟政府发表公告说，国际法明确规定禁止对主权国家诉诸武力，在战争中保护平民及民用设施，保护基本人权与自由。北约成员国野蛮轰炸南斯拉夫违反了上述准则。南联盟政府决定向海牙国际法庭起诉发动侵略战争的北约国家。
南政府还要求国际法庭采取临时性措施保护南斯拉夫。
南联盟外长约万诺维奇昨天还致函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要求安理会采取具体行动阻止北约对南斯拉夫的侵略。约万诺维奇要求安理会根据自己的使命谴责北约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径。他说，北约对南斯拉夫城市和乡村的轰炸已造成近千名平民丧生，数千人受伤。北约甚至使用国际公约禁止的武器，造成大量平民特别是儿童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