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周未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泥土里的珍珠
——痛悼鲁藜
杨应彬
鲁藜同志不幸逝世，使我哀恸不已。六十多年的情景，历历在目，萦回脑际，禁不住要写一篇短文，以表深切的悼念。
我和鲁藜相识在1935年冬。当时上海“左翼教联”组织安排我到北郊宝山大场山海工学团，和鲁藜同志在一个教联小组里，他做青年农民教育工作，我做儿童教育工作。1936年春，组织上决定“左冀教联”自动解散，公开成立“国难教育社”，以适应从“一二·九”开始的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1936年6月我和他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同一天举行入党宣誓，地点就在我们两人居住的农民的一间房子里。他比我大七岁，当时已是二十二岁的青年了。他从越南回国，经历比较丰富，文化程度也比较高，处处照顾我，因此他不仅是我的战友，也是一位大兄长。
当时他就是一位热爱革命文学的青年，随时都可以看到他捧着一本书在看。特别是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征文集出版后，他更是手不释卷，孜孜不倦，沉迷在书里。他阅读书籍的范围很广，每有所获，就常向我介绍或谈他的心得。耳濡目染，对我的学习和追求帮助很大。
他在工作之余，热衷于写新诗，也写散文，常常投稿到报刊上。他有诗人的激情，更有战士的敏感。鲁藜笔下之所以能写出感人肺腑的诗文，是因为他有感人肺腑的行动和生活。记得在1936年，我们带着一群青年农民和儿童到大场镇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回来的路上横过“沪太”公路时，有一辆长途汽车冲过来，眼看就要危及小学生了，我们都跑过去拦阻叫汽车停下来，但汽车不停。鲁藜一个箭步跳上汽车踏板，挥起拳头，向汽车的挡风玻璃窗打过去。玻璃打碎了，汽车停了，但他收回来的手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这就是鲁藜！这就是诗人和战士鲁藜！
鲁藜的战士情怀处处可以看到。那时地处大场农村的“山海工学团”，也常常有人参加上海市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有一次我和他一早就从“山海工学团”赶赴上海北火车站，参加赴南京的请愿活动。但是赶到北站时，车站的铁闸门已关上了，只有少数人进了站内，大多数人都在站外广场。眼看从大门进不得了，我们就绕到站外的围墙边，看到有一堆木料堆在墙下，约有一二尺高，鲁藜说声“翻过去”，就跳上木料堆，跨上墙头，我也跟着上去，一起跳进去了，迅速跑到站台同先进去的队伍汇合。
大概是在1943年，我从《七月》杂志上，看到一篇胡风写的文章，重点推荐和评论了艾青和鲁藜的诗，我才知道他到延安后，继续从事新诗创作，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胡风在文章里热情地介绍了鲁藜的两首诗：《醒来的时候》和《泥土》，意境很深，哲理味道很浓，读后令人久久不能忘记。特别是《泥土》说：“如果把自己当作珍珠／就常常有被埋没的痛苦／当作泥土吧／让人们从上面踩出一条路。”真是简练的语言、深刻的哲理。
我们久别重逢是在1954年秋，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时，我随广东代表团去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山海工学团”时的老战友、孩子剧团第二任团长许翰如同志带着由天津到北京办事的鲁藜来看我。他操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健谈，那么爽朗，看得出他那时的心情是很舒畅的。离开时，下台阶脚腿很矫健，右手拿着外衣搭在肩上，还是在上海时那种文化人的样子。没有想到我们分别不久，他就因胡风的案子受到株连，被错误地整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到平反。
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我因参加一个会议到了天津，专程去他家里看望他。虽然饱历风霜，脸上显得苍老多了，但是，共和国的春天带来的希望和喜悦，也随时在他脸上显露出来。他身体还相当硬朗。腰杆笔直，焕发着青春。过了几天，他又到宾馆来看我，我们详细回忆了过去，不胜感慨。我向他谈起《泥土》那首诗。我说你不但是诗人，还是哲人，在文艺的春天里希望你多多地播种，多多地收获。
几年之后，广东邀请周扬等一批文艺界的同志来考察广东改革开放后的情况。那时鲁藜已从天津到了厦门他的家乡，闻讯立即坐飞机赶到广州，我们又见了一次面。他们住在落成不久的白天鹅宾馆，我去看鲁藜，问他印象如何？他立即用诗一样的语言说：改革开放的路就在脚下。他站在白天鹅的高层楼上，面向着白鹅潭和广州改革开放初期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又做起诗来了。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他八十岁时，天津文联通报了他八十岁生日的讯息，我立即去电祝贺。后来我们疏于通讯，这五年的情况并不了解，不料他已走完了那又坎坷、又不平凡的一生。他愿作泥土，让人们踩出一条路，而在人们心目中，他却是璀璨的珍珠。
第12版(周未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想象的美丽
张雨生
一位大学教师，在黑板上点了个粉笔点，问学生：“这是什么？”第一个学生回答：“是粉笔点。”再问：“还是什么？”便没有人回答。显然，大学生们都认为，第一个同学的回答是“标准答案”，除了它，不可能再是什么。可是，用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式，问幼儿园的孩子们，回答却丰富得多：“是雪花”，“是爆米花”，“是天上的星星”，“是熊猫的眼睛”……孩子们的脑子里没有“标准答案”，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框住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想象是幼稚的，天真的，但却是自由的，美丽的。
如果将上述两个场面摄制成娱乐节目，作为观众，你认为哪一个节目更有娱乐性，更受看呢？不管别人如何，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孩子们的回答最可爱——尽管这较之大学生的回答离实际远得多。
我产生上述想法，是因读了尚德琪的文章《话说“不知道”》（见本报3月26日第十一版）。尚文指出，一家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考”各位嘉宾和现场观众，有的人明明答不出，却在那里想象，猜测，不肯干脆说“不知道”。他感叹：“对于不知道的东西，说一声‘不知道’，需要勇气。”批评由此引申到加强学习，改变“不知道”的现状，这是有道理的。不过，单就电视节目而言，我以为尚可商榷。
如今的电视娱乐节目中，类似的现象却相当普遍。把大众化的娱乐节目与大学里的课堂教学等同视之，显然是不相宜的。电视节目的娱乐性，不在于提出一个问题，再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在于不同的人，依据自己的经历和素养，给出自己心目中的答案。不知道，不说“不知道”，而是展开想象，说出自以为是的答案。在想象和说出中，会显示出各种不同的表情，有的幽默风趣，有的幼稚无知；有的十分自信，有的过于懊丧；有的开怀大笑，有的痛心疾首……唯有这些表情，才能构成节目的娱乐性。回答者想象不出，主持人还会适当地启发他，观众会不断催促他，为他着急、使劲。如果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干脆说“不知道”，这个娱乐节目不是太死板，太单调了吗？
就是课堂教学，全都采用“标准答案”的办法是否好，有识者已提出异议。“不回答是零分，答错了肯定还是零分，甚至是负分。”这个道理已为大学生和中学生所熟记，但是否好呢，也是值得怀疑的。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提倡想象，甚至扼杀想象，不是好的教育方法。如何让孩子们保持丰富的想象力，以至进一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倒是教育应该研究的。
不知道而止于不知道，不会有想象。不知道而不甘心止于不知道，才会有想象。既然是不知道的想象，当然很难与实际相符，甚至差得很远。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想象是美丽的。
想象的美丽在于，想象生着翅膀，能飞进人们所能想得出的任何境地，见到人们所能想得出的任何物什，幻化出人们所能想得出的任何世界，而不在于这境地、这物什、这世界离实际有多远。人类想上天，但凭借什么上天？中国人望着天上的云，想象着飞行物应该像云，于是描绘出腾云驾雾。外国人坐地毯，想象着飞行物应该像地毯，于是编造出乘毯飞行。还有人望着天空的鸟，想象人类被羽化，生出飞行的翅膀。诸如此类的想象，与实际飞行的差距到底有多远，在人类没有飞上天之前，谁也不知道。如今面对实际了，找到“标准答案”了，会有人回过头去嘲笑腾云驾雾、乘毯飞行、羽化生翅的想象吗？相反，人们都觉得当初的想象是很美的。飞行的想象是飞行的启蒙。没有飞行的想象，人类不会飞上天空。
智能的最佳境界是人类的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发明创造。但是，想象在没有成为新的现实之前，仅仅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幻想，幻想不可能都切合实际，但却是扑灭不得的，轻视不得的。借助想象，未知的东西才能被创造出来，社会才能前进。
圣人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指做人应该诚实。在诸多的问题上，诸多的环境中，当然应该采取这种诚实的态度。我在这里所说的仅仅是，不宜以此指责电视上的娱乐节目，并旁及了一点儿教育的得失。
第12版(周未副刊)
专栏：五味谭
官园逛鸟市
——看热闹之三
周涛
春节前在北京参与一部电视片的工作，中央电视台的编导说，想让你们看看另一种北京的生活。到了星期六，果然，开车把我和高建群带到了官园这么个去处。
北京来过不下数十次了，早先也还住在海淀区六年，但这么个去处，却是头一遭看到。要说看热闹，这儿算得上第一等的热闹：卖古物的（假的），卖字画的（仿的），卖鱼食鱼虫的（活的），卖狗猫宠物的（蔫的），但是其中最热闹的还是卖鸟儿的。
鸟儿本来是最自由的生命了，天高任鸟飞嘛。但是在这儿，你会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鸟雀被关在各式各样、层层叠叠的笼子里，挤挤挨挨地摆在这里作为活的商品拍卖。我不懂鸟经，但也知道这里面名堂很多，自成一门学问。什么画眉啦，红子啦，百灵啦，八哥啦，鹦鹉啦，鸽子啦，野雉啦，还有能学二十六口声的（比如学猫叫、学驴叫、学鸦学鸭等等），身价颇高。
不知是些什么人费尽心机把这些自由的精灵从田野树林间捕捉来。这么机灵、自由的飞禽，捕捉起来肯定不容易，肯定得化费不少的心力、精力。但是你别担心，咱们人有的是法子，咱们人比鸟儿鬼精得多。那些个不论什么样儿的灵鸟，跟咱们人比起来，全跟傻子似的。
这不，全给逮到这儿来了吧？而且你放心，一个不漏，迟早都能给落上北京户口。嘿，进京啦！
你瞅那边，有几个人站在人行道上，手一扬，再一扬，朝空中先后抛出两粒小圆弹丸，他肩膀落着的一只“铁嘴子”，噌的一下，凌空飞起来，先用嘴接住一粒，然后再迎接住另一粒。甭管地面上多少人，它准准地落回扬手人的手心，吐出一粒，再吐出一粒。
然后它可以得到两颗绿豆大小的带硬壳儿的籽粒。它嗑开壳儿，吃掉，准备再飞起来去接那两粒小弹丸。周而复始，它就这么为了食物飞上飞下地表演绝活儿，成了“杂技演员”。
到这儿来的人挺多，熙熙攘攘。按说都是爱鸟儿的，喜欢鸟儿的，都是养鸟儿的、被鸟儿养的；但要是让我看，没有一个是尊重鸟儿的生命、真心爱鸟儿的。
你要是真心爱鸟儿，就让鸟儿去飞，去落在枝头尽情地去叫，哪怕飞入了你的窗户你也别去碰它、惊吓它；落在你的头顶你连脖梗子也别晃动，而且把这当作一件荣幸的事，这才叫爱鸟儿。
人和鸟儿的关系，就该像绿茵广场上那种人和鸽子的关系，和睦、融洽，谁也不害谁。鸽子确实有福了；它成了众鸟群禽中第一位使者，第一个人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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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书札记
渗透情感
丁亚平
二十世纪从一开始就被人视作一个“世界主义”的时代。由西方译介社科与文艺名著，自严复、林琴南等人始，不胫而走，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五四时期，国内的杂志报纸纷纷发表西洋作品和评论文章，人们在竞相追逐西方文化艺术思想的浪头时，也不能不追问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守护并弘扬自身崇仰的民族艺术与文化思想精神。经过一个世纪无止无尽充满活力的选择与探索，不断用现在时展开叙述的中国文化艺术，处世纪之末，无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在充满各种话语、各种声音汇合交锋的力场中，相互发问、询唤、对话，上下爬梳，左右采撷，共同展露艺术文化发展的本相与奥秘。
一切从经验和智慧的观点出发，展呈并追问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自在真实，排除表面化因素，在不断接近本质的途程中探索并表现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概貌，属于当下文化与艺术研究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文化艺术出版社新近隆重推出孙家正作序、李源潮主审、曲润海和孙维学共同任总主编的十卷“中国文化艺术丛书”，由文化部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各有专长、积学有余的各门类专家学者分别撰写，追述历史，贯穿古今，言简意赅，是十分耐读的关于中国文化艺术历史发展与现状的权威性的总结之作。整套丛书分《中国文化法规·机构》、《中国音乐》、《中国美术》、《中国舞蹈》、《中国戏曲》、《中国文学》、《中国建筑》、《中国话剧》、《中国电影·电视》、《中国曲艺·杂技·木偶戏·皮影戏》等，颇见思索安排的功夫，让广大读者（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读者）循径而入，一览中国文化艺术的整体面貌，了解中国文化艺术各类专门知识，整体把握其个别阶段性特性与发展趋势。
人们由这套丛书不难看到，中国文化艺术远不是已经完成的历史，它是开放的，处在变化之中的，发展的，也就是说，它的现在时是开放的，它的过去时也不是保守的。中国文化艺术，汲取人类文明与文化艺术菁华，蕴涵各种不同的文化冲动的话语主体依照各自的方式去发展，历史记忆与建构创新、物质性与精神性、商业话语与审美法则、社会经济体制与个体精神结构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各种关系交织、重叠中，我们民族的文化与艺术勇敢地面对自己，使各个不同的交流与对话的主体休戚与共地结合在一起，使各个不同的社会文化话语主体相互接近起来融汇起来，使不同的时代经验主体相互张望，使面对自身而又相互倾听的各个不同的生命存在不断发问、思考、寻求，从而容纳长久以来我们民族文化艺术最饱满的情感与思想。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处于一个创造的时代，总结中国文化艺术，叙述社会文化体制的转型特征，梳理各门类艺术发展，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融汇与对话，回到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情感中来，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整理、叙述和探索，就尤显必需与紧要。我相信，只要为这样的情感所渗透，只要这样的表达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自觉没有泯没，就会使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面目一新，让人确确实实把握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整体面貌，领悟中国文化艺术魅力所在，给读者带来无法释说的真实的感动。
第12版(周未副刊)
专栏：往事追寻
磕泥饽饽
谭宗远
磕泥饽饽的游戏是从春天开始的。
北京的春天“春脖子短”，仿佛昨儿还寒气逼人伸不出手呢，一眨眼就像入了初夏，满街单裤汗衫了。就在这不知不觉间，树青，草绿，花发，河开，泥土也从冰冻变得松软了。我和哥哥姐姐或小伙伴，又该拿着簸箕小铲，到不远的老城墙去挖黄土了。
城墙又高又厚，外面包着风雨剥蚀了的城砖。黄土在城墙当间儿，因为城墙被扒了个好大的口子，才暴露出来。这是好黄土，黏性很强，简直就是一坨坨的胶泥巴，铲下来装在簸箕里沉甸甸的。小胳膊端不动，几个人路上来回要倒好几回手，才拿得回来。
挖黄土干什么？磕泥饽饽。
泥饽饽自然不是饽饽，吃不得，它是用模子塑出来的脸谱和人物。那时家里有几个这样的模子，是用泥土烧制出来的，每个都像剖开的半个香瓜那么大，有孙悟空、猪八戒的脸谱，有整身的常山赵子龙，还有什么记不清了。就是这些模子给了我们无穷乐趣。
我们把胶泥巴端回来，用锤子砸成细面儿，再重新和成软硬适度的湿泥，在方砖地上反复摔打，直摔得柔韧匀实了才罢手。然后进入最主要的一环：在模子里范型。我们把泥填进模子里按实，把多余的泥齐着模子的边沿刮掉，一个脸谱就诞生了。整身的赵云是用两块模子塑成的，我们把泥先堆在一个模子上，再将另一模子与之使劲合拢，刮掉挤出的泥，赵云也出世了。这样制造若干个，像女娲氏抟土造人，或码在窗台上晒干阴干，或摆在炉盘上用火烤干。最后再用毛笔蘸上水彩着色，方大功告成。
小孩子做事不管不顾，从打黄土进门，屋里就甭想利落，准保弄得到处是土，满地是泥，也许床单上还会染上红红绿绿的水彩，很难洗掉。但“法不责众”，大人见了磨叨两句，也拿我们这些孩子没办法。
泥饽饽做好后，除了摆弄着看以外，没什么用。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稀罕的是挖泥、和泥、制作、上色这个过程，完成了当时欣喜，过后反觉无趣。我因为最小，跟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玩“过家家”，倒是在大门口卖过这些泥人。买卖双方都是我们，自然赚不来一个钱。过几天，泥人重被砸碎，又开始重新制作。
长大后看翁偶虹先生文章，才知我玩的这个泥人叫“烧砖戏出”，他小时候坊间有卖的，一个铜元就能买一出戏的舞台形象，相当便宜。他写道：“‘烧砖戏出’是用上好胶泥，范型于‘模子’之中，磕出原胎，再借用土窑的烧砖技术，入窑烧固后，按舞台上人物的扮相姿态，精致而忠实地敷以彩色，罩以鸡蛋清，光华绚丽，细巧可喜。”我们玩的远没有这么讲究。可惜的是那几具模子早已丢失，不然今天也可送进戏剧或民俗博物馆了。
第12版(周未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大家风范
陈鲁民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新民晚报》著文《漫谈皇帝》，文曰：“生于高墙宫院之内，对外边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随后，著名学者钟叔河在同一栏目撰文纠错：“老百姓断了粮，却怪他们为什么不吃清蒸狮子头，的确荒唐可笑，但笑话的主角却是司马衷而非陈叔宝。”看到钟文后，季羡林诚恳地对记者表示：“我弄错了，应该是晋惠帝。”
两位大学者，一个纠错不嘲讽，一个认错不辩解，一时传为文坛佳话。有人撰文感叹“如今已很难找到这样厚道的文化人了”，言外之意，好像过去“这样厚道的文化人”比比皆是，其实不然。文人相轻，出言刻薄者，历代都有，而“厚道的文化人”却始终少见。就说苏东坡吧，那是“世界级”名诗人，可同时代的文人却十分刻薄地批评他是“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不过东坡为人也谈不上厚道，文人王祈请东坡改诗，东坡不仅当面讥讽，而且事后还对朋友说：“世界事忍笑容易，读王祈诗不笑为难。”这话也说得够刻薄了。同为大书法家，李后主却不无恶毒地嘲笑颜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董其昌则把用墨浓烈的苏东坡的字讥为“墨猪”。而傅青主对赵子昂的字也是一个贬：“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
时下，厚道的文化人似不多见了。相反，倒是一些刻薄的文化人不时出来“表演”，他们互相攻讦，互揭隐私，正因如此，季老与钟老两位大学者的“宅心仁厚”，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到底是大家风范。所以，多一点宽容，少一点偏狭，多一些厚道，少一些刻薄，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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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路边拾翠
天生爱书
冯瑛冰
没有家族遗传，没有环境熏陶，也没有偶然机缘，但我一直爱书，爱借书，爱读书，爱买书。也许是天生使然？
记得是上小学四年级时开始看闲书——文化不高的父母对所有非课本图书的称谓。
然而，我生在一个不适宜读书的地方——胶东一个半农半渔的小村，没有电灯，靠煤油灯照明。
这种灯具简陋至极，下面是个玻璃瓶装油，瓶盖上钻个小孔插根细铁管，管中塞根线绳作芯，点燃后昏黄如豆，火苗上始终袅绕着一缕黑烟。如此灯光，看书要凑得很近才清楚，用不多久，眼睛发涩，嗓子发呛，鼻孔发黑；若打盹，头发立即焦糊一片；若不小心碰倒，煤油横流，污染了书籍、衣物，还可能引发火灾。
然而，我长在一段不允许读书的岁月——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反潮流、交白卷之类的“英雄”还在层出不穷，连城里都没多少书可读，更何况乡下了。
那时候，能看到的也就是《大刀记》、《煤城怒火》、《矿山风云》、《战地红缨》等。那时候，精力旺盛，记忆力好，几近过目不忘，厚厚三本《大刀记》，一个晚上看一本，第二天给伙伴们讲得头头是道。
那时候，没钱买书，也没处买书，就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阅。有几次别人尚未看完，我就坐在旁边等，等得他不好意思或者不耐烦了，就提前如愿了。这种情况下，借期总是很紧，我就不得不通宵达旦，不得不用张牛皮纸遮住灯光，免得母亲醒来看到啰嗦。
那时候，看书很难很苦，但书中的世界充满快乐。
后来，我读到了《红日》、《红岩》、《林海雪原》。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名著。这是我上大学前读过的仅有的名著，没有一本古典，也没有一本外国。
1978年秋考入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黄金时期到来了：一是闲书不再闲——所学专业要求博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二是读书环境优雅明亮——宽敞的教室恍似天堂。三是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一证在手可天天借阅。四是泉城书店能让我开始拥有自己的藏书了。这真让我快乐无比。那时，校园风气很正，同学们都勤奋读书，那劲头确如海绵吸水。每逢星期天，我总要到市里逛逛书店，可是囊中羞涩，能买的不多，就站在书架前阅读。此时，阅读效率最高，看得快，记得牢。多年非正常状态的读书，练成了只要得本好书随时随地都可以聚精会神的习惯，受益匪浅。事情往往这样，真正端坐桌前，呷茶品烟，甚至像古人有红袖添香，只怕就读不进去了。
工作后，自己有收入了，实现多年梦想——构筑自己的书屋的进度大大加快。正逢出版业劫后复苏，经典名著纷纷再版。几十元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几乎全投进了书店。藏书量迅速增长，但居住空间狭小，于是架上、桌上、床上全是书堆。成家时，我的财产主要是书。我不自惭寒酸，而认为富可敌国。
再后来，有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我把其中一间的两面墙壁以立地顶天的书架覆盖。终于有了自己不大但独立的书房了，我觉得这是三十而立的最大成就。这是我的圣地，一置身其中，即如鱼得水，即宠辱皆忘。这也是我的禁地，别人轻易不得进入，连打扫卫生也不放心别人而自己动手。
书多了，唯一的烦恼是怕搬家，既沉重又怕弄坏了弄丢了。每次，都是先侍候好书们，再干其他。
我藏书如财迷，听说有本好书不搞到手就不痛快。我惜书如吝啬鬼，极不情愿借书于人。谁弄破了弄脏了我的书，我就对谁吹胡子瞪眼。我认定，不懂得爱惜书，不会爱惜书，就算不上职业的读书人，就不配借我的书。
无论应不应该，对书的嗜好以及毛病已经养成了。如今，人到中年，天性未改，料想此生也难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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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祁连山下（中国画）张清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