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共和国之庆征文

悠悠此情
王群生
傍晚,我接到个电话:“你是王群生先生吗?”“是呀。”“你发表文章,用的是你小时的真名?”“没错。”“那,你知道抗战时的重庆南岸有所江苏旅渝小学?”“哦!是的……那你是……”“我是……易平久哇!”“‘一瓶酒’!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来重庆考察投资环境好些天了,明天飞回澳门……”
啊!易平久———“一瓶酒”,明天飞回澳门。我的脑海中,顿时出现他的身影。“一瓶酒”,这是小同学喊的谐音绰号,他与我同岁,却比我高半个头,功课在班里数一数二,处处对我予以关照、呵护。
那时,日本机群经常成批飞来轰炸重庆,我们小学生的日常功课,主要是跑“警报”了。一天,空袭警报笛声呜呜,老师立即宣布下课,同学各自朝后山田野中散去。“一瓶酒”乐呵呵的小脸上,没有一丝半点的紧张、惶恐,拽着我双双跑进苞谷地旁的小树林中。
这时,“一瓶酒”瞥见地里苞谷满结嫩穗,胖鼓鼓着实馋人。他示意我一起动手,立即掰了六七穗,抱在大坟头的石碑旁,准备现场烧烤。就在他去寻拾柴棍的当儿,跳出来个比我稍大的孩子,穿着件补巴的对襟短衫,怒冲冲地朝我扑来,抬手对我当胸猛劲一推,我猝不及防踉跄跄退几步,跌倒在地。接着,我见易平久及时赶到,大喝一声冲上前去,不由那孩子分说,左手揪住他的衣襟,右手握拳朝他就是一顿猛揍。
“你们……不讲理!偷掰我家种的苞谷,还动手打人。我爸、我妈、我妹儿一家四口,全靠地里的收成过日子,还要供我上学的呀……”
我俩顿时羞愧难当,哑口无言。怎么偷掰苞谷,鬼使神差竟偷到同学家的地里,让人家逮个正着不说,反把逮贼的当场一顿痛揍。亏得“一瓶酒”立即当面道歉,诚恳认错,还掏出一张“关金”票作为赔偿,这才化干戈为玉帛,三个小朋友伸手拉钩,同结友好。谁知,此刻敌机嗡嗡迫近。我们站在南岸老鹰崖下半山腰间,将目光投过江面,见市区一片片房屋,在腾腾浓烟中震颤……
第二天上学,我与“一瓶酒”———易平久在教室里见面,才发现我的好友目光呆滞,再没有了平日乐呵呵的笑颜。原来就在我俩偷掰苞谷的那次大轰炸里,他那在城里民众教育馆上班的父亲,不幸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苏旅渝小学复员东下。我与好友“一瓶酒”惜别,易告诉我说,第二天他就要随妈妈乘船东下武汉,然后换火车取道广州去澳门,投奔他唯一的至亲———在澳门葡萄牙商行做事的姑父、姑母。那时我并不理解,澳门是个什么所在?在珠江三角洲畔的一个小小半岛,竟与我们隔着一条遥远的国界。
自此分手,竟成长别。
当晚8点半,我应约赶赴扬子江饭店,与一别五十四载的好友“一瓶酒”热情话旧(当然谈到那次偷掰苞谷穗烧烤引起的武斗事件。可惜,不知当年苞谷的主人,那位高一年级小同学如今的下落)。当得知易先生有意向重庆建设注入资金,以尽他游子的寸心,确使我感到格外欣慰。
特别巧的是,临走时我从皮包里掏出一瓶“五粮液”,作为此次重逢的赠礼;而“一瓶酒”先生回赠的礼物,同样是一瓶葡萄牙产的“星月红葡萄酒”。于是,我俩郑重约定:当我国最早被帝国主义攫为殖民地的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怀抱的钟声敲响,我俩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要满斟彼此互赠的这一瓶酒,遥遥为祖国的统一、昌盛、繁荣,为新世纪的到来,共同干杯!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摘苹果的时候
方英文
小时候,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叫做《摘苹果的时候》。具体故事是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画面上出现漂亮的女人伸出白皙丰腴的胳膊摘取苹果的时候,观众便一阵唏嘘骚动了,这种声音只有在穷汉子被一堆金币绊倒时才会出现。美丽的女人,朝霞般鲜红的苹果(尽管是黑白电影,但仍能感觉出那苹果很红),这是幸福生活的一个画面,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一个画面。
照说,苹果这东西谁没见过谁没吃过呀,问题在于我们从没见过那么多的苹果,那么大的苹果,也因此就谈不上吃了。那时候,苹果树少,树种也老化,结的苹果又小又涩,即便如此,苹果尚未长到核桃大,就被饥饿的孩子摘吃光了。在我的记忆里,最大的苹果属于冯铁匠家,鸡蛋似的。一个苹果五分钱,也恰好等于一颗鸡蛋的价值。所以冯铁匠称他的苹果树为“母鸡树”。为了保卫苹果树,他放下铁匠活儿,用了半个月时间打土坯,拿土坯垒了一道院墙。然而自有了院墙,那苹果树却猛的往高长,微风中抖一身圆溜溜的苹果,像个虚荣的孕妇,晃来晃去,向左邻右舍以至整个世界发布新闻。特别是她的两股饱满的枝丫,索性平探出院墙,我们远远地见了,就像见了一大盆荷包蛋,口水就咕叽起来。
可是要吃到苹果,也并非易事,因为我们个子矮,够不着,再是冯铁匠耳朵贼灵,被他抓住,非捏扁你的脑袋不可,因为那是一双铁匠的手啊!然而饥饿是聪明之母,我们用一根绳子,绑个石块,听见院里叮叮当当地打铁时,我们迅速将绳子抛上树枝,三拽两摇,苹果就落到怀里,撒脚就跑。冯铁匠追出来,咒着喊着,挥舞着小铁锤追我们,哪能追上呢,只好踅回身,仰了头,清点树上的苹果,嘟囔道:“娘的!又偷了我八颗鸡蛋,二斤半盐哩!”
仅仅过了二十来年,苹果已如土豆那样遍地皆是了,而且大得很,换个颜色,还以为是瓜呢。而到了“摘苹果的时候”,果农们并没有什么幸福感,只有满心忧愁。一个亲戚告诉我,他今年的苹果交了二百块钱税,但是只卖了一百块钱。他推了一架子车苹果进城,价钱太低,低得他心疼,索性拉回去。一路上又饥又饿,见一家人正在收麦,他请求帮人家收,条件是这家人得买他的苹果。他给人家割了半天麦,人家管了他两顿饭,付了他十块钱,结果还是不要他的苹果。他一气之下,将苹果掀到路畔,拉了空车子回去。
曾几何时,报纸、电视上经常出现“摘苹果”的画面,纯朴的农民以为这是“政策”,这是“致富之路”,于是竞相种起苹果来,把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引进来。然而,没有一个国人站出来说一句:兄弟们,生活不需要太多的苹果!
很明显,“摘苹果的时候”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再也不能象征幸福生活了。然而,我们毕竟养成了拿某种东西来象征我们的追求和理想的习惯。我们差不多每年都要制造出一个象征,末了,干脆定位到最具本质意义的钞票上。于是,电视里在说一个地方经济好、那里的人们很幸福时,所配的画面几乎全是翻卷的点钞机;报纸也喜欢刊登一种经典模式的照片:一个老农,满脸的皱纹挤拉着微笑,蘸着唾沫正在数一沓钞票(当然全是一百元面值的)……钱能不能说明某些问题?爱钱好不好?钱多好不好?(钱又不扎手)这自然是无须回答的问题;但我想提一个新的问题:钱,是不是有朝一日,也如同“摘苹果的时候”一样,不再能作为“幸福生活”、“理想社会”的象征?当所有人都把心思用到追求钱上,并认为钱即一切时,钱会不会像苹果之于果农那样给整个民族带来忧愁?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菊香幽幽
林江东
黄的、白的、紫的菊花满院地开了,到处弥漫着幽幽的清香。在这沁人肺腑的菊香中,我总会想起一位东瀛的普通妇女。
那一年秋,我赴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进修。在学习经济知识之余,晚上还去一个插花培训班。下课后,我舍不得丢掉练习用的花草,便把它带回宿舍,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插在了一只玻璃杯里。
第二天,下课后回到宿舍,当我的目光落在写字台,看到的竟是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金秋图画。走近了细看,一枝洁白的百合亭亭玉立在上方,两侧插着金黄的菊花,后面衬托着几片深红的枫叶和几枝飘逸的银色芦花。玻璃杯不见了,被一只淡蓝的莲叶般的瓷钵取而代之。这是谁为我插的呢?目光忽然停在一张纸条上,上面用娟秀的日文写着:“请允许我冒昧用池坊流插花法把花重新插过。并送你几件插花用具,供学习之用。”署名小野呈子。忽然,我似乎看见一位身穿淡紫色和服、披着瀑布般长发的年轻姑娘袅袅飘进屋来,把一篮子秋色悄悄搁在了桌上,又似一股轻烟飘去。我取出一张白纸,用工整的日文写上:“感谢您的精心之作和送我的插花用具,希望能经常得到您的指教。”
从此,每隔几天,我都会在桌上找到新的惊喜。瓷钵里的花几天变换一次,像是技艺高超的魔术师把大自然春夏秋冬的一切锦绣都搜集于一室,给这个单调的小屋和我的旅日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插花的旁边也总是留着一张纸条,介绍本次插花的材料、手法和意境,就像身边站着一位老师在娓娓讲述插花艺术的精粹。
一天下午没课,我中午便回到宿舍。在楼道里,遇见一群系着白围裙的清洁女工,手提装着刷子、抹布的塑料桶,说说笑笑地走来。我忽然发现一个人的胸前绣着“小野呈子”。她不正是我日日追寻的人吗?我欣喜若狂,忙问:“您就是小野女士吗?”“是的。”她微笑着点点头。我这才看清她:矮小的身材上配着一套浅蓝色工作服,短短的头发中露出几缕银丝,脸庞像菊花般裂开了许多细密的皱纹。全然不是我想象中的插花教师。
“经常指导我插花,不知怎样感谢您才好。”我真诚地说。
“我在插花教室讲课,为你打扫房间时,顺便插盆花,不过是举手之劳。”
“请恕我冒昧地问一下,您既然是插花教师,为什么还要到野村研修中心打扫卫生呢?”
“我本是一家医院的医生,插花是我几十年的业余爱好。去年退休后,经过资格考试作了插花教师。日本的插花艺术起源于中国唐代,我一直很仰慕中国文化,早就想学中文,退休后终于如愿以偿。听说这里有中国研修生,并招募清洁工,我就来了。你看,我的中文发音怎样?”接着,从她的嘴里,生硬的中文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
“我叫小野,请多关照。”说完,她像女孩似羞涩地笑红了脸。
“很好,发音准确。”尽管她的声调怪异,我还是热情地鼓励她。
从此,我和小野便成了互教互学的朋友。研修生活结束,我返回了北京。我的工作几经变化,和日本一些政府官员及公司要员的来往大都疏远了,唯独和小野的交往如旧。每当读着小野的来信,就好像看见那黄的、白的、紫的菊花从神州大地开到了东瀛,幽幽菊香又从东瀛飘回了神州。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鸽子
(外一首)
石太瑞
我失去了一只鸽子
沉重的翅膀
再也飞不起来
蓝天在上
云雨飘飘而至
大地一片清凉
小河弯弯又弯弯
飞逝的影子
潜藏得很深
鱼儿从水中抬头
看天色尚早
将诱饵吞吐得滚圆
沉重的翅膀不再沉重
失去的鸽子
正在回归的路上
面对大山
唯有你
能使我的脚步变得潇洒
悬崖上的鹰
飞不出落霞的情网
随水飘流的足印
藏进绿林的深处
我的根与每一棵树的根
紧紧相连
炊烟与炊烟之间
沿脊背而上
许多民间的演唱
装入了行囊
路还是以往的路
山不是现在的山
秋天歉收了
这不是燕子的过错
面对大山
有一句话我不知该怎么说
半句是开花
半句是结果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田园物语
陆圣存
杨桃
酸甜苦涩伴人生,
红绿青黄展芳容。
众口难调精神在,
繁荣尽管嫁春风。
胡椒
热风沃土显芳踪,
攀柱附杖吐葱茏。
浑身泼辣浑身劲,
满目珠穗满目荣。
瀑布
藐视峦涧云中客,
洒落一山玉银珠。
飞流奏响青春曲,
润物有声酿屠苏。
榕树
错节盘根林中魁,
铺天盖地气吞山。
古往今来君可纳,
万卷春秋自堪谈。
珊瑚
凌波傲浪出大海,
粉身碎骨入窑来。
且须颠簸过筛漏,
但愿人间扬清白。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与春面对
陆健
与春面对,倾诉或是沉吟,对我来说,已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了,像一个遥远的童话,一个比童话还要遥远的漫漶的梦。
儿时,我对春天怀有着最原始的情愫。记得我曾和一个与我最要好的女孩吵过一架,原因是她要摘一枝刚开放的迎春花插在头上,而我拼命地阻止她:“你摘花,树会很疼的。”我的眼睛常常会追逐着蝴蝶翩跹的翅膀,在一簇一簇花丛中悠然起落;或是悄悄跟随一只鸟,为了聆听它那悦耳的叫声,为了凝视它那斑斓的羽毛;还有就是发现一只甲虫后,爱用一根狼尾巴草在后面不停地扫动,起劲地吆喝它快跑,全然不顾甲虫的惊恐。在童年的春风里,我那一份欢喜,那一份天趣,不是我个人所独具的,而是生命所共存的,是先辈们一代代遗传下来的秘籍,个体的生命会在某个时辰悄悄打开它,感觉一番,然后合上,再向下一代传播下去。
在南京读书期间,校园对面是正在修葺的新公园———菊花台,它是我与春天约会的最佳处。菊花台地处南郊,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是城市建设中着意保存的一处天然意韵尚浓的丘陵。当时菊花台的人工景致有二:一是山腰要津处那座钢筋混凝土的暗堡,属于黑色风景;一是新建的数十年前因飞机失事而殉职的一批驻南洋的外交官的公墓,算得人文景观。一年四季,我隔三差五总要拜见一下菊花台,尤以春日为最勤谨。我曾备了一个笔记本,在封面题上“菊花台手记”,随身带着,随时记下所见所想。现不妨摘录两则于下:
1982年4月1日
走在山道上,前面有一只土蛛见我来临,极快地钻入树根下的洞中。我的心歉意地说道:“对不起,土蛛先生,打搅你的踏青了。”
山脚的池塘里始闻蛙鸣。蛙鸣,一支古老的歌谣唱了千年,千年不衰,诗人孜孜以求的,青蛙一张口便做到了。
1982年4月14日
三角枫的叶子嫩绿如碧,磨刀石般磨亮着我的目光。一只小鸟在枝头使劲地叫,叫时其尾颤动,叫声圆滑动听。不是亲见,很难想象这么小的鸟儿会叫出震彻山峦的歌鸣。或许,这漫山遍野的叶绿花红,正是这小鸟的歌声镀亮的。
不是这里叶发,就是那里花开;不是这边鸟叫,就是那边虫鸣———每天都有新的发现,特别是在雨后,我的目光简直是在种种惊奇间舞蹈。
菊花台的春天弥漫在我的生命里。
来北京工作之后,我与春天的约会越来越稀疏了,这两年更是丝毫不察春之踪迹。春若有知,一定要嗔怪我的负约背情了。
今年春天,我主动少了些乘车,多了些漫步,特别是悠然地穿行在一片路边公园里,意外的收获是:我终于又遭遇了久违的春天,终于又浸润于一片大爱与大美之中。
首先是迎春花开的那个早晨,我恍然又想起了徜徉于菊花台的日子。而桃枝上次第的花苞让我充满了期待,那是一种对于生机的期待,一种对于缤纷的期待。尽管一切早已预知,待到桃花盛开的时候,我站在这一小片桃林前,还是被惊呆了。我看着每一脉枝柯上缀满了盛开的粉红花朵,它们挨着挤着怒放着,把一种昂奋之情与饱满的爱,奉献给所有的眼睛。我立即想到了“花团锦簇”这个词,我不禁激赏古人这确切的形容,不知这词是谁第一个道出,他当时是否也是在观赏桃花,他是脱口而出,还是绞尽脑汁?我长久地在桃林前驻足,太阳也在高远处围绕于这片桃林,我目不转睛地看,不仅是看,而是用了全身所有的器官在感觉,在吸吮,在赞美……连续三日,我总要在开得最盛的那株桃树前行伫立礼。第四天,当我再次来到桃树前,我发现地上已飘散了零零落落的花瓣,且时时有花瓣翻飞而落。我的心头有些抽紧,我把目光聚在一朵花上,想看它的花瓣是如何谢落的。虽然不时有花瓣飘落,这一朵却完好如初。再移目另一朵,另一朵也拒绝凋谢。我由此看到了花的自尊,花的坚韧。放眼小桃林,花势已见出衰意,让我眼亮的则是枝头花落处,显露出极嫩极嫩的绿叶来,花落叶生,花叶轮转,唯枝柯不虚,唯生机不息。漫步在路边公园里,目光所及,树木、藤蔓、草叶都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春的痕迹。一棵被风暴撕裂的柳树,一片被行人的脚步蹂躏的草根,都在以最大的热情展示着春天,以不枉为生命,以不辜负时光。在这一片生命世界里,对春色最麻木的或许竟是我,我的一切,感觉、举止、目光、思维,似乎还停留在残冬里,至少灵魂深处还浓厚地存有一种蛰伏情绪。这意识使我恐惧,比衰老还要让我心惊,但这却又是事实。我不禁自省:有十来年没有感觉到春去春来了,我忙了些什么?是什么使我背弃繁荣而追逐荒凉?我噤然无言,看着路边人来车往,我想他们也回答不了这简单的问题。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山崖之树
唐兴顺
脚踩着千人万人百年千年磨明了的石板路,从太行峡谷的底部往山顶上攀,半晌工夫,人至山腰间。这山路一寸一寸的走时,要付出一身一身的热汗,把每一截距离都看成了征服的对象,并没多少美感。此时回首来路,却见气象万千,路本来是如蟒如蛇的,因山势陡峭,向下望去,一段一段的都叠到了一起,成了一个奇特的平面,直叫人遐思妙想。刹那间豪情鼓荡,无以排遣,便吟哦起李太白“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的诗句来。朋友见我盘桓徘徊,眼迷手乱,知道已入狂态,便催促赶路,说着就超出了一大截,站在高处向我喊话,说那里长着一个稀罕景致。
原以为是朋友哄我快走,近前去却真的就被吸引住了。齐上齐下的一堵红岩石壁上,凭空横伸出一截树木,它的长像不能简单说是树,也不能简单说不是树。估计是上百年的造化了,石头里边钻了多长多深,看不出来,单就伸出来的看,像旧时农村绞水的辘轳头那么粗大,长度要顶两个辘轳头,但不像辘轳头那样光滑,鼓鼓突突,如结如瘤,特别硬特别瓷的感觉。横着的身体向上举着一丛嫩枝杆,细条条,像时髦演员火把样的发型。从伤伤疤疤的痕迹上看,这些枝条是每年生一次,山风飞石、残霜酷雨就及时地毁坏了它,剩下的精力就往这骨墩里憋,所以这截母体越长越大,虽然不成树,不成材,奇形怪状,却表现了无法理解的力量。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它的生长,这堵完完整整的石头山壁裂开了一个十字缝,一点一点被裂开的痕迹很明显,张扬着软木克硬石的志气。旁边的岩石上,裸露着美妙的自然纹络,一道一道的云水图案,波飞浪卷的样子,一个圆圆的白色印痕就算云水托出的红日,很像旧戏舞台上清官身后的画轴。树木生长于何时?图画演成于何时?我宁愿想成树木在先,图画在后。石头先是抗拒种子的发芽,劫波轮回几世几遭,这一颗种子因缘而生,本来是要像其它树木一样生长的,由于石头的限制,便不长树了,不成材了,不合树木之规律了,就往内里长,长瓷实长坚强;往大里长,找薄弱环节扩展,长成一个奇异。石头开始惊讶,继而被破坏得龇牙咧嘴,这才彻底转变态度,吸风汲雨,演写图画,衬托树木的美丽,为树木作招徕广告。这层峦叠嶂、人迹罕至的群山之中,必定录制着这山石、这树木的精彩对话,只不过物类相隔,我等又是凡夫泥胎,无力开启自然界的神秘机关。
朋友在一旁拊掌而笑,问我今日为何这般模样?一会儿颠狂,一会儿痴迷。我感慨在胸,又觉得无从说起,拍拍朋友肩膀便欲上行。走几步又退回来,立于原处,注目山木,少顷,闭眼。然后再注目,再闭眼,如是两次而离去。自以为眼睛按了快门,完全发挥了照相机的功能。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昆明读徐霞客
邵盈午
据考,徐霞客的先辈,在宋代由河南开封迁至江阴,与昆明并不沾边。而徐霞客纪念馆,之所以建于昆明市郊的太华山,想必由于徐氏在唯旅行是务的几十年生涯中,踪迹虽遍及大半中国,却与云南关系最深,滇游时间最长,次数最多,所写游记,亦以滇游内容所占的比例最大。尤其是,在三百多年前,龙门尚未兴建,罗汉山以南更是游人罕至之处,而徐霞客却“凿磴以登”,“扪壁而上”,“裂衣不顾”,“手悬棘乱坠而下”,充分显示出他那种“寻源探脉”与“披奇抉奥”的献身精神。以故,在昆明新建一座纪念馆,借以彰扬这位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是很有眼光的。
徐霞客在漫长的旅行生涯中,经历了一个由早期“赏会山水”到后来“搜剔幽秘”的过程。很难断言,究竟是“不喜谶纬术数家言”的意向,使他走向了大自然,还是大自然使他彻底摒弃了“书生抱膝空咿唔”的传统陋习?要之,是瑰美雄奇的大自然,是旅行这一生存方式,使徐霞客的生命走向坚实与辉煌———他由旅行而勘察地理山川,纠正前人成说;由旅行而探测地形地貌,于地理学上多所创获;由旅行而亲炙名山大川,精神为之藻雪,眼界为之开阔,乃至人格为之升华;最终,他通过旅行完成了生命的一次伟大探险,并在一部《徐霞客游记》中凝为永恒。
毫无疑问,徐霞客的伟大,就存在于他自身的实体之中。
想到此,我又不免感从中来。在对徐霞客的评价问题上,时下颇有一种人为地拔高的倾向,如不少论者煞费苦心地给徐氏冠上种种高帽,将其谓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为爱国才旅行,又说他同情农民起义,等等,对于徐霞客来说,此真可谓是“不虞之誉”。
其实,徐霞客之所以成为徐霞客,就在于他是一个敢于“以躯命游”,把整个生命都交给旅途的人。千万不要小觑了徐氏的那双“猿挂蛇行”的脚,因为脚从来都是听从脑子指挥的———在儒家学说风行的封建时代,仅仅是一句“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便捆缚住多少读书人的双脚。迨至送别了父母后,他们自己也已老态龙钟,哪里还有“驰骛数万里”的想头?而他们的后人,则又因“父母在”,只好“不远游”。再者,还有科举的老路在向士人敞开,“学优登仕”的前景依然诱人———由这种文化孕育出的人,怎么能够成为驰驱万里的旅行家呢?本乎此,我不禁想再强调一次,徐霞客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旅行家(而不是一个吟风弄月的旅行者),是一个视旅行为生命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孟子,也都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旅行家,只是他们满脑子都是“修齐治平”,不遑观赏沿途的景色———不过,我敢肯定,孔子《论语》中的许多思想,就是坐在周游列国时的牛车上产生的,后世的学者们往往只看重那些沉甸甸的思想本身,而忽略了这些思想产生的具体时空,以致他们作为旅行家的一面,倒真真是被他们的圣言、圣名所掩了。由是我又想到,释家之道,本肇自天竺,若不是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从古印度取回真经,恐怕未必会出现大唐那样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景观。
这么走着想着,眼前不觉又出现了一进门时看到的“前言”,也许是爱之愈深求之愈苛的缘故吧,我总觉得这“前言”写得有点太“一般化”,太合辞书之体,太缺乏一种郁然于内里、涣然乎外表的情采,一种由辞藻的灵动组构而形成的神韵。由是我又想到,在我近年来所去过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着一个普遍问题,即名人纪念馆观者稀少,门前几可罗雀,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前言”本身对读者缺乏吸引力和情绪的冲击力,是否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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