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人物春秋
陈美娥和南管音乐
世民
3月的最末一天，北京人在保利大厦国际剧院欣赏到了南管梨园戏。这个艺术品种是中国遗传下来的古老而精致的乐舞。乐舞的主创人就是台湾“汉唐乐府”的艺术总监陈美娥。
台湾南管即福建南音，十六世纪由闽南传入宝岛。“汉唐乐府”则成立于1983年，创立者陈美娥女士以此培养南管演奏演唱人才，发扬民族音乐的文化精神。他们既保存南管传统精华，又吸收宋元南戏遗响“梨园戏”，终于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应邀参加各种国际艺术节。1988年，他们在日本与中央民族乐团同台表演，1989年来到祖国大陆演出，颇得好评。
此次在京演出之前，陈美娥说，南管的音乐感情太饱满了，有时唱着唱着，觉得负担不起，有一种轻舟载不动的感觉。这种感觉沉重而美满。
至于陈美娥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不得不从她的浪迹天涯的经历说起。陈美娥出生在高雄乡下一个戏班子里，父亲是一位琴师，姑姑是戏班里的名旦。陈美娥的母亲生了九个小孩，她是最小的九妹。家里生活困苦，父亲就把美娥过继给姑姑，所以她叫姑姑是妈妈。
妈妈十分疼爱她，但社会在转型，妈妈也渐渐失去谋生舞台，已经五十多岁的妈妈不得不收起戏班，转型做“打拳卖药”的营生。小美娥也跟着浪迹天涯。12月的寒天，一家人在街上辛苦走唱。
妈妈把她寄托在朋友家里让她念书，可小美娥太思念妈妈了，她找到妈妈，但又被妈妈送回。不过美娥寻亲意志坚强，但每次又都被妈妈送回。直到有一次，她顶狂风暴雨又摸到妈妈的新址，她热切地敲门，里面的人推开木门，看见一个湿淋淋的小孩缩在那。妈妈认出她，放声大哭。
这样一再重演的寻亲记在陈美娥生命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就是她在演唱南管时，为何能深刻体味其中细腻的感情。她的坎坷成长过程让她心地柔软，也让她在每次演出中，于琵琶声中和自己的心灵对话。（附图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第三届京粤港普通话歌曲演唱会在即
以推广普通话为宗旨的“京粤港普通话歌曲群英会”第三届演唱会，将于4月27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上演。
由北京音乐台、广东珠江经济台、香港电台主办，北京太阳文化传播公司承办的这项活动，得到了三地歌坛的支持。北京歌手田震、郭峰、臧天朔、罗中旭、陈红、孙楠、零点乐队、李慧珍、满江、韩红、金海心，广东歌手陈明、陈妃平、李绍继、陈果，香港歌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等，将在晚会一展歌喉，由深受北京观众喜爱的“指南针乐队”伴奏。届时，北京音乐台、广东珠江经济台、香港电台通过ISDN系统现场直播。
1995年推出的“京粤港普通话歌曲排行榜”在三地很快引起反响，为此，1996年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举办了“京粤港普通话歌曲群英会”，大受欢迎；时隔两年，在广州天河体育场又举办了第二届。四年来，这一排行榜节目收听率一直居前列。（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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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都不能少》义映募善款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日前在北京中影电影院举行张艺谋最新力作《一个都不能少》首映义映活动，为全线上映该片拉开了序幕。
《一个都不能少》讲述的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山村代课教师为寻找失学学生而费尽周折的故事。影片质朴平实，全部由非职业演员表演，但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片中流露出一个电影艺术家对现实最为深切的关注。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将义映全部票款十万元捐赠中华慈善总会“烛光工程”。
导演张艺谋率两位小演员魏敏芝、张慧科及主创人员参加了义映活动。（西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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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吕骥作品音乐会今晚上演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协办的吕骥作品音乐会23日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吕骥是我国老一辈革命音乐家。六十多年的音乐生涯中，他不仅在音乐理论、音乐教育、音乐社会活动等方面贡献杰出，在音乐创作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作有《自由神》、《中华民族不会亡》、《新编“九一八”小调》、《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开荒》等。今年是吕骥九十华诞，因而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和北京交响乐团将演唱演奏他创作的部分歌曲及根据郭沫若长诗作曲的大合唱《凤凰涅槃》。（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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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折叠型小本邮资片面世
一种新颖的邮政用品——我国首套折叠型小本邮资片，将于四月三十日在北京问世。深受集邮者喜爱的小本票是邮政部门为方便邮政用户而将邮票装订成的小册，此套小本邮资片也是基于同一目的而将邮资明信片装订成小型。名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北京》的折叠型小本邮资片全套五枚，背面邮资部分为面值六十分的牡丹图，正面图案分别为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发行量八万枚，每枚均打有流水号。五枚邮资片为横向折叠，随用随撕，方便用户旅行携带。同日在“一九九九北京海淀邮政文化节”上问世的国内首套邮资门券，也将为国内门券爱好者增添一种新的收藏品种。（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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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家讨论中国杂文史
近日，《文艺报》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暨文体史研究座谈会。与会者讨论了姚春树和袁勇麟的《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一书的学术特色、理论价值及其局限。（王辟长）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拉郎配》手稿重见天日
日前，老舍先生歌剧《拉郎配》手稿在中央歌剧院艺术档案室被整理出来。这是目前发现的老舍先生唯一的歌剧手稿。该手稿写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间，是同期老舍先生写的三部讽刺喜剧之一。（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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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众学者纪念营造学社
中国建筑百年和营造学社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最近在北京召开，张开济、周干峙、杨鸿勋、王世仁等三十余位建筑学专家及营造学社前辈莫宗江与会。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一九二九年，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术团体，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等建筑大师曾参与营造学社的工作。中国营造学社于一九四六年停止工作，在其存在的十七年中，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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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术歌曲魅力无穷
本报记者刘琼
前不久，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在北京世纪剧院展演，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观摩并寄厚望，听众兴趣浓厚，热情洋溢。那么什么是艺术歌曲呢？下面请三位音乐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吴祖强（中国文联副主席，作曲家）：艺术歌曲作为声乐的一个重要门类，始兴于四百年前的欧洲，大多用歌德、雪莱等文人骚客的诗词谱写，旋律短小，意象集中，曲式精致优美，用钢琴伴奏，具有室内乐特征。五四时期传入我国。经过黄自、萧友梅、李叔同、赵元任等人的努力，艺术歌曲的内涵在我国得到丰富和发展。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歌曲，已突破其狭隘的原生义，广指一切健康动人，优美抒情，艺术性较强，古今中外被群众喜爱的歌曲。
记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艺术歌曲不被关注，原因是什么？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耗时耗力耗资办“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意义何在？能有市场吗？
刘廷禹（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副院长，作曲家）：建国后，艺术歌曲曾被当作小资产阶级艺术冷落了很长时间。这些年，流行歌曲蓬勃发展，而怡情养性、高尚文雅的艺术歌曲则很少被提起。这种现象很不正常。艺术品种本身没有高低之分，但作为艺术市场，如果唱主旋律的始终是流行音乐，无疑是趣味娱乐化的表现，这对全民素质教育中的美育教育极其不利。
其实，艺术歌曲观众群一直存在，只是如何加以普及和扩大而已。众所周知，帕瓦罗蒂、卡雷拉斯来华演出，票要走后门才能买到。许多艺术歌曲都历经上百年几十年的传唱，是光阴长河里沉淀下来的精品，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一场一场地演唱，艺术歌曲一定能深入人心。因此，我对艺术歌曲的市场回报非常有信心，会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同收获。
记者：听说音乐会不用麦克风只用原声歌唱，在音乐界引起震动，许多歌唱家为此欢欣雀跃，您认为是什么缘故？
程志（总政歌舞团歌唱家）：音乐会意义非凡，它使人们听到了真正的人声在优美地歌唱。
可以说，改革二十年，什么都进步了，惟有演唱艺术有些误入歧途。不知从何时起各种演唱会都开始流行“假唱”。许多歌唱演员习惯了录音棚里一句一句地录音然后上台对口型，这种不思进取的恶劣风气不仅毁了整整一代音乐人，而且很多不学无术者装模作样地拿着话筒跻身歌唱队伍，助长了文艺领域的腐败风气。艺术歌曲需要演员用有民族特色的科学发声法歌唱，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音乐是怎样达到最高境界的。所以，我们这些搞了多年声乐的老演员特别积极，也感到有义务和责任推广艺术歌曲。只有大家都站起来反对“假唱”，艺术才能真正健康地发展。
刘廷禹：古代的“音乐”概念就是指声乐。人的原声不需要凭借其他任何工具，是所有“乐器”中最美的一种。艺术歌曲使我们感受到声音的魅力。
正如专家所言，曲高未必和寡，对美的鉴赏是人的本能。记者看到，在“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上，观众热情的掌声和积极的呼应不仅使台上台下的艺术家备感欣慰，也让场内场外的观众对高雅艺术心存崇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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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身在平安大街
心想文物保护
本报记者李舫
正在兴建的北京平安大街沿途的文物古迹曾引起各界读者的关注，现在，这里的文物保护工作究竟怎样？
横贯北京东西的平安大街是近年来颇受人们关注的旧城改造项目之一，这个项目从去年2月28日上马，将在今年国庆节前竣工。平安大街工程，是北京本世纪以来继五十年代改造天安门广场，六七十年代拆除老城墙后，对古旧城区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造。沿街的文物古迹遗址的发现和保护曾引起了各界关注，一年过去了，又发掘发现了哪些文物遗址？所有的文物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就此，记者走访了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
文物密集之所
平安大街西起官园立交桥，东至东四十条桥，跨东城、西城两个区，长七公里，号称第二条长安街。平安大街地处北京旧城中心，是历史文化遗存较为密集的地区，沿途有段祺瑞执政府、和敬公主府、北海、孙中山行馆、宋庆龄故居、恭王府、广化寺、广济寺等三十余处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平安里、西四北平房保护区、什刹海平房保护区、南锣鼓巷平房保护区、宽街等（地安门南面还是元大都的宫城所在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旧城内保存较为完好、地上和地下均有较多文物精华的一片完整地带。因而，平安大街改造中面临的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可以说是空前的，其工程的每一进展都备受人们关注。
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地表示，平安大街的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是好的，施工是在对文物古迹的勘查论证的前提下进行的。他认为，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不是简单、单纯的保护，一砖一瓦都要保存起来，一点都不能动，而是要注重点、线、面结合，注重整体和局部关系的保护，首先要保护重点文物，然后注重重点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保护。
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王鸿年说：“平安大街的文物古迹都得到了妥善保护，目前已经进入文物古迹的修复阶段。”北京城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发展的，因而北京文物古迹的保护重点在西南郊。他说，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施工单位，在平安大街的建设中都将文物古迹的保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在施工前，对于平安大街的文物保护问题已经作出了详尽的调查和论证，但在施工中也的确有未知的文物被发现，如某处的唐代墓葬，这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还有一些预料中的文物，如东不压桥、西压桥，是五十年代道路展宽时被埋在地下的，这次施工中被发掘出来，但因保护条件有限，只能就地掩埋。他请关注平安大街的人们放心，文物工作者们一定做到恪尽职守，守土有责，不会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重托。
如何有效保护
有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平安大街建设中在文物保护的方式与方法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清华大学建筑中心方可说：“目前是将十个已被划定为全国和市区级文物的建筑留下（或局部拆除），而将这些文物旁边的位于红线内的房屋拆除殆尽。这样一来，至少带来两个问题：其一，就这片历史悠久的街区而言，被拆除的房屋中大多带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有些很可能还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只是囿于目前条件尚未被发现。其二，文物建筑同周围的老房子是一个整体环境，现在只剩下一些属于文物的古老房舍和院落突兀地立在那里，对文物保护并不利。
“地上如此，地下就更难办了。许多在施工中发现的文物古迹，因为与建设施工的工期牵扯在一起，保护非常艰难。前不久，电视台曝光了一起在宣武区发生的毁坏文物的事件。某工地负责人为了赶两个小时的工，竟然带头毁坏刚刚发掘出土的唐朝古井。面对摄像机偷拍下来的场面，人们没有理由不对平安大街的地下文物保护表示担忧。”
平安大街一旦建成，街道两侧的古文物点会裸露出来，如何使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再受到伤害？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王世仁对此忧心忡忡：“平安大街被规划成七十米宽的街道，最狭窄处也有三四十米，而与此不协调的是，街道两侧的建筑限高为九米。如此宽阔的道路同如此低矮的建筑产生的视觉对比非常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将会产生非常尴尬的结局，补救这种缺陷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两侧的建筑物的高度与街道的宽度配套。”方可说：“平安大街改造耗资二十亿元，采用的是让开发商在沿街地块内‘就地平衡’解决资金问题的做法。二十亿元修路费用摊到两侧开发用地中，加上用地内的拆迁安置费用，每平方米土地开发费用超过一万五千元。为达到资金平衡，开发用地的平均容积率必须达到五以上，是目前这片地区容积率的五至六倍，新建筑必然又高又大。”
一旦有一天平安大街两侧建高楼大厦时，对那些因建平安大街而裸露的建筑景点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并且将会使那些因条件限制而无法发掘的文物永无重见天日的可能。
留住古都风貌
人们对平安大街关注的焦点归结起来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历史文化遗存与城市建设的关系。这个问题对北京来说尤为重要。
高级建筑师张学栋对此有一番思考：“平安大街代表着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两难选择，所以才受人们关注。”王鸿年对这种看法极为赞同：“社会上关于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新的关系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们对历史遗产极其重要意义的认识是不同的。就一座建筑物而言，有人认为它是历史建筑，但也有人认为它是碍眼的东西。一代人觉得老掉牙的东西，另一代人也许会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姓张的专家认为是文物，姓李的却未必认为是文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也有自己的看法：“前不久，北京旧城区六十二平方公里控规原则通过，划出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做了个五点八五平方公里的保护规划。这表明我们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又提高了一步，但是同时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绝不是划出多少平方公里保护区这么简单，划出保护区的原意是解决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却也为旧城改造人为地创造了一个大拆大建的条件。不论是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角度，还是从老百姓的需要来说，都不应当大拆大建。关于旧城改造我们目前尚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模式，大拆大建在北京一开头，外地就制止不住了。”他认为：“文物是片段的记忆，它是最精彩的片段，但却不是系统的记录。保护历史文化古城就是要保护城市完整的记忆，理解先人的智慧，并给予我们当代的发展以启发。”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是衔接民族文明的文脉，是一个城市的品格和风骨。城市失去风貌，就等于人失去了记忆。专家们认为，历史文化保护同城市建设、城市更新之所以矛盾重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尚缺少一部详细的法律或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客观地评价和记录那些历史建筑和地段的重要性。我国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才在一些历史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的呼吁下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必须依靠法律，然而，目前我国法律仅限于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和1990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更多的事情却无法可依。这恐怕是当前城市文化保护和城市发展建设中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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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一”文艺晚会
向亿万劳动者送一份祝福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央电视台将联合举办“五一”文艺晚会，演出将于5月1日晚上黄金时间由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现场直播。
晚会由五百多名演职人员组成。“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纺织工出身的女部长郝建秀、劳动模范李双良、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五百佳”光荣称号的马永顺、老劳模时传祥和王进喜的亲属、大京九铁路总工程师……都将作为主要采访对象；当过教师的刘欢，当过工人的冯巩、张国立、卢秀梅，正活跃在舞台上的杨洪基、刘秉义、董文华、黄越峰、王霞、程志、景岗山、张也、李琼、罗中旭、吕薇，全总文工团演员葛优、郑咏、赵玉章、龚七妹，以及湖南长沙卷烟厂金沙艺术团、重庆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文工团、深圳建设投资控股公司合唱团、武汉电信艺术团、中原油田歌舞团、珠海市劳动局艺术团，将在晚会中一展艺术风姿。
晚会总导演为陈临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承办，长沙卷烟厂协办。（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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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冯金武，军官——
由盛而衰的缘由
评点历史文化假景观5
应该说，在一些旅游资源匮乏的地区，由今人适当建设历史文化假景观，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一些地区的知名度。如深圳市的“世界之窗”、“锦绣中华”，珠海市的“新圆明园”等。这些景点，不但“硬件”建设质量上乘，而且服务质量好。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发展的规律，景观建多了，也就不成其为景观了。何况有的景观曲解历史，背离事实，多半是臆造出的“假景”，根本就没有欣赏价值，哪里还谈得上吸引游客？有的地区更是重复建设，盲目上马，南方搞了，北方还要建，你那里搞微缩，我这里就来个仿建。许多投资者，不仅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回报，还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前几年被新闻媒体炒得很热的一些景观，现在游客日渐稀少，入不敷出。在这种大环境下，许多景点建设的策划者不得不停工转项，有的即便没有下马，但由于资金不足，也只能是建建停停、停停建建，至今也没有使用。
历史文化假景观由盛而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一、许多游客已不再满足现代人堆砌的“假景”或“微缩名胜”，那些天然景观和历史古迹越来越为游客所看重。他们愿意看到的是真实的历史文化遗址、古代文物胜迹；愿意游览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和未加人工雕凿的天然景观。即使相距甚远，也因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而为旅游者提供了方便。
二、新的旅游项目的开发逐渐分流了客源。近年来，许多旅游公司相继推出了沿海区域和外国短期旅游，吸引了大批游客。哈尔滨、长春、济南等铁路部门还开出了临时旅游列车。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旅游项目很受人们青睐，报名参加者异常踊跃。
三、一些旅游景观的管理水平以及导游、服务员素质等“软件”设施上不去。比如有的景点乱收费，安全设施不完备，景点周围商贩围追堵截强卖，环境卫生脏乱差，出租黑车宰客，交通秩序混乱等，有的导游专门引导游客到关系商店购物，蒙骗客人，从中收取回扣；有的服务人员谈吐不雅，举止粗鲁，影响了景观的声誉。
纵观历史文化景观的兴衰，使我们不难看出，旅游景观建设也要实施“精品”战略，那些“庸品”、“赝品”以及“劣品”景观越来越没有市场。兴建和开发旅游景点，一定要论证和调查，避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