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头条竞赛
清走农民工是否就能请来下岗工
为了安排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一些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通过对行业工种实行严格控制，清退农民工，为下岗职工腾岗让位。那么，农民工是不是真的挤了城里人的就业岗位？农民工和下岗工是不是一对矛盾？清退了农民工是不是就一定能请得来下岗工？
粗笨脏重的活，农民都包揽了
重庆“棒棒”“打”不着下岗工
李维平熊开达
在重庆，不论是在车站、码头、商店、仓库，还是在街头巷尾、小区菜场，只要你往那里一站，就会有成群结队的进城农民扛着竹杠拥向你，等待为你提供服务。这样散布在大街小巷的“棒棒军”约40万人。另有一批农民工在工地、厂矿机关从事建筑、清洁等工作，约在50万人以上。
面对这么庞大的农民进城务工队伍，有人针对重庆近50万下岗职工的现状，提出能否清退一些农民工，为下岗职工找碗饭吃。地处江北区的重庆利华橡胶厂和沙坪坝区环卫所，为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清退一些农民工，让出岗位招聘下岗职工。没成想，整天扫大街的差事和橡胶厂内飞腾的炭灰，让城里的下岗工人望而却步，少数试岗的人，不几天也都悄悄走了。重庆雪乔冰糕厂也公开招聘下岗职工，定时送鲜奶卖冰糕。极少数应聘的下岗工由于熬不住毒热的日头和适应不了没完没了的奔波，也走光了。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很多建筑公司把自有工人放回家（每月发给200—300元生活费），而腾出位置招聘“棒棒军”。因为招的农民年轻力壮，能吃苦耐劳，既能保质还能保工期，更重要的是大大压缩了成本。
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副局长范伟华说：“‘棒棒军’是重庆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如果把他们清退了，有99％的位置都会无人干。”
的确，“棒棒军”与重庆市的历史一样悠长，而他们的职业分工又恰恰填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空缺：挑货物、抬石头、钻下水道、进垃圾场，凡是粗、笨、脏、重的力气活，农民工都包揽了，因为和农村每年几百元的收入比，他们干“棒棒”一个月就能挣到在家干一年的钱。一位来自南川的王姓农民，全家8口就靠他一人当“棒棒”挣钱。从18岁起他就在重庆当“棒棒”，20年来，他靠1元2元积攒起来的“小钱”安了家，生了一个孩子，修了一幢二层楼房。他说他还能干20年，还要攒钱让儿子读上大学。
来自四川富顺县的“棒棒军”刘晓箫，还创办了一家集劳务、信息、社区服务为一体的“重庆棒棒军服务有限公司”，创办近一年来，公司已拥有近40名“棒棒”，月收入10万余元，3个副手配了手机，6个班长配了寻呼机，每个人都身穿红马甲，佩戴服务卡，个个精神抖擞。农民工从这里探索有序管理的模式，为自己的存在理直气壮地走出了一条新路。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头条竞赛
一万多名环卫职工中，原是下岗职工的只有三百人
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
本报记者顾兆农
前些时候，南京市市容管理委员会的一位领导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名农民工。如果下岗职工也能够吃得这份苦，接受这份不高的工资待遇，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安排下岗职工。
消息经新闻媒体传出后，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下岗职工纷纷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对从事环卫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据说，有的环卫所在半天时间内，就接待了近百位下岗职工。
环卫工作为什么引起那么多下岗职工的兴趣？有人分析说，城市环卫部门是事业编制，职业和收入稳定，无再下岗之忧。这些“好处”，是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下岗职工的就业观念有了转变，因为，先前这些“好处”也是存在的。
可是，南京市环卫部门已经多年没有招收正式职工了，缺工就招聘临时工。此番“替换”的打算，不过是想用下岗工人替换环卫部门的农民工，而农民工都是临时工，因此，下岗工人如果“替换”上了，当然也还是临时工。当参加咨询的下岗职工弄清了这个情况以后，知道自己如果从事这份苦、脏、累的工作，每月与农民工一样，只有300元的收入，以及这收入与从事同样工作正式编制的环卫工人的待遇相差数倍时，许多人刚燃起的“不怕脏、不嫌丑”的热情，立即被浇凉了：有的说，这收入太低了！有位女工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情况后，话都没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去年3月，南京市就曾在下岗职工中招聘环卫工人，结果，仅有50人报名，真正报到上班的只有10人。截至去年底统计，南京全市10644名环卫职工中，原是下岗职工的，只有300人，占总数的2．8％。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头条竞赛
城里人就业目光下移
武汉农民工再辟新路
谢麦祥
“武汉扫不尽的地摊，透露了它的农民色彩，一个区域大集市的本色。”最新出版的《读者》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这样评价武汉。
武汉农民工确实多。前几年，武汉的外来劳动力曾经达到五六十万。据武汉市劳动局社会劳动力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在武汉务工的外来劳动力也有35万。受大气候影响，武汉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使用农民工大不如前，如纺织、服装、建筑业等的发展势头减缓，这些行业使用的农民纺纱工、泥工、车衣工、架子工、木工相应减少。而农民占据的餐馆服务员、杂工、发廊小工、保姆、街头“扁担”、卖菜、垃圾清运等岗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生活像一面镜子。农民的就业观为城里人上了一课。城里人也开始从事过去难以承担的岗位：摆地摊的有之，开麻木（一种机动载客三轮车）的有之，干钟点工的有之。下岗工人王某的孩子因心脏病开刀花了4万多元，家里欠下近2万元债务。去年，王某下岗后，到处找活干，当过小店杂工、开过三轮车、挖过土方。王某说，为了生活，为了还债，他什么样的活都干。
农民工进城，带来了城里人就业眼光的下移，农民工正在从过去的一些主打务工行业退却，如保安、保洁、家政钟点工等。但是人们发现，进城农民仍在不断开发城里人尚不屑一顾的“新工作岗位”，如蔬菜的精加工、街头擦皮鞋等。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限制清退农民工利小弊大
再就业要城乡统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
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开展经济活动，无疑增加了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尽管他们与城市劳动力在从业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但直接或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由此出发，对进城农村劳动力总量进行适当调控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外来劳动力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城市自身的就业增长。从大的方面看，外来人口导致城市经济总量扩大，必然带动就业总量扩大，包括为城市人创造若干新的就业机会；从小的方面看，外来人口交纳的数量可观的各种税费，直接提高了政府用于支持再就业的财力。
适当控制农民进城的规模总量，即便在城市下岗问题不严重时也有必要，但采取行业工种分类、劳动者按城乡身份分等、就业机会封闭的职业保留政策并不可取，尤其是不能将这种种措施制度化。此类措施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排挤出少量农民工以安置下岗失业人员，二是向城市居民昭示政府对失业下岗人员的关爱。但是，其在现实生活特别是制度层面上的消极作用应予以重视。就其许多具体措施的社会后果而言，确实是在强化就业领域已有某些淡化的城乡分割和制度性歧视，强化了城里人和乡村人的身份等级色彩。
在目前外来劳动力的总量规模庞大且限制清退效果甚微的情况下，如果城市政府加大力度，继续运用行政手段强化行业工种的严格控制，势必造成更多外来工的就业难度增加和失业风险加大。失业对于外来劳动力的生活打击比下岗对于城市职工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下岗职工还有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金。尤其是一部分正在岗位上的外来劳动力被强行清退离岗，人为因素使就业突然中断，不仅造成他们的生活困难，更会造成他们精神上的创伤，甚至激起心理和行为上一定程度的不满倾向。一方面，从限制岗位被清出来的“民工”大都并不自动离开城市，除非被强行遣返；另一方面，“清”得走农民工，未必“请”得来下岗职工。可以说，如果城市政府的政策设计直接恶化了已经进入城市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环境，那么，这种政策实际上也就间接伤害了城市社会生活秩序本身。
我们认为，限制、清退农民工利小弊大。如果特定条件下确有需要，在实施清退时，也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生活承受能力，不能只看到下岗职工要就业。
城市失业下岗问题趋于严重，就其形成原因来说，与农村劳动力流入并无因果关系。城市劳动力失业下岗增多，主要源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入不仅没有使城市经济不景气雪上加霜，相反，以其超乎寻常的低成本和对艰苦岗位的较高承受力支持了这个结构调整过程。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一些城市的传统产业（如纺织、煤炭、建筑、运输等）遇到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城市商业服务业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快速发育。所以，试图以排斥农村劳动力参与城市就业竞争作为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是一种既对农民收入增长很不利，也无益于促进城市就业的市场化进程，更与城乡协调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对策思路。
解决当前比较严重的城市失业下岗问题，应当继续坚持城乡统筹的就业发展方向，从激活城乡之间劳动力流通而不是强化城乡之间劳动力分割的角度寻找积极解决办法，做好城市和农村两个领域的工作。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头条竞赛
服务外来工办证送上门
山东淄博市周村区南阎派出所注重抓好外来打工人员的管理工作，上门为外来工统一办理暂住证，还组织医务人员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与当地青年享受同样待遇。孙益新解福彬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重要的是货币收入
万兴
统计农民的收入，村干部一般很重视如下几项：田里打了多少粮，栏里养了几头猪，外加池塘里的鱼、山上的水果等。具体到统计方法，他们又常看重“推算”，例如，一只母鸡一天生一个蛋，一月30天，一年300多……其实，这些都是实物收入，带水分的实物收入。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收入——货币收入，农民辛苦一年到底挣了多少现金。
实物收入当然可以变成货币收入，但实物收入并不等于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当前在绝大多数农民的整体收入中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说基本上是自给性的。自食自用之余，才可能拿去换成货币。近些年来，城乡物资日渐丰富，各种“卖难”接踵而来，大量实物压在农民手中，农民吃穿是不愁了，但手中没有多少现金，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农民叹息：“有饭吃，没钱花。”
农民没钱花当然不是件好事。下乡调查，问到农民收入，几乎都说增加了，可问到农民购买力，又都说实在不太理想，原因何在？除上面提到的收入不实、含有水分外，关键是农民手中缺钱。缺钱就消费不起，“不是不想看彩电，而是缺钱买不起彩电”。这类现象多了起来，想扩大内需、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就得大打折扣。
看来，我们做农村工作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提个“增加收入”了，而应该明确指出“增加货币收入”，帮助农民多挣些现金。现金从何来？从经营中来。抓了经营，丰收之后的果实才能变成手中的现金，农村大量闲置的劳动力才能挣到现金。农民应尽快向商品经营者转化，一方面要在商品经营中孜孜以求，克服自身诸如文化水平不高、信息掌握不够等制约因素，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的引导、政策的保障和社会的支持。今后我们在抓增加农民货币收入工作中，要十分注意建立能够保证农民获得利益的机制，使农民不仅获得生产环节的收入，而且能够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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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一片打假声中，有一种形式的销售却在让假货劣货肆行无忌——
打假“盲点”两元店
本报记者曲哲涵
从锅碗瓢盆、针头线脑，到文具工具、箱包钟表，号称有千种商品的两元店、八元店时下缀满京城街巷，其生意火热的程度，让一些大商场也眼红。
“您买这里的货放心吗？”在朝阳区关东店一个胡同里的两元店里，记者问一位中年女顾客。“那可不敢说，便宜没好货。不过，用个一年半载也就不亏了。像这高瓷碗，商场里七八元一个呢！”记者又采访了几位顾客，他们大多是路过店门，为“一律两元”的招牌所吸引，进来随便看看的，也知道有些东西假是免不了的，比如潘婷洗发水，正式商场一般要卖到四十几元，不用想，这里的肯定是假货，知假买假的理由是：便宜，也能用。一般的八元店里都卖一种平底不粘锅，锅底也有一层黑色平滑涂层。在正式商场，这样的不粘锅价位在五六十元到一百多元，国产不粘锅的锅底涂料是聚四氟乙烯，其安全性能要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市场上进口不粘锅的锅底涂料也多标有美国ASD安全标志。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八元锅与“真”锅锅底色光上的差异，可店家却说这种锅卖得极快。还有些东西买回来用上，后果令人不堪设想。如两元钱的“多功能插座”，壳轻线细插口还不严，起火触电你找谁？
上千种的假货劣货，宽幅的生意招牌，川流不息的顾客，忙碌的点货数钱的店主。京城两元店，何以如此心黑胆大却财源茂盛？采访中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卖插座的这家两元店就泰然与北京市一家区级工商局毗邻。
记者找到这家工商局市场监督科的负责人。他讲，工商局对两元店中的假货劣货不是不查，若论管理不力，他们也有“苦衷”：
一是在市场检查制度上。该区一直实行条块分割制，即一定区域内的国有商业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由不同的“专管员”负责，他们各司其职，不可越权。因此，免不了有“看不惯、说了也不算”的情形，给不法商家钻了空子。二是对两元店的经营情况不好掌握和控制。两元店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加之经营额不大，出了问题罚得也不重，隔靴搔痒，店主大不了弃窝换地方再办。三是在立案调查上。局内实行“千元立案制”，消费者对两元店的产品从没有投诉过，即便有来投诉的，两元八元的东西，一般也不在立案调查之列。四是消极质检。除年检外，工商局平时的商品检查只是查商标，不查内在质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也不会对两元店的商品主动进行定期检查。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质量技术监督站属企业，要自负盈亏，工商局是事业单位，经费有限。
这样的两元店，还要火多久呢？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植树不易毁林不容
谷城万亩防护林披绿装
盱眙十乡镇狠刹盗砍风
上图：湖北谷城县沈湾镇万名妇女行动起来，为确保汉江万亩防护林基地披上绿装，与男将们比数量，更比质量。这是马庄村的“娘子军”正兴高采烈去植树。马明刚何明成摄
右上图：江苏盱眙县近来盗砍林木事件频频发生，县公安局会同有关部门在10个乡镇展开专项斗争，查获被盗砍林木近两万株。周海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