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送别萧乾
李景端
萧乾走了，走得这么突然，出人意料，令人悲痛。1月底我去美国，在京中转时同萧夫人文洁若通了电话，她告诉我萧老刚过了九十华诞，朱镕基总理特意送来了贺信，说他年轻时就爱读萧乾的作品。老文还说萧老心情很好……但万没想到，刚从美国回来，就传来萧老仙游的噩耗，顿时百感交集，伤感不已。
我认识萧乾时，他早已是声望如日中天的大作家，但是，从我同他交往的十年以来，我从未感受到他身上有什么“大名人”的派头和架子。萧老在新闻、写作、翻译等领域的成就与贡献，有目共睹，自然令人钦佩；而且我认为，他的人品、文德和谦逊的态度，同样值得人们称颂。这方面事例很多，谨略举一二以为证。
1994年在出版萧乾夫妇合译的《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时，在附录《乔伊斯大事记》中，起初原稿上列有“1987年金隄的《尤利西斯》节译本在天津出版。”审稿时我觉得当时金隄只译了三章，影响也不大，算不上“大事”，就把它删去了。文洁若认为我的考虑不无道理，但萧老坚持一定要保留，他说，不管金隄译了多少章，人家毕竟是较早接触和研究过《尤利西斯》，这是历史，对历史是不能抹煞的。说也有趣，为了此事，萧老夫妇还发生过一些小争执，最后我也被萧老说服，同意将金隄的节译本，仍作为“大事”而保留。金隄是沈从文的学生，论辈分当是萧乾的晚辈，但是至少从双方都在译《尤利西斯》这件事来看，萧老对金是很尊重和宽厚的。有一阵儿，金隄撰文，对萧老在译《尤利西斯》中个别地方因实在不懂，只好“猜译加注”这一点提出批评，对此，萧老毫不介意，说：“承认不懂是猜译，比不懂错译要强。金隄对我俩的译本提出批评，我欢迎；他若来我家，我会双手拥抱他。”后来有人在海外报纸上造谣说，萧文译本在许多地方是“参照”了金译本时，我曾建议萧老撰文摆出事实予以澄清，但他仅一笑置之，说五年中为译《尤利西斯》老两口做了近六万张卡片，写了上百封向国内外朋友请教的信足以说明问题了，何必去争什么长短。当他得知有人在译《尤利西斯》的第三个译本时，更高兴地写了《翻译无专利，同行非冤家》一文以示祝贺。可见萧老不仅从不“以名压人”，而且希望和鼓励后人能超过自己。这种高尚的文德，确是留给后人的榜样。
做学问如此，做人也是这样。萧老在“文革”中曾自杀被救，因此他常说自己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对名利更加淡薄无求。《尤利西斯》出版前，有人许诺出十万元想把该译稿挖走，但萧老夫妇不为所动，仍坚守信用，按千字三十五元这样的低标准给译林出版社出版，而且还把这笔稿费捐献给上海文史馆。译林版《尤利西斯》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之后，我提议请萧老夫妇在北京搞一次大型签名售书活动，他说“别去张罗再宣传我了”，只同意开个小型座谈会。1994年在法兰克福，台湾女作家龙应台问我，像萧乾这样的人物，怎么至今还让他住在那种陋房中？我说你误会了，政府多次安排萧老迁往大的住宅，是萧乾自己认为老两口够住了，谢绝搬迁。萧乾几次请我去他家吃便饭，人们也许很难相信，我常要买点卤菜带去，因为他的便饭实在太简单了……
萧乾走了，但他的文德和人品，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法宝
司徒伟智
上海《新闻报》如今一日三刊，滚动出版，新闻太多。这不就是一条!——面对企业困境，飞人机械总公司领导带头过“苦日子”，“苦”法之一是卖掉轿车，步行上下班。
对于习见的“一个厂子靠这几个钱救不了，少这几个钱死不了”之类，他们不以为然。四千人的大厂，全国最大的缝纫机企业，靠卖掉十余辆车换来百十万元钱，是救不了。但是他们的眼光却穿越过去，看到由此激发起员工凝聚力，唤起甘苦共尝的“自己人”效应，对于共渡难关少不了。
艾科卡在他那本出名的自传中，讲到当初拯救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其法宝竟何其相似乃尔。为了压下惊人的成本，“我率先将自己的年薪减至一美元”。这一减，意味着他老先生差不多就是白干。你愿为企业白干，大伙就愿跟你实干。瞧，随着这一声减，经理层纷纷减薪百分之十，员工群情振奋，自愿各有所减。接下来当然就“上下同心，其利断金”。
写“有难同当”这一章，艾科卡真是浓墨重彩。这自然缘于他的真情实感，前提则是他的身体力行。反观我们一些状况可忧的企业——忧这忧那，常常就忘了实可忧者其实还在疏淡了这个法宝。“共渡难关”是说说的，行的依然是脱离群众的特殊化，仍是什么“中午杯子转，晚上裙子转”。老百姓不怕吃苦，却不愿受骗。本来一厂之长，一店之首，自有影响他人的力量。然而领导者的影响力由权力性影响力与非权力性影响力两部分构成。两者结合得好，那么，对于被领导者的影响力便能深入人心。一个私心重、物欲炽的领导者，即使他可以在什么车间、店堂里手握权柄、颐指气使，下属中的大多数决计不会敬佩他。不要小看了“敬佩”，感性层次上的交融正为理性层次上的沟通铺平了道路。
应当从更宽广的角度理解人家的法宝，切忌简单化，大可不必都来裁车啦、减薪啦，如此这般。重要的是提高领导者的信誉，而信誉的基础是素质。我们有些地方，同样的话语，甚至依据同一个口径作的宣传报告，何以在甲则应者云集、不胫而走，在乙则应者寥寥、信疑参半？盖在于底气不同，可信度大异。心理学家哈夫兰特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由两个人分别向两个测试组讲授同样的新观点，却说第一组的讲授者是德识俱佳的专家，第二组是普通人讲授。结果前一组信从的比例为后一组的三倍。可见宣传者个人素质之至关紧要。
曾几何时，凭“法宝”垫底，艾科卡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措施便一路顺风，他的成功震惊了欧美。
上海的飞人公司也很成功了，报道说去年创汇一千万美元，产销量双双超过一百万台，资金回笼率达百分之一百一十，公司重获新生。
第12版(副刊)
专栏：多味斋
庖厨一梦
冯亦代
要我写一篇做菜和烧成佳肴整套工艺的文章，明言必须定期交稿，不许借故推诿；正如一道军令，不敢有违。这可苦了我这位只知在食堂排队加塞儿图饱口福，而又恪遵孔老夫子“远庖厨”遗训的“君子”了。我搜索枯肠甚至开眼等天亮，折腾了几天几宵，居然想到了当年在沙洋干校靠剖鱼刮鳞骗吃鱼头的荒诞剧。
干校坐落在汉江边，不远处还有个大水库，盛产大鱼，每尾差不多有一米长，别的干校早已列为打牙祭的美味，可我们干校食堂却未引入菜谱，吃了几次比猫鱼略大的小鱼，从此绝踪。因此招来了纷至沓来的怨忿。管理食堂的头头，听到了众口的意见后，面露难色，期期艾艾地说所以不吃鱼，因为伙房里自从会收拾鱼的人回了北京，虽然继续做过一次鱼，红烧之后，颜色漂亮，上口却苦腥得厉害，所以再也不敢造次。只要有懂行的人收拾，供应就不成问题，大有愿贴招贤榜的架势。
我那时正以莫须有的“二流堂黑干将”以及“美蒋特务”的身份，在干校里成为“打倒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的戴罪之身，在监督劳动改造。即使年已半百，仍须每日上下午推拉二百多公斤重的拾粪车来回往返，以图重新做人。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是个爱吃鱼的饕餮之徒，既不举贤，而我也不敢斗胆作毛遂自荐，不想有一天忽然连部派我去伙房帮厨，一听此令，心里顿时打鼓。我想我自然不会在自己的档案里夸口说擅长烹调，也未见得有人大义凛然，说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改告了我的密。于是我只能说我去帮厨不合适，因为我是……；矮个子连长当下训斥道，要你去就去，有什么讨价还价！我只能硬着头皮去报到。想不到伙房头儿派我去剖鱼刮鳞，只在吃鱼的日子要我去帮工，平日不必“有劳大驾”。
原来如此！当下我就把鱼肚剖开，去鳃并挖去内脏，小心摘掉鱼苦胆，刮尽鱼鳞，冲洗干净，我的帮厨工作，就此告竣。我做这些的时候，有一位革命干部在旁看着，起初还以为他是来监督的，但看他虚心问这问那，并称是来学习收拾鱼的手艺的，我当然不敢怠慢，把收拾鱼说得比造原子弹还要玄乎其玄。这样我帮厨一次便剖杀大鱼一尾，并恩准买半个大鱼头佐餐。不久，天气入冬，水库上了冻，不能再买鱼了。到了这年11月将尽，北京传来命令，干校撤销，留校的干部和家属便浩浩荡荡回北京；干校的建筑交给了原来的劳改农场。我原来以为下半辈子要有老死异乡的恶运，便一风吹散，跟着回京，真是“来是无言去绝踪”，与干校永远“拜拜”了。
回到北京，糊里糊涂，我又成了“革命干部”，等到郑安娜也由咸阳儿子处归来，我们就住进三不老宿舍的“听风楼”里，一直到她脑出血去世。她在农村患急性青光眼，必须立即到西安就医，但等了一个月多，她的假条才由干校的官老爷批准，等到去西安军医大求治，大夫说左眼已盲，只能设法保住右眼，但能否成功，还无法确定。以后回到北京，单位领导还要她去担任培养新干部的英语工作，被我顶了回去。因为安娜眼疾很重，已不比从前。
我们不得不请了位钟点工，帮我们做饭、洗大件衣服和搞卫生等。她不会做鱼，我便自己去买了，由安娜动嘴指挥，我动手一一照办，合作完成。以后女儿要生孩子回家待产，我们才请了做整日的阿姨。这是位管家的老手，便用不着我插手烧鱼了。直到安娜去世，我搬到女儿的同一宿舍，老阿姨也跟着过来。我也从此“远了庖厨”，成了真正的“君子”。安娜教给我的烧鱼功夫，因为久不使用，加之人入老境，记忆力日益退化，这“冯家鱼”便成了绝响，只能为我自吹自擂，做了谈资撑门面了。
至于制作工艺，只记得要买活鱼，收拾得要干净，要说如何入锅做成佳肴，就说不清道不明了。只等我驾返天国，重逢安娜问个明白，再托梦以告，眼下只能存疑，还请读者朋友多多包涵，实为万幸。
第12版(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音乐中的海鸥
李辉
第一次见到卡尔松先生是去年年初在北京的一家湖南菜馆。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友善，和蔼，还有点儿幽默。他是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即瑞典国家交响乐团）的团长和艺术总监，他到中国来是考察北京和上海的音乐市场，为乐团今年到北京、上海两地的演出作准备。
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吃湖南菜，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要想把中国菜的一些特点向外国人说个明白，真有些困难。卡尔松先生对每道湖南菜几乎都要问一问，这就让我颇费心思了。席间要了一条蛇，蛇胆、蛇血都倒上白酒让大家尝一尝。我说中国有个说法，蛇胆清火明目，蛇血防毒。明目这个说法似乎不难理解，我一说完，卡尔松先生便笑着说：“早知这样，多喝蛇胆，我也就不用戴眼镜了。”可是，怎样把“清火”说清楚可让我为难了。外国人没有中医的这一概念，而我对这一概念表述的是什么病症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说中国是说肚子里有火，但用中文、用英文，我都说不明白。火是什么，又怎么在肚子里？他微笑着看着我，觉得这一定是个很艰深的学问。到了儿，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理解的。
他对湘泉酒瓶的造型和酒赞不绝口，我说这是我所熟悉的中国画家黄永玉设计的，他的兴趣就更浓了。饭后，他特地多买了一瓶带回瑞典。他说他们家里有个习惯，每年仲夏节都汇聚到他的岳母家中，每个儿女都要带上一种酒，大家对酒和酒瓶进行评点，看哪一种最特别、最怪。他举着湘泉酒瓶笑着说，他一定会得第一。
“你得了第一吗？”几个月后我到瑞典访问再次见到卡尔松先生，首先就这样问他。他笑笑，颇为得意地回答：“当然第一。”他的微笑在他的音乐剧院里显得更为活泼、灿烂。
活泼灿烂的是8月的阳光。8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阳光与云朵的变换，最为美妙。我发现，美丽阳光下，瑞典人脸上的表情也似乎比我上次所见要丰富得多。灿烂的阳光似乎一下子让瑞典人的性情变了一个样。走在街头，走在海边，到处可以听到朗朗笑声，随时会有人微笑着与你打招呼。看来，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天之后，他们愿意尽兴地享受难得的两三个月的和煦阳光。他们笑，他们洒脱地在马路边的酒吧里狂饮。那阵势，颇像儿时在家乡街头所见春节闹市的景象。这与我几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典时的印象完全不同。
喜爱微笑的卡尔松，在这样的氛围里显得格外和谐，他所领导的乐团也成了这座城市灿烂阳光的一部分。我在听完他们的第一场音乐会后，曾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昨天晚上，看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出。总的印象我想到了一个题目：活泼的阳光。”
几天来明媚热烈的阳光，似是将整个哥德堡都照得活泼起来。从音乐厅的团长，到音乐会上指挥的表演、乐队的演奏、观众的轻松，无不如同阳光一样跳跃活泼。
团长喜欢微笑。看完演出，如果再见到他，我会这样说上一句：演出风格就像你的微笑。
下半场演出曲目为施特劳斯父子的圆舞曲。乐队不时穿插一些小动作，引起全场笑声。这次来哥德堡，的确感觉与上次印象大大不同，人活泼多了。
不过，音乐会与阳光的交融最为生动的一次，是交响乐团举办的另一场露天音乐会。音乐会地点就在音乐剧院门口的海神像广场上。整个下午，都在下雨，卡尔松和乐团都为演出能否如期进行而焦虑。我和朋友白天在郊区游玩，冒着大雨赶回来，心里也不免担忧。我们赶到会场时，虽然大雨已停，但天空还是阴云密布。
距开演还有几分钟时，阳光——人们盼望的阳光——突然穿过云层照射下来。十分凑巧，几束明亮灿烂的阳光，正好照在舞台后面淡黄色的博物馆屋顶上，把舞台映衬得颇为壮观。整个乐团和所有观众都惊奇万分，发出一阵欢呼。主持人激动地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大家为阳光而鼓掌！随即一阵热烈的掌声，飞向屋顶和天空的阳光。
交响乐团演出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祭》和格鲁克的《奥菲欧与尤丽狄西》片断。美妙的场面在演出格鲁克的音乐时出现了。
来自挪威的著名长笛演奏家正在演奏长笛，这时，几只海鸥在舞台广场上空盘旋，不时发出清脆的啼叫，正好与长笛的悠扬婉转相互辉映，有一种特殊的背景音乐效果。听众都感到兴奋和新奇。每个人脸上都绽开了笑容。我站在海神像下面的台基上，瞩目海鸥渐渐远去。阳光，音乐，海鸥，听着这种特殊的人与自然交融无间的音乐，看着这样的场景，我的确有一种美妙无比的与音乐有关却又超越音乐本身的感觉。
音乐本来就应是一种轻松的微笑，一种阳光。
这几天，卡尔松先生带领着他的乐团，终于来到了中国，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几场不同风格的音乐会，包括ABBA金曲演唱会。我相信，中国听众会热情期待他们的演出。
当然，我想再见到卡尔松团长的微笑。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
报春图（中国画）
姜林和
第12版(副刊)
专栏：东风第一枝
走近雷锋
向贤彪
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的雷锋纪念馆，是我久已向往的地方。一场瑞雪过后，我踏着积雪，迎着朝霞，来这里寻觅雷锋的足迹，从那些听了成百上千遍的雷锋故事中再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心灵的升华。
脚步轻轻，我依次走过每一个展室。在第二展室雷锋读过的部分书籍和书写的部分日记、信件的陈列柜前，我停下了脚步，仔细地数数雷锋读过的书，有革命导师的著作、英雄人物的故事、文学和历史书籍、科技书籍等等，好几十种；再看雷锋的日记和信件，其中所引用的成语典故就达上百条，不仅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墨、法等显学思想，而且还有历史、神话、科学、诗歌、小说等方方面面的文化知识。如“沧海一粟”，“百炼成钢”，“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许多言简意赅的箴言名句，都被雷锋引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而许多他自己提炼总结的，如“活着，就是为了别人过得更美好”、“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等极富特色的个性语言，又充分表达了雷锋的人生哲学。
透过雷锋广泛的阅历和富有哲理的日记诗文，我们仿佛走进了他无比宽阔和厚实的内心世界，正是那些人类优秀文化的精髓，如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滋润着雷锋的心田。
“亲爱的观众同志，当你们从各个展柜走过，发现雷锋有什么爱好吗？”“雷锋叔叔喜欢照相，而且许多照片都是微笑的。”随着一位扎着牛角辫的小姑娘的回答，讲解员满意地点点头。是的，雷锋太喜欢照相了，在县委当公务员有照相，在鞍山开拖拉机时有照相，穿上军装来到部队后，他的照片几乎涉及学习、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正因为雷锋生前喜欢照相，才留下了这上百幅珍贵的历史镜头，使我们能够看到展现雷锋各个方面风采的真实形象。
雷锋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人，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乐趣的人。他把照相作为一种人生的记载，无论是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还是勤奋工作获得荣誉，无论是岁序更替，还是遇到具有纪念意义的事，雷锋都忘不了留下珍贵的纪念，而且总是以微笑定格美好的生活。
在雷锋纪念馆最后一个展厅里，我们看到了雷锋走向世界的身影———在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雷锋的画像与世界各国著名人物挂在一起；日本有专门研究雷锋的学会，他们从“人类社会生存价值”的角度来论述雷锋属于全人类；在法国、巴西、荷兰等国，相继成立了“老年雷锋协会”、“学雷锋基金会”等。翻开那一本本厚重的参观留言簿，来自五大洲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观众，都深情地表达了一个心愿：雷锋属于全人类，雷锋属于全世界！
第12版(副刊)
专栏：五味谭
哈腰累，点头也累
舒婷
归国之前问朋友，德国有什么好东西可买？德国刀具是很有名，可是乘飞机过海关颇费周折。再有就是“奔驰”或“宝马”小轿车？嘿，想都不敢想！啊，对了，德国皮衣不算太贵，质量和款式自然亦步亦趋于欧洲新潮。
福建老乡王博士在柏林任教几年后，将回国就职于北京某名牌大学。他咬咬牙给自己买了一件柔软轻便的高档皮衣。赴北京联络手续时，匆忙把一卷材料塞进口袋，结果把皮衣口袋撑裂了。两周后回到柏林，他把皮衣及发票送到商店，售货员二话没说把钱退了，还一再道歉。
而今国内也提“顾客即上帝”的口号，甚至有了消费者协会和投诉电话。不知道有多少人懂得使用自己的合法权益？反正我从未尝试过。脸皮薄，怕麻烦，还怕找气受。在华联商厦买了一条双人电热毯，一边凉一边热，挠挠脑袋把毯子横着铺，脚丫子暖哄哄，身上却是凉飕飕的。便安慰自己，这样更有利于健康。衣服鞋子买了不合意，送妹妹送侄女送朋友，于是皆大欢喜。买了一斤活虾回家，阿姨告诉我分量不足，顶多八两重，要拿去称称看。我赶紧拦住，问：鲜吗？鲜。大不大？大。那就行了。如果称过，心里懊丧，再鲜再大的虾还有什么味道？
慢慢体会到，做“上帝”也是有难度的。
逛服装店本是一种情趣，是女人们乐此不疲的休闲节目。除了个别名牌店，才可保持消消停停的购物品位。如果有勇气跨进沿街那些个体服装店，就完全丧失了主动权，立刻被试穿，被出价，被恭维得像一代名模。如果你还有勇气拒绝，从背后传来的故意放大的刻薄话，会让你恨不得落荒而逃。
更有那些路边小吃店，雇了些乡下姑娘当跑堂，直侵略到店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个赛一个的大嗓门，当街拉拉扯扯，乃至勾肩挽胳膊，已接近劫持，让人想到捕鼠机。从广告里看到那些新开张的大酒店，红地毯两边列了一二十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去吃饭的顾客是不是隆重得像是参加一场选美，而不再计较菜肴是否物美价廉？
真正“秀色可餐”呀。
厦门的公共交通设施与服务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一向很引为自豪。然而车子一开动，醍醐灌顶就是一长篇演讲词：“本车，无人售票车，上车请自动投币，每人一元，不找零钱。月票请刷卡。车子转弯，请拉好扶手，下一站湖滨南路，有下车的旅客请向中门移动……”站站如此。有次去郊区，共乘二十余站，下车头痛欲裂，耳边嗡嗡响着：本车，无人售票车……
国外那些地铁或公共汽车里，人们不是闭目养神，就是随身带着书报阅读，即使交谈，也是悄声低语。报站时只是简洁的××站到了，下一站××站而已，决不会演变成这样一篇抑扬顿挫的朗诵诗。
服务太过就像聒噪不休的主人让客人心烦意乱。
曾在一家大饭店开了八天的马拉松会议。每日三餐，都有四名礼仪小姐站在门前鞠躬说“欢迎光临”，走时收了餐券又鞠躬道：“谢谢，请走好。”我还没做惯如此“上帝”，能对凡间的尊严和礼节熟视无睹，开始还答之“不必客气”，后来只是点点头。再后来朋友请吃饭即欣然出走，连会也不开了。
亲切，友善的服务并不等于卑躬屈节，在民主社会里。
因此，即使年轻姑娘们的腰肢像杨柳不知疲倦，而我的颈脖经过如此修炼，弹簧似的伸缩自如，我还是觉得累。
第12版(副刊)
专栏：
鹤归（摄影） 王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