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有鉴于往事
有资于治道
——《资政史鉴》出版座谈会发言摘要
由李瑞环作序，叶选平任编委会主任，邢贲思、戴逸任总主编，周溯源、和宏明任副总主编，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杂志社、武汉大学、湖北省社科院、江西省社科院等几十个单位数百位专家学者历时六年编撰而成的《资政史鉴》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取材广泛，从多方面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对提高我国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历史文化素养和领导水平，有重要意义。全书分为十卷：为政、理财、用人、谋略、革新、修身、处世、治事、清廉、教训，是一部系统总结中华五千年历史中领导科学的力作。不久前在北京举行了《资政史鉴》出版座谈会。现摘要发表座谈会上部分代表的发言。
汲取历史智慧，提高领导水平
叶选平（全国政协副主席）：《资政史鉴》出版，我认为在我国文化事业和政治生活中都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而历史是干部的必修课，历史知识素养是干部素质的重要方面。《资政史鉴》这部书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了从上古直至近代各历史时期各个方面关于干部素质和领导科学方面的史料，列出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启人心智的事例和言论，既可供系统的学习研究，收积累学问之功，也可供急需时查阅，获立竿见影之效。我相信此书会有助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和领导水平。
不学史则难以担当领导重任
邢贲思（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总结历史遗产，丰富领导科学，这是史学、哲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多年来，这方面的书虽有出版，但取材较窄，尚未涵盖领导科学的所有主要方面，特别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领导科学的发掘整理，还很不够。而《资政史鉴》则集合了迄今为止同类选题书籍的长处，又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因此，它的出版无疑是领导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
“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作为当代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很难制定出符合国情和各地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也不可能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历史智慧，最终难以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对于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讲得很清楚，应当引起广大干部的重视。
鉴古知今，弘扬中国史学的借鉴传统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古为今用，这种历史借鉴传统是中国史学的特点之一。所谓“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历史学自古就被当作治国之学，智慧之学。
《资政史鉴》的出版是我国数百名文史工作者齐心协力的结果。这部书资料全，分类细，书名、卷名、篇名、节名、小题目名都经过了反复推敲，数次修改，拟题准确、新颖、有特点，一个题目就是一个道理、一个原则。因为资料全，重要的、常用的故事和哲理都在其中；因为分类细，卷中分篇，篇中分节，纲目分明，查阅起来方便快捷。对引用古文的翻译，采取意译的方式，但又不背离原意，还加了若干背景材料，使其故事完整，哲理讲得透彻。译文力争做到信、达、雅，使之晓畅易读。另外，每卷的卷首语和每篇的导读，均系精心之作，起到了提纲挈领、总揽每卷、每篇的作用。总之，该书内容的编排、资料的选取、题目的命名、体例的确定，都考虑到了当今领导干部的需要，使其实用、好用。
《资政史鉴》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资政史鉴》这部书学术价值非常高，非常有用。首先它用现代方法对传统的史料进行了新的归类整理，分为为政、理财、用人、谋略等十卷，从而非常适合于各层次的干部查阅。其次，在内容上选材很精、很全面，既有典型事例，也有哲理言论，而且采用文白结合的形式，非常容易学习参考。
当前需要让我国各级领导干部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国历史，出版这样一部领导类史书是非常及时的，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有这样的传统，如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就是其代表作。以史为鉴是中国的特点。
干部学习历史知识的好书
金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我只想说两点：第一，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伦理道德和为政方面有着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丰富历史经验；第二，在中国没有哪一部书像《资政史鉴》那样，全面、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几千年来为政的丰富历史经验。《资政史鉴》的编者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精心爬梳整理，编写出这样一部一千六百万字的巨著，实在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现在有许许多多新干部，他们比较年轻，有专业知识，这是非常好的，但不一定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有这样一部书放在案头，有空时挑着读读或者查查，多了解些前人的经验，确实大有好处。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样一部书也是很合时宜的。
一部集大成的领导科学类史书
吴建国（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乃至它的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水平和他们的精神面貌、心态、思想。这些都不是天生带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而后天获得，除了本人的直接经验，就是历史的借鉴。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历史典籍这样多，蕴含的经验、智慧如此完整、丰富而可以借鉴。《资政史鉴》这部大型领导科学类史书的出版问世，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推动领导干部的自身建设，从而有助于祖国的繁荣富强、文明进步、长治久安。
总结治国安邦之道，研究修身处世之方
周溯源（《求是》杂志哲史部副主任、编审）：总结历史遗产，丰富领导科学，增强干部素质，提高为政水平，是《资政史鉴》的编撰宗旨。这套书突出强调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成果，总结概括了中国数千年的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之方，适合广大读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研究之用。
历史中存在着丰富的智慧。读史使人明智：它可以使人们拥有一个较高的起点，高瞻远瞩；它可以使人们储备大量的参照体系，作出正确选择；它可以使人们从对历代的兴亡盛衰、前人的成败得失的鉴察和理解之中得到启迪，不重犯前人的错误。一个人的历史眼光越深邃，实现现代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越强烈，从而在现实舞台上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的价值。
精益求精出硕果
尤开元（人民出版社《资政史鉴》编辑组负责人、编审）：人民出版社十分重视《资政史鉴》的出版工作，组织了专门的审编组负责修改、审订工作。审编组认为，这部大书能否成功，关键在质量。质量达不到要求，就不能出版。为了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也为了对编委和作者负责，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审改办法。参加审稿的同志有五十多位，都是各学科的专业编辑，多数是出版界有影响的老专家。他们对工作始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为审改、修订这部大书历时三年之久，三次审订、修改了全稿。希望它能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历史、借鉴历史经验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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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良史宜工文
□田居俭
当前，全国正在大兴勤奋学习之风。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努力学习理论、现代经济知识、科技知识和历史。领导干部把历史列为必修课，使笔者又想起历史学界一个久议未决的问题，即如何让历史走出历史学家的书斋，成为亿万人民取鉴明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精神动力”。
无庸讳言，历史学界以外的读者，对历史著作多有隔膜。即使是应该写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社会史，应该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他们也觉得不合口味，冷落疏远。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历史著作艰深晦涩，不注意深入浅出；重质轻文，不讲究辞章文采，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试想，佶屈聱牙，殷盘周诰式的“天书”，怎能使普通读者展卷披阅，爱不释手？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历史学家应该改进写作方法，转变文风，把“良史工文”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发扬源于《左传》、《史记》的中国史学撰述传统。这个传统，就连主张文人不宜修史的清代学者章学诚都予以赞同。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夫史所载者事也，史必藉文而传，良史莫不工文。”又说：“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可见文之于史，是何等重要。回顾古今中外史坛，文采炳焕的历史著作是不乏其例的。
马克思所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阐释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理论著作，又是评述法国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历史著作。同时，还是思想深邃、文笔优美的散文华章，其中剖析波拿巴复辟帝制的社会基础时对小农阶级特征的刻画，简直是神来之笔。“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这是人数众多、经济上彼此分散孤立的小农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是政治上软弱、既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情愿把命运交给他人主宰的小农阶级。波拿巴这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正是利用这种条件才使政变得逞的。如此精辟的分析辅之以如此精彩的表述，必然会引导人们读之思之，渐入佳境。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写过一篇《内蒙访古》。这篇论文从古代游牧民族两千多年的活动轨迹中破译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秘密，科学地总结出一条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规律，即游牧民族何以大多立足呼伦贝尔草原而后由东向西走上历史舞台？作者不是靠惯常那种正襟危坐的论述，而是凭借勾勒山川风物来探研社会沧桑，并使两者相互辉映。比如，文中将整个内蒙古喻为“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将呼伦贝尔草原喻为“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把游牧民族在这里厉兵秣马入主中原比做“打扮好了”“走出马门”去“敲打长城的大门”，等等。尤其令人击节称道的是，在行云流水般的娓娓叙述中顺理成章地得出了结论：“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直到清初，这里还是和准噶尔进行战争的一个军事据点。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有往西走，试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如果在这里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远走中亚，把希望寄托在妫水流域了。”这种形象具体、富于艺术魅力的叙述，定然令人赏心悦目，百读不厌。
当然，“良史工文”要警惕矫枉过正，切忌华而不实，以辞害意。只有文质并重，珠联璧合，方是上乘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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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心灵超越与境界》
□张岱年
“心灵”与“境界”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内在精神的精华。中国哲学在这些方面不仅有极其丰富的内容，而且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蒙培元同志著的《心灵超越与境界》一书，第一次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门研究。
过去也有学者注意和讨论过中国哲学中的境界问题，冯友兰侧重于从认识方面提出“境界说”，唐君毅主要从主客关系立论讲境界，牟宗三以心灵为道德实体谈心性论……但《心灵超越与境界》一书并没有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而是继续有所前进，将“心灵”与“境界”联系起来进行多层思考与系统研究，并由此探求整个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具有开拓意义。
该书的研究是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的。作者在深入分析、解释历史原典和资料的同时，十分注重从基本精神等更深的层次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力求避免仅仅用西方某个人、某一派的哲学来分析和解释中国哲学，主要在以下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有新的进展：一、境界论与实体论的问题，说明中国哲学何以是极为重视心灵内在潜力及其创造功能，自我超越的境界论；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不是从“智能”出发，而是从“性情”出发确立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二、情感与理智的问题，说明中国哲学何以是情感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是体验型的，而不是认知型的。三、关于“形而上”的问题，说明中国心灵哲学既不是“超绝的心灵学”（牟宗三语），也不是“神学的心灵学”（康德语），而是“心灵学—形上学”的。四、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说明中国哲学不是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而是二者的统一。而且，对于真理的问题、境界的问题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尽量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为现代人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因而该书不仅是一部哲学史著作，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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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关于行政法治的几个问题
□林莉红
行政法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行政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依法行政。其根本问题是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政府与人民、民主与效率以及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的关系问题。在国家行政权力运行领域实行法治，是依法治国方略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核心。没有健全的行政法治，就谈不上依法治国，更谈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行政法治的基本内容是，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必须是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非行政机关和公务员须有法律上的授权方能行使行政职权；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必须依据法定程序；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建立一系列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司法监督等，从而保证行政管理始终如一地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自觉性。行政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公平、公正、公开、民主、效率的行政秩序，因而必须贯彻和体现职权法定、法律优先、法律保留、依法行政、职权与职责相统一等现代行政法的原则。
我国行政法治现代化与世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这一转变有一个持续地实现社会系统结构乃至政治、经济、法律各方面制度和思想观念现代化的过程，其中的法治现代化是一项重要内容。法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国家法律的公正、民主和效率性。这一点在行政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当代各国行政法顺应时代发展，强调政务民主、政务公开，体现出对公正、效率的追求和多样性、民主化的趋势，反映了多渠道救济和多形式监督的特点。如各国行政程序法特别是它所设立的听证制度，为公众提供了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和参与具体行政决定的机会，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某种信任与沟通精神。而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力行使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传统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以外，新的行政管理手段层出不穷，特别是体现所谓“软化行政”的诸项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的出现更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多样性的趋势。我国行政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在加强各领域行政管理立法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这些法律体现了公正、公开、民主、效率的发展趋势，但离法治现代化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建立行政法治的必要步骤
二战以后，特别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行政程序法典化运动在世界各国方兴未艾，不论是以成文法为特征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素以判例法为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都纷纷制定行政程序法典，以规范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程序。
行政实体法一般都是授予行政机关行政职权的法律规范，即使立法者主观上意欲制定限制行政职权的法律，但客观上也几乎成为授予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法律，因此仅靠行政实体法规范和行政主体自身的约束力，很难保证行政权的合法运作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必须制定一整套科学的程序规则，以规范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程序，从而使行政管理兼顾公平与效率。
尽管对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和意义已有共识，但人们对是否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仍有不同看法。从立法上看，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只是处于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倡议阶段，尚未正式提到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行政程序立法的有关问题复杂，涉及面广，理论和实践中都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研究。但依笔者来看，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既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防止行政腐败，又符合世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
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是行政法治的重要内容
对侵犯公民权利的行政行为是否实施救济及有关制度的完善程度，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初步建立起对违法行政行为实施监控与补救的较为完善的体系。行政救济一词在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中经常被提及，但将行政救济作为一个系统，对其基本理论的研究以及对行政救济现状进行的分析和总结却相当薄弱；不仅仅对违法行政行为，而是对所有行政行为实施监控与补救的行政救济制度亦尚未形成一个与行政行为相适应的完整的系统。
从权利救济的基本理论上看，现代权利救济理论已有非常明确的内容：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立法机关在授予权利的同时，应设置各种救济手段，使权利在受到侵犯时能凭借这些手段消除侵害，获得赔偿或补偿。因此，对行政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政救济制度的研究应当成为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
设立行政救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救济途径和救济方式与被救济行为相适应。现代社会随着行政管理领域的扩大，行政管理手段和方式日益复杂化，行政行为呈现多样性的趋势，因而亦需要有多样性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方式。如果说行政行为构成一个庞大系统的话，则行政救济亦应当形成一个相应的系统。并非一切行政行为都要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至今尚没有哪一个国家规定所有的行政行为都要接受司法审查，这不必要也不可能。目前有一个倾向就是强调司法审查对象的广泛性，似乎一提起对行政行为的监控和救济就要采用行政诉讼的途径及其所规范的方式。就我国现行立法与实际需要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确实应当扩大，行政诉讼也的确是监控和救济违法行政行为的一个极好的途径，但行政诉讼并不是对一切行政行为实施监控和救济的灵丹妙药。因为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权利并非只有违法行政行为一种，还有失当行政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合法行政行为也可能造成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而这些则不一定适合采用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因此，只有设置与失当行政行为、合法行政行为相适应的救济途径，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既要求行政机关提供积极、有效的服务和良好的福利，又要求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以及实施完备的法律救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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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章开沅强调学风应成为世风的先导
章开沅在《学风是世风的先导》一文中说，我国学术界主要的问题是抄袭、拼凑的现象日趋严重，忽视学术规范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一般书评都拉不开情面，肯定优点多而批评缺失少，甚至流于相互吹捧，近于低劣广告。学风是世风的反映，学风又应成为世风的先导。我国学术批评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以前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干扰太多，一说批评便想到批判，特别想到政治后果，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难以用平常心来对待这项不可缺少的工作。近些年，学术又受到商业大潮的影响，假冒伪劣现象在学术界日益泛滥。再加上职称评定政策和措施存在不完善之处，遂使许多年轻学者追求发表论著数量，而忽视保持谨严学风。一般人并非看不到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害怕断了别人的财路与晋升之路，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愿（或不敢）多事。
（摘自《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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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叶险明认为 走向“知识经济”不可操之过急
叶险明在《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范畴》一文中说，对于人口压力巨大、资源分布和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科技成果“转化”程度低、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的素质相对低下、社会生产总体上落后且又发展极不平衡的我国来说，走向“知识经济”应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走向“知识经济”既不是一种运动，更不是一种口号。一方面，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知识经济”观，认真地总结、汲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走向“知识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少付代价；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应以实现“两个转变”为切入点，切切实实地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培育和创造“知识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包括人文社会环境），而不要在给“知识经济”戴“高帽”上做文章。否则，走向“知识经济”只能是一时被炒得过热的口号。
（摘自《哲学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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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伍贻康、黄烨菁指出
“全球化”应特指经济全球化
伍贻康、黄烨菁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一文中说，“全球化”在近几年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政界和学术界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这反映了人们对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认识。抽象地谈论全球化，往往概念含混不清，宜慎用之；而具体谈论全球化，则出现所谓文化全球化，甚至生活方式全球化……这似有悖于世界多样性原则，这方面的趋同论导致所谓西方世界化或世界西方化之说，是对全球化的一种误解。现实发展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才是当代最新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和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它的影响所及已经关系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普通公民的切身利益，其冲击力和渗透力是无法阻挡和回避的。它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而且成为影响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根本因素。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