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五四”文化革命的评价问题
陈涌
一
“五四”的文化革命，应该从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的创办算起。在这以前，中国也发生过一次影响巨大的启蒙运动，这就是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促进的思想和政治的变革。他们这些人思想上比他们政治上先进。他们把西方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移植到中国来，自己却只是主张改良政制，未能提出中国根本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后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比康、梁、严他们这些改良派跃进了一大步。但当时的革命派主要专注于革命实践，思想启蒙工作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落在康、梁、严他们的后面。
思想革命不能代替政治革命，但没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也就没有足够的精神条件。当着必需有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为政治革命开辟道路的时候，思想革命便成了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大多数发表的文章，都是批判孔子或者实质上是批判孔子的，这被当时的反对者说成是“诋孔”。但他们的斗争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陈独秀当时的影响最大。他以如椽之笔，激切的言词，直捣孔子封建思想的巢穴，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且他的文章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简要，不但有强烈的战斗性，同时又有学问，有识见，很可以代表“五四”时期那种生气蓬勃的文风。
陈独秀抓住了孔子思想的要害：礼教。“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政治之根本”。他指出礼的核心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构成一个从家庭到国家进行封建统治的整体。有人提出反驳，说孔子并没有三纲的说法，“三纲”是宋儒伪造用来“诬孔”的，陈独秀根据大量典籍的记载，证明孔子没有直接提三纲，但思想确是来源于孔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感到陈独秀的文章说理透彻，是当时批判孔子的好文章，保持着它的文献价值和科学价值。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青年鲁迅便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翻译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撰写论文，呼唤“精神界战士”在祖国的出现。那时他们还旅居在日本，但他们经过艰辛的努力译印出的西方文学作品却得不到什么知音，“文学运动”失败了。以后是“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这里所说他见过的，陈独秀也同样见过，他们也都痛切地感到，中国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了，而且他们也都同样深知中国没有一次根本的思想变革是谈不到深入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是陈独秀第一个站出来，在全中国面前树起对过去封建传统思想批判的旗帜，并且进行毫不反顾的斗争。也是他所领导的思想变革，把怀疑、失望、颓唐的鲁迅重新唤起，重新投入炽热的战斗的。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说到一个“狂人”看到一部中国的历史书，“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又“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这里，鲁迅把几千年来以仁义道德为精神支柱的中国历史，都看作是吃人的历史，这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的。这很快便引出了吴虞的文章《吃人与礼教》，他的笔锋也是极尖锐的，其实他早已发表过不少批判孔子思想的文章，因此他便被誉为“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当时并未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这类思想的确为许多人所认同。“仁义道德吃人”，“礼教吃人”，这是“五四”时期批判孔子思想最激烈的声音。
二
对于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的礼教应当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的共识，这里不只是有陈独秀、鲁迅、吴虞，而且还有李大钊、易白沙等人。袁世凯想做皇帝，康有为公然向当时的国会提出要把“尊孔”纳入宪法，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孔子思想和帝制的联系。孔子是尊崇帝制，认为君臣之义是不可移易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而袁世凯称帝以至张勋要复辟，倒是合于圣经贤传的了。事实是称帝复辟必尊孔，因为孔子这块招牌，或者说，这块敲门砖对于敲开帝宫的大门是用得上的，这自然更加深人们对孔子伦理政治思想的仇视。这样，批判孔子也就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直接成为现实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政治空气里，“推倒孔家店”，或者“打倒孔家店”，是不是毫无根据，因而是冤假错案呢？不能这样说。因为孔子的礼教这种伦理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根本思想，它和民主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是不是矫枉过正呢？看来是矫枉过正。因为孔子思想，还不只是直接与封建君主专制相适应的伦理政治思想的。
但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当时中国的状况，考虑一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过着痛苦的生活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而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封建思想的最高代表正是孔子的礼教，他的伦理政治思想。当时《新青年》的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又都是从旧营垒出来的，他们不但深知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给人民带来悲惨的命运，而且他们本身也大都是身受其害，他们是带着对旧社会憎恨的感情投入反抗斗争的。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当时参加战斗的先辈都是四平八稳，无过无不及的呢？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大革命时期正在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对于当时被一些人认为“过火”的现象，毛泽东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站在农民方面认为这是应有的“矫枉过正”，他的有名的格言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当时用“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种生动的又警策的语言说明对革命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坚定、严正的革命态度，打击了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反动势力，也教育当时有右倾思想的干部，使农民运动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三
其实，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在大约到1919年以前这几年，对孔子的批判，火力是猛的但又都是说理的，而且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和君主专制的联系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独秀文存》第三卷，保存着陈独秀与他的朋友和读者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到，陈独秀和他站在文化革命同一战线的同志，对孔子都不是全盘否定的。
陈独秀曾经自己表白：“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这是符合事实的。不但陈独秀，他的同志，也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孔子的礼教批倒。陈独秀还说：“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足见他并不是否定孔子的一切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吴虞，他给陈独秀的信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亦犹是耳，岂好辩哉？”
这信大约是1917年初写的。连这个“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也承认孔子是“伟人”，可见他虽然把孔家店“推倒”，还没有打算让店主“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个店主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也是重要的一面，他和《新青年》的同人还是心里有数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要“推倒”被誉为“圣人”、“通天教主”的孔子，这些人的处境一定不妙。尽管他们的言论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但并不容易为多数人所理解，至于主张复古尊孔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时往往只在少数人手里，首先觉醒的分子容易被孤立。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人被认为是“名教罪人”。
过去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使我们看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出现“左”，因为这种形势更加深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往往使人发生急躁情绪。对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来说，这种情绪更是难于避免的。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便是这种急躁情绪的反映。
此文一开头便这样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的，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的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陈独秀认为，当时非难《新青年》的人有两种，一种本心是爱护《新青年》的，但认为言词太过激烈，害怕《新青年》“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这实际上就是劝告《新青年》至少把批判的调子放低一些，但陈独秀还是表示“感谢他们的好意”。
另一种人是反对《新青年》的。陈独秀列举了反对《新青年》所加的罪状以后，宣告“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便作他的答辩：“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这里，在一种急躁、愤激的情绪下陈独秀已经不只反对礼法、贞节属于“三纲”的伦理政治思想，而且反对整个“孔教”，也就是反对整个孔子的学说了。而且对旧伦理、旧艺术、国粹和旧文学等等都不加分析，都在反对之列。
压力越大，处境越困难，反拨的情绪就越高，以至失去了冷静，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四
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维护、巩固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这种思想，越到后来便越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五四”文化革命，首先批判孔子以“礼”为标志，以“三纲”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政治思想，实际上也就为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因此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思想不只是伦理政治思想，他还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等等。而且就伦理政治思想来说，也还不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全部。如果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和民主主义敌对的思想，应该彻底批判，彻底葬送，那么对于其他方面的思想，情况便不一样了，需要进行审慎、客观的具体分析。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像黑格尔这样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你要一脚把他踢开也很容易，但把他踢开不等于把他克服。对于我们中国的孔子，也可以说同样的话。1939年，毛泽东看了当时陈伯达写的文章，就写信给当时党的宣传部长张闻天。在信里，毛泽东就陈伯达所涉及的孔子哲学中的方法论、认识论、道德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要的是，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黑格尔的哲学，把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救活过来一样，毛泽东也用同样的方法救活了孔子一些唯心主义的辩证思想。
毛泽东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谈到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论题，毛泽东认为，“作为哲学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是像有些人一样，倒脏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在否定孔子的唯心主义时连同他的辩证法也一起否定，相反，毛泽东看到了孔子这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合理因素，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改造，把被孔子颠倒了的名实关系颠倒过来。毛泽东这个做法，特别容易令人想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的做法。在写给张闻天的信里，毛泽东从方法论上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了他“过犹不及”的论断，并作出自己的解释。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事物与概念的一定的质”，“一定的质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他的大意就是事物的质都有一定的量的规定性。达不到或者超过一定的量，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毛泽东把他对孔子的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的理解，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联系起来，认为“不及”是右倾，“过”则是“左”倾。
孔子的“过犹不及”，或者照朱熹的解释“无过无不及”，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在人们的行动实践上，什么是“过”，什么是“不及”，是有阶级标准的。作为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孔子这个原则上正确的中庸思想，自己实际运用的时候却往往受到他的保守思想的干预，往往变成折衷、调和的思想。孔子是坚决反对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的，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认为这是“过”。一切革命在孔子及其后的儒家看来都是“过”。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这条路线才是他们的“无过无不及”，这和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的看法恰好相反。
历史现象有些时候是很有戏剧性的，“五四”时期受到猛烈批判的孔子，他的思想原来也有重要的合理的方面，而且正是可以作为总结“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经验的借鉴。批判孔子基本上说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过犹不及”这个方法论的原则，正好说明当时批判孔子的偏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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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李希凡
“五四”运动，兴起于青年爱国学生运动，集中地显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五四”运动又有着丰富的文化蕴含。“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虽兴起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而它的丰富内涵与深远影响，却决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2卷5期）所能代表的。尽管当时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起过积极的作用。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确也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只是他的所谓“八不主义”的改良主张，主要还是侧重于文学形式的“改良”，即“文学工具上的改良”，而绝少触及内容，他自己就明言，并“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逼上梁山》）。早在1918年，鲁迅就敏感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在致钱玄同的《渡河与引路》一信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倘若思想照旧”，即使用白话文写作，“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集外集》）
真正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是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他所提出的三大主义，明确地要把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国民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些口号和主张，虽还稍嫌笼统和空泛；对旧文学，也还存在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五四”运动中的一般缺点：“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反对党八股》）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却是要求文学应从封建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成为广大民众所享有。其内涵更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意义。他明确宣称：“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意即要革新封建文学作为“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政治工具。因而，这篇《文学革命论》，的确较全面地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民主启蒙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先驱者们的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也更加表现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鲜明倾向。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公开提出，只“用白话文作的文章”，“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却仍保留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并不是新文学。而所谓“新文学”，应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要具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此文的有些提法虽不很确切，却同只借用白话文的形式改良而不涉及思想启蒙的胡适之流划清了界限。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于“文学革命”与“新文学”思想启蒙宗旨的阐发，实可称之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战斗宣言和战斗纲领，立即受到了当时“五四”新文学代表者们的响应与实践。鲁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就曾直言不讳，自豪地宣称：他在“五四”时期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同上书）鲁迅非常了解艺术应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还是将创作实践与审美理想自觉地服务于“文学革命”的启蒙。当然，他又并不因此而降低艺术的审美追求。他发表在《新青年》上，成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振聋发聩的丰碑式的杰作《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也同样是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并真正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在谈到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又曾明白地说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这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很好的概括，它不只是鲁迅的主张和实践，也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一大流派———文学研究会所积极倡导。茅盾当时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所强调的，就是文学应当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文学研究会宣言》还明确宣告，它既反对封建主义的“载道”文学和游戏文学，也反对只追求“纯艺术”的文学。不过，在“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虽是有影响的思潮，却不是唯一的思潮，而是与“为艺术”的浪漫派、唯美派思潮分庭抗礼，各呈异彩。正如现代文学史家李何林所指出的：“人家（指世界各国）以二三百年发展了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到二十来年反映它，所以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发生与存在的先后与久暂，不像欧洲各种文艺思潮的界限较为鲜明和久长，或同时存在，或昙花一现地消失。”（《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以“浪漫主义”为旗帜的“创造社”，就有先后期主张的差异；“新月派”也有后期的分化和发展。不过，也应当承认，无论是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以至新月派的唯美主义，他们的口号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也无论是茅盾、叶圣陶的写实小说，许地山、王统照的问题小说，还是郭沫若热情奔放的自由体新诗，郁达夫的“自叙体”的抒情小说，闻一多的力求表现“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格律诗，徐志摩的抒发性灵的“咏叹调”……它们或者与文学革命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远离文学革命，以至与文学革命相对立，但它们却都是同一历史环境里的产物，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方面，对反对旧文学，确立新文学，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于是，所谓现代的白话文学，以及它的各种形式的作品，蔚然成风，为各种报刊所采用。革命文学运动，终以其不可阻挡的声势，开拓了现代文学的新纪元。
今年已是“五四”运动的八十周年，而以《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的现代文学史，却已有了八十多年的发展。这八十多年，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代代作家活跃在文坛上，实是很少有未接受“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而能在现代文学史上有所成就。“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一翼。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也同样是唤起人民的觉悟，改良这人生的“启蒙”。“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
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到四十年代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今天的文艺的“二为”方向，尽管时代已经不同，文学的审美追求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却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继承和发展“五四”的优秀传统。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中国人民正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跨世纪的宏伟蓝图正在鼓舞着我们。九十二年前鲁迅曾经预言：“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坟·文化偏至论》）这是前驱者们的伟大理想，而“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当代文学只有时刻不忘“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坟·灯下漫笔》）的使命，才是对“五四”精神最好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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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大山的倾诉》描绘“扶贫司令”的事迹作家谭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山的倾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描绘了被中宣部表彰、誉为“扶贫司令”的湖南吉首军分区司令员彭楚政十四年深入湘西一百多个山村，帮助二十万少数民族脱贫治穷的事迹。作品以生动感人的素材，记叙了主人公所倡导的扶贫建房、扶贫引水、扶贫建设、扶贫开发的扶贫济困工程，穿插描写彭楚政的人生经历和成长过程，并从全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大背景下进行描述，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近日，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湖南人民出版社为此书举行了研讨会。（三湘）
●《六朝美学》（修订版）出版袁济喜的《六朝美学》于一九八九年初版，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最近，这本书经过修订，被列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对涉及六朝美学的一些重要的范畴，如情感范畴，个性范畴，作了较大的补充，尤其是增加了“魏晋文士的个性风采”一节，以突出个性风采在魏晋文士生活与创作中的意义。此外，作者对材料的增订，文字的梳理也作了加工。（一木）
●中国作协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结果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初产生。《草房子》、《赤色小子》等十八部作品榜上有名。
本届评奖工作自一九九八年六月开始，历时近一年，采取分散阅读和集中交流的方式进行。最后，评委会在初选审读小组推荐的备选篇目的基础上，从一百七十五部参评作品中决选出十八部获奖作品。（辟长）
●长篇小说《雾满长河》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雾满长河》是作家里快继《老泉井风情》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围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大主题展开矛盾，通过改革开放与落后守旧、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较量，着力塑造了王江、陈之涛一系列人物形象，广泛涉及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问题，并就此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索。（一石）
●《走出地平线》报告文学研讨会召开日前，百花文艺出版社与兖州矿业集团公司在山东邹城市举行描写国有企业改革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平线》作品研讨会。全书三十万字，由马泰泉撰写，参加研讨会的有中国作协、煤矿文联等单位的同志及京、津、沪的作家、评论家等。（华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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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待完成的“文艺复兴”
孙玉石
1919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侧面，是早于它两年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许多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以他们创造的丰美成果，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1935年，蔡元培先生在为这个运动前十年成果———皇皇十册的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所写的“总序”中，称“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认为，这个文学运动，体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标榜的“人文主义”精神，内容上描写普通人的生活，“由神相而转成人相”，形式上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弃鬼话而取人话”。对于中国新文学人才辈出的前景，他寄予了很高的期许。
从“五四”到四十年代末，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和后起的创造者们，面对充满苦难、凌辱、鲜血与死亡的大地，面对备受压迫、侵略、屠戮和愚弄的人民，以启蒙与爱国兼于一身的挑战者的姿态，用他们充满热忱与浸透大爱的文字，为我们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学作品。仅仅在三十年的短短时间里，我们就拥有了像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冰心、巴金、沈从文、曹禺、艾青、丁玲、钱钟书等值得骄傲的伟大的或杰出的作家。他们的美学追求与选择各有所异，他们直面现实斗争的情怀或深或浅，但是，他们对于新文学的执着和创新精神，他们忠于自己的时代也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的品格，却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或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或努力“为艺术的艺术”，或追求“爱”与“美”的哲学，或致志于发掘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或深切关注于下层人民的苦难与新生，都能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优美的现代语言，阐释着中国现代化实现的梦想与民族解放独立，与国民精神改造之间的深刻联系。对于人的个性尊严和艺术个性的自觉，使他们在“现代性”方面的追求和实践，远远超过了清末的启蒙文学思潮，也开启了我们后来者的方向。他们和其他许多富有热爱人民与创造个性的作家们一起，为我们这个世纪留下了“民族魂”的雕塑群像。
他们的成功，在于独特的天资，在于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在于汲取世界先进艺术营养而又善于消化创造的能力和气概，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他们对于整个民族生存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于人道精神，人的爱与美的深深开掘和呼唤。八十年来，从“人的文学”到“文学是人学”的一路呼喊，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个可贵的精神传统和艺术哲学的显示，也是“文艺复兴”先驱者们美学理想最后的指归。
当然，我们的文学哲学里面少有宗教的玄远和超越，更多了一些现实性“人”的挚爱与土地的深厚。没有“终极关怀”不一定就是我们新文学作家的缺憾。“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的这两行诗句，唱出了所有忠于时代的作家内心深处的良知、痛楚与凝思。他们的心与眼，可能在现实和艺术的天平上有所轩轾，成就有所高低；随着时间距离的拉远，有些政治的现实的因素，可能会愈加淡化，艺术美的价值，可能会愈加浮出地表；人们也会对一些作家的创作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的价值，作出历史的区分，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褒贬与评述。但是，忠于历史也忠于艺术良知的研究者们，会平心静气地告诉我们的后代人，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有着怎样只属于这个世纪中国作家的独特的历史品格。在对一些疏离政治（或可说选择了另一种政治人生）而执著于艺术的作家作出公平的价值重估的时候，对于那些始终热心于以艺术努力改造现实的作家，那些为了整个民族自由解放而毅然放弃了自己人生幸福和艺术个性偏爱的作家，那些为了人民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甚至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的作家，我总是深深地怀有一种尊崇之情，并且坚定地相信，历史将会给他们以更多一些敬意。
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伟大先驱者蔡元培先生的一些话，好像又带我们回到了起点：欧洲的文艺复兴，自十五世纪初期，到十七世纪末期，经过了初盛晚三个时期，“人才辈出，历三百年”，“时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他乐观地呼唤，“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
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时，我们应该发愿：再经过一个或两个三十年的“奔轶绝尘的猛进”，真正完成一场未完成的“文艺复兴”，让它所产生的杰出人才和硕大成果，能够在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上迸放出特异的光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