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评说
自80年代初，各地纷纷举办“文化节”，到如今，有的办得十分成功，有的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则已偃旗息鼓。“文化节”究竟该怎么办？就此我们请来7位本报驻地记者，谈谈他们的看法——
“文化节”该怎么办？
△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节日形式，知会天下，吸引宾客，通贸兴商，这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一哄而起，铺张浪费，有台无戏，有节无市，效果适得其反。
△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仍以“赶大集”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已显得落后。不妨多管齐下，采用“网上招商”等诸多新方式。
△有些“文化节”应由政府行为转化为市场行为。要走出“领导露脸，财政贴钱”的老套路，使之焕发新的活力。
主持万秀斌本版编辑
评说赵相如驻浙江记者
孟西安驻陕西记者
余清楚驻江西记者
戴鹏驻河南记者
刘磊驻山东记者
刘裕国驻四川记者
周立耘驻湖南记者
“文化节”何以走红？
主持人：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各地为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步伐，争相举办各类“文化节”，时至今日，热情未减。“文化节”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它给主办者到底带来了些什么呢？
刘磊：山东的“文化节”，首推潍坊的“风筝会”。创办于1984年的“潍坊国际风筝会”至今已举办15届，名气很大。此后，山东各地纷纷效仿，办起了各种各样的“节”，如渔民节、扇贝节、阿胶节、月季节、肥桃节等，仅取名“金丝小枣节”的就有3个。这些节庆活动大多以本地物产为“旗号”，唱的皆是“经贸戏”。
戴鹏：河南地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中下游交界地带，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当厚实，加之全国铁路、公路、航线在这里形成大“十”字交叉，人流、物流、文化流涌动便利。所以，在以“节”会友的大潮影响下，河南各种文化节最盛时达到二三十个。注重节日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传统，发扬传统，以“节”会友，寻觅商机，自然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孟西安：不沿边、不沿江、不沿海的古城西安如何抓住机遇、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西安市委、市政府认为办一个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又能引人入胜、得到国内外宾客和市民认可的“节”，不失为一个好的载体。于是，以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有世界第八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等一大批地下地上文物为特色的“西安古文化艺术节”便诞生了。
刘裕国：这些年来，四川各种形式的文化节层出不穷，如“凉山彝族火把节”、“广元女儿节”、“成都熊猫节”、“乐山大佛节”等等。去年新推出的名酒文化节，吸引了20多个省市、16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展厂家110个、品牌1500多个，参观人数15万，成交额47.61亿元，吸引外资2.13亿元。
周立耘：岳阳国际龙舟节、长沙国际烟花节、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是湖南著名三大国际文化节，被誉为“湖南扩大对外开放的成功之举”。当年港台及其它一些境外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通过办节有利于树起湖南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文化搭台，经贸能唱好戏吗？
主持人：“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是各种文化节共同的招牌，对此，人们有褒有贬。有人认为，文化与经济的联姻是历史的趋势，两者联姻能产生“倍数效应”：经济借文化而发展，文化借经济而传播；而有人则认为，许多地方冠之以“文化节”的名目，究其实则不过是把文化当作门面来装点，是把文化庸俗化了。我们这里姑且不谈文化与经贸该不该连在一起，而来看看目前在文化搭起的台上，经贸是否真的唱好了戏？
孟西安：西安古文化艺术节从举办始，就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绚丽的古文化艺术节目吸引了海内外宾客和本地市民。每逢此时，数万名海内外宾客从四面八方云集西安，浏览古迹，登临城墙，观看表演，在喜庆友好的气氛中签订经贸合同；西安市民也把文化节视为与春节、国庆并列的第三大节日。8年来的实践，不仅提高了西安在世界上的知名度，经贸洽谈效益也十分可观。
刘磊：其实，大家远不必紧盯着“过”一次节就签多少合同，节庆活动给一个地方带来更多的，应该是一种长远的效益。潍坊市市长曾就国际风筝会作了分析：一是使海内外更多的人认识了潍坊；二是获取了大量的经贸、学术、技术信息；三是强化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了投资环境；四是充分挖掘了当地的民俗资源，形成了潍坊独具特色的旅游业。十几年前，潍坊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城市，但现在潍坊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小小风筝确实功不可没，所以潍坊人自豪地说：“一根风筝牵着我们走向世界。”
余清楚：虽然组织者口头上都不愿承认办节是劳民伤财，但事实又何尝不是？“文化节”一哄而起，趋同、攀比恐怕是一个重要心理。我在基层采访，发现有的领导热衷于“炒”会、“炒”节，不讲实事求是，明明不具备办节的条件，却要打肿脸充胖子，讲排场，摆阔气。某些地方为了把“节”办出点名气来，通过各种关系邀请领导、知名人士。在接待上，什么高标准、高规格都用上了，当地几大班子领导日夜陪同，各部门的高档汽车全部调来统一使用。而这些“名人”既不可能来此投资办厂，也不可能进行经贸洽谈。这与“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主办意图大相径庭。
赵相如：老实说，要踏踏实实发展当地有效益的工业、农业，解决好当地在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是不大容易的。一些地方领导，为了显示政绩，总要寻找一种既便捷、不须费太大力气，又能造成舆论声势、马上能出彩的办法，于是便把视线纷纷转到办节上来了，省市一级办，区县办，连乡镇也在凑热闹。这种一窝蜂把办节当成经济发展的万能灵药的现象，事实上至少有以下三种负面效应：一是助长了浪费之风。有些客人来了白吃、白住、白玩、白拿。二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办节要钱，财政有限，于是向下边摊派，向企业摊派，增加了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的负担。三是助长了形式主义。办节期间常常会有一些签字仪式，有“协议利用资金”多少多少，其实，真正兑现的很少。
戴鹏：对待“文化节”不应一味地褒，也不要一味地贬。河南称得上文化节的“大户”，十几年来，一些节就像“吹唢呐的掉井里——呜呜啦啦下去了”，不听响了。有些勉强撑下来，也是有台无戏，有节无市，弄不好“忙了大半年，烦了好几天，领导露了脸，财政贴了钱”。像这类的节，就是想褒也“褒”不起来，而对如今尚在开“花”的“节”，就是想贬也难以一句话就“贬”了。像“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菊花花会”、“郑州少林武术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叫响了牌子，对发掘这3个历史古城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大有帮助。
“文化节”能节节高吗？
主持人：经过十几年市场“大浪淘沙”的文化节，有的已销声匿迹，有些则见好就收，还有些在苦苦支撑。在搞活经济绝非一招的今天，还有必要都去抢“节”生财吗？那些坚持要继续办下去的“节主们”，如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节”的质量及效益上进一步提升？
刘磊：十多年前，在各地对外开放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举办一些节庆活动确实可以起到扩大知名度，吸引客商，联络感情的作用。但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如果还用这种“赶大集”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就显得落后了。各地应该研究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比如更多地运用“网上招商”等新手段。
刘裕国：对于从办节中尝到“甜头”的城市来说，节也要常办常新才好。除了正式的文艺节目演出外，还要根据不同场合、不同时机，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让客商无处不置身于浓郁的文化节的氛围之中。
余清楚：办文化节，就应突出“文化”二字，突出文化传统，张扬文化个性，发挥文化优势。其实，文化品牌也是生产力，巧借名人、名事、名山、名水之无形资产，照样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戴鹏：文化节办得成功与否，关键要看这些“节”举办得是否确实有特色、有品位、有质量、有效益（当然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备这“四有”，办一办也无不可。但对待文化节最好是：上级不要过分倡导，也不要封杀；举办者要权衡得失，量力而行。
周立耘：文化节究竟该怎么办？我认为，首先要有计划，不能泛滥成灾，即便成功的文化节也不必年年来搞，可考虑几年举办一次。其次，要有地方特色。当今的各种“节”、“会”，往往少不了一台大型的文艺晚会，而团体操又几乎是所有晚会必备节目。内宾也好、外宾也好，商人也好、游客也罢，千里迢迢赶来，就是想看点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要投资生产的、要花钱购买的，也是一个地方的特殊商品，如果全国所有的“节”、“会”向他们推介的是一样的货色，那他们还有必要浪费时间吗？
孟西安：冷冷清清绝不是节日，节日贵在群众的广泛参与。办节之始由政府倡导和组织是必要的，由政府包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期由政府包办，那不仅名不副实，而且是长不了的。因此，有些文化节应当由政府行为转化为市场行为，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以办节活动冠名、办户外广告等方式，吸引企业参与，进行商业运作。
赵相如：节自然可以继续办，但鉴定节是否成功，我以为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是：哪些人来？来了谁出钱？人来后钱是否来？杭州市及其下属7县，以前办节也很多，但效益不佳。去年，杭州市及所属7县搞了多节联办的“金秋国际旅游节”，以国际旅游城市杭州为主体，把所属7个均有大量旅游景点的县统起来，形成了群体效应，集旅游、文化、体育、娱乐、美食、经贸活动于一体，依靠市场经营机制组织客源，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游客超过7.6万人次，国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单是各旅游景点的门票收入就达2150万元。办节办到这份上，才是值得的。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山地丘陵和风蚀沙化区占总面积百分之八十七的克什克腾旗，如今，正以草原—森林—良田—奇山—湖泊—温泉构成的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迎接世人——
入股造林沙丘绿
杜凡李树平
克什克腾旗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西北部，七老图山脉与浑善达克沙地占据了全旗大部分土地，全旗3101万亩土地中，山地丘陵和风蚀沙化区占总面积的87％。如今，广袤的克旗大地，以崭新的美景欢迎每一个到这里的朋友：沙丘披上了绿装，荒山变成了青山，草原—森林—良田—奇山—湖泊—温泉，构成了一幅幅色彩鲜艳的风景画。
十几年来克什克腾旗旗委、旗政府跳出林业办林业，围绕效益办林业，面向市场办林业，林业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克旗与河北省的交界，汽车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登上塞罕坝顶时，望不到边的落叶松郁郁葱葱。这里是桦木沟林场，海拔1600多米，属高寒山地，人烟稀少。从1990年始，林场职工以投资、投劳的形式入股造林，既解决了国家造林资金有限的困难，又使职工得到了实惠。如今，桦木沟林场已累计吸收各界资金110多万元，造林5．9万亩，其中个人股份造林4．5万亩。荒凉的塞罕坝，成了绿色的天地。
1984年，克旗旗委、旗政府出台了《克什克腾旗股份合作制造林方案》，坚持“谁造谁有，合作共有”的原则，全旗掀起了一个股份制合作造林的热潮。
发源于克旗境内的西拉木伦河，像一条玉带蜿蜒辗转克旗境内130公里。河流两岸既有肥沃的良田，茂密的树林，也有连绵起伏的沙丘。这沙丘吞噬了多少农田，谁也说不清。1985年秋，祖居柳林乡西大营子村的唐臣，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妻子、儿子，扛着铁锹，背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沙窝中，开始了他治理千亩荒沙的第一步。
沙漠并不欢迎他们一家，肆虐的风沙把他们辛辛苦苦栽下的树苗，刮得无影无踪。狂风吹不动唐臣治沙的决心。1986年4月，唐臣把母亲也接到了山上，继续与风沙斗争。沙地的环境是艰苦的，为了让沙丘早一天变绿，他们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挖树坑、栽树、种草。眼看着沙丘上出现了绿色，他们疲惫的脸上露出笑容。
但是几次天灾人祸，几乎将他们一家逼上死路。母亲病故；火灾突起，烧掉了全部财产；小偷光顾，偷走了仅有的3匹马。唐臣是条汉子，他和妻子、儿子挺过来了，他们的事业没有因灾祸而动摇……
10多年过去了，唐臣一家的汗水没有白流，承包的500亩沙丘变成了绿洲，500亩封育的沙丘上长满了沙柳、白榆、杨树、山杏等。丛林绿草中野鸡鸣，山兔跳，沙鸡咕咕叫。千亩沙丘变成了方圆几十里难得的景观。唐臣没有满足，他带着妻子、儿子和儿媳，走进了新承包的2500亩沙丘……
在克旗土城子镇架子山有一处新的风景点：在总面积38600亩的几座山上，从山顶到山底，布满了鱼鳞坑和水平沟。从山顶往下看，是一幅美丽的网格状图画，横看成方，竖看成网。从1995年5月至1998年6月，历时4年，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工程。山顶上是排列整齐的鱼鳞坑，山腰挖了水平沟，长方形树坑，山下及平缓地带林网和草带相结合。这是全镇群众的心血工程。几年中，共投工251．6万个，动用土石方28万立方米，为了修整水平沟，光拉线的细绳就用了1吨多。现在从山顶俯瞰四周，原来光秃秃的荒山，都已被绿色掩映。
克什克腾这块镶嵌在北部边疆的宝石正散发着更加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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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与富之间
——浙江淳安县纪行
本报记者曾坤
非浙江省人，知道淳安这个地方的不多，但一说千岛湖的名字，恐怕不知道的也不多。没去淳安县之前，我就属于此类非浙江人。正逢桃红柳绿时节，趁在杭州出差的周六，到杭州市辖的7个县市中最远也是最穷的淳安县匆匆扎了一头。
出杭州往西到淳安，大约150多公里的路程，一半是平路，一半是山路。但不管山路还是平路，直行的时候不多，总是弯道。一路上七拐八拐的，手几乎没离开过车把手。3个多小时跋涉下来，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天还乏。要用“欲知富，先看路”这句话来衡量，未进淳安门，已经能略略感受到点什么了。一位同行者告诉我，1998年浙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是3800多元，淳安县只有1900多元。这一半的差距不免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进入淳安县境，心里那种沉重的感觉顿然消失。愈往里走，满心满眼都突涌出一种恨不能溶入淳安山水中的渴念。这里的自然景观太迷人了！大大小小1000多座岛屿组成的淳安县，一半是绿树织成的山峰，一半是迷迷蒙蒙的湖湾。山矗水中，水绕山腰，湖面像张开的锦缎碧蓝碧蓝，山峰如大大小小的绿色舰船星罗棋布。难怪又将淳安改叫千岛湖呢，确实名副其实。一位友人的同学俞伟英出面接待我们一行。看来这里的山水更养人，小俞全无江南女子常见的那种小巧劲，长得灵秀挺拔，说话办事利落极了。她是千岛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从建设千岛湖风景区之初，她就是一位参与者，这里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在她的胸中。淳安原本是个山区县，国家为了建造新安江水电站，1959年淳安、遂安两座县城和31万亩良田被淹没于水库之中，29万居民匆匆地离别故土，移至他乡，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淳安县今天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有许多是同这一重大变化有关的。从山区变为库区，这可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变啊！淳安人从不适应到适应，改革开放又一下子给淳安人开了窍。现在，经济发展思路是以旅游业为龙头，农业、养殖业、林业一起上。去年，全县仅旅游业收入就达3亿多元。今年一季度来千岛湖的游客达15万人次，比去年增幅10％。
小俞带我们参观了足足有半天时间，东转西逛，只见许多地方马路在拓宽，码头在新建，一座座新楼正拔地而起，一处处旅游景点正在兴建。小俞透露说，从杭州到淳安的高等级公路很快将兴建。小俞很自信地反问我们，泱泱573平方公里之广、178亿立方米之巨的千岛湖，1078个林木繁茂、鸟语花香且风姿各异的岛屿，这么巨大独特的资本，还有不能脱贫致富的道理？
淳安这个称谓，正从熟悉人的脑海里慢慢淡去，也就是说，贫困也渐渐随之逝去。千岛湖的名字正越叫越响，它预示着淳安的前程越来越看好。（附图片）
题图：千岛湖水美鱼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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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转化需要新观念
刘杰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科研单位，十多年中取得科技成果200多项，而且成果转化率高达80％以上，转化促进了自身发展，转化更带来了惊人的社会效益。安徽科苑集团的经验吸引了我的目光。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从科技成果到生产力，中间要有座转化的“金桥”。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达50％，而我国只有6％到8％，许多项目仅仅停留在科研成果阶段。没有转化就没有回报，没有转化就难以形成新的生产力。
如何架起转化“金桥”，加快转化步伐？关键是要以观念转变促成果转化。转化需要人才，需要资金和基地等，但第一位的是要有新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科研单位养成了一切靠政府的老观念，课题靠政府下达，人才靠政府分配，资金和基地也要靠政府包办。等靠要的观念扼杀了积极创新的思想，大量的科技成果一走出实验室，就被束之高阁了。因此，转化环节的断档，造成了科研成果资源的极大浪费。人们呼唤转化新机制，更呼唤孕育转化新机制的新观念。
新观念并不是平空产生的，是需要点壮士断腕的开拓精神作基础的。科研单位必须强化市场观念，敢于挣脱政府养活的“脐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面向市场选课题。选人、用钱都围绕市场转，围绕效益转。什么样的成果能赚钱就干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研制出赚钱的项目就支持什么人，什么样的条件能快出成果又快出人才，就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事实说明，新观念才能孕育新机制，新机制才能促进快转化。按照市场规律办科研，走科、工、贸一体化的新路子，是条成功之路，发展之路。
其实，不仅科研部门需要转变观念，其他行业同样应以新观念促进新转化。思想新，黄土变成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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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力争稳中求进
中共山东省东阿县委书记张延安
张延安1951年生，研究生学历。历任山东省聊城地区技术改造办公室主任，高唐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高唐县委副书记、县长，1997年12月任东阿县委书记。
领导干部要“讲政治”，我的体会是，“讲政治”既要会讲政治道理，更要看做得怎么样。作为基层干部，求真务实、为民办实事是“讲政治”的重要体现。
东阿县曾是省级贫困县，经济基础薄弱，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经不起任何形式主义的折腾。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要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做群众之所愿。心里有了群众，就不会为了个人政绩和升迁而搞瞎指挥，摆花架子。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没有为求轰动效应重打锣鼓另开戏，而是巩固和完善已经形成的经济格局，尽力避免波折。在农业上，进一步抓了种植业结构调整，把已具雏形的蔬菜、桑蚕、畜牧、林果、水产五大主导产业上规模、增效益；在工业上，努力培植几大骨干企业，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并立足县情，大打阿胶优势牌，开发阿胶系列产品；在第三产业上，制定实施了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一年多来，东阿县的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发展势头。
求真务实，就要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及时解决诸如农民负担、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下岗职工再就业、养老保险、农产品销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实行了县级领导集中公开接待上访制度，每周利用一天时间，由一位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轮流接待群众上访，直接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有的问题当场拍板解决，有的问题交有关乡镇和部门限期调查处理。这样做，维护了社会稳定，有效地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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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农民闯市场
中共湖北宜昌县委书记赵举海
赵举海，1953年生，研究生学历。先后任湖北省长阳县委副书记，五峰县委副书记，宜昌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1997年4月任宜昌县委书记至今。
宜昌县是湖北38个山区县之一，全县57万人，8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何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是我一直思索的问题。
我到宜昌县后，发现农村存在这样几种现象：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西部山区农民习惯于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重消费轻积累的消费方式；不注重生产成本，造成严重的财富“漏失”现象。如出售一头猪尽管能换回1000元的收入，但一头猪消耗的苞谷、土豆等，成本超过了1000元；农民的货币持有量很低，有大量的产品由于没有经过市场中介变成商品，几乎被低效和无效消费掉了。
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千方百计使农民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密切与市场对接，加快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路子找准了，关键在于引导。我县第十次党代会上，我们提出了农村工作要以增加农民的货币收入为核心，带领农民闯市场。为此，我们动员全县各级干部大办市场农业样板，从农作物播种开始，直到农作物进入市场，实行全程服务。农民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都向示范点看齐。我们加大了信息服务的力度，定期发布全国各地农产品市场价格，引导农民闯市场，造就农民销售大军。目前，全县有4000多个农民销售员常年销售农产品，季节性营销人员有1．1万人。同时，还壮大了各种市场中介组织。
由于我们狠抓了市场，1998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155元，达到2559元，而且货币收入占有较大比例。农村活则全县活，去年全县财政收入达到3．2亿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