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研究扫描
国际关系研究前瞻
王逸舟
冷战已成为历史，世界在急剧变化，21世纪即将到来。面对新的形势，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探索和酝酿着新的研究重点。在笔者看来，下面几个方面的研究也许需要更大的关注与投入。
（一）全球化进程的利与弊
在中国，全球化研究始于90年代初。开始时，人们谈论较多的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尤其是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给各国各民族带来的好处和积极影响。随着近几年问题一面的凸显，特别是由于近一时期由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的加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止是学者）认识到：第一，全球化既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对接受者来说利与弊兼而有之。例如，金融和货币领域的自由化措施，既可以增强各国吸收外资、打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也可能增大各国、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国际投机资本打击，甚至诱发国内社会经济动荡的风险。第二，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尽管它确实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内容之一，但又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经济进程，而是包含着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种成分，近年来它向世人更充分地展示了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复杂后果。第三，各国发展的经济起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时，不能不有各自不同的战略考虑及政策取舍。第四，尤其重要的是，就我们自身而言，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哪怕单单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人口及幅员大国，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必须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问题。这样，我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面临的挑战就应运而生：为什么说全球化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不介入行不行？面对全球化的所谓“大势”，我们怎样选择、又何以“创造性”地进入？什么样的“进入”才既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又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进步？这种“创造性”如何量力而行，有理有利有节？
（二）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事务中一个愈来愈明显的现象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国际规范对于约束各国行为变得更加有力，国家关系及国际交往中更多采取了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针。应当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增大的结果。这里谈论的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其实是一些相当宽泛的概念，覆盖着众多的领域和问题。如果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在后冷战时期的增强，只不过是旧的两极体制瓦解的一种反映，那这种趋势当然值得欢迎、值得推动，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它同时也给新局面下的各国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就那些成文的公约或多边协议而言，人们会问：是谁制定了这些制度、规范与合作方式？其间是否包含着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国际力量格局的旧的特征？是否公正、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仍然符合及适应新世纪到来时的时代变化？当现实中国际制度与规范出现问题时，比如说某些国际组织对民族国家的干涉超越了一定限度，或者，某些国际约束严重妨碍了各国政府行使主权的时候，自然会有更多的疑问与反诘出现。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有同也有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有维护主权、捍卫发展权的重大利害关系；然而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也在相应增加，这次我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就是一个突出事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同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有的国际合作？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如何思考新形势下主权的实现形式和各种途径？在承认某些国际规则的同时如何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必要的平衡？哪些国际规则仍有进步意义，哪些不够合理、公正？哪些属于我们暂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角度讲必须遵守，哪些属于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但今后要逐渐加以改造的对象？
（三）国际社会与国际道义问题
在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时，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世纪都更看重国际社会的群体价值及其道义标准；联合国安理会日益增多的维和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强化的干涉措施，以及全球范围的生态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加上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工具的作用，都一再提醒世人，国际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已越来越不容忽视，各国不得不重视某些共同的道义尺度。然而，另一方面，旧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相反，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它们仍然无视一些公认的国际准则而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或者改头换面地以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名义出现，从而使国际道义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衡量，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都有理由更多地关注这一困惑，尽自己的努力作出回答。依笔者管见，这方面有三个一般性的问题需要研讨：第一，所谓的“霸道”与“王道”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霸道”之后才有“王道”，还是“霸道”混杂于“王道”之中，甚或说“王道”只有通过“霸道”方能体现？第二，国际道义的源泉来自何处？是源于康德所说的“人类向善的本能”，还是国际上无数历史经验教训的积淀？第三，国际社会的实质何在、发展趋势又如何，其价值观靠什么建立？它是一个先验的东西，还是表现为演进、变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还需要联系我们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探讨与国际社会及其道义相关的战略策略问题，例如：如何认识国际社会及其道义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不同时代的各自性质？中国对于建设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人类新世纪，应当有什么样的新贡献？在保障本国发展的第一位需要与改造旧的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间，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取舍余地？在新的世纪里，占当今人类1／5的中国人，如何使中国政府参与创立并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加充实和发扬光大？
（四）国际安全的新形势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像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福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
不过，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此外，目前仍未止息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只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建立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国家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社会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当然，不能否认，少数军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真正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地位。这种消极现象，亦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
（五）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
纵观当今世界，变革与发展决不只是所谓“转型中国家”的事，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国家（包括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在冷战结束之后，无不在根据变化着的环境和任务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包括内政和外交两方面），无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作各种谋划及准备。就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点而言，进行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并从中获得借鉴启示，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从理论上讲，外交的转型并不是当代独有的现象，它发生在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所有阶段上。然而，在当代条件下，确有一些独特的新内容新趋势，值得跟踪研究。例如，人们不仅在最近半个世纪里，观察到了世界由“战争与革命”朝“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化，而且更在最近的几年内，目睹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及科技的一体化趋势、全球政治与理念的多极化趋势等历史性事件，所有这些当代史实都不可避免地给各国新时期的外交留下深刻的印记，并且对于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发生久远的影响。因此，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要客观而充分地记录历史，认真汲取正在流逝中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一定的战略思考和前瞻性说明；它可以告诉人们，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比较，为什么更加专业化、“与国际接轨”的外交是必需的，为什么外交工作不能不变得更加多层次多渠道，为什么外交决策过程有可能更加立体化和科学化，为什么国家的整个对外政策既服务于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又同时受制于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贸易的或其他经济技术的手段比传统的武力方式更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什么国家间的利益和矛盾很难用一个尺度权衡及应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我们能够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能够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说必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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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由来及教训
姜时学
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了一场由墨西哥货币比索贬值引发的金融危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这是“新兴市场时代”出现后的第一次大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对世界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实际影响要比危机初期人们预料的小得多，但它的教训却是深刻的。
“导火线”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财政部长塞拉突然宣布：比索兑美元汇率的浮动范围扩大到15％。这意味着比索贬值。政府的初衷是将汇率从3．46比索兑1美元贬为4比索、尔后再贬为4．5比索兑1美元。然而，由于人们纷纷抢购美元，两天后，墨西哥政府被迫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与此同时，外资纷纷逃离墨西哥。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从12月19日的110亿美元降低到22日的60亿美元。至1995年1月初，比索已贬值30％，股市下跌了50％。一场世人瞩目的金融危机爆发了。
根源
显而易见，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比索贬值。而塞迪略政府之所以在上台后不久就诉诸贬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汇储备不断减少，无法继续支撑3．46比索兑1美元的汇率。那么，墨西哥为什么会面临外汇储备不足的困境呢？
萨利纳斯上台后，政府将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即把比索钉住美元）。以汇率钉住为核心的反通货膨胀计划虽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但是，由于本国货币贬值的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币值高估在所难免，从而会削弱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据估计，如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比索的币值高估了20％。此外，这样的反通货膨胀计划还产生了消费热，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在进口急剧增加的同时，墨西哥的出口却增长乏力。在1989—1994年期间，出口增长了2．7倍，而进口增长了3．4倍。结果，1989年，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为41亿美元，1994年已扩大到289亿美元。从理论上说，只要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能保持相应的盈余，那么经常项目即使出现较大的赤字，也并不说明国民经济已面临危机。问题的关键是，使资本项目保持盈余的外资不应该是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而墨西哥用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资本项目盈余却正是这种资本。80年代末，每年流入墨西哥的间接投资净额为50亿美元左右，而至1993年，这种外资的净流入量已近300亿美元。据估计，在1990—1994年，间接投资在流入墨西哥的外资总额中的比重高达2／3。
为了稳定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政府除了表示坚持比索不贬值以外，还用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取代一种与比索挂钩的短期债券。结果，外国投资者大量卖出与比索挂钩的短期债券，购买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墨西哥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已高达300亿美元，其中1995年上半年到期的就有167．6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则只有数十亿美元。事实表明，墨西哥政府用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来稳定外国投资者信心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这种债券固然在短时间内达到了目的，使200多亿美元的短期外资留在国内，但由此而来的风险更大，因为比索价值的下跌，不管其幅度大小，都会降低间接投资的利润，从而加剧资本外流，也使短期债券市场面临更大的动荡。因此，到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政府已处于一种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一方面，无法摆脱对外国间接投资和短期国债的依赖；另一方面，这两种资金来源使墨西哥经济愈益脆弱，政府的回旋余地不断缩小，而金融投机者的影响力则持续增加。当政府宣布比索贬值后，金融投机者便大量抛售短期国债。
所以说，外汇储备的减少、比索的贬值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用投机性强、流动性大的短期外国资本弥补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则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教训
作为“新兴市场时代”出现后的第一次大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除必须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外，下面两条也是值得吸取的教训。
首先，要正确把握实现金融自由化的速度。墨西哥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形成和爆发：（1）银行私有化后，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建立起正规的信贷监督机构，银行向私人非金融企业提供的信贷大量增加。1988年，这种银行信贷相当于GDP的比重仅为10％，1994年已提高到40％以上。坏账的比重也不断上升。（2）1989年取消资本管制后，包括投机性短期资本在内的外资大量涌入墨西哥，仅在1990—1993年就有910亿美元，占同期流入拉美地区外资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些外资在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同时，也提高了比索的币值，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墨西哥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使经常项目赤字更难得到控制。因此，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尚不完善、对国际资本的流动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适当控制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速度。
其次，必须慎重对待经常项目赤字。萨利纳斯政府始终认为，只要墨西哥有能力吸引外国资本，经常项目赤字不论多大，都不会产生风险。它还认为，如果外资流入量减少，国内投资就会随之萎缩，进口也会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就自然而然地下降。所以，萨利纳斯政府对经常项目赤字持一种听之任之、顺其发展的态度。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大量外资的流入有可能提高本国货币的币值。第二，只有在外资被用于生产性目的时，资本流入量的减少才能影响国内投资的规模，进而达到压缩进口的目的，使经常项目状况得到改善。第三，在墨西哥，大量外资被用于进口消费品（包括奢侈性消费品）。消费的性质决定了这样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虽然用于进口消费品的外资减少了，但其他形式的资金会取而代之。因此，外资流入量的减少并非永远能够控制经常项目赤字。第四，即使外资被用于生产性目的，其流入量的减少也会对所投资的工程带来不容忽视的副作用。投资者或以更高的代价筹措其他形式的资金，或推迟工程的完工日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S·爱德华兹认为，经常项目赤字不应该长期超过占国内生产总值3％这一限度。而墨西哥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经常项目赤字已达29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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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
□段若鹏
前不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管理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市朝阳区政府等单位在京共同举办了“中小企业面向市场求发展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结合现场考察朝阳区的中小企业，深入研讨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
与会者认为，扩大就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从“发展是硬道理”的角度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起码得保证基本的就业，否则不要说发展，就是生存也难以维持。从扩大内需的角度说，真正的扩大内需实质是扩大就业，只有扩大就业，才能一方面扩大投资，另一方面扩大消费；一方面扩大生产消费，另一方面扩大生活消费。而发展中小企业，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美、日、欧解决就业问题无一不重视和依赖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我国的具体国情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困难主要表现为人口多、年新增人口多和年新增劳动力多，加上近年来下岗职工多，因而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更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在当前，尤其要鼓励、引导作为个体和私营经济的中小企业，使之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它们在增加就业中的作用，以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全面扩大就业。
但是，在强调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来扩大就业的过程中，需要澄清以下几个认识误区：第一，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不是说大企业不重要，不需要发展，而是说仅仅靠或主要靠发展大企业是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永远不可缺少。与国外大企业、大跨国公司相比，我国大企业的问题是不大不强。因此，在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同时，不能放松发展大企业。第二，发展作为个体和私营经济的中小企业，不是说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不重要，不需要发展，而是说仅仅靠发展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同样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是我国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须臾不可缺少。因此，在大力发展作为个体和私营经济的中小企业的同时，不能忽视发展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第三，不能把发展中小企业与发展知识经济对立起来。发展知识经济不等于发展大企业。知识经济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要求与制约是一致的，差别仅仅在程度上。当前，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不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必须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重视技术创新，除此没有第二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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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比较法研究》
李清伟
沈宗灵教授所著《比较法研究》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对比较法的综合性基础研究，即对当代主要法系、法律制度的宏观比较研究。
《比较法研究》是作者在1987年版《比较法总论》的基础上写成的。本书之所以对《比较法总论》予以增补，是因为自该书出版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变化，如欧盟的出现、前苏联的解体、德国的统一和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等，这些事件都给比较法提出了新的课题。比如，对欧洲联盟的法律予以关注是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欧盟的法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法律，而在我国法学的各个学科中，对这种法律的研究很少；第二，这种法律与比较法学的关系比较密切，它应当成为我国比较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样，本书就美国法律对民法法系的影响所作的论述，也是出于西方国家法律在理智上的领导地位经历了显见的变化。从法国法主导向德国法主导的变化曾经给世界法律科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美国法律自身的多样性及其实用主义特质，以及许多法学家向美国流动，使得美国法律和法学逐渐取得这种理智上的主导地位，并广泛影响其他西方国家。这些都给比较法研究提供了契机。
比较法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和借鉴国外法律制度和学说，了解西方法律发展的脉络，对于完善国内立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比较法总论》对人们了解比较法在国外的发展状况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密切关注比较法学发展的新动向，及时吸收比较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把比较法研究与国内法律制度的发展相结合，把比较法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写就的《比较法研究》，对于比较法学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对于人们了解比较法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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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府间财政关系经济学》
□陈共
政府间财政关系如支出划分、税收划分和转移支付等，无一不涉及诸如宏观经济稳定、经济效率、财政公平、地区均衡发展等重大的国家政策目标。近年来，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相适应，我国理论界对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张志华和王雍君合著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经济学》一书，就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该书在阐述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三个支柱（政府间支出划分、政府间课税权划分、政府间转移支付）之外，还深入探讨了政府间公平补偿、辖区间税务输出、辖区间财政竞争和财政移民等问题。此外，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其职能包括六个方面，即界定和保护产权，提供公共产品，管理宏观经济，促进公平分配，建立社会安全网，协助克服市场失效。这一切，都体现了作者理论探索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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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研讨会召开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共同主办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国际经济合作、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要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制定和推进其他政策的基本前提。会议认为，尽管有许多困难，中国的经济前景依然是美好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吴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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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杨振宁》
刘戟锋
高策同志所著《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杨振宁》，已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作者首先为人们描述的是一个物理学的理念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杨振宁思想自由驰骋的空间。从世纪性的理论杨—米尔斯规范场的诞生，到统计力学中杨振宁—李政道相变理论、贝特假设、杨—巴克斯特方程等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再到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这一发现最终为杨振宁、李政道铺平了获得诺贝尔奖之路。杨振宁所构建的物理学大厦，已与牛顿力学大厦、麦克斯韦电磁学大厦、爱因斯坦相对论大厦并称于世。诚如美利坚哲学学会在授予杨振宁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时所评价的：“杨振宁教授是自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出类拔萃的设计师。”
作者还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物理学领域的人物世界。作为一个华人，杨振宁的成长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吴大猷、王竹溪的精心栽培，同时也离不开西方科学的哺育，有费米、泰勒等物理学泰斗的悉心指导，而在科学的独立研究与合作共处、理论偏好与道路选择的过程中，也会留下拓荒者不同凡响的佳话与憾事：这里有引起20世纪物理学强烈地震的奥本海默——泰勒之争；也有杨振宁与李政道杰出的互补与分道扬镳。通过对这些大师级人物相互交流、相互评价以及内心世界活动的了解，也许更有助于人们把握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与风格、良心与自律。
本书的记述使我们看到，杨振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保持纯真良知的社会活动家，他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教育的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