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门话题
人口老龄化不容忽视
□赵宝华
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我国也将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年型社会，老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1949年以前，我国人口基本上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型。新中国成立后，死亡率降低，而出生率并未降低，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型。近20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实施，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同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并迅速向老年型过渡。研究表明，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上升到10．15％，从此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与先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老龄化速度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时间。
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人口已经开始老龄化，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上海198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青海、宁夏则要到2010年左右才能到达，相差约30年。
第三，拥有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最大。到200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1．3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0％。
第四，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的。发达国家大多是“先富后老”，经济发展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我国是尚未富裕却“老”了，这就增加了我们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
老龄问题日渐突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老龄问题也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部分城市老年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近几年，在职职工的收入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基本工资的比重不断缩小，而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则按其基本工资打折扣。加上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关闭，离退休职工不能及时、足额领到养老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
（二）部分老人的医疗无法充分保障。在一些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离退休职工的医疗费受到限制，致使部分老年人患病不敢医，影响康复。
（三）部分老人负担过重，子女“吃老”、“刮老”现象比较严重。
（四）老人缺乏照料。特别是一些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他们的子女也大都进入老年阶段，在照料方面的困难更加突出。甚至发生一些虐待、遗弃老人的现象。
（五）相当多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为老年人提供的学习、娱乐、休闲场所满足不了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需求，造成许多老年人生活单调枯燥。
形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老龄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党政领导的老龄工作意识淡薄，致使老龄问题摆不上日程，缺乏强有力的对策。二是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保障事业投入不足。我国全社会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约为2亿人，社会保障面仅为16．7％左右，而且城乡差别较大。三是老龄问题的宣传教育相对薄弱，敬老、助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尚没有完全形成，老龄问题并未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
加紧准备迎接挑战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对老龄工作的领导，切实重视老龄机构的组织建设，理顺老龄工作关系，推动老龄工作的全面开展，努力使我国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第二，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情况、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包括老年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三项内容，而老年社会保险是核心。
第三，通过有效的社会政策鼓励每个公民增强自我保障意识。根据发达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的教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必须实行社会养老和个人储蓄养老相结合，并以个人储蓄养老为主。因此，从现在起，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都要增强自我保障意识，把自己的部分收入作为晚年必要的养老开销储存起来。
第四，不断增加以政府为主的资金投入，加快建立和发展城乡不同层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人们对社会养老服务方面日益增加的需求。
第五，增强敬老养老意识，并通过法制和教育的手段，强化家庭养老的作用和每个公民赡养老人的义务。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
—广东省“深化殡葬改革、促进社会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振连
四月一日至三日，广东省社会学会、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在广州市联合举办了“深化殡葬改革、促进社会文明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多角度、多层面地探讨了殡葬改革与社会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深化殡葬改革的对策。
与会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推行火葬，改革土葬”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就整体而言，殡葬改革滞后的状况还相当明显，火化率低，土葬率高，隆丧厚葬及封建迷信现象严重，殡葬、殡仪设施不足。殡葬改革的滞后，给人们造成经济上的负担，精神上的枷锁，浪费土地、木材资源，污染环境，阻碍两个文明建设，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化殡葬改革势在必行，仍然任重而道远。
殡葬作为生者对待逝者的一种行为方式，其中包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价值内容。要使殡葬改革顺利进行，必须用新的殡葬价值观念代替传统的殡葬价值观念。为此，一些专家学者对中国殡葬习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了学理性分析和历史性考察，指出在目前的丧葬陋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的灵魂观念、因果报应观念、家族观念、孝道观念和等级观念。这使殡葬改革面临着若干文化冲突，包括平等观念与等级意识的冲突，节俭观念与奢靡心理的冲突，重物质祭奠与重精神教化的冲突，科学理性与迷信愚昧的冲突等，进行殡葬改革必须化解这些矛盾冲突。在殡葬改革中，要植入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倡厚养薄葬，同时搞好殡葬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工作。
与会者强调，殡葬改革事关国计民生，必须坚持不懈地深入下去。基本指导方针应当是：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深化殡葬改革，必须大力推进殡葬的社会化、法制化、市场化、民族化，由社会力量来办殡葬，建立以“殡葬法”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法律体系，依法治理殡葬。同时，通过政策导向、宏观规划、组织协调和法规管理来疏导和规范殡葬市场，使之不断完善。在研讨会上，与会者还对树葬、海葬、塔葬、捐献遗体等丧葬新形式给予了肯定。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面对金融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举办了题为“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李扬研究员任主讲人。与会专家学者探讨了金融全球化的概念、导致金融全球化的因素、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及90年代以来的主要特征、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区域化、金融风险的全球化等问题，认为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它指的是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金融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其发展又具有阶段性；90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是由无数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市场的逐步一体化而发展起来的，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马宏伟）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读《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张宪文
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郭汉民四位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分4卷，共200多万字，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力作。
该书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纷呈涌现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探讨，其中包括政治上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新旧民主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以及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或思潮，诸如实验主义、国家主义、联省自治、乡村建设、妇女解放、好政府主义等；还有消极的、违背历史潮流的尊孔复古主义、法西斯主义、投降主义等。该书突破了以往同类著作只写重点思潮和个别重点人物的框框，对各种思潮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揭示各种思潮的源流、互相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矛盾和斗争，为近代思想史的发展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并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揭示了百余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
该书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阐述不乏创新之处，如变法维新思潮的深入发展和历史地位、三民主义的发展和分化、人权思想的提出和变化、大同思潮的演变、抗日救亡思潮的发展、中间路线思潮的兴起与转变等；对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好政府主义、战国策派的思想文化主张等，都作了可贵的探索和客观的评价；对前人涉足不多的社会思潮，如神秘主义、移风易俗思潮、妇女解放思潮、重商思潮、实业救国思潮、科学救国思潮、非基督教思潮、文化复兴思潮等，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优化政府体系的理论思考
——读“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
□陆钢
“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最近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套研究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根据现实生活要求不断推进政府体系优化工作的丛书。
这套丛书中，曹沛林撰写的《政府与市场》是一部阐述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期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力作。作者指出：市场的本质是交换，在人类文明高级阶段，它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国家则是用来管理社会，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各种相互有冲突的经济利益能够和平地实现交换和共处。市场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政府对市场失控、经济危机、社会公正等问题能够予以控制和处理，并为社会提供诸如国防、教育等公共品。政府和市场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要条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两个轮子。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当重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都在寻求发挥两者最优作用的最佳配合点。我国属于后发展中国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需要政府来保障市场的正常运作，促使市场正常发育、并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目前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促使政企分开，使企业从根据行政计划决策转向根据市场需求决策。同时，政府继续保持强大的杠杆作用，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府还要通过财政税收、产品质量监督、产品的安全卫生、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打击伪劣假冒行为等规范市场的微观手段，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作者的结论是：市场越发达，生产和消费结构越复杂，越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高效廉洁的政府。
这套丛书中，施雪华的《政府权能理论》、林尚立的《国内政府关系》、郭定平的《政党与政府》论述了除了政府和市场关系之外，政府的权力和能力、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执政党在政府中的作用等政府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帛书老子释析》评介
□葛铭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仅次于孔子。但是《老子》目前却出现了三种传本。除流行一两千年的今本《老子》外，1973年出土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1998年又出版了1994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楚简《老子》要比帛书《老子》早100多年，而帛书《老子》又比唐玄宗钦定统一篇章的今本《老子》早1000多年。论时间，楚简本最古，但内容不及帛书本与今本2／5，因而帛书本系最全最古的传本。过去台湾学者曾提出一种观点：“帛书老子虽是最古本，但不是最好版本”，“于老子贡献并不太大”。此观点后来在国内外研究老子的学者中颇为流行。最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尹振环所著的《帛书老子释析——论帛书老子将会取代今本老子》一书，一反流行观点，通过逐篇、逐章、逐字、逐句的考释，说明帛书《老子》古于、真于、优于今本《老子》。这个看法是站得住脚的。虽然帛书《老子》的年代不及楚简《老子》久远，但却全于楚简《老子》，何况它与楚简《老子》差异不大。帛书《老子》迟早将会成为研读《老子》的主要与权威传本。《释析》一书钩玄提要，旁征博引，充分运用周秦史料，多方比较考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该书也有些地方应根据楚简《老子》再加以修改补充，使之更臻完善。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讯
书讯
●佟冬主编，赵鸣岐、刘信君等编写的《中国东北史》（6卷、420万字）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上起四五十万年前“庙后山人”出现，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卷叙述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东北，第二卷叙述隋唐至辽金时代的东北，第三、四卷叙述元明至清前期的东北，第五卷叙述1840年至1919年期间的东北，第六卷叙述1919年至1949年期间的东北。（文范）
●杨天石撰写的《海外访史录》一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著者近十多年访问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时，认真收集、研究海外的各种有关史料的结集。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无不与世界声息相关，互为因果。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认真收集、研究海外的各种有关中国的史料，包括中国人散落、存放于海外的档案。”该书内容较丰富，其中有“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孙中山的一次北京未遂之行”、“张发奎谈南昌起义”、“陈立夫与西安事变”、“蒋孔关系探微”、“豪门之间的争斗”等内容。（穆子）
●曹中建主编的《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有50余万字，分为学术专稿、研究综述、资料附录三部分，是迄今第一部反映中国学术界宗教学研究的年鉴。该书对近年来我国各宗教研究状况作了专论；介绍了近20年来部分宗教界学者、宗教论著、期刊及宗教院校；记述了从1990年至1996年7年中我国宗教工作与宗教活动大事；附有1996年宗教学术论文、著作目录。它是了解中国近年来宗教及宗教学研究状况，查阅宗教动态信息的具有权威性的参考书。（水明）
●黄海坤主编的《同舟论——当代广西民族关系研究》一书，已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11日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纪念日。4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广西各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发展，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复杂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上总结了广西40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当代广西民族关系的发展。（欧薇薇）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扫描
甲午战争研究中的几个争鸣热点
□戚其章
近20年来，甲午中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热门课题之一。兹就研究中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评述如下。
甲午战争的起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在中外学者中间，对此认识很不一致。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见解：
第一种，认为朝鲜东学党起义引发了甲午战争。如称：中日“冲突的起因，是两国派兵讨伐朝鲜的暴乱”。乍看起来，似乎言之成理，实则不然。因为早在朝鲜请求清政府派兵之前，日本内阁已经作出了派遣重兵入朝的决定。其后又根据战时条例，成立了作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大本营，并命令驻朝公使迅速回任，密授以“便宜措施”的非常权力。事实上，日本公使回任时，朝鲜局势业已平静。日本政府见在朝留驻重兵已没有任何理由，便密令驻朝公使“作为延迟我军撤退之理由”，“派遣公使馆官员至暴动地方进行实地调查，而上述调查，务令其缓慢进行，并使其调查报告书故含与和平状态相反的情况”，以伺机而动。这就非常清楚，东学党起义只是日本寻衅的一个口实，并不是导致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第二种，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甲午战争，主要是缘于经济的原因。如称：“日清战争是为了确保国外市场而……进行的战争。”此说固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当时日本的经济刚进入确立产业资本的阶段，朝鲜市场对日本工业资本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据统计，甲午战前日本对朝鲜的贸易，在其贸易总额中的比率只有2％—4％，对中国的贸易也只占其贸易总额的10％—14％。因此，不能说确保国外市场是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
第三种，认为当时日本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伊藤博文内阁面临垮台的危险，感到“政府若不做出惊人的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唯一的办法是把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的不满移开，因而发动了这场大规模侵略战争。此说见诸许多论著。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看，日本明治政府坚持奉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才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决定性的原因。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以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便举全力进行对大陆作战的准备。山县有朋内阁一成立，便提出“保卫利益线”，成为而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到1893年，明治天皇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标志着日本已经完成了入侵大陆的准备。所以，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实是它蓄谋已久的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必然步骤，决不是偶然的。
甲午战争的赔款
中外学者对此认识颇不一致，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
其一，作为索取赔款的依据，日本究竟支出了多少军费？马关议和时，日方代表曾设计了两个支出数字：一是5亿日元；一是3亿日元。其实，这两个数字不过是日本政府为索取高额赔款而虚拟的，可置而不论。至于日本军费实际支出的数字，大致有三种意见：（一）2．5亿日元；（二）2．25亿日元；（三）2亿日元。2．5亿日元是日本临时议会通过的预算案，包括临时军费1．5亿日元和军事公债1亿日元。但1亿日元的公债并未全部售出，故实际军费支出不可能达到2．5亿日元。2．25亿日元是日本战后公布的临时军费决算收入数目，尚未全部花完，故实际军费支出也达不到2．25亿日元。2亿日元则是日本战后公布的临时军费支出数目，但收支决算的终止时间是1896年3月，其中不仅包括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大陆用兵的军费支出，而且还包括以后对澎湖和台湾用兵的军费支出。所以，日本从开战到马关议和时的军费支出必定低于2亿日元这个数目。当时中国议和代表估算日本军费支出不超过1．5亿日元之数，折合库平银约1亿两，是接近于事实的。
其二，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有多少？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库平银2亿两；一是库平银2．315亿两。根据《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库平银2亿两交付日本，作为军费。这是前说之所本。但是，《马关条约》所附《另约》第一款又规定，日军在威海卫的驻守费要中国支付，每年库平银50万两，三年计库平银150万两。此外，根据《辽南条约》第三款，中国还要支付日本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三项合计，共为库平银2．315亿两。这是后说的所本。从条约本身看，两说都是确有所据的。
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因为《马关条约》换约后，日本为向中国尽可能榨取更多的实际赔款，便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所谓“库平实足”，实际上是要另行规定库平银的成色。库平原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银两的标准成色为935．374，即每千两纹银含有935．374两纯银。但是，日本方面却以“库平实足”为借口，要求中国所赔之库平银应按成色988．89计算。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好接受。这样一来，中国实际交付的库平银数目便多支出1325万两。
不仅如此，日本为在战后实行金本位打下财政基础，还要中国在伦敦用英镑支付赔款。由于连年以来金价上涨，银价跌落，故银镑兑换比率虽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的势头是难以遏制的，这就形成了“镑亏”。据计算，仅此一项，日本就又从中国轻易地多得了库平银1494万两。由此可知，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应包括五项：（1）军费库平银2亿两；（2）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3）威海驻军费库平银150万两；（4）以“库平实足”为借口向中国勒索的库平银1325万两；（5）从“镑亏”一项多得的库平银1494万两。以上五项，合计为库平银2．597亿两。
还应该指出，以上数目尚未将日本通过这次战争从中国掠夺的财物计算在内。据统计，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所得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日币5．1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3．4倍，也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
对方伯谦的评价
近年来，甲午人物研究异常活跃，其中对方伯谦的评价问题讨论最为热烈。一种意见认为，方伯谦作为济远舰管带，在黄海海战中驾舰“首先驶逃”，是临阵脱逃的逃将；另一种意见认为，方伯谦不但未曾驶逃，而且一直坚持打到海战结束，是一位爱国将领，应该予以肯定。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绝难形成共识。方伯谦军前正法，到底是否历史冤案，判断的唯一标准应该是他本人的海战实践。
最早公开为方氏辩冤的，乃自称“冤海述闻客”者撰成的《冤海述闻》一书。是书刊于1895年，100年来为方氏鸣冤者多以此书为主要依据。但该书多有偏袒方氏之处，不能不严重影响其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如书中称济远舰回到旅顺口的时间是下半夜“四点二刻”，与海军大队回旅的时间“相隔仅片时”，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据考证，“冤海述闻客”的真实姓名叫何广成，黄海海战时任济远舰帮带大副，乃舰上职位仅次于管带的高级军官。方氏对其人有知遇之恩，二人关系非同寻常。他作为济远舰的“二把手”，对海战中“首先驶逃”也负有责任，因而撰写《冤海述闻》，既为方氏鸣冤，又可为自己卸责。所以，《冤海述闻》所述不可尽信，不足为方氏翻案之据。
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方伯谦在海战中是否“首先驶逃”的问题。有论者认为，方伯谦并未“首先驶逃”，因为有一个“时差”问题。就是说，“中国与日本在时间上有一小时的时差”，故凡日方文献中记述海战的时间都要减去1小时，才能与中方的时间一致。据此，日方记述海战结束的时间为下午5点半，就应改为4点半，从而可以“证明济远舰不是逃，是恶战停止后与日舰同时离开战场”的。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时差”的问题。如济远舰于海战翌晨“丑刻”先行回旅，海军大队“卯刻”始到，前后相隔4个小时，皆是由旅顺前敌营务处记录在案，就不可能有什么“时差”。还可以对照一下中日双方的海战报告：平远舰参战的时间，中方报告说“未正二刻”，日方报告说“（午后）2时30分”，完全一样；海战结束的时间，中方报告说“（下午）5点半停战”，日方报告说“时值下午5时半刚过”，又是完全一样。何来“时差”之说？
济远舰“首先驶逃”之语，见于提督丁汝昌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然并非孤证。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与第一游击队旗舰的海战报告，以及其他各舰的记事和海战参加者的日记，大都有相同的记述，可相印证。所以，从现有史料看，方伯谦在海战中“首先驶逃”的结论，是难以推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